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外华人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世界正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作为华人文学中一个独具魅力的群体，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其深远和博大的文化意义。本文从现实、传统和文化三个层面比较东南亚和西方两地的海外华人女性文学，探求二者在题材开拓与主题挖掘、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中相同或不同的审美意韵。
时代总是慷慨赋予人们重新估价和重新发现自己的机缘。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的兴起和繁荣大概就源于这种机缘。如果没有开门看世界的新观念，没有那双重文化撞击下女性追求的艰辛和玫瑰色梦幻破灭的痛苦，海外华人女性文学不会有立足的土壤。
她们在两块截然不同的土壤上拓荒。
东南亚——这里有世界上除中国本土之外最大和最牢固的华人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正处于缓慢地与他族相互影响、融汇和同化的过渡阶段。”（忠杨语）已经“落地生根”的一代东南亚华人女作家将其艺术视野更多地投射于居住国本土，其作品带有本土性文化和地域性民族集合体的特色。
背负着传统而飘洋过海的西方华人女作家面对的则是“摆荡于两种文化之间无法扎根的困境”〔1〕在主流社会强势文化的“俯视”下， 饱尝了作为“他者”、“外人”的酸涩，经历了一个嬗变和重建精神家园的痛苦过程，从而走上了文化回归的道路。
这是两个独具魅力的群体。虽然在各自不同的居住国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所在国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色，却因相同的炎黄文化的基因而牵紧了彼此间在文化上的血缘关系。
一、不断开拓关怀面
传统观念中的女性文学常被称为“闺秀文学”或“厨房文学”。走出国门的女作家们同时走入了陌生而充满压力的社会生活——双重文化背景的负荷，使她们对两种文化传统和观念的差异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心路坎坷的女作家们大部分曾走过这样的创作历程：从挥不尽乡愁的“乡土文学”到恋不够家园故国的“伤痕文学”，继而关心生命存在、价值取向、生态环境等人类共同问题的海外华人文学。走出闺房和庭园的海外华人女作家们，已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地域和更加深遂的社会层面。
“落地生根”的一代东南亚华文女作家写乡思、写乡恋而少写乡愁。入乡随俗渐渐消融了“放逐”者的伤痕，在异国的回首中，“故土”遥远而美丽，不再有意识里的苦涩和悲哀，在《月光下砌座小塔》（梦莉著），远眺家乡：风筝、小桥、船、母亲……对故土的怀念停留于对经历过的某段生活的缅怀和眷恋，家国的意识也不再象早期侨民文学那样强烈。她们嬗长为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画像：写家庭为核心的爱情、婚姻（如蓉子、孟紫和爱薇），传达相夫教子的儒家伦理（尤今《风筝在云里笑》）和敬老尊亲的孝道（孟紫《暮》、《有子成龙》《指天椒之恋》等），“在与他族相互影响、融汇和同化的过渡阶段”，女性心灵关注的是上一代的历史，下一代的未来。身处异国，华人更能强烈地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激活了女作家们对都市题材的挖掘，戴小华的《沙城》、爱薇的《股风阵阵》、尤琴的《经纪人》在商场竞争、股市风云中挖掘人性善恶、社会美丑。女作家们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她们赞美居住国风光（如尤今），亦无限感慨当地的世风变迁、人性扭曲、环境污染（爱薇《小镇的故事》），呼唤回归自然，回归人性。继承了写实求真传统的东南亚华文女作家手执生活镜子，本着惩恶扬善之心，描绘出平凡生活的可恨或可爱。
和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相比，“落叶归根”的西方华人女作家们则走过了更加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其视角也更加深邃广远。作为被“放逐”的“边缘人”，面对难以认同的异域文化，忍受离乡的痛苦，感受漂泊的苦闷，刻骨铭心的乡愁已是抹不去的一笔，追求的艰难、思索的痛苦和失落的惘然更是一代又一代“留学生文学”关注的主题。她们写文化差异造成的爱情悲剧、婚姻悲剧、家庭悲剧（赵淑侠《漂泊的爱》、《我们的歌》，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也是秋天》，陈若曦《二胡》、《远见》等）；写东西方道德观、价值观、行为方式矛盾下的人性压抑、失落和扭曲（聂华苓《桑青与桃红》、蒋濮《东京恋》、《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主张回归精神家园，重建生命价值。她们从对个体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走向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群像的塑造，以现代人的诸种心态为对象，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至高点着手，使西方华人文学先天地获得一种世界意识。她们不仅怀恋家园，更关心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把隔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土地都看成吾土，两边的同胞都视为吾民”（赵淑侠语），表现出比爱国主义更加宽广深厚的民族主义精神；她们不仅关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民风变迁，更加关注同性恋、爱滋病、安乐死（陈若曦《纸婚》）以及现代人的“被抛”感、存在的荒诞感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她们礼赞仁爱与人道，怀着忧患意识前行。
“宇宙浩瀚无垠，因此我必须心胸宽广，才能容下世间万象。”美籍华裔女作家康婷婷在她的代表作自传体小说《女勇士》中道出了华人女作家们看待世界的全新观点。具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海外华人女作家群已经“从茜沙窗下的玫瑰色的梦中醒来，从美丽精细的象牙塔中走出”（赵淑侠语），走向自我生命的倾吐，走向文化历史哲学的观照，寻找人类生命的完美和民族命运的完善。
而且，不断开拓创作上的关怀面，这也是每一个将自身置于“世界人”位置的海外华人作家所追求和正在实践的。无疑，女性总是努力走在前面。
二、回归古典的精神家园
“我失去的美丽的一切，在世界的那一边沉沉存在着，和谐与温暖在岁月里更为成熟，而我应沿着自己的路朝星星闪耀的地方走去，在那里将有我所熟悉的人们，在那里心和总是相逢的。”当小楂写下这段话的时候，那一份对故园文化的依恋已表露无遗。
她们是带着对家园的深情眷恋扬帆出海的，无论是主动离开还是被放遂，可以说都是对民族文化的一次否定，然而异域生活的生存压力、文化压力激活了怀乡情绪和回归心理。当精神世界由于丧失了文化本土的优越感而变为一片无限的广漠时，此时只有民族和传统的归宿感对漂零异国的浪子是切实的：“我突然发现／那最美的声音／是来自故国故人的声音”。〔2〕怀乡与回归正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岁月和山河可以阻断，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却不可阻离，传统无法割舍，异域文化的一切都要经过中国背景的过滤，无论是“落叶归根”抑或是“落地生根”，她们一个个背历史的包袱带着“中国情结”的印痕生活着，割不断过去。因此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向选择中，她们毫无疑问地选择了民族化，以女性生命的热烈纯真回归传统的古典精神家园。
（一）坚守古典的理想爱情观
“对某些人来说，爱情不过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或全然不当一回事，然而，爱情在我，等于生命的全部。物质上我并不奢求美食华服，我苛求的是不变的爱，……或许有人要笑，肚脐眼文学，但我不在乎。”〔3〕这是朵拉第一部小说集《问情》出版时刊出的创作宣言， 《问情》“纪念她生命中的一段旅程”〔3〕， 充满对古典意味的温暖家庭和纯洁爱情的渴求。
尽管海外华人女作家们多生长于现代都市，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心理上的“中国结”却使她们的作品充满地的中国感觉，即使以西方为背景，以西方人物为角色的作品也不例外。美籍华裔女作家喻丽清以承袭明清小品风范的敦厚流畅语言讲述了一个浸染古典色彩的西方现代社会的爱情故事：葛蕾瑞亚，一个极有前途的女艺术家，为丈夫马克的事业作出牺牲，“心里满是爱”地干起了整修旋转木马的工作。然而幸福却平淡的日子销蚀着马克的艺术触角，他失败继而失去自信。葛雷瑞亚为了马克的艺术再次做出牺牲，加入“和平工作团”去了非洲。而当马克终于有了成就，奔向非洲荒漠的草原寻找爱人，葛蕾瑞亚已成为一钵骨灰……〔4〕这个令人心折的爱情故事包含了女作家追求的全部：对圣洁爱情的向往与执着，女性生命的热烈、纯真和柔弱，古典情爱乌托邦的寄托与悲剧毁灭。葛蕾瑞亚的爱情告白极其质朴：“马克是要有大成就的，我不过陪衬而已。”暗示出在人类精神普遍荒芜的二十世纪的今天，灵魂的救赎需要爱的滋润，甚至需要女性一方的牺牲。而当马克终于了悟“叫我动心的也许不是人而是爱情本身而已”时，葛蕾瑞亚也只能安息在一颗不死的心上了：
“‘梅菲斯将，梅菲斯将，请你告诉我，这春花秋月究竟有什么意义？那海不枯石不烂究竟有没有真情？……’
……
‘我亲爱的孩子，请记着，请记着：无限的试炼，不死的爱……’”〔4〕
“永恒的爱”已构成女性生命的精神支柱，尤其当女作家们困挠于古典的理想主义爱情观和现代的情爱观之间时，她们即便让人物在畸形的情欲中几尽挣扎经受人生火炼，也要让她在“无限的试炼”中“再生”（如戴小华《火浴》中的叶佳）。当然，灼伤甚而烧毁是无法避免的（如蒋濮《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的邵阳阳），于是避进古典情爱的桃花源却往往以悲剧告终：平平永远失去了心上人（陈若曦《纸婚》），夏慧兰生死未卜（赵淑侠《漂泊的爱》），葛蕾瑞亚成为一钵爱人手上的骨灰（喻丽清《木马还魂》）……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反而使追求更加不懈，理想更加崇高。海外华人女作家们回归古典理想爱情的意识无疑启示着失却乐园的人们：寻求精神家园，重建生命价值。
（二）表达传统的命运观
“佛家说：‘每一个照面都是前世注定的姻缘。’”〔 5〕《火浴》中的美娥和家全有着今生来世纠缠不清的情孽。今世的叶家全不能娶美娥，便化为来世的女子叶佳向虐待美娥的道正寻仇。来世当然是个谎言，但是当美娥突然感悟到，叶佳给她的微笑如此令她心动正是因为那微笑便是一见钟情时和梦奔来世时家全打动她的微笑时，戴小华不能不因女性特殊敏感的感知方式喊出：“今生你的爱恋，全是前生的盘点清算，永远纠缠不清。”〔5〕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渺小和柔弱无法抗拒命运的拨弄，生死轮回，命中注定。出于女性的身份本能、作家的敏锐以及佛教思想对东南亚华人圈的深远影响使这一地区的华人女性文学存在一定的宿命表现。
活跃在西方华人文坛的女作家们则将不可知的命运解释为人在时代行进中的被动感和无力感，而减少了宿命的宗教色彩。赵淑侠在八十年代后写作的一些小说，如短篇《湖畔梦痕》、中篇《翡翠戒指》和长篇《漂泊的爱》，便属于这个新的主题范畴。《漂泊的爱》中，数次出现瞎子算命先生白铁嘴给主人公柳少征算命时说过的话：“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感情上啊，你要经历生离死别，尝尽悲欢离合的滋味……”仿佛是印证，柳少征的人生旅途就是在“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的生离死别中度过：青年时代因写文章抨击时弊入狱，出狱时妻子已投入别人怀抱；辗转到了巴黎后与法国姑娘妮卡结婚，不久她便被病魔夺去生命；与女画家林蕾同居，她却跟着匈牙利情人走了；最后爱上女博士夏慧兰，正当快要得到爱的回报时，她又因车祸生死未卜……数次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似乎都说明着命运的不可抗拒，“在时代的巨掌里，人几乎是渺小得看不见的动物。”〔6〕但柳少征终于变“摆脱、 遗忘、放弃”为“参与”，正说明生命的一种积极参与——虽然无力抗拒命运的安排，却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爱情要在人生的火狱中无限试炼，《火浴》亦有深刻寓意：美娥在没有情爱的徒劳的婚姻中几经挣扎终虔心向佛而于恍惚来世寻求慰藉，叶佳在只有情欲的畸形婚恋中亦无尽挣扎终面对现实而于真切今生中求自立——生命在于行进，人生可以选择。海外华人女作家们在悲欢离合的叙写中努力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她们的作品格调有一种超越传统的道德理念上的升华。
（三）钟情女性文体传统
古典理想主义爱情观的坚守和传统命运观的表达，离不开传统文体的运载。
当女作家们在异国提起笔时，她们选择了最接近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散文，以男性不及的委婉细腻笔触深挖女性隐秘的心灵世界：恋爱、婚姻、家庭、情感、人生的价值等，探讨剖析每每见解独到。对散文的热爱实质上是对中国文学血脉的体认，在她们的作品中，中国式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关怀无处不在，或急或徐、或刚或柔的中国传统审美感受也随处可寻。
承继文体传统，必然承继传统文体风格。中国传统的女性文学以婉约风格为主流，从抒情角度出发，婉约亦最能传达羁客异旅的孤独、失落、流浪的乡愁。诸多海外华人女作家的抒情语调因此含蓄而感伤，其笔下的人物气质也因此古雅而典丽。
她们极擅长对古典诗词及意境的溶铸：“左肩披上秋色／右肩已落满雪花及乡愁／他被放逐到冰冻的地平线上／……易经上六十四卦没有一卦足以燃烧起确实的预言／因为他是一只被摒弃于记忆之外的黑鸦／将盛满团圆酒的高脚杯愤怒地啄碎后／便飞进黑夜一仰颈脖饮尽千里外的太息。”著名华人女作家、评论家钟玲曾在《现代中国缪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书中盛赞新加坡籍女诗人淡莹的这首《饮风的人》溶入了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诗境。淡莹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回归古典主义者”，《饮风的人》叠加东方的易经六十四卦和西方的器皿高脚杯的意象，以“黑鸦”象征流浪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使一个东西方文化夹击间苦闷失落的浪子形象跃然纸上。
中国的传统文学，自古以来，人情与诗情贯通。陈若曦的长篇小说《纸婚》，不惜笔墨四次详细描绘充满诗情画意的黄昏美景，表面上是给读者提供丰富的审美画面，深层目的却是为了昭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和命运的悲剧结果：项和平平终于默默相爱，项却患上了不治之症绝于人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主题回荡在全书的意境之中，突出了人性善美和这种善美被毁灭的崇高的一面。
当然，从艺术上看，她们或多或少地也接受了某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如时空交错、象征、暗示、意识流等，但是她们的心灵蕴含着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理性在西方，感性在东方；理智在于西方，情感在于东方。”〔7〕正如余光中先生曾说：“我的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对于家园，东南亚华文女作家们的惊鸿一瞥也好，西方华人女作家们的缠绵厮守也罢，它永远是她们“失去的”要努力寻回的“美丽的一切”。
三、由边缘向中心突进
守住传统和回归女性生命的精神家园，是为了由家庭和社会的边缘向中心突进。生活在异国，华人女作家们的身影格外沉重，步履格外艰辛。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现代社会是“菲勒斯（男性）中心”，也是“逻各斯（语词）中心”社会，而政治社会的秩序控制了语言，他遂将“菲勒斯中心”的象征秩序引入“逻各斯中心”结构系统，将两个词复合为“菲逻各斯中心”。不幸处于这一中心边缘的海外华人女作家们面对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尤其在西方）作为华裔（少数民族），同时又是女性，她们必须在两种文化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一种是祖上的中华民族，它以男权为中心，不允许女性表现自我，更不允许女性对男权社会提出颠覆性的挑战；另一种是居住国文化，以主流社会的强势文化身份“俯视”一切。在此二元文化的夹击中，海外华人女作家们运用了自己的方法，笔者姑且称之为“女性的策略”，以实现由边缘向中心位置的推移和突进。这一过程由三个步骤完成：
（一）改变阿尔刻斯提斯（Alcestis）的悲剧，对抗“菲勒斯中心”统治。
构成西方社会和文学内在精神和中心的“菲勒斯”一词源于希腊语，它的建立正是以女性的沉默和牺牲为代价：菲勒王阿德墨托斯为求永生，和神达成协议，以妻子阿尔刻斯提斯代为赴死作为交换条件。在中国，传统文人亦素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雅好。“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男性用语词从外表到内心控制了女性。期待上升和超越的海外华人女作家们迈出的第一步是摒弃男尊女卑的华族传统，完成自我身份的重构。东南亚华文女作家们多经历了一系列的身份演变，以戴小华为例：（1）从涉世未深的华族少女溶入并逐步演变为东南亚的家庭少妇，完成“落地生根”人生旅程的一次重要转变；（2）从东南亚家庭主妇逐步转变为具有强烈事业心和参予意识的时代新女性，以女性的胆识、锐意进取精神，搜集素材、开阔视野；（3）从时代女性迅速成长为蜚声东南亚文坛的女作家，最终完成女性作家的身份建构。她们中的许多亦是近十多年来崛起于东南亚华文文坛的商军成员，闯出一条亦商亦文、以商促文、商文并茂的新路，充分显示出女性的社会价值。而多属于学院派的西方华人女作家们则多潜心于文学和艺术的学习和研究，完成了从普通女留学生到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的女学者的身份演变过程。
（二）实现塞普鲁斯岛上的神话，“永恒之女性”的作用。
希腊神话中塞普鲁斯岛上的名雕匠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爱上了自己的作品——一尊美女雕像，爱神便化它为活人，成为皮格马利翁的妻子。女性作为艺术品，不仅是男性更是女作家们倾心的对象，尤其是带有自我形象设计的女性形象。歌德在《浮士德》中吟诵道：“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海外华人女作家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要让男性读者尤其是非本民族的男性读者象皮格马利翁爱上雕像一样爱上她们笔下的女性，那就必须塑造出如歌德所赞颂的“永恒之女性”。只是由于东西方审美情趣的差异，东南亚华文女作家塑造兼有传统美德和时代特征的“新女性”形象，西方华文女作家的笔下则多为体现民族文化美质的女知识分子“东方女性”。前者可以马来西亚女作家爱薇笔下的新女性群像为例：林佩君（《晚春曲》）、张雅林（《夕阳无限》）、林曼茹（《落日故人情》）、王彩云（《半轮明月》）等，她们普遍具有自尊、自强、自爱、自立的性格特点，与过去时代妇女所具有的依赖性、软弱性、自卑自贱、自暴自弃等心理弱点大相径庭，在夫权社会中她们是家庭悲剧的主角，在爱情和事业的选择中尝尽作为女性的悲哀。而在意识文化形态与东方完全对立的西方世界里，东方则是一个诱人而又不可知的神话，解读这一神话的华人女作家们向西方人树立了包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东方女性”形象。最典型的便是赵淑侠长篇小说《漂泊的爱》中学贯中西的华裔女博士夏慧兰。她具有中国传统审美要求的娴淑、端庄和文雅，举止大雅合度、谈吐隽永睿智、达观从容，符合中国传统伦理观，并且富有中国诗学的浪漫情致，在一九八○年的都市巴黎，穿着中国传统的旗袍，讲授着奥妙无穷的中国儒学。但谁曾想到起初的夏慧兰却是满脑子现代西方哲学而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全盘西化者”，直到遇见了醉心崇拜汉学的中德混血青年何源汉（约翰），西方男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仰视促使了夏慧兰的迅速回归。后来，她以自己的东方文化人格拯救了精神困顿之中的同胞柳少征。无疑，“东方女性发生了作用”〔8〕她运用自己的策略，与西方对话，救赎同胞，使东方文化人格取得了胜利。
（三）象潘多拉一样完成使命，颠覆“菲逻各斯中心”统治。
神派潘多拉来到人间，打开一个足以毁灭人类的魔盒。女作家们的“使命”则是要破坏和颠覆“菲逻各斯中心”的强权统治。她们因此表现出对男性主体的真诚模仿，心理上对男性英雄的渴念使笔头上诞生了一系例不甘为“天使”和“贤妻良母”角色的女学者、女艺术家、女商人……淡莹甚至醉心于在诗歌中塑造江湖侠客形象（如《太极篇》），表现出孱弱女性世界对男性阳刚世界的热切向往。而更有效的方式是对男性话语进行模拟，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借用他的话语来颠覆他”。〔9〕美籍华裔女作家康婷婷以英文写作的自传体小说《女勇士》便力图用语言和叙事元素重塑自我的典型。作者颠覆性地重新解读了花木兰的故事，认为中国妇女自称为“奴家”，这种语言本身就降低了妇女的地位，因此刻在花木兰背上的简单的语言“复仇”二字的力量被形象化为报复整个父权社会有力的工具。作为第二代土生土长的华裔女作家，康婷婷“不同意将一种文化强加于另一种文化之上”，她已成为一位语言的女勇士，特别向她成长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提出了挑战，“她的自传就是要告诉读者，在她身上，中国人传统的集体同化意识如何与美国人追求个性的精神融合为一体。”〔10〕这也即是由边缘向中心突进的意义所在。
结语
亚斯柏尔的轴心理论认为，世界文化从其孕育伊始便是多元的。在这个多中心、多层次、多元化的时代，在这个文化、文学体系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加强的时代，海外华人女性文学正以自信和冷静向纵深和宽广处从容前行。她，必将成为检视一个迁徙时代的人类精神面貌的宏伟史歌。
注释：
〔1〕引自饶芃子《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一文，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17卷第2期，1995年4月版。
〔2〕心笛《乡音》，见王渝编《海外华人作家诗选》P13，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12月版。
〔3〕见小黑《问情·序》
〔4〕据喻丽清散文《木马还魂》，载于冰心、斯妤主编《狐媚 子与小人鱼》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5〕见戴小华《火浴》，载于《四海》1994年第5期。
〔6〕见越淑侠《人的故事·自序》
〔7〕木令耆语，见《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P8， 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
〔8〕陈晓明语，见《东方主义与后殖民文化》一文， 载于《钟山》1995年第1期。
〔9〕张颐武语，同上。
〔10〕据〔美〕罗杰·波特《康婷婷的〈女战士〉自传体文学与文化多元论》，载于《国外文学》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