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综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年来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3-0106-10
今年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70年来有关长征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据“超星图书馆”读秀图书搜索收录的与长征有关的著作达19000多部。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近十年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以长征为题的文章就超过1700篇。上述成果在不同时代形成不同特点。具体来讲，1949年以前，主要是有关长征的报道、纪实。1949年～1978年，主要是当事人对长征的回忆，对长征资料的征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1979年～1996年，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长征研究也完成拨乱反正，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一方面继续完成资料征集工作，另一方面澄清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60周年，达到高峰。近十年来，有关长征的研究继续向纵深推进，研究视角不断创新，高质量的成果不断涌现。如从不同侧面反映长征的“长征系列丛书”(《见证长征的外国人》《长征中的女红军》《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国民党将领看长征》)①；撷取长征最新研究成果，用问答方式，全面介绍长征的《解读长征》②。还有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③；以珍贵的历史图片与文字并茂，介绍长征的专著④；以叙事和纪实为表现手法，或全景式⑤，或反映某一个侧面的长征史专著⑥；当代人重走长征路，记载沿途调研、所见所闻及发现的各类新的长征史料的著作等⑦。这些标志着长征史研究已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学科。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长征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存在着重视中央红军长征而忽视参加长征的其他红军队伍问题。本文仅从十年来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挑选具有创新性、代表性和争议性的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红军长征的准备、出发地和时间
(一)长征的准备
在纪念红军长征会师60周年时，高维良曾写有相关的综述文章，将相关成果归纳成六种观点⑧；其后，马福生又概括成三种观点⑨，但内容大体一致。①中央红军没有准备，是“仓促行动”；②在长征前有准备，不能说是“仓促行动”；③长征前，党中央领导核心早有准备，广大指战员缺乏准备；④有一定准备，也存在严重失误或错误，对之不能高估；⑤在战略上缺乏充分准备，在战术上作了直接准备；⑥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早有准备，但决断犹豫，出发仓促。
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这一问题继续延续。但主流意见认为长征的决定并非仓促作出，也不是无计划的盲目行动，所以，红军长征前“没有作必要的准备工作”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⑩。党中央的文件、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出版的一些党史书刊中，都反映了中央对长征早有计划作了准备(11)。谢一彪考证早在1934年3月底，李德就向博古提出要准备一次战略大转移。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李德再次提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建议(12)。迫于严峻形势，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战略转移问题。李德受中央委托，起草相关的战略计划。
中央红军在长征前的准备工作：①开展扩红运动，恢复和壮大红军力量。②开展筹粮筹款运动，保证部队的粮款需要。③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的准备。④建立健全各级指挥机关，特别是对主力红军转移后苏区的斗争作了较为周密的部署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为苏区留下武装力量共计三四万人(11)。⑤军事部署上作了准备，即由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另辟新根据地，方志敏率红十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向西转移，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13)。⑥长征前临时中央已制定一些行动计划，如确定了战时转移的目标，选择了战略转移突破口等⑩。
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评价存在着一定分歧。李法杰认为长征准备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长期以来未被人所知。又因为准备工作与反“围剿”斗争同时进行，甚至是在反“围剿”名义下进行的，被当作是反“围剿”斗争，这就使人产生“没有必要的准备工作”的误解⑩。
多数文章认为临时中央在准备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①过分强调保密，未在广大干部和指挥员中进行应有的解释和政治动员。②把战略转移当作逃跑式的“搬家”。③确定干部走留安排上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11)。④军事撤退过于仓促。力平认为当时有了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计划，9月以前，不是一点准备工作也没有进行，而是到了9月，才真正准备出发长征(14)。李德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了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但是，准备很不充分，存在严重错误(12)。
对此又有另一种解释，即1998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项南之父项与年的传奇生涯》，提到“促使红军长征的绝密情报”问题。1934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以攻取根据地中心瑞金为目标的“铁桶计划”，时任赣北保安司令部参谋的共产党员项与年等人得到后，于10月7日送达瑞金，交给周恩来、博古。中央负责人据此认为根据地已万分危机，便于10月10日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这一材料，对长征研究影响重大。如果属实，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长征及相关人物的评价与结论，所以马福生提出，“这件事值得重视，应该由有关部门考察清楚”⑨。
(二)关于红军长征出发的地点与时间
这一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刘良认为：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以1935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发布第五号命令，当晚中央第一纵队由瑞金梅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作为标志。因为当时最高指挥机关在第一纵队，由中央军委、红军总部和直属机关、“最高三人团”组成。首脑机关离开了红都瑞金，就意味着中央红军放弃了中央苏区，开始了伟大的长征(15)。他比较了长征出发标准的四种观点：以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长征出发命令和中央红军首脑机关离开瑞金为出发标准；以中央机关及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在于都集结后，统一渡过于都河为标准；以中央机关及红军各军团的出发时间和地点为标准；以中央红军向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攻击及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标准。认为只有第一种标准更加客观和科学(15)。
黄鹏生持不同观点，“军事出征是从集中地开始的，集中地就是出发地”(16)。于都河北岸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总的集中地，也是最后一个集中地，于都显然就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针对前一种观点，黄鹏生提出商榷意见：“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期即1934年七八月间就将机关各部门从瑞金沙洲坝迁入瑞金、会昌、于都三县交界的梅坑、田心、九堡等地，分散办公。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和直属部队向长征前红军统一的集结地开进，而不是命令各军团向自己靠拢集结，也不是直接向突围地域集结。”这也证明了“出发地是于都，或者说是于都河北岸”(16)。
李宗辉也认为应该以最后一个集结地作为出发的标志，即于都、会昌，其中主要是于都(17)。
另外还有四个县起点说，认为中央红军长征以闽西的长汀、宁化，赣南的瑞金和于都为起点，不同意仅将于都作为出发点(18)。
如何确定长征的时间，黄鹏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标志就是整个野战军(长征中第一方面军主力代号)渡过于都河。”(16) 具体时间为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并分别指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10月21日说，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0月10日说，1996年刘晶芳、李东朗主编的《长征全史》10月12日说等存在的“矛盾”(16)，李宗辉认为是10月16日(17)。
二、关于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确立
(一)北上战略方针的确立
按传统说法，红军在长征之初就确定了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否定，普遍认同中央北上战略是逐步确定的，但具体过程和内容存在不同的见解。
刘方鸣认为北上战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有四个阶段：①黎平会议改红军突围去湘西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②遵义会议改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为云贵川根据地的战略方针；③两河口会议改建立云贵川根据地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④榜罗镇会议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
马福生参照20世纪80～90年代研究成果提出：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迟至1934年9月，‘三人团’已决定转移到湘西北去会合贺龙”，“这是最早的军事战略目标”。②从通道会议开始，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红军放弃去湘西，确定并着手实施“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这是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转变。③1935年5月中旬的会理会议决定立即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实现了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二次转变。④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提出“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其包含了“占领陕甘川”和“打通国际路线”两个基本点。红军抵达哈达铺前后中央领导人得知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消息，毛泽东随之宣布“首先要打到陕北去”，9月28日的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遂正式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⑤中央到达陕北后，面临的给养困难、地域有限等实际困难，12月23日政治局决议明确规定，把“打通国际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抗战暴发后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正式形成和苏联援华抗日道路合法开通，革命大本营最终确定在陕甘宁边区⑨。
(二)打通国际路线
打通国际路线对红军后期的长征，对红一、四方面军发展及中央到达陕北后的战略决策有重大影响。唐洪森认为，从中共中央总的行动与计划布置来看，有三条基本路线可供选择：从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至苏联；从宁夏接通绥远的阿拉善左旗，入外蒙；从山西折绥远边地，到外蒙。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具体方针和路线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①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同时派一部分红军西征新疆的方针。②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直接指挥的兵力只有两个主力军，且已形成单独北进态势，提出“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的方针。③张闻天在直罗镇战役后提出红军应靠近外蒙的方针。④瓦窑堡会议上确定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为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为此，红军发动东征。⑤红军西征与渐次靠近外蒙新疆。东征受挫后，中共中央以打通苏联为号令，促使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⑥以兰州为战略枢纽，从两个方向同时打通苏联的计划。形成三军南北夹击西(安)兰(州)大道，并能随时实现大会师的有利态势。⑦中央提出静宁战役计划与三军大会师。故有了10月9日四方面军到达会宁城和22日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三军大会师。三军会师后，即执行了仍以打通国际路线为根本目标的宁夏战役计划(20)。⑧宁夏战役计划流产后，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承担了从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三)哪张报纸提供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信息？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后，从收集到的旧报纸上获悉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的消息。但是具体是什么报纸，存在着《大公报》与《山西日报》等不同说。
1.《大公报》
来源于马文瑞、贺晋年、王世泰、吴岱峰、刘英、陈诗林等红军指战员的回忆，以及张闻天的1935年9月22日在前委机关报上写的《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等(21)。
2.《山西日报》
见于尹韵公的相关文章和《聂荣臻回忆录》《李富春传》等著作。尹韵公对《大公报》百年历程的纪念画册提供的红军所见的是一张1935年9月15日刊登有陕北红军的新闻报道这一材料提出质疑。他根据李维汉等人的回忆录所讲的从“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获取消息，认为只有《山西日报》才相符条件，而《大公报》是一份私人报纸(22)。反对者则认为《山西日报》的影响不会超出本省，其发行也不会传到偏僻的哈达铺(23)。
3.《晋阳日报》(24)
1935年阎锡山授意《山西日报》《晋阳日报》登载陕北红军发展壮大威胁其统治的消息，意在为他不能离开山西造舆论(25)，而正是这些报纸为中央在哈达铺所阅见。
以上内容均说明了在1935年7～9月份《山西日报》《大公报》《晋阳日报》都刊登了有关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不论是哪种报纸，尽管没有丝毫的主观动机，但在客观效果上却帮了中央红军一个大忙，使其“绝处逢生”，解决了当时最需迫切解决的长征落脚点问题(22)。
三、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工作
马福生对9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认为内容大同小异，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制定和宣传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和武装；民族工作的重大作用；少数民族对红军的帮助。但有的文章只是简单地以“彝海结盟”、“中国工农红军夷民沽鸡支队”、冕宁“抗捐军”等，作为红军执行民族政策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解放运动发展的典型事例，并未详考其前因后果，以致沿袭旧说或想当然地笼统地予以肯定和称颂⑨。近年来这一问题仍是长征研究中的热点。
(一)对民族宗教政策的梳理和概括
1.民族宗教政策内容
长征期间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主要体现在宣传标语、口号和一系列的决议、指示、布告上，民族政策具体概括为：①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②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③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④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26)；⑤民族自决政策；⑥严格执行红军革命纪律，建立新型军民关系(27)；⑦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重要任务提出(28)。
宗教政策具体内容为：①实行宗教信仰自由；②保护寺庙、经堂、经书；③部队“严禁住经堂与毁坏经典、神像及祭仪”；④实行“政教分离”；⑤争取、团结、教育宗教上层人士；⑥建立喇嘛改进会，改革宗教(29)。
2.民族宗教政策特点
长征中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针对不同民族体现了各自特点。对西南苗瑶彝等少数民族强调民族自治，在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解放苗瑶决议案》，成为我党早期民族政策的“蓝本”。长征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成为民族政策由理论到实践的第一块“试金石”。在《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中，创造性地提到“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己解决”，“苗民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实质上是把苗族的政治权力还给苗民(30)。
在藏区强调民族自决，扩大自决内容，提倡发展民族文化。1935年《前进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建立自由的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的革命的民族运动”。“康藏民族自决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政教分离，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提高康藏民众的文化，运用康藏自己的语言文字设立学校”等等(31)。
对回族要尊重其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红军长征到达甘、宁回族地区后，相继颁布了《回民工作须知》《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毁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之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要求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确宣告：“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保护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32)
(二)民族宗教政策的历史意义
1.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初步形成
长征时期是我党民族理论体系初步形成时期。①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上高度重视民族问题；②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进行了初步探索。③党的民族政策的内容已具雏形(28)。④为党在此后进一步制定民族宗教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32)。
2.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
长征中有大多数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在红军到达这些地方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就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企图置红军于绝境。面对种种困难，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都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搞好民族关系作为重要政治任务(33)，由此壮大了红军力量，加强了自己的政治、群众基础(27)，顺利通过了这些地区。在黔东南地区，苗族侗族人民纷纷参加红军，支援红军行军打仗，提供物资，充当向导，救助、掩护流落红军和伤病员，掩埋红军烈士(34)。彝族首领小叶丹(35)、白利寺格达活佛和香根活佛等都对红军进行无私援助(29)。
3.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兴起
主要表现在长征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彝汉结盟，成立中国彝族红军沽基支队(35)；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藏区建立博巴政府(29)；红军长征到西北地区后以回族为主建立苏维埃政府、回民自治政府(36) 等。通过研究，对一些重要的史实予以澄清；对少数民族革命政权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历史地位及作用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4.以实际行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长征中红军以自身的革命行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方式是文艺宣传队宣传和红军官兵的自身革命行动。徐万民等从传播时代、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传播队伍成员、传播的后果等五个方面论证了红军在藏区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不同(31)。
四、长征中的会议研究
红军长征中，先后召开过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对长征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
通道会议的性质，一种说法认为是中央临时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央军委会议，参加者是当时在通道县的中央负责同志(37)。另一种说法认为，“说通道会议是军委扩大会、中央领导人会议、临时紧急会均不确切，会议更像‘三人团’扩大会议”⑨。
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避实就虚由湘入黔，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博古、李德仍命令部队北上，会议未改变原定会合二、六军团的战略方向，并未“转兵”⑨，“说明通道会议没有解决问题”(14)。另一种观点认为通道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转兵”建议，会后，转兵贵州的方针立即付诸实施，“使红军避免与多出我军数倍的敌军作战的一次全军覆没的危险”(37)。
黎平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其重要历史功绩是以中央正式决定的形式，肯定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方针，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实现了红军长征以来重大战略的转移，避免红军的覆没。
猴场会议重新恢复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确立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的原则；再次肯定和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这三次会议成为红军历史上拨乱反正，改变错误路线的开端(37)，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前提(14)。
(二)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历来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金朝晖曾对建国以来遵义会议研究成果分三个专题，即是否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强调中央领导集体，同时突出毛泽东的个人作用；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是一个历史过程，对不同的观点、提法进行了综述(38)。近年来对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否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仍存在不同看法。
1.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问题研究
力平认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对的，是按实际情况而说的。但是按组织状况来说，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因为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军事上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团”，是以周恩来为首。1935年8月周恩来生病，毛泽东成为军事上主要领导人。当时中央领导核心分为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人和国内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两部分。由赞成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张闻天为总负责人，这就在领导层内维护了团结(14)。
马福生综合了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成果，认为以下两种观点实质是一样的：一是“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其地位确立经历一个由初步确立巩固到最后完成的过程，遵义会议是起点，完成于1943年政治局会议；二是遵义会议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实际”地位，遵义会议是确立和巩固的起点，到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才当上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取得了“最后决定之权”。二者实质性内容并无不同，似毋庸“争鸣”⑨。
2.遵义会议与历史转折问题研究
党史研究中，多认为遵义会议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但也有学者提出遵义会议揭露批判了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及其危害，但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常委重新分工的工作还未进行，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责。紧迫的战争环境中的遵义会议还来不及完成这两件大事(39)。
孙果达认为错误的军事路线是一种思潮，不是靠一次遵义会议就能完全解决的。更何况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毕竟还没有立刻从组织上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军事思想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红军的指导思想。直到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小组，才“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40)。
(三)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1935年2月，中央红军向云南威信、扎西集结过程中，连续召开的几次会议。会议完成常委分工，由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湘鄂川黔苏区和川陕苏区的领导，并对全国革命有关问题作了部署；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研究部署了红军精简缩编问题；做出了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等七个方面的内容(39)。
历史地位：①是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征程中首次研究部署全国革命的重要会议。②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③洛甫代替博古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第一代领导集体(40)。徐波认为，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其作用重大，决不可低估(41)。
(四)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于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省会理铁厂召开，会议在战略上，确定了正确的行动方针，即“立即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建立川、陕、甘边苏区”，为赢得长征最后的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组织上，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到会理会议经过斗争才得到最终完全巩固”，为红军获得军事胜利提供了保障。会理会议及时而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错误，“平息了泛起在党内和军中的一股右倾错误风潮，错误的认识和思想得到了纠正”。政治上，会理会议坚持了党管军队的原则，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会理会议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是“在复杂的军事斗争、紧迫的对敌形势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没有能及时澄清一些误解，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具体讲就是毛泽东听信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一直以为是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对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张闻天和彭德怀的个人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为我们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起到某种警示作用(42)。
(五)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是1935年9月12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决定》。但是，长期以来俄界具体在什么地方不清楚。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乔楠经实地走访和查阅资料，弄清楚俄界就是甘肃省迭部县的高吉村。长征时因藏族通司(翻译)把“高吉”译成“俄界”，加上红军先遣队都是南方人，“俄”与“高”、“界”与“吉”在语言上很难分清楚，造成字和音上的差别，这就解决了俄界会议地址谜案(43)。
五、长征中的筹粮问题研究
红军长征长途跋涉，无后方作战，给养问题事关生死存亡，在给养问题上，筹粮又最为重要。
(一)长征筹粮的背景与途径
王夏刚认为筹粮工作展开的背景是：红军远离根据地，缺乏稳定的后勤保障。再加上各种谣传和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间的隔膜与矛盾，均增加了筹粮工作的难度。对此，红军通过宣传来教育群众，同时用实际行动来击碎谣言，实现了“群众工作愈深入，筹集物资愈好办些”。
筹粮的三种途径：①现金购买或者物物交换。红军长征开始时，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红军战士，这样他们就有钱自己买东西了。“留钱购物”是在上述方式无法实施的前提下，采取的一种特殊的购买方式，即红军取走老百姓藏匿的粮食或地里生长的粮食，就留下钱币，写个条子，表示歉意等。
②没收地主土豪的财物。其由专门成立的没收征发委员会来办理，也有宣传员，民运科参与，制定有一系列详细规则。没收对象限于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规定了没收权限，以保证没收有秩序有计划地进行，防止无政府状态出现。在没收征发的过程中，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对土司、喇嘛和回族土豪用谈判和借贷方式取得急需军用物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大规模没收征发工作从此结束。
③留条(牌)筹粮。这是红军经过藏族聚居区在找不到群众的前提下，采取的一种变通措施。“‘留牌借粮’是大规模的筹粮行动，是通过收割已经成熟的青稞，留牌解释并说明收割青稞的数量，并保证将来归还的筹粮方式”。木牌插在田中，藏民可以拿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筹粮问题
红军在过雪山草地时，粮食问题特别突出。其原因在于：川西地广人稀，物产不丰；红军队伍庞大和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产生的战略分歧；粮食问题严重威胁到部队的存亡。红军筹粮的总体举措是“根据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当时红军的生存是革命的根本和最大利益的特殊性”来实施。筹粮措施除上述三条之外，还有缴获战利品；向商人和农民买粮食；动员老百姓将自己的粮食和食物支援红军等(45)。
(三)红军筹粮的意义
红军筹粮基本上是成功的。红军正确的政策措施，既保证了长征途中筹粮工作的顺利进行，又宣传了红军的革命主张，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沿途军民关系的改善。在筹粮过程中，处处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处处为群众设想，这是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44)。红军筹粮，各族人民承受了巨大牺牲。1936年毛主席在保安对斯诺说：“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45)
六、长征中同错误路线和倾向的斗争
红军长征中先后克服了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一)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
谢一彪认为李德的错误主要是在“在中央独揽指挥大权，全面否定毛泽东制订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硬搬苏联教科书的条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经验，以所谓的正规战代替人民战争”。具体表现在：①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受到挫折后，将责任强加给持不同意见的将领。②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导致广昌失守。③福建事变发生后，李德、博古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的分析还是比较正确的，但由于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在军事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再加上受中央上海局和共产国际错误观点的影响，李德就拒绝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实行打击“中间派”的关门主义，使苏区反“围剿”战争形势恶化。④在长征问题上，未根据战略转移决策“适时地转变战略方针”，与敌死打硬拼。长征准备中把保密工作绝对化，将其与应有的政治动员对立起来，还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12)。
李德犯错误的根源，主观原因是他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更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客观因素是来自共产国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指示，以及党内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无原则地重用李德，将红军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给李德，对李德的错误负有主要的责任(12)。
(二)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
1.组建左、右路军
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发生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事件，这始终是长征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肖甡从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入手，拓展这方面的研究。
①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战略方针上发生分歧。中央军委提出“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主张继续退却，“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②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这是全军统一组织指挥的需要；是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需要；是增强红军实力的需要；也是对部队所处位置的考虑。③1935年9月10日，毛泽东率右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执行中央北进方针，单独北上。其原因，是由于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④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同党中央的对立是导致左、右路军分离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张国焘反对左、右路军共同北上，坚持南下方针是错误的(46)。
2.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研究
长征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即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后，张国焘发“密电”给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要其挟中央及右路军南下，否则要以“武力解决”中央。此“密电”被叶剑英截获后向毛泽东汇报，这就产生了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持这一观点或由此衍生出来的说法有：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错误方针，甚至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和一、三军团……跟他向川康边境退却逃跑。若毛、周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47)。
张国焘密电令徐、陈，“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其部属竟然喊出“武力解决中央”(46)。
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密电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48)。
“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部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49)。
“张国焘密电给四方面军，妄图动用武力截击一方面军和加害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50) 等等。
朱玉、王年一和蒋健等分别著文对此进行考证辨析，提出“武力解决”中央“密电”是不存在的。蒋健认为这一说法“是张国焘1938年4月叛变中共后才开始出现的，这可以看作是彻底搞臭叛徒的一种手段”(51)，论据在于：
①相关文献、档案均无这方面的记载。朱玉、王年一查阅了党史上所有关于张国焘错误及叛党罪行的文献，张国焘本人的检讨及晚年的回忆录，凯丰在延安清算“国焘路线”时写的文章，均无“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反复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却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所以“从一系列有关文献中，同样也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电文”。现在找不到“密电”，可能是原稿被张国焘、陈昌浩“销毁”的说法，无“求真”“求实”可言，不是“历史科学”(52)。
②相关人员的回忆说明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研究者分析直接接触所谓“密电”高层领导，张国焘、陈昌浩均未承认有此“密电”；徐向前、朱德只讲到南下电报；叶剑英讲他看到的电报“语气强硬”，而不是“武力解决”(52)；毛泽东先后两次回忆此事，第一次在1937年3月，讲“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第二次在1971年8月，讲“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看到电报“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51)。两次回忆的内容，其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并无电文或其他历史文献佐证，显系孤证”。由此看出，当事人的回忆材料，是围绕“南下”密电，而不是“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52)。
③有关“密电”存在的回忆难以让人置信。朱玉、王年一从有关领导人回忆“密电”存在的矛盾和疏漏，从红军相关电台工作人员的回忆，从当时发报译电程序和保密制度等方面，论述了“武力解决”中央“密电”是不存在的。特别指出“武力危害”说的坚持者、宣传者吕黎平帮助翻译“密电”是不可能的。他的回忆，“一次一个样”，事过几十年对“密电”内容的清晰记忆令人生疑，在向他核实时，又说是“听说的”，并表示“有人要他这样讲”。现在出版的一些党史著作，是按照杨尚昆肯定密电存在的定调，用“企图危害党中央”这句话作为证据的(52)。
3.红一、四方面军分裂问题
传统的主流观点是，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和坚持南下有右倾逃跑主义，是造成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根本原因。另一种观点是，这一事件双方都负有责任。张国焘有野心，想当头头，制造分裂。同时中央红军长征后实力大减，军纪有所废弛，使中央的领导威信受到损害。而博古、凯丰在两军会合后有不少批评四方面军的议论，引起四方面军将士极大反感。围绕北上还是南下政治路线的分歧，加深了双方的隔阂和猜疑。在说服张国焘北上无望又担心四方面军阻止一方面军北上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军的分裂(51)。
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也不无失当之处。如对红四方面军不够信任，对中央处境危险性过分夸张；撤离防地连夜密走；偷走一份两军惟一的军用地图；置四方面军于遭敌袭击的危险境地且对四方面军放出警戒线等，也在四方面军中投下了阴影(52)。
七、其他红军队伍的长征研究
参加长征不仅仅是中央红军，还涉及到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红七军团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以较强的学术性论述长征的序幕首先以红七军团北上拉开。1934年7月，红七军团6000多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北上抗日和减轻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压力为目的，于6日晚从瑞金出发。11月初进入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会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征战，于1935年1月失败(53)。柏福临、刘喜发称红七军团为北上抗日第一军(54)。
(二)湘鄂川黔根据地与红二、六军团长征
郑立论述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党中央策划战略转移——长征、创立新苏区战略意图的实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在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胜利，是整个红军长征胜利的标示(55)。
肖文豪论述了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①红二军团由湘鄂西转战湘鄂川黔边，与后来西征的红六军团会师，使“两军会合，相得益彰”，为扩大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基础。②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起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作用。③开创湘鄂川黔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目的地。④二、六军团坚持、发展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性转折作出重要贡献。⑤开展反“围剿”斗争，配合中央红军摆脱敌人的追堵拦截。⑥突围转移、策应中央在陕北创建革命大本营的斗争(56)。
(三)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长征
王新德认为，把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看成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的结果，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公正的。他提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是造成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客观原因；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是造成红四方面军反“围剿”失利的主观原因；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并非逃跑主义，而是当时战略上的惟一出路，是黄柴畈会议上集体决定的，并非张国焘的个人意见。四方面军在转战途中多次向中央作了报告，并未背着中央擅自行动。红军主力的保存和川陕根据地的创建是实现战略转移的直接硕果(57)。
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创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符号论述其对中央红军长征的支援作用在于：①情报支持。及时将川军活动的情报告诉中央红军，便利中央红军的决策和部署。②军事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陕南战役”、强渡嘉陵江的“渡江战役”，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减轻其压力。③物资援助。中央红军入川北上，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设立接待站，在马尔康设立三个大粮站，筹集100多万公斤粮食、1万公斤盐及大批物资支援中央红军。④兵力补充。懋功会师后，四方面军先后抽调6000多人编入一方面军(58)。
(四)陕甘根据地、陕北红军与长征胜利
霍金萍从陕北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蒋介石“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用兵部署分析了陕甘地区避开了四面受敌，有利于红军发展壮大的客观条件。而陕北红军的存在给长征中的红军以极大的鼓舞，这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惟一生存的根据地。它使长征红军增强了革命信心，使他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长征最后确立陕北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改变了以往红军被四面包围的地位。在西北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前线指挥所，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总后方(59)。
八、长征胜利会师与长征历史意义研究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一)长征会师研究
孙学宝对1991年以前有关会师的时间、行军路线和最终地点、会师时的先头部队及主要领导人、会师后的红军总人数、三军大会师的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60)。近年来，有关会师的研究还在深化。
1.会师部队、地点、会师的红军人数
(1)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师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哪支部队会师？一些文章(61)，包括在初中教科书《中国历史》(第八册)和高中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下册)都讲到：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是不够确切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同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领导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因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率二十五军主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共计7000余人(62)。
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与十五军团会师时间和地点，不少文章讲到是1935年10月19日在陕北吴起镇(63)。另有文章提出不同看法，主要是根据《聂荣臻回忆录》和邓飞《直罗战役歼灭战》的回忆文章以及实地考察，认为会师地点是甘泉县南15公里处的象鼻子湾村，时间是1935年11月6日(64)。与这一观点相近的是“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十五军团会师”(65)。
(2)红一、二方面军会师地将台堡的隶属问题
红一、二方面军会师地点一般说法是静宁东北将台堡，或说会宁东北将台堡和兴隆镇(66)。有人考证将台堡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将台乡，“当时静宁地区包括今天宁夏西吉县将台、兴隆、硝河、公易地区。许多书籍中对将台堡会师的记载口径不一、不准，与将台堡在历史上的行政归属变化有关”。“1936年隶属甘肃隆德县，1942年西吉立县后划属甘肃西吉县；1958年至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将台乡”(67)。
(3)会师后的红军总人数
除孙学宝提到的“三万说”、“八万说”、“三万八万都不正确”和“七万说”之外，又有人提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总兵力达三万五千人(不包括西路军)。其中，红一方面军一万五千余人，红二方面军约八千人，红四方面军约一万二千人。”(66)
2.红二方面军北上会师的损失
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红二方面军正在从甘南向北转移的征途中。红二方面军从甘南成(县)康(县)地区转战到甘肃静宁一带，遭到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王均部、毛炳文部三面攻击(66)。同时川军孙震部也压向成康地区，在六盘山下又受到敌骑兵第七师和马鸿逵部的进攻(68)，损失较大。其原因在于张国焘“向西撤退，破坏了中央静、会会战计划的实施，贻误战机，使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红二方面军只得放弃成徽两康地区北进(66)。二方面军北移时，中央几次电令张国焘派兵控制武山、甘谷、通渭、庄浪等地，以“确实掩护红二方面军之到达”，但张国焘不顾全大局，行动迟缓，致使二方面军处于十分被动局面造成极大损失(68)。
3.张学良与三军会师
牛桂云认为，“爱国将领张学良对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在思想和行动上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因当时他对红军北上抗日的支持是秘密进行的，所以知道此事的人不多”。①张学良以特殊的方式支持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他向中共明确表示：“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让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②张学良自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后，接受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瞒着蒋介石，秘密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与中共和红军作了力所能及的配合。③张学良积极为红军通报有关情况，建议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时尽量贴近东北军的防区走，在可能情况下为其北上提供方便的条件。
总之，张学良对长征途中的二、四方面军的北上抗日，对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胜利会师，都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形式，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69)。
刘亮则提到红二方面军过六盘山时，遭到马鸿逵部和东北军约两个军的兵力的阻击，使红四师和后勤部队遭到很大损失(68)。
4.长征中的会师次数
长征中各红军部队先后多次会师，蒋玉怀、罗学渭等分别统计长征途中共有八次会师，其内容上大体相同，略有差异。蒋玉怀认为第一次会师是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在印江县木黄地会师；第二次会师为红九军团从云南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金沙江后与中央主力红军会师；第三次会师为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达维会师；第四次为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第五次为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永坪镇会师；第六次会师为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会师；第七次是为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第八次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65)。
罗学渭的观点与蒋玉怀的不同之处在于：①提出第二次是太平会师，即1934年寻淮洲等人领导红七军团北上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安徽太平县会师。②第三次是大渡河会师，即1935年5月29日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及干部团与红二师、一军团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会师(63)。但是这两支部队同属红一方面军，确切地讲，应该是同一部队的会合，而不是不同部队的会师。③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地点是吴起镇而不是甘泉(63)。
(二)长征胜利的原因及其伟大意义
王炜玮曾撰文对1991年以前长征历史意义研究成果，分为“长征作为战略转移伟大行动的直接意义；长征作为党的历史中重要转折关头的历史意义；长征作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段，对毛泽东思想成熟起了重大意义；长征国际影响”四个方面进行了综述(70)。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
1.长征胜利的原因
陈文认为长征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使红军争取西南地方势力成功，促成西北统一战线局面形成，保证红军通过西南这片特殊地区，在西北有了可靠的立足地。正确的组织路线体现在实行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解决党内矛盾，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的军事路线为长征正确选定了战略方针，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71)。
2.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
李卫新、任培秦、余春林、刘明钢、赵东喜等人分别从长征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长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等方面论述了长征的意义：
①长征胜利，保证了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对外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计划，对内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状态，从中国革命发展上牢牢把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动权。②长征胜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72)。③长征是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历史抉择(73)。长征对地理环境制约性的突破和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使革命力量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赢得了天时、地利、人和(74)，在西北地区实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大联合(75)。④长征是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的历史必然(73)。对国民党蒋介石而言，红军长征远离其统治核心地区，对其威胁大大减轻，而对抗日的作用大大加重了，缓和了国共两党的矛盾，促使蒋介石政策发生某些变化，推动全国抗日民族大联合局面的到来(76)。⑤长征胜利直接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南方农村孕育——转入北方农村壮大——先取北方城市——最后进军全国”，长征是这条路径中的一座桥梁(77)。⑥长征胜利，保存了革命精英，造就了我党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⑦长征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斗志(78)。
注释：
①长征系列丛书：钟文：《见证长征的外国人》；马宏伟、张铁志：《长征中的女红军》；徐占权、徐婧：《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李涛、李海：《国民党将领看长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②徐占权：《解读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版。
③《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李德生回忆录》，1997年8月版。
④《永远的丰碑——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李镜：《新写长征图文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
⑤袁蓉：《长征路上的故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
⑥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月版。
⑦温元麟：《长征丰碑——长征路寻胜》，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罗开富：《红军长征追踪》(上、下部)，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6月、11月版；中国社科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版。
⑧高维良：《中央红军长征的准备问题研究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5期。
⑨马福生：《红军长征史研究所见与所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⑩李法杰：《中央红军长征并非是“仓促转移”》，《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
(11)孙厚堂：《论长征的准备工作》，《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2)谢一彪：《论中央苏区时期的李德》，《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13)袁征：《略论长征的准备》，《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14)力平：《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5)刘良：《从长征前夕的命令和集结行动看中央红军出发地》，《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
(16)黄鹏生：《从红军出征的共性特征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
(17)李宗辉：《中央红军长征前战略转移的若干问题再探》，《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8)吴澄洲：《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第10期。
(19)刘放鸣：《关于红军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确定的几点考证》，《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0)唐洪森：《论红军长征与打通苏联战略》，《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1)王鹏：《红军长征的终点是如何确定的》，《中国档案报》，2004年2月27日。
(22)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大公报〉决定了红军长征的终点吗？》，《北京日报》，2004年1月19日。
(23)散木：《是哪张报纸决定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浙江档案》，2001年第7期，第13页。
(24)贺思印、苗建寅：《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长征落脚点试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58页。
(25)惠金义：《红军长征落脚点选在陕北得益于山西报纸》，《党史文汇》，2005年第8期。
(26)陈友松：《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的民族政策》，《广东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7)李汹：《红军长征过云南与云南民族关系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114页。
(28)聂爱文：《简论我党民族理论初步形成的过程》，《昌吉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第22页。
(29)李翔：《红军长征中的宗教政策对我国宗教工作的影响》，《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第2页。
(30)吴曙光：《我党民族政策的历史丰碑——〈关于苗族问题决议〉论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1)徐万发、钟金慧：《红军长征与马克思主义在藏区的传播》，《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32)高占福：《红军长征时期在西北的伊斯兰教政策》，《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
(33)苗晓平：《永恒情谊——长征与少数民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页。
(34)黄兴彪：《黔东南少数民族对红军长征的贡献》，《少数民族史及史料研究(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1998年。
(35)祝彦：《长征中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党史纵览》，2005年第6期。注释③马福生文为“中国工农红军夷民沽鸡支队”。
(36)周瑞海：《论长征红军建立的回族革命政权的特点》，《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
(37)梁励、陈亚萍：《遵义会议的前奏——红军长征途中通道、黎平、猴场会议述评》，《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38)金朝晖：《建国以来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综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39)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等编：《光辉的扎西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页。
(40)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41)徐波：《张闻天在扎西会议中历史作用及地位的重新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42)程江红：《论长征途中会理会议的历史作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43)乔楠：《忆长征文物调查》，《丝绸之路》，2000年第1期。
(44)王夏刚：《试论红军长征期间的筹粮工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
(45)李星：《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的粮食问题》，《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
(46)肖甡：《略论红军长征中的左右两路军——兼议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恶行径》，《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
(47)顾燕新：《长征期间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及其思想蜕变轨道探析》，《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48)王春明：《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贡献》，《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
(49)周继强：《聂荣臻在红军长征中的重大贡献》，《军事历史》，1999年第6期。
(50)张攀学：《记长征途中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蒙自师专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4期。
(51)蒋健：《“草地密电”真相探究》，《文史精华》，2004年第10期。
(52)朱玉、王年一：《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请教范硕同志》，《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
(5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7～12页。
(54)柏福临、刘喜发主编：《红军长征全史——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红军游击区战史》(全五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
(55)郑立：《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2002年。
(56)肖文豪：《论红二、六军团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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