中国农学哲理的现代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学论文,中国论文,哲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农学从整体的“气”去把握作物生长过程，体现着朴素整体观的哲理，与中医一样充满了辩证法。而西方现代农学则从因素分析着手推动农业的进步，其技术特征是单项因子的控制，机械分析论色彩明显。中国现代农学应确立系统综合的哲理观与方法论，取中西之长，依靠传统农学的优性延续和合理的现代无机投入，使我国农业有更大的负荷能力和良好的生态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另一方面，我国农业承受着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农业生产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我国目前的农业而论，由于国情，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不能“全盘西化”，因此，有选择地使用现代无机投入和实行传统农学的优性延续（而不是劣性延续）就成为必由之路。因此，探讨中国传统农学的理性特征，正确认识现代农业的无机投入，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学哲理的现实选择有一定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农学的朴素整体观
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相比较，中国古代的哲学独具一格。从先秦到明清，围绕“天人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大辩论，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自然观、天人观思想。这对中国传统农业和农学的发展有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中国传统农业不仅始终受到“重农政策”的保护，而且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思想广泛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实践和理论之中。
与古代的西方人不同，我国先农喜欢在农业中寻找哲理，而不仅仅把农业看成是一种技艺。中国传统农学追求尽善尽美和中庸，与中医学一样体现着朴素整体观。中国传统农学从整体的“气”去把握作物生产过程，“气”既是传统农学的物质观，又是其功能观。“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阴阳一有愆忒，则四序乱而不能生成万物，寒暑一失代谢，即气候差不能运转一气。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可不知耶？”〔1〕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而阴阳五行说中的对立统一思想， 则一直为我国古代农家所脉承。
周代时，人们已用两种不同的阴气和阳气来解释四季的变化和万物的繁茂与凋衰。他们认为，在冬去春来之际，气从地下向地上蒸发，万物便出苗生长；如果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便不能茁壮生长。阴气的性质是沉滞下降的，阳气的性质是蒸发向上的，这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就风调雨顺，否则就要发生灾难。
汉代农学著作《汜胜之书》就运用阴阳变化的思想来把握耕作时机，认为“春解冻，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阳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南宋农学家陈pǔ（原字为甫下加方）也曾指出在农业生产中，只有“顺天时地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才能“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矣”。
明代马一龙的《农说》，是系统地用“阴阳说”阐述农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农说》中说：“阳主发生，阴主敛息，物之生息，随气升降。”这样就把生物发生和敛息的根本原因，纳入阴阳二气的体系之中。由于阳主发生，所以“繁殖之道，唯欲阳含土中运而不息”；由于阴主敛息，所以就要“阴乘其外，谨毖而不出”。这就是说，要使农作物生长发育良好，就必须使光、热等物理因素与水、肥等土壤因素，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农说》认为，“天地之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在农业生产措施上必须采取“损有余，弥不足”的办法，对于“亢而过泄者”，要采取“水夺”的办法，对于“敛而固结者”，要采取“火攻”的办法。水火协调阴阳相济，是马一龙农学理论的核心。
五行说在战国时已盛行，并应用于各方面，对于人们认识农业生产中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认识“土宜”、“时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清代杨氏的《知本提纲》一书，是用“阴阳五行”说阐述农学原理的典型文献。
《知本提纲》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均由阴阳著体，尽为五行变迁”。杨氏的“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而是天、地、水、火、气。在阐述农业生产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时，《知本提纲》认为，天和地等客观因素，只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水和火等“造物之才”。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水”理解为水和肥等土壤因素；把“火”理解为光和热等物理因素。这些农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并不总是“调燮不偏”的。因此，人们必须在“参天地”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认识和掌握客观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采取“和水火”的方法，“损其有余，益其不足”，做到“阴阳交济、五行合和”，也就是使水、肥、气、热等条件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物类繁昌”，保证农作物生长发育良好，达到农业丰收。显然，这些论述都是以理学的哲理解释农业生产经验，有些地方不免差强人意，但它能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还是难能可贵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对我国传统农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历代农学家都强调按天时、地利变化规律以及农业生产规律办事，强调“人力”的作用，提倡集约经营的营农思想；《淮南子·齐俗训》中提出的“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阐发了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营农思想；马一龙《农说》关于“知天之时，识地之宜”，“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阐发了趋利避害的营农思想；贾思勰提出的“凡人家营田，须量已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和陈pǔ（原字为甫下加方）提出的“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唯期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阐发了量力而行的营农思想。这些重要的农学思想，必然在农业生产措施上表现为土地的充分利用和精细加工，对栽培技术的讲究，对培肥地力的重视等等，这样就促进了精耕细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久而久之，也就促成了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农学强调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的统一，这虽然不是一种富于斗争精神和进攻性的哲理观，但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农学的朴素生态观，是中华民族追求至善至美的民族性心理的表达。“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2〕，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先哲已对农业生态系统达到了朴素的辩证认识，天、地、人的协调就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核心。“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3〕。贾思勰的这句名言，今天看来亦然。 今天我们把农业生产理解为人类栽培利用绿色植物来转化贮藏太阳能的过程，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因子被分解为“光、热、水、气、肥”五大要素。这些要素在时间上呈周期性变化，在空间上呈明显的区域差异，农业生产管理就是结合生物生长对这五种要素的配合加以调整，尽可能做到“用力少而成功多”。马一龙《农说》进一步提出了“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其中的天和地可理解为环境，物代表生物，再与人这个因素联系起来，就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这说明在中国传统农学的朴素整体观的哲理中包含着朴素的生态观。《淮南子》载有“草木未落，斧斤不入山林”，《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载有“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都体现了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学观点。
中国传统农学凭着长年日积月累的经验去感知世界的真谛，把农业看成是一个封闭系统，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充满了系统的黑箱式辩证法。因此与其说传统农学是一门技术，莫如说其更接近于生物自然哲学。但是中国传统农学缺乏实验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手段，缺乏系统深入的生物科学理论，对农业的认识很难由表象到本质，只能长期停留在经验形态和表层水平，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和划时代的突破。因此曾处于历史发展顶峰的中国传统农学到近代以后就落伍了。
二、西方现代农学的理性特征
现代农学建立在农业体系对物质和能量的开放上，实实在在的实验分析既是推进现代农学的方法论，又是理解农学的认识论。
伴随近代自然科学而形成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及其相联系的科学方法论，即重视观察和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重视对获得的感性经验进行归纳、分析，从中得出科学结论的方法，对近代以来农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之后，继之而起的是一场持久的、逐步推进的科学革命。其中包括农业科学革命在内。在这场革命中，整个农业科学体系也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形成了以系统的实验研究为基础，由实验设备武装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科学。
19世纪，法国学者布森高（Boussingault,J.B.）（1802—1887）在自己的庄园里建立了实验室，做了许多关于氮素营养的科学实验，为氮素营养的研究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并首先引入定量分析方法，以精密的气体分析工作确定了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异同，说明了光合作用是有机物质形成的主要途径，土壤是植物矿物质供给的基础，植物所需要的矿物营养主要来自土壤。他的实验和理论，为植物生理学、土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德国学者李比希（Liebig,J.,1803—1873），根据德·索修尔（De saussure）和施普林盖尔（Sprengel ）以及他自己的大量植物灰分分析的结果，于1840年发表了《化学在农业和生理上的应用》，论证了矿质元素在肥料中的作用，说明只有无机物质才能供给植物以建造植物体的原始材料，从而创立了植物矿质营养学说。他提出将矿质肥料施入土壤，以补偿植物从土壤中提取和消耗的营养元素，并确定了一般化肥的施肥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州大学生物化学家卡尔文（Calvin.M.）等人采用同位素示踪法和纸谱色层分析法，在光合作用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给植物以标记的CO（，2），并用纸谱层析放射自影来检查C进入植物体内的分布增减，从而发现了著名的卡尔文循环。以上所述都是典型的以严格分析为基础建立科学理论的实例。可以说，近代以来农学是从实验分析入手推动农业进步的。农业科学借助于科学实验手段，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或者模拟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联系；或者把复杂多变的自然过程和农业生产过程加以简化或缩小，排除各种偶然的次要的因素，使人们认识的某种属性和联系以纯粹的状态呈现出来，在多次反复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揭示出支配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化肥的施用着眼于化学元素的相对稀缺；而温室控制则又把温湿度作为一种关键因子；二氧化碳的人工施放是为了改善光合作用的气相环境；限制因子不断地被制约又不断地发挥作用，层层递进，单因子的控制成了现代农学的技术特征。在科学实验方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业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业生物本身以及农业生物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内在规律，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农业生物以及农业生物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真实联系。这样，以精确的定量为依据的科学实验代替了传统农业科学在自然发生条件下的笼统直观，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农学作为对生物性生产过程的总结，其理性特征是强调特殊性而不是强调普遍性；强调差异性而不是强调同一性；在技术上强调选择性而不是通用性。从整体上看，工业生产是一种输入匀质的资源生产匀质的产品的产业，众多的产品可以与设计图纸丝毫不差，它不考虑时空差异，以普适性和规范性为其技术思想的特征。农业则相反，它极为重视时空的差异性，在生产上以多样性、区域性和特殊性为表征，是一种对时空有高度选择性的产业。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农业的革命表现出一种日趋开放的结构，传统农学的特殊性和选择性的基本哲理受到挑战，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导出了追求普通性和一般性的潮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渴望对农业生产环境的规范和制宜性控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的大踏步前进，这已经不再是梦想。农业工厂化表明了农学的一种根本性转机；这就是生物环境的规范可控性开始变得可能。沙培、水培等无土栽培技术和温室、电子计算机、机械等生物和非生物技术的开发，使农业经营从两方面得以拓展：一是生产平面的拓展。农业工程学的进步既可以使瘠土荒地甚至沙漠得以开发，如温室等环境控制技术使农业可以在夏秋冬春同样进行。而另一方面，立体开拓的技术也逐步确立，多层次多结构的多样化立体经营已成为提高光能利用率的一个关键性途径。上述两类进展都可以谓之为农学从追求特殊性转向追求一般性的进展，使得农业生产变得更统一化。这种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庸性哲理观，使现代农学思想更富于进取精神。
三、中国现代农学理性的选择
农学思想的转折涉及到不同的价值判断。目前，无机农业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使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走哪一条道路呢；中国现代农学应遵循什么样的哲理观和方法论呢？
现代科学技术介入农业生产过程，使农业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经验被科学替代，感性认识被理性认识替代，有机农业被无机农业替代等成为本世纪农业的主流。选择性、特异性技术被一般性技术替代也日益露出端倪。就我国目前的农业而论，加强农业的收获稳定性和提高农业的负荷能力是农学研究的紧迫课题，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把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主要寄托于传统有机农业，把无机农业加以彻底摈弃的理论是不现实的。对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都要用辩证的历史观来加以分析，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并非完美的有机农业。有机农业一般是指主要投入有机能源的一种闭合式循环的农业生产体系，并要求以农牧结合的小型复合经营的生产结构作为背景，用有机肥和人工劳动管理来维持生产循环。如果有足够数量的有机肥和完善的生物防治和农业防治体系，这种有机农业的很多优越性是显然的，但问题是这两方面都很难满足。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由于作物生产结构单一，没有足够的有机物质投入，因此易形成一种掠夺式的经营。
第二，取消无机投入实行完全的有机农业是不现实的。无机农业是以大量地投入无机能（机械、燃油、化学制品等）为主体的开放式循环农业生产体系，其着眼点是生产效率，为此花大量的现代因素投入来换取农业负荷量的提高。因为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常表现为一种新的物源和能源投入，所以现代科技成为现代无机农业的基石。生态的良化，环境的优化，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靠传统有机农业显然是不行的，只有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合理投入和农业系统的更加开放才能达到。完全取消无机投入，不讲求效率和速度，农业现代化就根本无从谈起。
第三，在农业的历史性转折中，批判性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不能割断更不能停滞，我们必须接受过去农业造成的历史和现状，也必须用更高的责任感来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加以选择和扬弃，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农业的优良传统，结合现代无机农业的物质和能量的合理投入，走出一条既高效率又持续发展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现代农学应确立系统综合的哲理观和方法论。哲学上的系统思想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最先明确提出的：“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4〕本世纪40年代以后， 这种哲学上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精确化，发展成为系统论和系统科学。
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引入农学领域，导致了农业系统论和农业系统方法的产生，农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革。农业系统论从生态效果、经济效果和技术效果三者的统一去研究农业。它不仅使我们摆脱了具体学科之间的历史界限和农业内外部分工的局限，而且整体的观念、综合的观念和平衡的观念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农业系统方法以系统论原理为指导，着重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农业，并定量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各个局部在整体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效能，以达到总体最佳化的目标。
作为开放的农业系统，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从工业系统引进机械、肥料、农药和能源日益增多。这就要求我们十分注意从农业的全局出发，从整个农业系统着眼，克服从某一部分，从单一目标出发，从单一因子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弊端，从整体最佳协调系统整体和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关系，合理地把外部的物质和能量引进农业生产过程，以保护农业系统的动态平衡，达到良性循环的目的。
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生态学的复兴，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生态农业的崛起。高度工业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在恶性循环中把工业化农业引进了死胡同，而传统有机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具有生态学上的合理性而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因为生态系统的理论切中了现代无机农业的时弊，所以系统科学和生态学就为生态农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尽管对于生态农业的概念目前尚有争议，但国内外许多农学家倾向于认为，生态农业是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方法指导下的一种农业生产体系。具体说，生态农业是通过合理利用生物之间的生态关系，绿色植被的覆盖率，生物量和生产力最大化，水土流失最小化，资源的用、养、保相结合和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地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久性、生产力和综合效益。
传统有机农业的高度多样化给农业生态系统赋予了高度的稳定性。而高度单一化的无机农业依靠投入大量的物质和能量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时需要的经济能甚至超过产品能。因此原来的由单科单项研究所得到的一系列农业理论、方法和技术都不得不通过生态学原理和系统方法来重新加以检验。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建立一个既有最佳生态效益，又有最高经济效益的新型的综合的农业生态系统。高度成熟的天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复杂，生态功效最高，而经济功效最低，高度工业化的农业生态系统结构最简单，经济功效最高，而生态功效最低。现代农学应把这两种顶极系统的优点尽可能地结合起来，以农业生态系统综合化理论为指导，探索结合的最佳模式和技术措施，从而建立能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和持续高功能的农业生态系统。
生态农业吸收了传统有机农业的精耕细作、自然循环、复合利用和无机农业的高投入、高产出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传统农业的低效率和无机农业高投入、高污染的缺陷，能较好地协调经济、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条低投入、高产出、多效益的优化农业模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已历史地成为现代化农业的方向。生态农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持续农业发展通路，为实现高优质高效农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是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唯一现实选择。中国现代农学理应确立系统科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哲理，将一系列无机农业技术措施纳入农业生态系统之中，寻求自然因子和人工因子之间的合理组合，将传统的适用技术和现代高新技术按照农业生产生态化的原则进行最优配置，创建现代的新型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