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安建都因由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由论文,西安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安作为我国著名的古都，先后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个王朝在西安一带建都，时间长达1062年，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历史名城。西安何以如此受帝王们青睐？这和西安所具有的优越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西汉初年，娄敬劝刘邦定都长安，称之为“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注：《汉书·娄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意在扼住了天下的咽喉要害，长安以及周围一带的关中，之所以成为天下之“亢”，从地理条件来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从政治地理的角度看，西安地处黄河上游，“俯瞰河东，高屋建瓴，具有处上游以制六合”的地理优势。古人择都，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从地理上考虑都城对控制全局的战略影响。古代交通工具落后，水路是主要交通通道，西安居于中原动脉黄河的上游，其战略位置是十分有利的。当年刘邦为定都关中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对关中的地理形势作了如下评价：“阻三面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注：《汉书·张良传》，中华书局，1975。）
西安不仅地处黄河上游，而且由于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安的位置便犹如一个中国的制高点，在古代地理学中叫做“建瓴之势”。田肯替刘邦分析关中的形势时曾指出：“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辟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75。）清代地理学家华湛恩在《天下形势考》里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都长安为建瓴之势。”（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光绪辛卯年。）作为古代地理环境说的风水中也有类似的看法。风水将山脉称为“龙”，关中则是中原龙首。明代学者缪希雍在《葬经翼》中指出：“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注：《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堪舆部》，中华书局。）风水认为，中原的龙脉，皆由关中发脉，所以长安高居龙首，占尽地利。其实，把长安视为中原龙首，并非风水的独创，民间早已有此传说，据郦道元《水经注》十九载，秦朝时有条黑龙，从南山出，饮了渭水，它经过的路线后来都变成山脉，长六十里，头临渭水，尾达樊川，汉朝时，萧何造未央宫，斩龙首而营之，头高二十丈，尾部逐渐降为五六丈。由此可见，所谓龙首山，就在西安的未央宫，龙首山的民间传说，反映了古人对西安在全国地理形势中战略地位的认识。
其次，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西安位于关中盆地，四面环山，有所谓“四之塞之固，”进可攻，退可守。安全防卫是古人择都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西安所具备的自然条件是十分利于防守的。当年刘邦之所以择长安而弃洛阳，娄敬的劝说起了关键作用，而娄敬所举寂宜长安的三点理由，第一点便是长安的天然防护屏障：“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注：《汉书·娄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四塞之固说法便由此而来，《广舆记》中也称西安为“山河四塞，形胜甲天下。”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考察，西安的四周大山环峙：东有峭峻的华山，其脉东延为崤山，横亘于黄河、洛水之间；南有高耸入云、峪壑万仞的太白山、南五台、翠华山、骊山等雄峙于关中平原的南面；北有尧山、黄龙山、嵯峨山、九峻山、梁山等，构成了逶迤连绵的北山山系，屏屏玉立；西有岐山、杜阳山、陈仓山等，孤峰突起，阻隔于关中西部。这种四面环山的地形，就是娄敬的“四塞”。四塞之中，东南犹为险要，因为东南两面的山脉因秦岭的形成是由于断裂运动的结果，渭河沿断层而下，秦岭则沿断层而上升，因此，秦岭北坡最为陡急，成为西安的天然防线。故而荀况谈到访秦观感的第一印象便是：“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木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注：《荀子·强国篇》。）
好处还不止于此。绵延起伏、重恋迭嶂的山脉还在西安的四周形成了重关险隘，成为易守难攻的门户。张衡在《西京赋》中曾将东都洛阳与西京长安进行比较，发现定都洛阳的孱弱穷困；定都长安的强盛安泰。原因是长安“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右有陇坻之隘，隔华戎。”事实上，西安周围关隘远不止于此。西安所处的“关中”之所以得名，皆因其四周关隘林立。举其大者，东有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境）、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境），南有武关（在今陕西丹风县境），西有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境），北有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境），西安居其中，故称关中。这些关险皆为天险，有着一人挡关，万夫莫过的作用。比如著名的潼关，古称桃林塞，其南依秦岭，有禁沟深谷之险；北有渭洛，会黄河抱关而下之要；西有华山之屏；东面山峰连接，谷深崖绝，中通羊肠小道，仅容一车一骑，险厄峻极，所谓“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注：杜甫：《潼关吏》。）函谷关东自崤山，西至潼津，大山中裂，绝壁千仞，有路如槽，深险如函，故名函谷，有崤函之险甲天下之称，函谷是我国最古老的关隘之一，《战国策·秦策》称：“秦东有崤函之固，车不得方轨，骑不能并行。”武关是西安的南方门户，建在丹风东20公里商山的谷涧，悬崖深壑，石环水绕，险阻关成，号称“三秦要塞”。大散关西扼关中交通要道，锁蜀秦往来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关位于六盘山东麓，控扼着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道。此外，还有五里关、临晋关、牧护关、金锁关、石门关等，这些关险为西安的安全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诚如娄敬所言：“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有也。”（注：《汉书·娄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再者，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西安地区平原舒展，土地肥沃，河流密集，十分宜于农耕，能为人口众多的京城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战国时代的苏秦称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注：《战国策·秦策一》。）张良也称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是所渭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注：《汉书·张良传》，中华书局，1975。）关中为冲积平原，土质疏松肥沃，在《尚书·禹贡》中被列为最上等的土地：“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
而且，西安一带河流交错，灌溉极为便利。“八水绕长安”被誉关中形胜之一，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叹道：“荡荡兮八川分流，”此八川即泾、渭、灞、产、谲、沣、高、涝八分流，值得注意的是，从地理的角度来考察，西安正处于渭河与灞河两水相夹之间，古人称之为“纳位”，风水中称之为“水口”，是古人选择落点的首要因素，具有科学的内涵。因为纲位（水口）是两水或众水因作用力不同，力量相互抵消而逐渐沉积下来的三角洲，这种三角洲不仅土质疏松，排水性好，土壤肥力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沉积的泥土越多，三角洲会不断的获得扩张。这种地利自然会使长安成为富饶的天府之国，为其作为一国之都奠定了经济基础。司马迁曾评价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则什居共六。”（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75。）选择一个富庶之乡为国都，这是古代帝王们定都的重要经济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安具备上述战略、防卫、经济等国都必备的地理条件，但仍非尽善尽美。缺憾有二：其一，偏居西北，不易号令全国；其二，交通不便，尽管关中内部交通四达，但作为国都，却难以和外界迅捷地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