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述评(1990—1994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始于80年代初，然而真正进入发展阶段则是从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之后才开始的。经过1986年到1989年四年的过渡，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逐步改变了过去研究领域狭窄、主题不够丰富的局面，从1990年到1994年，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发展相当迅速，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新的研究主题不断被发掘。然而，毋庸讳言，在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法。基于此，本文拟对5年来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做一次简略的回顾，并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以探索进一步促进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繁荣和发展的策略与方法。
一、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进展概述
1.研究成果颇丰
作为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多寡，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学科发展速度和理论研究水平。5年来，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颇为丰富的。
首先，学术论文数量逐年增长。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会刊，《情报资料工作》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发表最集中的地方。5年来，《情报资料工作》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及各年所占比例如下表：
年份 数据 项目1990 1991 1992 1993 1994合计
论文数(篇)
9595
103
105
109 507
百分比 18.7% 18.7% 20.3% 20.7% 21.5%
由上表可以看出，论文数量在总体上呈正态增长，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从1990年的95篇增加到1994年的109篇，涨幅不小。
其次，在学术专著方面，目前已有的5部社科情报学术专著中，有三部是90年代以后出版的，分别是陈誉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周铭德、张志详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导论》，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学术专著的出版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对建立社科情报理论体系所做的努力，尽管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体系能得到所有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的认同，但可以看到，最近出版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一书，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上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准。
2.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5年来，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研究主题在不断增加。首先，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和主题。如与政策科学交叉产生了社科情报政策的研究，研究者从政策科学的一般意义出发，对社科情报政策做出了界定[1][2][3][4]，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制定社科情报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原则[3][4][7]，社科情报政策的模式与类型[2]，社科情报政策的体系与结构[2][6]，社科情报政策的内容[5]等问题；与此同时，还开始了对部门信息政策的研究，如对中国经济信息政策的问题、道路与前景的研究[8]，提出了未来的信息政策研究应将重点放在信息政策的结构以及信息政策的贯彻实施方面[9]。其次，对于一些已有的研究课题，在新的环境下进行重新审视，发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层面和研究主题。如对社科情报源的研究，在1992年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的专著出版之前，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已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社科情报源结构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一切能生产、持有或载有社科信息，而且能传递或透露社科信息的机构或物体，并探索了各类型社科情报源的含义特征，似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到了某种极限。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科情报需求中产生了对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交流的动态情报源的需求，于是理论研究者适时提出了“动态情报源”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研究，从而发掘了一个新的主题。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说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是有继续发展的理由的。
3.将理论研究置于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之下
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是对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情报现象和情报行为进行的研究，之所以将它与科技情报理论研究分开，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存在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直接影响到社科情报需求以及社科情报工作，因此，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应该置于社会科学这个大背景之下，对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初阶阶段，由于社科情报实践经验的欠缺，理论研究多是引进传统情报学的理论，僵化指导社科情报的理论研究，而对社会科学问题不予关注。如这一时期最早出版的赵惠丰等编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就没有提及社会科学问题。随着社科情报实践经验的日渐丰富，社科情报领域一些独特的情报行为和情报现象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90年代出版的三部专著都对社会科学问题进行了论述，而且在不断深化。陈誉和周铭德主编的专著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章论述，表明研究者开始重视社会科学问题，但这两部专著都没有将社会科学问题作为一种能作用于社科情报理论的能动因素，没有深入研究社科情报交流机制等一般理论问题，没有把社会科学这个基础切实带入社科情报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中去。直到1992年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的专著出版，才真正将社科情报理论放入“社会科学”这个大背景之下，不再孤立地讨论社科领域情报的特点，而是从根本上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讨论这种不同带来的社科情报的特殊性以及社科情报交流、利用、组织管理问题的特殊性。
可见，在这个时期，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已逐步将自己置于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之下，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以此为起点，社科情报理论界对社科情报领域的情报现象和情报行为进行了重新审视，得出了一些颇有创意的结论，使理论研究得以丰富和发展。
4.理论研究紧跟时代步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信息市场和信息产业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科技情报领域已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体系，试图寻找突破口，实现理论体系的重构，以使自己能跟上时代步伐。在这方面，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也投入到对信息市场和信息产业的有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对信息市场的培育[10]、结构和功能[11]、信息产业的支撑体系[12]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且已有人开始深入研究社科信息市场的问题，探讨社科信息市场的运行机制，我国社科信息市场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途径及我国社科信息市场的经营策略[13]。当然目前对社科信息市场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只能算是新的研究领域，然而，滑坡如此严重的社科情报事业，为了增强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努力使自己的产品进入市场，社科情报理论也必然会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并由此影响到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的观念，从而使其对社科情报服务、社科情报产品等问题的研究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而且有可能因此找到构建社科情报理论体系的突破口。
社科情报理论界从不参与到参与信息市场和信息产业的研究，从参与到更深入地研究本领域内的信息市场问题，这说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感，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活力旺盛的一种表现。
5.联系实际研究现实问题
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在初创时，由于其实践经验不够充分，对一些问题虽然已有所认识，但只能进行一些纯思辩性的论述，得出一些理想化的结论。随着社科情报工作的开展和普及，这些研究成果在现实问题面前日渐显得苍白无力。在这种情况下，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开始注意联系实际研究现实问题，如对于社科情报网络的研究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1990年以前，对社科情报网络的研究处于一种理想化阶段，研究者致力于设计一个全国统一、功能齐全、运转迅速的社科情报网络。然而，历经数年之后，社科情报网络的建设步履维艰。于是研究者开始反思，提出应从实际出发建设社科情报网络，不可贪大求全[14]，并开始转向对不同范围内的社科情报网络进行研究，论述了不同范围内的网络建设应选择不同模式，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宜先建立系统网络和地区网络[15]，并对局部性社科情报网络中心的功能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16]。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使网络建设向实际方向迈进了一步。
理论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在走过了近15年的研究历程之后，从经院式研究转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说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正在逐步成熟。
二、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总体研究水平不尽如人意
首先，尽管5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不少，但这些论文中真正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文章却不多。许多文章在内容上相互重复，缺乏新意，对社科情报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实用价值不大，其主要原因是研究方法单一。长期以来，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受社会科学定性化研究的影响，已形成一种误解，认为在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中只存在定性方法，于是许多研究者不注意数据的收集，也不愿用统计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其研究只能是一种从文献到文献的过程，是一种近似于“摘抄”和“剪报”的工作，“研究”出来的成果很难会有所突破。而这一部分论文的存在，又从整体上降低了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成果的水平。
其次，理论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往往难以看出明显直接的实用价值，然而却具备更为长远的眼光和更为宏观的思维，使其成为应用研究的指导和后备力量。然而，当前在社科情报理论界，多数研究者都愿意从事应用课题的研究，而对基础理论研究颇为冷淡，使基础理论研究留下了许多空白，其结果势必会使建立于其上的应用研究缺乏可靠性。而事实上，现在不少理论研究者都能准确及时地抓住一些社科情报活动中的热点现象加以研究，但研究深度和价值却往往达不到应有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本身理论基础薄弱，洞察力不足，而研究者理论基础薄弱的原因又在于社科情报基础理论本身不够充实和完整。因此，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另一方面，应用研究水平不高，这必然会从总体上降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水平。
2.研究成果缺乏对实践的指导能力
理论研究的归宿是指导实践，然而回顾5年来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走过的道路，我们在这个领域辛勤研究得出的理论，在用来指导社科情报实践时却显得苍白无力，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理论研究水平不高当然有直接关系，但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在当前的社科情报理论界，有一部分研究者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从事理论研究主要是为了职称和荣誉，没有将理论研究作为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看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多会选择一些流行的、研究起来比较容易的课题，这样的研究课题缺乏针对性，其成果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就会微乎其微。
其次，在社科情报理论界存在一种畏难情绪。在最初提出一个问题时往往热情十足，而一旦研究逐步深入之后，却由于研究难度的加大而放弃对它的研究。如对社科情报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88年到1992年。刚开始时大家都充满热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从政策科学的一般意义上提出的，因而研究难度不大。可是对这些问题的介绍和阐述完毕之后，当比较困难的实质性问题(如社科情报政策的内容、制定过程等)不可回避时，却纷纷放弃了对它的研究。现在社科情报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已远不如前几年。又如，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不愿用定量方法来研究问题，除了数学基础方面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吃苦，因为定量分析必须经过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和分析来进行，其中的工作是十分复杂和繁重的。
第三，理论研究者本身的理论水平不高。由于理论水平有限，即使研究者能准确及时地掌握社科情报活动中的热点现象加以研究，但也只能对所研究的实际问题作一般性描述，而难以对其作出科学解释；只重视社科情报工作中实际问题的结果，而忽视对其过程和原因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对社科情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无益处。
三、进一步促进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对策
1.明确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
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这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社科情报理论界还没有明确提出，即使研究者有所尝试，也是浅尝辄止，或缺乏准确性。由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主攻方向的模糊性，使得理论研究缺乏颇具凝聚力的核心，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当前，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研究者选择课题时缺乏适当的标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直接原因都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缺乏明确的主攻方向。
笔者以为，对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主攻方向的确定应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着手。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从传统情报学理论中独立出来的原因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情报现象和情报行为与科技领域有明显的差别，社科情报工作的实践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来指导，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对社科情报活动进行研究，以指导社科情报工作实践，可见，指导实践应该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而另一方面，理论要用来指导实践，首先要求理论自身达到成熟，而理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建立和完善社科情报理论体系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又一主攻方向。这两个主攻方向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
如果有了这样的主攻方向作引导，研究者就会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使二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使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得以提高。
为了明确主攻方向，应该加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对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组织和管理。学会可以通过召开理论研讨会，提出重点研究课题，在会刊上进行呼吁，使主攻方向逐步深入到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之中。
2.在理论界提倡一种脚踏实地、不畏困难的研究作风
“浮躁”是理论研究的大敌，而在当前的社科情报理论界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浮躁的风气。新的研究主题不断被提出来，但真正能围绕一个主题深入研究下去的人却不多，于是研究的面越铺越广，研究的程度却越来越浅。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要取得更大进展，就必须在理论界提倡一种脚踏实地、不畏困难的研究作风。理论研究部门必须加强思想工作，并对那些肯于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并取得一定成绩的研究者给予表彰和奖励，以树立典型和榜样。
3.提高理论研究者的素质
高水平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现，首先要求有高水平的理论研究者。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从总体上看，理论研究者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在及时准确地把握社科情报活动中的热点现象的能力不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能力较差，理论研究方法单一等方面。改变这种状况，使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队伍的质量得以提高，是提高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提高研究者的理论素质。其次，必须强化研究者的方法论训练。可以通过社科情报学会及相关机构对社科情报研究队伍进行系统研究方法培训；在大学图书情报学系设置研究方法课程；加强数学、计算机方面的训练，提高研究者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