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的轨迹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轨迹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主题的全民共识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什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28年的摸索甚至一度的混乱，到1978年前后，形成了两个极具深远影响，并在当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现实冲击力的共识：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因为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这两个基本共识，所以，产生了“拨乱反正”的巨大历史作用，因而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起点。
自此之后，近30年来，中国一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都基于所形成的关于发展主题的全民共识。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具体方式和行动上，中国的改革模式一般被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以“试错”方式，走一步看一步，渐进推行，而并无事先的周密规划设计。但实际上，在前进的基本方向上，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所表现出的明确性和坚定性却是非常鲜明的，而完全不是靠摸着石头左右徘徊。其根基就是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和坚持并为全民所接受的关于发展主题的若干最基本共识。共识不动摇，方向才始终明确，决心才坚定不移，步伐才稳健而急速。
第一，现实共识，即关于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物质经济条件的清醒认识。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标志中国的发展终于走上了实事求是和尊重客观规律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在所统计的188个国家及地区中，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第175位，绝对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即使到了2005年，中国在世界人均收入排名中仍然处于110位（见表1）。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和理论，是完全符合中国客观现实的全民共识。
表1 中国主要指标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注：括号中所列数据为参加排序的国家和地区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第二，行动共识，即关于现阶段行动纲领的原则认识。这直接表现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成为最强有力的共同意志，使近30年来的强劲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具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也使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甚至突出矛盾拥有了有效武器。邓小平所提出的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激励着全国人民排除一切异见，坚决投身于经济发展。
第三，改革共识，即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的认识。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念严重束缚着中国的发展。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谨慎的思想突破。而决定性的突破则是199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进而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党共识。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民共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石和决不动摇的方向定位。
第四，开放共识，即关于国际经济秩序和中国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特别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认识。从封闭自己，抵触国际经济秩序（认为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资本主义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不合理制度），彻底转变为，承认现行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且使国内的经济体制同国际全面接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不仅是向市场经济的勇敢转变，而且是义无反顾地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按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规则和经济秩序深刻改造中国经济体制，并深刻而全面地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使中国在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提高竞争力，并在世界范围配置利用资源和开拓占有市场，最终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第五，策略共识，即关于发展过程的政策选择和重点部署的基本认识。其中，关于通过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共识；以及实行优惠政策，加速优势地区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思路，对发展过程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实行任何政策和策略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形成一定的策略共识，也就是认同在一定发展阶段可以容忍必须付出的一定代价。例如，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竞争规则的不很公平等。
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五方面的全民共识奠定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发展信仰”，是统一意志，焕发热情的发展共识。正是在这种全民共识基础上，中国经济才实现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蓬勃发展，而且，至今势头不减，趋势强劲。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1979—2004年我国GDP平均每年递增9.6％，有将近一半年份的年增长速度超过了10％。而同一时期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在3％—4％之间。1979—2004年我国人均GDP平均每年递增8.3％。特别是最近的2003—200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O.0％、10.1％、10.4％和10.7％，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强劲、最稳健的时期。
二、双重差距矛盾压力下的发展历程
落后就要挨打，不发展就没有出路。这是几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最深切的历史教训。20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拥有全世界1／3的人口和1／3的财富。但由于封闭、保守和落后的观念桎梏和制度腐朽，在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中国严重地落伍了，因而饱受列强的欺辱。到20世纪40—50年代，直至70年代，拥有世界近1／4人口的中国，国民总收入竟不足世界的2％！以至领袖们都发出了“要被开除球籍”的警告。所以，求发展、求国强，成为当代中国最强烈的民族愿望。但是，发展也会产生矛盾，因为发展的本质就是打破平衡，以寻求新的平衡。所以，发展不是消灭矛盾、回避矛盾和否认矛盾，而是创造使矛盾能够在一定的系统中良性运动的条件。无矛盾的发展道路只是幻想。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有发展战略。
在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伟大成就的也总是层出不穷的矛盾。基本的矛盾始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这个基本矛盾的直接或间接反映。而最大的矛盾则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而当我们以巨大的努力缩小着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时，国内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又会凸显起来。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巨大的危机感中痛下决心走向改革开放道路，这一危机感直接产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经济落后的中国将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必须不惜代价加速工业化，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这种代价主要表现为将会产生多方面的不平衡现象，特别是使国内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显著扩大。因此，中国的发展同时承受着两大差距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一是中国较低的生产力与工业化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的差距；二是中国内部相对发达的生产力（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向国际水平接近的高收入人群等）与欠发达生产力（落后地区、不发达农村、低收入人群等）之间的差距。
面对这两个同时存在的巨大差距和期望尽快缩小这两个差距的强大压力，中国长期处于抉择困境。因为，无论为了加速缩小上述哪一个差距。都必须付出很大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代价。如果更倾向于加快缩小中国与国际先进生产力的差距以及解决由这个差距所产生的矛盾，例如，给城市建设、发达地区、优势产业、重点大学、城市大型医院等以政策倾斜，就会进一步扩大国内发达生产力与欠发达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如果更倾向于加快缩小国内相对发达生产力与欠发达生产力的差距以及解决由这个差距所产生的矛盾，例如，给农村建设、不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以政策倾斜，提供更平等的教育和卫生医疗等，则可能会减缓中国缩小与国际先进生产力差距的速度；而如果要同时加速缩小上述两个巨大差距，则现实的国力条件难以支撑。
同整个国家的情况相类似，各地区的发展也处于双重压力之下：即地区间差距的压力和地区内不平衡性的压力。地区间差距的压力必然导致直接或间接的地区竞争关系，而地区内不平衡的压力则表现为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地方政府直接承受着这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当地区间差距压力更大时，地区间竞争可能不择手段，动员一切资源，“血拼”式发展；而当地区内不平衡的压力更大时，地方政府通常倾向于以维护稳定为重，并且向中央政府寻求更多的资源分配和政策援助。
处于这样的独特国情中，一方面，在国际竞争和地区间竞争的压力之下，中国工业化的内在动力非常强大，特别是由现行税收和财政体制所诱使，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具有发展工业生产的强烈动机。所以，近30年来，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见表2）。据统计，我国现在已有172类产品的产销量居世界第1位。以此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2005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总收入扩大1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倍（见表3）。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4位；国际贸易总量居世界第3位。另一方面，在内部不平衡所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压力之下，实现稳定和协调的要求十分迫切，不得不采取特殊的经济、行政和社会政策手段来保证整个国家和各地区的正常秩序。所以，近30年间，屡屡实行“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结构调整”、“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以缓解过大的不平衡现象可能导致的失控后果。以至在21世纪，提出了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烈社会要求。
表2 中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7、2005、2006）[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2005，2006.
表3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注：按可比价计算，1978年＝100。
资料来源：同表1。
因此，中国经济常常出现两个现象：一是巨大的差距和压力形成强大能量，高速增长、争上项目、重复投资、房地产热、地方间过度竞争等“求快”和“过热”现象屡屡发生。二是中央政府强力进行宏观调控。而面对中央调控，地方政府的普遍心态是：“宏观调控对全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我这里情况特殊，应该区别对待”。发达地区要求更快发展以进一步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欠发达地区也要求更快发展以缩小同发达地区差距。而在双重差距压力下的“更快发展”往往意味着更多资源消耗（包括土地开发）和过度环境破坏。这样的增长方式可以维持一时但不可能持续长久。因此，中央政府严肃警示全国：“我们没有退路”，必须走“好中求快，又好又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必须扭转大量消耗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的局面。
中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不仅关系中国经济的未来，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以至于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北京，2006年12月14—15日）的主题出人意料地不是中美经济关系，而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宏观经济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经济在双重差距的压力下充满巨大的活力和亢奋，也潜伏着失衡的风险，因此，需要有发展战略的创新思维，深入改革和优化体制机制，保证中国沿着和谐和和平的道路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世界的期待，也是中国自己的期待。
不过，近30年来，每当矛盾突出必须进行一定程度政策调整时，也都清醒地认识并坚定地强调：只有通过改革和发展，才能解决发展中不断产生的矛盾。世纪之交，新问题、新矛盾越来越显露，而在2000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仍然旗帜鲜明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总之，以改革促发展，在发展中解决矛盾，是中国近30年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面临任何巨大压力所采取的根本性应对策略。全党、全国人民深刻地理解：这一基本方向决不可以改变。
三、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近30年的发展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财富。1995年已实现GDP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比预定到2000年的目标提早了5年；1997年已实现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比预定目标提早了3年。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际化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建设和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令世界惊叹。有些外国人甚至已经不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尽管近30年来发生了改变中国甚至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仍然没有完成，中国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
而且，中国还是一个人均资源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比许多国家更困难的问题和更复杂的矛盾。据研究者统计，中国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的人均国土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4.6％，高收入国家的22.7％；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9％，高收入国家的22.5％；中国人均能源生产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7.5％，高收入国家的24.0％（见表4）。所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前景必然是艰难的，完全没有理由盲目乐观和自满。
表4 中国自然资源的国际比较
注：指数＝100×其他国家数值÷中国数值。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R].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从国民总收入的国际比较看，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230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左右。离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尚有一段距离（见表5）。即使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民收入也未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总之，中国经济庞大的规模并不能掩盖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的现实，中国少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整体所达到的水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远远没有改变。
中国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认识、战略选择和政策依据，不能脱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所以，对于在改革和发展中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的判断必须基于对这一基本国情的清醒和客观的认识。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不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落后、愚昧的历史阴影。所以必须承认，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在社会发展、政治发展、民生进步上，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自己所制定的中等发展目标。
表5 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国际比较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一，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工业化时期。现阶段虽然确实需要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但是，发展重化工业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工业化阶段。表现为：①中国长远发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例如，水利、交通、国土治理、城市化、海洋经济开发以及国防建设等，没有重化工业的雄厚基础将无从谈起。②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居民和家庭的民生需求，都将更倾向于同重化工业相关的产品，例如，汽车、住房、电子产品、旅游（交通设施、旅店建设等）。③一般加工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的需求显著增长，工业生产和产品结构向产业链上游延伸。④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对基础设施有更高要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要以工业发展为物质基础，而且需要有工业市场所形成的服务需求。
第二，中国仍然处于社会财富创造和积累的初级阶段。仅仅经历短短二三十年的财富积累远不能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史相提并论。通过对财产权的保护和鼓励财富积累，倡导节俭、节约和投资，以形成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仍然应是现阶段的一个基本政策导向。也就是说，我们仍然需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创造和积累更多的财富，保护合法财富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而绝没有达到可以坐享、挥霍和耗散财富的富裕社会阶段。我们决不能被“有钱”的假象所迷惑。例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不过是在强制结汇制度下将外汇集中于政府手中的表现（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根本不能说明中国比日本拥有更多的外汇和更大的国际支付能力，只不过是中国强制性地把外汇集中到了政府手中，而日本民间有比中国多得多的外汇财富）。再如，“中国人很有钱，能花钱”，不过是公有产权制度下经理人预算权和决策权制约缺位，以及现行银行体制下借款人责任模糊化，因而更多的经济决策人很容易产生用别人的钱“一掷千金”的行为表现。特别是，在现行体制下，支配公共财产的政府部门，尤其是握有决策权力的领导干部，是没有形成节俭行为的利益机制的。所以，如果缺乏自觉的节俭意识，又没有特别的制约性制度，一定会倾向于更多的占用和消费公共资源和财富。所以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大片占用城市高级差地租地段的土地，兴建宽敞豪华的办公大楼，举办规模越来越大的会议，举行规格越来越高的宴请，赠送价格越来越贵的礼品，安排规格越来越高的接待标准……在这些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消费水平已经超过了比我们富裕得多的发达国家。政府如果超标准花钱，那必然是向民间更多收钱，消耗民财。① 以上现象表明：许多“富裕”、“有钱”、“气派”的表象所掩盖的是财富保护制度弱化所产生的畸形现象。这恰恰是中国处于财富创造和积累初级阶段所不能容许的。
第三，中国仍然必须坚持近30年来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政策：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鼓励发展为政策方向，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解决发展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在毋庸置疑的发展成就面前，仍然必须保持更高度的清醒、理智和务实精神。坚定不移谋发展，集中精力搞建设。当前，公平、福利、民生正越来越显得重要并引起全社会越来越高度的重视，特别是有些问题的舆论热度超过了对经济建设的关注。这当然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但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如何决不可离开发展的主题或损害发展的效率，就公平谈公平，就福利谈福利，就民生谈民生。必须坚持近30年来的基本经验：在发展水平的现实条件下解决公平、福利和民生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须保持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和谐状态。
四、近30年的启示和对发展的认识深化
30年的成就是公认的，30年的经验是可贵的。但这并不是说，对改革和发展的认识已经完全成熟。相反，不仅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不可穷尽，而且发展的成就本身就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任何可行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发展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解决新的问题需要有更深刻的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正因为这样，到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时，关于新型工业化和科学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共识逐步形成。于是，科学发展观成为统领全局的指导原则。
中国近30年的改革发展解决了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共性问题，现在，全世界，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把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发展经验，作为最值得借鉴的可行道路。但是，中国巨大经济体所具有的独特性所产生的特殊问题正成为中国未来发展必须创新解决的难题。“科学发展”所面对的严重问题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未曾遇到的，或者是人类至今还没有成功解决经验的。换言之，如果说，过去近30年的发展中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是有例可循的，那么，今后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则是没有先例的。所以，科学发展正体现着科学的使命：发现尚未了解的事物，寻找前人未曾获得的答案，解决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
科学的精神是创新，同时也是继承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不断丰富与完善，基于历史的经验和启示。30年的改革和发展，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具有深刻的意义和珍贵的价值。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仍然是科学发展的合理精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不是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是必须赋予物质文明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更强的人文价值。即发展的价值不能仅仅用生产和产出的物质成果本身来判断，而必须用是否有利于或促进了全体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来衡量；生产过程的竞争方式不能建立在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损害之上，而必须将“社会责任”原则作为与工业社会效率至上机理并行不悖的准则。因此，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生产方式的科学选择，而且是对生活方式和人本价值的科学和合理选择。按照科学发展观，发展的价值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GDP的快速增长），而且是创造和追求物质财富过程的文明有序，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总之，发展的价值是物质富裕条件下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是经济强盛条件下社会的文明、正义与和谐，是人类在利用自然中同自然友好相处从而能够世世代代获得大自然的持续恩惠。
第二，人类只应提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与其他一些国家实行经济转轨所不同的是，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充分体现了一切从现实出发的态度。所有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只有具有了可行的实现条件，才具有现实行动的意义。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出发，解决任何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必须从现实出发。人类任何时候都是在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条件下进行活动，有经济条件的约束、技术水平的约束、自然资源的约束、生态环境的约束，甚至还有社会心理状态（承受能力）的约束等。如果只有美好的愿望和主观承诺，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和没有可行的实现道路，无视这些约束条件，幻想成功，贸然行动，即使方向正确，也会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甚至引发混乱，或者付出严重的代价。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虽也经历风浪和挫折，但总体上是循序渐进，平稳进行，保持了社会的基本和谐并与民众承受能力基本相适应。特别是，改革过程有突破也有妥协。例如，尽可能不损害既得利益，“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等策略，体现了改革方式的柔和性和兼顾性，以争取获得最大多数民众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需要更加重视发展成果的共享。近30年改革发展与此前20多年计划经济时期的显著区别之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理念几乎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理念根本上是“为享用（生活）而生产”。但是，在人们总结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高速增长的成就未能令人满意地让全民得到更普遍、更公平的共享而感到遗憾。财富创造的成就越辉煌，要求财富共享的社会压力就越强烈。此时，不同阶层的不公平感、被歧视感甚至无力无助感，往往会成为广泛蔓延的情绪，对社会和谐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进而阻碍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因此，以更大的社会责任意识来关注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所以，当前，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向更倾向于解决广大民众更关心、更直接、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是与时俱进、顺应民心的正确举措。
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表明，实现财富的公平分享比财富的创造更困难，解决民生问题的成就比取得经济增长的成就更难获得各阶层的满意评价。因为，财富的创造和经济的增长是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数字来明确表现的，并可以有大致公认的评价标准；而解决民生问题，不仅目标多元，内容复杂，而且其成就的评价难有一致的感受和公认的准则。特别是，构建促进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机制，世界各国大体相同，即让市场经济制度的自由竞争机制尽可能发挥作用，并辅之以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解决好涉及以实现所有居民（甚至所在国外国公民）的公平和共享为原则的民生问题，世界各国并无相同的制度机制，甚至在最基本的理念上都存在极大分歧。再加之，解决民生问题还涉及例如“幸福”、“富足”、“安全”、“保障”、“公正”等依赖于心理感受的因素，所以，取得社会公认的成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这一意义上说，当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更为关注民生的阶段，所面临的矛盾将更突出，困难将更复杂，挑战将更严峻，任务将更艰巨。
五、结语
在一个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并在经历了数十年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纷争的国家，中国近30年来的伟大成功基于邓小平所倡导和坚持，并经发展实践而形成的全民发展共识，有此共识，才有一心一意谋发展搞建设的一致方向，才有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全民意志，才有存异求同化解矛盾的共同语言，才有处理一切国内国际事务的决策准则。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在近30年来所形成和坚持的基本共识以及在此基本共识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升华发展共识，进一步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
注释：
① 正因为这样，最近胡锦涛特别强调要提倡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