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阶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是英文middle class的翻译语，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曾经引起颇多争议的概念，近年来，这一问题又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由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已经被人们用滥了，为了在这样一篇短短的文字中向读者做出解释，笔者尝试着回答逻辑上层层递进的这样三个问题：即中产阶级的含义及其演变趋势、中国有没有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中国发展中间阶层的社会意义。
一、中产阶级的含义及其演变趋势
直观地看，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所以，当我们使用这一概念时，就意味着，我们是从高低分层、分级的角度，对于社会群体进行的划分。按照此种划分方法，与中产阶级相配套的群体概念是上层阶级(upper class)和下层阶级（lower class或under-class）。由于上、中、下都是相对概念，因此，中产阶级的概念也就比较模糊。它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此意义上，中产阶级与中间阶层的概念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本文也是将两个词互相通用的，它们都是用上下分层的方式划分社会群体。与之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划分社会阶层的方法，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分割。比如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将社会群体划分为：有产者、无产者，老板、雇员，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雇员，外企老板、外企雇员，国有企业经理、国有企业生产工人等等，此种区分方法强调的是各群体之间的关系，按照此种区分，各群体之间没有过渡，非此即彼，界限分明。与之相比，上、中、下阶级的说法，显然会出现各群体之间的重叠和过渡，然而，也正是因为各群体之间的界限不清、模糊，使得此种划分社会阶层的方法，有利于缓和冲突，化解矛盾。而这一点也是任何一个按常规运作的社会所必需的。因此，我们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成为报界的热门话题，以及为什么这样的主题被人们广泛接受。
从世界近代历史看，中产阶级曾经发生过重大的结构变迁，这就是所谓“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区分。旧中产阶级是指由小企业主、小店主等小资产者构成的社会中间层。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他们一直是中产阶级的主要群体。然而，20世纪初以来，中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却逐渐被新中产阶级所占据。所谓新中产阶级是指从事管理、专业技术、商业、办公室工作的白领阶层。150年前，白领还只是一个很弱小的群体，例如，1851年，英国的白领职员仅占当时劳动力的0.8%，即使到了1870年，全美国的白领职员总数也只有75万人。20世纪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新中产阶级代表的“白领阶层”迅速地扩大起来。例如，在美国，白领阶层的总数从40年代的1608万人上升到70年代的5105万人，白领阶层占就业者总数的百分比也由40年代初的31%上升到80年代的超过60%。暂且不说理论家们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有着何种的不同看法，人们对这样的事实却是有目共睹的，即在经济发达国家，居于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阶层之间的是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它成为社会的主体。例如，在美国，80年代以来，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处于一种中间阶层或曰“中产阶级”的地位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中产阶级是由两种人组成的，即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然而，今天新中产阶级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第二，自从白领阶层进入中产阶级以后，中产阶级人数剧增，目前，它是构成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群体。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大大缩小。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
二、中国有没有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
中国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农民占到全社会的90%以上，因此，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始终是一种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即极少数皇权官宦阶层处于社会上层，广大农民处于社会下层。在此种两极分层的社会中，中间阶层的队伍人数比较少，当然，这不排除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比较大的功能。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村士绅阶层，就是居于上层官僚与普通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乡村士绅在上层官僚集团和下层农民之间起到一种缓冲作用，他们也起到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他们倡导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维持着社会秩序。由于有了乡村士绅，上层皇权集团不需要直接面对普通民众，而是由乡村士绅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但是，由于在金字塔结构中，社会底层群体的人数和比例均较大，所以，乡村士绅所能起的作用也就有限。从结构图形上看，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形成过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占主体的菱形社会结构，所以，社会结构上总的问题还是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实际专门从事农业（农林牧渔）劳动的农民仅占全部就业人口的约40%，与以往的数据相比已经大大下降了。这样，中间阶层的相对比例也就有所增长，在大城市中白领阶层人数上升很快，比如在北京、上海的居民中甚至出现了白领职业群体超过蓝领职业群体的现象。当然，从全国来看，距离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那么，构成改革以来中国中间阶层的群体主要有哪些呢？一般说来，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干部阶层一直是中国社会比较典型的中间阶层。其人数近年来虽有较大增长，但比例还不高，大约仅占中国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5%。在80年代，所谓“万元户”、个体户似乎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中等富裕者，到了90年代，各类中小型企业主、中小老板、中小公司经理、各类承包商、企业承包者、外企人员等似乎可以称为中国的新的中产阶级。
我们知道，在发达国家，商业人员是属于白领阶层，也就是属于中产阶级的。然而，在中国，由于长期的重农轻商的传统，即所谓“农本商末”的影响，因而，商业不发达，商业人员地位不高，群体也比较弱小。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商业仍然相对滞后。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最大的两类商业机构是粮店和副食店，其雇员当然是属于蓝领而不是白领。然而，90年代初以后，中国市场发展迅速，与此相适应，各类商业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类豪华大商场等白领雇员云集，这预示着，在21世纪，商业人员会在中国中间阶层队伍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那么，我国改革以前与改革以后的中间阶层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知道，在多数发达国家，旧中产阶级是由独立经营者构成的，而新中产阶级是由受雇白领阶层组成的。然而，我国中间阶层的演变恰恰相反。中国改革以前的旧中产阶层是由类似白领的干部、知识分子、国营企业职工构成的。而新中产阶层则是由独立经营者构成的。这是中国中间阶层变迁的第一个特点。与西方的新、老中产阶级更替的第二点不同是，西方国家的更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的更替是迅速发生的，因此在西方，无论是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都是由各种年龄群体构成的，而中国的老中间阶层是一个由40岁～50岁上下的、近于同龄的群体构成的，新中间阶层则是由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群体构成的。中国传统中间阶层衰落的第三个特点是，衰落的群体是整体性的。相比较而言，多数欧美国家社会中间阶层的成分复杂，因此，传统中间阶层的衰落表现为多重复杂社会群体地位的下降，而不是像我国这样，呈现为某一个巨大的“同质”社会群体，即人群比较集中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职工组成的群体的衰落。由于我国传统中间阶层地位下降的上述特点，它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会更为严峻。
中间阶层是个相对概念，从相对的意义上看，市场转型以前，国有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也有人称之为“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无论是与当时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群体相比，国有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占有明显优势。从受益的内容上看，无论就收入而言还是就福利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职工都是当时城市社会中分享较多资源的阶层。仅从工资收入这一点上看，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高于当时的集体企业职工。国有企业职工可以从单位分得住房、享受低价格房租、享有很多劳动保护福利，可得到免费医疗，有养老金，子女还有入托、上学等照顾。他们是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即使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形成重大威胁。当然，国有企业职工与一般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有明显区别。中间阶层通常是由白领阶层组成的，是管理者、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等脑力劳动者，而我国的国有企业职工很多是体力劳动者。笔者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称之为中间阶层。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当时的国有企业职工称为“类中间阶层”。
三、中国发展中间阶层的社会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一般说来，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我国传统中间阶层地位的下降，显然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近来，人们对于社会保障体制变迁的种种忧虑，对于住房、医疗、养老体制变迁的担忧，社会上流行的普遍缺乏安全保障感的心态，最主要地就是反映了类中间阶层的社会态度。由于传统的类中间阶层是我国以往消费上的最重要群体，因此，该群体经济地位的下降，造成了我国消费市场的萎缩。在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消费疲软，银行一再降低利率也不能带动需求的上升，其重要结构性原因之一就是：类中间阶层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构成消费市场的主要社会群体了。当然，2000年中期以后，消费市场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也可能意味着，新老中间阶层的更替已经大体完成，经过阵痛之后，新的中间阶层正在逐步形成。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当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但是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从世界各国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看，走出这一困境的基本途径就是，尽快使我国从经济分化时期转入白领阶层和中间阶层兴起的时期。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原因。
当然，白领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兴起并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中间阶层的形成需要如下的一些基本条件。首先，要有产业变迁的条件，即它一般形成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之中。正是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才形成了有规模的中间阶层，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白领阶层。第二，这实际上是一个职业变迁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现代职业结构取代了传统的职业结构，一个庞大的、不是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形成并扩张起来。第三，和教育有关系。在传统的两极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都没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而在现代的发达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受过大学教育，这样，一个中间阶层就形成了。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人们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间阶层的规范。然而，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很多国家，恰恰缺的就是这个。比如，泰国的有钱人都送子女去国外念书，贫苦人家子女则根本没钱上大学，结果造成了教育上的两极分化。所以，大学不仅可以生产高层次人才，而且还可以生产“中间阶层”。总之，特定的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是中间阶层赖以形成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