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与战略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西方国家论文,沉思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梳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历史，并从理论上进行反思，对于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于防范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萌发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举行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了现实。
这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却是极大的威胁。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公开宣布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这是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根本对立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对立，又决定了两种制度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是对立的。以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权”概念为例，在两种制度里的含义就大相径庭。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关于人权的解释是：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证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者，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①天赋人权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人权的共识，认为“自由”、“平等”、“民主”就是人权。西方人权观的实质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未从根本上触及社会的不公正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了。”②1918年1月苏俄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关于人权的论述是：“立宪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③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观是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端和对个人自由批判的否定，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抽象的，而是阶级的、具体的。它不但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还包括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十月革命必然会引发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武装干涉。1918年3月一1922年10月，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苏俄境内反革命武装，对苏俄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武装进攻，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均遭失败。相反，战胜了国内敌人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与此同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革命浪潮四起的欧洲局势也相对稳定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似乎成为必然。但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决定了它们的斗争是不可能停止的。经受了五次干涉五次失败的资产阶级们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可能用军事力量来阻止，思想意识的差异不可能用暴力抹杀。正如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所说：“共产主义是对极端恶劣的不公正的一种革命，只能用铲除引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源而不是用武力来对付。”④这种认识为其后来的继任者制定“和平演变”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较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的对比有了新的变化。美国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体系成为美国统治集团的意志；苏联的军事实力发展壮大，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帮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二战结束到苏东解体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矛盾对立，“冷战”成了世界格局的代名词。意识形态的势不两立成为两大阵营对抗的根本标志，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成为不可避免。这种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又主要是围绕“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展开的。概括来说，“和平演变”战略就是从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出发，对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军事(威慑、封锁)、外交(承认与不承认)、经济(制裁、禁运)、干涉破坏、心理宣传等不同的手段，促使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变革，逐步将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蜕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实现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不战而胜。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和平演变”战略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遏制战略”，为“和平演变”战略奠定了“非军事”的理论基调。“和平演变”一词，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但当时，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是“遏制战略”。1947年7月，凯南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提出了他的“遏制”理论。他指出，美国对苏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的遏制政策。美国有力量加大压力，限制苏联政策的推行，迫使克里姆林宫改变做法，来促进那种最终必将导致苏联政策的瓦解或逐步软化的趋势发展。⑤值得注意的是，凯南没有主张通过武力消灭共产主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吸取了十月革命后武装干涉的失败以及二战中德国在苏联大败的经验教训；二是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身上带有衰亡的种子，如果西欧实现经济复兴，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就经受不起相形见绌的对照，近在咫尺的篱笆外面更加幸福和成功的生活奇迹必然最终对共产主义世界产生分崩离析和腐蚀性的影响。⑥以“遏制”理论为依据，杜鲁门政府提出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通过“马歇尔计划”复兴西欧，防止欧洲人民在战后的困顿中倒向马克思主义，进而达到控制西欧、遏制苏联的目的。马歇尔计划的实质是，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签署双边和多边条约形成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实施“第四点计划”，对广大的亚非拉落后地区进行援助，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主制度的好处”⑦，遏制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蔓延。“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和平演变”战略的雏形。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战略”失败后，开始构想和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作为一个战略的雏形出炉，是杜勒斯提出的。在出任美国国务卿之前，杜勒斯就认为战争可能消灭俄国，但是消灭不了共产主义，遏制政策即使可以遏制俄国帝国主义，但是也遏制不了共产主义。他认为“军事遏制”是一种自我失败的政策、消极政策，解决的办法是向专制暴君们开展政治攻势。他在《新外交政策》一文中，具体阐述了这一战略：美国总统和国会公开声明美国的一项政策是恢复在莫斯科统治下的欧洲、亚洲国家的真正独立；自由世界国家建立政治特别工作组，就每一个受奴役国家制订一项自由计划；鼓励铁幕内那些能帮助促进这一计划的人逃离出来；美国之音以及像自由欧洲和自由亚洲这样的私人委员会的行动可以同上述自由计划协调起来；我们可以根据自由计划，通过中止或批准外交往来经常地最有效地协调我们的经济、商务和文化关系；我们可以中止与那些仅仅是莫斯科傀儡的国家现政府的外交关系，如果这样做将促进自由计划的话；我们可以寻求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在一个伟大的新的独立宣言中宣布我们对受奴役国家的政策。⑧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根据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变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为“解放”战略，发动了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目的的“自由十字军”运动，采取战争方式之外的一切手段，宣传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完善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缓和、紧张交替中出现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局面。美国在加强军事、经济实力的同时，交替使用军事遏制与“和平演变”，但“和平演变”战略未取得大的实质性进展。肯尼迪时期，“和平演变”的战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策略思想。与杜勒斯的观点相比，肯尼迪更重视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的力量，强调用新的方法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肯尼迪认为：“第三世界，目前已经成为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场，杜勒斯用以反对中立主义的那一套经文法器，实际上只能损害美国的立场，并驱使发展中国家倒向莫斯科和北京……争取欧洲在四十年代末期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目前主要的斗争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深陷侵越战争的泥潭，资本主义陷入滞胀，经济衰退，美苏力量对此出现新变化。1968年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以“缓和”为旗号的“尼克松主义”。1977年，卡特提出了“世界秩序战略”，延续了尼克松政府的政策，强调以经济力量和道义力量对付苏联的扩张；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把美中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卡特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并扩大其他国家人民的人权，把人权外交摆在突出的地位。在“人权外交”的幌子下，卡特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与经济援助、经济制裁挂钩，把人权作为打击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工具。卡特的“人权外交”战略被其继任者利用和发展，从此成为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阶段。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交往扩大。资本主义国家度过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状态，在经济和科技上处于相对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普遍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挫折和失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计划经济已经失败，社会主义制度在道义上和经济上已经破产，等待已久的历史性机会已经到来。为此，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猛烈的“和平演变”攻势。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第40届总统，他被认为是战后入主白宫的最讲意识形态斗争的总统。他说：“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另外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即使现在还在书写这个篇章的最后一页。”⑩里根高度重视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民主演变”的种子，分化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和平演变。里根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对东欧和苏联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布什上台后，面对东欧急剧变化的形势，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意图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抓住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改革和出现困难之机，以接近求转变，以经济援助为馅饼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拉入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体系中去。“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终于取得了“成效”。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降落，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根本调整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这种根本调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基于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和对外战略的需要而作出的。
从社会制度之争来看，“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尝到了意识形态渗透的甜头。它们发现，意识形态渗透不仅可以避免在对象国民众中树立邪恶形象，还可以比直接发动军备竞赛、军事进攻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少，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美国首的西方国家不但没有放弃意识形态渗透，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要用武力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美国出台“普林斯顿计划”，着手构筑“民主同盟”；日本忙于搭建“自由与繁荣之弧”；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宣扬美国制度的吸引力。这些现象表明，意识形态差别仍在分裂着世界。(11)正如布什2002年9月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序言中所说：“今天，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政治影响”，“我们寻求创立一种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均势”，我们将利用“历史性机遇”、“最好机会”，“把自由的好处推广到全球各地，我们将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12)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发务实，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核心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1994年，克林顿明确将维护经济利益和保护安全、推进民主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在以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政要的重要讲话中，都表达了霸权战略目标和三大支柱。“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我国的安全。促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13)这一特征突出表现在各国对于能源的争夺。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与发达国家能源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全球很多地区新勘测出丰富的石油资源，具有相当大的开发潜力。正是在这样日益加剧的能源“势差”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将目光转向全球，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制定符合自身国家利益需要的意识形态新战略。在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高举“反恐”口号，但对石油争夺的因素不可忽视。伊拉克石油资源十分丰富，居世界第二位。2002年后半年，伊拉克改变了原来的间接对美出口策略，转而直接出口欧洲，对美国主导的“石油供给链”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和挑战。正如老布什在海湾战争期间所说：“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在萨达姆的手里，那么我们的就业机会、生活方式、我们的自由和世界各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灾难。”(14)美国认识到除掉萨达姆，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控制伊拉克的石油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从社会制度之争与利益之争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渗透中社会制度之争与国家利益之争从来都不是分开的。社会制度之争说到底也是国家利益之争，而且还是最大的利益。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根本调整，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社会制度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并存的情况下，更侧重于国家利益之争。在两制的背景中，国家利益主要是存在于社会制度之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渗透，根本目的还是获取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之争，仅是国家利益之争的表现形式。“只要世界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15)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尽管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也就是说也有国家利益存在于制度之中，但是，这时不同制度之争大为减弱，国家利益更加凸显出来。特别是伴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上述的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各国不得不采取更为务实的手段，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四、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战略沉思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它们的目的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随着苏联和东欧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西方认为，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胜利，社会主义失败了。可冷战结束后的历史并非如此，意识形态之争仍在分裂世界。(16)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渗透“历史终结了”。正如陈乐民先生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淡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外交也因而摆脱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只不过针对的对象有了新的侧重。”(17)。就是说，在不同的阶段，意识形态渗透作为一项重要战略的地位从未改变，变化的只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具体政策和策略。
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国家虽然对意识形态渗透战略进行调整，国家利益凸显，这也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渗透“历史终结了”。所谓“趋同论”和“终结论”，适应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它只是西方国家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把和平演变思想在学术界的应用，充当了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更为隐秘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应高度重视，不要以为苏东解体了，意识形态斗争就不存在了。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和斗争依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传播它们的价值观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18)
面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政策和手段的变化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应及时调整，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苏联、东欧针对西方强势的渗透和变化的手法，不但没有及时调整“反渗透”的战略措施，反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巨大成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高度重视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9)他还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2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强大活力，但也给西方国家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邓小平指出：“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21)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2)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如何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效防止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图谋，成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这是基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作出的正确战略选择，也是应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和平发展战略强调了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才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优势。这是其一。其二，和平发展战略强调我国发展的方式是和平的，是以不侵犯别国国家安全为前提的，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3)，这就显示出了我国维护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安全的坚强决心。其三，和平发展强调“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24)，这就反对了西方国家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论，指明世界文化应该在尊重世界多种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维护国内的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是一国国家利益的需要，更是维护全人类文明丰富多彩的客观要求。
注释：
①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46页。
③《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229页。
④阿瑟·林克：《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⑤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01页。
⑥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9页。
⑦齐世荣：《世界当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⑧J.F.Dulles,"A New Foreign Policy",Life,May 19，1952.
⑨小阿瑟.M.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0页。
⑩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1)参见《意识形态之争仍在分裂世界(讨论)》，《环球时报》2007年2月25日。
(12)朱明权：《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视角》，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1期。
(13)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14)冯玉军、徐向梅：《石油“倒萨”的底色》，载《世界知识》，2002第21期。
(15)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页。
(16)《意识形态之争仍在分裂世界(讨论)》，《环球时报》2007年2月25日。
(17)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18)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求是》，2004年第1期。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211页。
(2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6日。
(2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6日。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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