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 ”是什么？
杜 鹏（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近代科学诞生之后，在中国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萌芽状态。10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首举“赛先生”、“德先生”的旗帜，在更为广阔的层面影响着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科学也被负载上民族救亡的政治意义之后才真正开始了在中国的建制化过程。
不用套我的笼子，我不说具体，只跟你说个大概，你自己默算。我的田打算养龙虾，一亩水面只算赚一万，三年算算。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启蒙运动，她的重心是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学，也就是白话文学。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功能是发现自我，寻求一种独立的人格，让自己的这种力量得到更好的彰显。在这个过程中，“赛先生”、“德先生”作为五四运动的两个鲜明旗帜，发挥了一种主导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当时的科学体现了复杂的内涵。
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统计《新青年》对“科学”一词的用法，分析《新青年》的作者们给“科学”所赋予的含义，分析发现：“科学”除了用来和迷信对立外，主要用来表示物质、进步、伦理建设等含义，而“民主”和“科学”只不过是现代常识和个人独立的代名词而已。因此，他们提出，新文化运动的深层动力是中国知识分子常识理性的变迁，以民主和科学为代名词的现代常识取代了传统的常识和人之常情，成为中国文化从传统演变为现代形态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识自然观本来就具有建构道德的作用，格致是修身的基础，它是三纲领八条目的起始环节。1915年后，新知识分子认为可以用科学自然观来建构新道德，则是把格致的功能赋予科学。这里，科学引进中国走过了一个怪圈：它先从格致中分裂出来，但到1915年又具有了格致的功能。由于近代科学知识不能纳入传统士大夫道德化的自然观，科学知识就只能从传统的格致中分离出来。而一旦科学普及导致现代常识的形成，它必然具有格致那样建构新道德的功能① 金观涛, 刘青峰. 新文化运动与常识理性的变迁. 21世纪, 1999, (4): 40-54. 。
姑父还从没对小虫这么客气呢。即使小虫去他家吃饭，也没拿过这么好的酒款待小虫。小虫不能不受宠若惊了。姑父今天心情不错，说了不少开心的事，边聊边喝，一瓶酒喝了个精光。小虫有点晕了。姑父久经沙场，面不改色。
和血胶囊为皂矾与麸炒苍术两味中药经粉碎加工而制成，具有健脾燥湿、补气生血的功效，常用于治疗脾胃虚弱、气血不足、面色萎黄、心悸乏力、缺铁性贫血等症[1]。和血胶囊原标准收载于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19册，标准编号：WS3-B-3609-98[1]。原标准只有显微鉴别对苍术药材、化学反应方法对皂矾进行质量控制，其专属性不强，且缺乏定量检测指标，难以真正控制成品的质量。按照国家药监局“国家药品标准提高研究课题任务书”（项目编号158号）文件要求，对和血胶囊的质量标准进行全面修订与提高。
纵观启蒙运动在欧洲社会中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是不尽相同的。尽管如此，欧洲启蒙运动却存在着一个作为所有这些思想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清晰可辨的中心。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勒指出：启蒙思想抛弃了17世纪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的方法，而代之以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经验归纳方法。启蒙思想家不仅把这一方法论工具运用于心理学和认识领域，还把它运用于历史、宗教批判、法律和国家以及美学领域，从而树立起“理性”的旗帜，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思想的世俗化进程，促成了科学的蓬勃发展③ E·卡西勒. 启蒙哲学. 顾伟铭等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观念的广泛深入是五四时期的显著特点。作为与民主并立的一大口号，科学既不是船坚炮利或军事技术，也不是具体科学知识，而是普遍之道。与严复等维新思想家主要将某一特殊科学领域（如数学、历学、化学及生物学中的进化论等）加以提升不同，当时的知识精英进而将科学作为整体而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规范体系。科学已从知识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这也构成了一个冲突的图景：民主与科学一方面要铲除“菩萨”这些精神的偶像，另一方面自己却成为新的精神偶像② 杜鹏. 21世纪的中国学会与科学共同体的重构.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这一点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然而，试图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寻找某种一以贯之的方法论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中国启蒙思想缺乏欧洲启蒙哲学的那种深刻的思维传统和知识背景，更重要的是，中国启蒙思想所依据的各种复杂的思想材料来自各个异质的文化传统，对这些新思想的合理性论证并不能简单地构成对中国社会的制度、习俗及各种文化传统的分析和重建，而只能在价值上做出否定性判断④ 汪晖. 预言与危机(上篇)—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文学评论, 1989, (3):17-25. 。换句话说，赛先生更多的被认为是改造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有力武器，而很少被考虑如何融合中国的各种文化传统进行解构和重构，从而更好地扎下根脉。对此胡适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1919年7月，胡适先生因不满一些人太热衷于谈论他们一时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的冠以某某“主义”名目的外来思想学说，而不太关心中国当前社会上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他认为这是个危险的倾向，所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强调研究问题的重要，指出脱离社会实际问题，空洞地高谈主义的危险性。
从历史上看，当时救国存亡的严峻局势、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痛苦，压倒了知识精英对理想的追求和需要，也压倒了一切。以《新青年》为依托，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正是着重于让中国人接受船坚炮利和科学理论背后更具价值性意义的科学本质观念。因而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这场启蒙运动视为改变传统价值的伦理革命。然而，正因为过分强调伦理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派在对科学的宣传中更加突出了科学的价值层面而相对忽略了科学的理论知识体系本身、科学的社会应用、科学的社会建制等其他层面，也没有认识到科学价值层面背后的社会建制的作用和力量① 陈首, 任元彪.《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 (Z1): 12-32. 。当然，这种对科学理解的偏颇，也是时代的选择。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大国，但对于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的批评屡见报端。这也表明，赛先生并没有完成她的百年使命，我们还需要进行反思和补课。时至今日，胡适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当前的科技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DOI: 10.19524/j.cnki.10-1009/g3.2019.01.017
（责任编辑 肖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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