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旅游开发决策中的权力呈现--对上古山村新闻报道批评话语的分析_决策论文

地方旅游发展决策中的权力呈现——对上九山村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村论文,新闻报道论文,话语论文,权力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力作为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在旅游关键问题的讨论中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1]。实际上，权力在旅游领域中随处可见[2]，并已渗透到旅游系统中的各个层面[3]，甚至主导着地区旅游的发展方向[4]。旅游者、地方政府、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经营者等各权力主体由于掌握不同的资源，易形成不对称的权力关系[5]，成为引发各种矛盾的根源。所以，Sofield认为，在任何关于旅游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分析中都应当包含对于政治和权力的研究[6]。

       既有的研究较多关注成熟旅游目的地内的权力问题，但对一地在旅游发展初期的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缺乏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从前旅游地向旅游地转变阶段的权力格局对地方旅游业的后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在发展旅游之前，地方具有一种先在的权力关系，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该地逐渐确立一种权利机制，因之会产生新型的权力关系。权利机制虽是新型权力的保证，但更是先在权力行使的结果，因此对先在权力的研究就尤为重要。

       本文以山东省上九山村为研究对象，以对该村的新闻报道为分析单位，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揭示地方旅游发展决策中的权力博弈过程和运作策略，以期对旅游权力领域的研究有所启发。

       1 文献述评

       1.1 权力与决策

       长久以来，人们对权力有不同的理解。在冲突理论看来，“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7]，是一方控制另一方并使其顺从的所有形式[8]。而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起到保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交往媒介”[9]的作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提出，权力既有压迫性，更有生产性，是由多形态的、流动的力量关系的场构成的复杂战略形势。权力不是宏观的自上而下的支配力量，而是以关系网络的形态交织于微观社会现实之中[10]。福柯“关系网络”的权力观在晚近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于权力的拥有者，Mills主张权力精英论，认为主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的精英掌握着权力；Dahl对此提出批评，指出权力的运用总是围绕特定的主题，其分布是多元的，不存在包揽一切的“统治精英”[8]。福柯则认为，“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加以分析”[11]，在权力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人都只是权力的一个点，既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是实施对象，既权力是无固定主体的。

       权力与决策关系密切，甚至有学者提出，“权力只能从决策这个角度看，只有当人们直接参与具体的决策，才能称得上拥有权力”[12]。Lukes总结出决策权力的3个维度[8]：Dahl为代表的一维观，将权力视为将自身偏好转化为决策的实际行动能力，决策通过行动者与反对者之间直接的、可观察到的相互作用制定出来；以Bachrach与Baratz为代表的二维观认为，除了直接的面对面的权力关系，行动者还能运用制度、惯例等社会化、客观性媒介将反对者的诉求引向“非决策”(nondecisions)领域以达到想要的效果；Lukes进一步提出权力的三维观，即在前两种决策方式之外，行动者更多地在意识形态层面塑造和影响反对者的认知、偏好等，营造“虚假意识”，使反对者因“误识”而对需要决策的问题缺乏理性认知，从而自愿接受行动者的决策方案。

       1.2 旅游发展决策中的权力研究

       旅游发展中的权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力等多种类型。地方政府机构因其强大的政治权力而得到首要和集中的关注[13-14]，并引发其到底扮演地方旅游业的促进者还是抑制者的讨论[15]。旅游企业因其经济实力在地方权力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大型跨地区、跨国集团垄断地方旅游业，发展出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的“种植园经济”；另一方面，本地的小企业家也会通过地方商业协会等来抵制外界资本的进入，以保证自身的权力地位[16]。同时，更多的人认识到社区在旅游决策中的中心作用[17]。社区参与理论强调社区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方向、模式等的自主选择权[6]，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流于形式，社区居民因处于被动位置而受到压制[18]。社区增权理论继而被引入旅游研究，Scheyvens构建起旅游社区增权的理论框架，主张从政治、经济、心理、社会方面增进社区居民的权力[19]。增权理论不仅关注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过程的参与和发展利益的分享，还强调其对旅游发展的控制，因此将社区的权力主体地位进一步提高。

       旅游发展决策涉及诸多利益群体，必然与权力运作相伴随[20]。权力甚至作为一项制度化的资产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行为[21]，最终影响决策的制定和实施。Hall认识到这一点，并根据权力的三个维度归纳出地方旅游决策的三种方式[22]。一维决策，即针对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旅游的问题，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与该地有关的所有行动者都以面对面的方式协商讨论；二维决策，除了行动者之间的直接协商，地方政府、企业等更多的通过强化自身具有的、并为社会认可的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等职能，垄断决策制定的权力；三维决策，在前两种决策方式之外，通过意识形态的操控，使居民自愿服从政府的决策。可以看出，第一种决策是不经济的，也很难保证完全的公平；第二种决策方式虽然能提高效率，但是压制了反对者的民意表达；而第三种决策因为有很大的隐蔽性，在表面公平之下可能潜藏更大的危害。

       国内学者也结合中国实际，致力于国外理论的本土化。其中，社区增权理论的引入和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权力研究的空间。左冰、保继刚等认为，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是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主张将增权的范围扩展到“个人权利”的增进和制度增权方面[23-24]。王亚娟进一步指出，制度短缺、制度失灵是权力缺失的主要原因，需要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上增进居民权力[25]。同时，在实证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如李文军基于对九寨沟保护区社区参与的研究证明，参与模式与社区内的制度安排和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26]。翁时秀、彭华通过研究浙江楠溪江古村落群发现，由于村民的无政治状态，村民自治的政治结构常使村两委和社区居民处于利益对立位置，由此形成的权力关系造成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结构性障碍[27]。陈志永从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视角考察贵州郎德苗寨社区增权过程，主张在政府的有限介入下更大地发挥社区自治以及社区精英的作用[28]。这些研究体现了对增进社区居民权力的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但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在土地、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限制，一些结论建议还难以有效实施。

       在对旅游决策权力的细化研究中，地理学者主要从空间角度切入，认为旅游化的空间再生产充满了权力斗争。如Frisvoll考察了由乡村旅游推动的社区空间变化中的权力纠葛，并建立起一个三维权力分析模型[29]。孙九霞和苏静通过对民族旅游社区的调研得出，旅游发展后的社区空间再生产，本质上体现的是各空间生产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30]。同时，也有学者从经济角度展开讨论。因为资本作为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和强调社会内在规律的原则[31]，一定程度上是权力的同义反复。吴晓美从时间、空间和阶层对湄洲岛旅游场域结构的分析[32]，周春发对徽村旅游冲突的研究[33]，都表明了资本与权力的密切关系。

       总体上看，对旅游决策与权力的研究还有以下不足：第一，倾向于将权力做客观化的理解，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单方面控制力量，对具体案例中的决策冲突常做静态化、结构性的分析，忽视了决策制定与权力运作的具体互动情境，对权力的关系性、动态性关注不够。第二，专注于旅游发展中控制、支配、服从、反抗等权力运作的外在形式，倾向于就权力而研究权力。但“权力不能直接观察和测量”[34]，并且“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10]，对旅游决策中的权力的存在、性质和影响的探究需要考虑更多的关系和面向。第三，在研究侧重上，西方的既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关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国际著名旅游地的权力关系，因此涉及国家、种族、跨国公司、文化帝国主义等方面的讨论，对于我国普通的、新兴的旅游地占多数，国内旅游为主流的形势来说，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现实借鉴意义；国内的研究多以少数民族目的地、成熟的旅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对汉族旅游社区以及一地由普通社区演变为旅游社区的过程中的权力格局和互动关注不足。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背景

       上九山村位于山东省邹城市石墙镇，始建于北宋初年，元末毁于战火，明洪武年间郑、聂、满三氏由山西迁来定居，因周围有大小九个山头，故得此村名。全村共297户，1233人，耕地1426亩，属低山丘陵地带，以农为主，主产小麦、玉米。该村依山而建，“枕山、绕水、面屏”，呈“人”字形布局。村民就地取材，以山石为建筑材料，至今仍完整保存古石院300余个，古石屋1200余间，并有建于明清时期的石街巷3条。有玄帝庙一座，古戏台一座，明代古井一口。清后期在村南山顶建一处山寨，称为南山寨，具有防侵、防乱、防盗功能，在紧急时刻保证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村旁一座山上，乱石遍布，人称“牧山石海”景观。地处孔孟故里，受儒家文化影响，呈现出典型的华北汉族传统村落文化形态，至今流传玄帝祭拜仪式、梁山伯与祝英台结拜传说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水电难通、道路难行，村民陆续搬离，下山聚居，形成新的村落。年轻人也大都外出务工，村中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

       因为典型的石头风貌和传统的文化底蕴，2010年前后该村首先引起骑行、摄影爱好者的兴趣。他们通过圈子内的口耳相传，以及在论坛和博客上发表游记、图片等，快速吸引了更多社会关注。在游客不断增加的同时，地方政府和文物、旅游等部门也参与进来。2013年8月该村被评为“山东省历史文化名村”，2014年5月被纳入山东省乡村记忆工程，2014年11月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随着村落名气陡增，相关保护与利用工作也开始推进。2014年镇政府与邹城市上九山旅游开发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该公司负责规划编制、村落修复和旅游开发等工作，其后，该公司引进四川金盆地集团巨额投资，使该村的开发迈上快车道。

       2.2 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对案例地的权力问题进行质性分析。话语不仅是口头和书面形式的语言运用，也是力量关系领域里的策略性要素[10]。因此，作为一种实践方式，话语既建构社会世界，也为社会世界所影响[35]。鉴于话语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话语分析经美国学者Harris提出后，逐渐发展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36]。

       CDA理论认为，话语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话语构成了社会和文化；社会问题潜伏在公共或私人性话语之中；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和历史性的；文本和社会的联系是中介性的；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37]。作为一种批评性社会分析程序和讨论社会变迁问题的方式，CDA通过识别独特的交际实践和其赖以生产、传播、消费的更大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寻求对嵌入到社会和文化实践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理解。

       在具体分析方法上，以Fairclough的社会文化分析法影响最大[36]。该方法构建了一个由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组成的三维框架(图1)。文本维度是对文本内容和形式的语言学分析，主要分析词汇、语法语义以及语篇组织中的连贯性和话轮转换。话语实践维度是连接文本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的桥梁，主要研究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它关涉对文本的社会认知。社会实践维度关注社会分析，将话语置于意识形态关系中，揭示意识形态和霸权以各种方式对话语的介入和话语对意识形态和霸权的维护、批评和重构。三个维度由微观向宏观逐次展开，相互联系[38]。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8]。

       图1 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

       CDA在2009年被引入国外旅游研究领域[37]，近两年得到更多运用[39-41]。分析单位包括旅游宣传片、游客评论、居民自传、访谈资料等，研究问题涉及旅游形象宣传、游客空乘体验、目的地居民感知、旅游与气候变化等领域，理论关注聚焦于身份认同、性别意识、社会移动性、新自由主义、自我东方主义等方面。这些研究虽在表面上有较大差异，但都起始于话语分析，落脚于旅游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可谓殊途同归。相较而言，这种具有应用潜力的方法在国内仍付之阙如。

       本文以山东电视台《新闻联播》于2014年6月1日、3日和5日对上九山村进行的新闻报道为主要分析对象。该报道以“古村新貌”为主题，分为“石头村不能拆”、“留住人才能留住乡愁”和“让农民吃上开发的‘馒头’”3个专题，总时长12分08秒。此外，在必要时辅以其他相关报纸和网络文本。在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的同时，注意将依靠现实和网络民族志方法获得的信息作为补充。通过以一种材料和方法为主，适当采用其他材料和方法的研究方式，以期实现三角矫正[42]，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在分析过程上，借鉴Huckin的建议，分文本和话语实践分析、社会文化实践分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对文本进行一般性阅读；从相互联系的词汇层次、句子层次到语篇层次，对文本进行批评性审视；结合话语产生和传播的情景和背景进行话语实践分析。第二阶段，将话语置入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注意文本分析和相关社会理论的深度融合，挖掘话语表达的社会事实的本质内涵和蕴含的深层意识形态问题[36]。并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1)该新闻报道对旅游发展权力的塑造、维持和转变起到什么作用？(2)该村旅游发展决策中的权力关系涉及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流动、展现何种风貌？(3)这种旅游权力格局蕴含着怎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如何进行批判性改进？

       本文对权力的理解倾向于福柯的阐述，视其为网络性的、流动的社会关系；研究过程紧密围绕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展开；注意话语与具体情境及话语内部3个层次间的联系，体现出关系主义的方法论。由于批评话语分析本身具有的对问题的解释、批判和变革的学术使命，本研究在侧重“是什么”和“为什么”层面的理论探讨的同时，适当关注“应该怎么样”层面的现实意义[43]，本质上属于解释社会学和批评理论范式的结合。

       3 发现与讨论

       3.1 空间生产与权力流动

       3.1.1 文本与话语实践分析

       报道叙述了村民、游客、政府和开发商等与上九山村不同的关系。“上九山村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石头村，因为生活不便，大多村民都搬到了山下。”可见村民与上九山村的关系经历了亲密到疏离的变化。据考古发掘，该地汉代就有人居住，几经战乱，延续至今。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人搬到山下开阔平坦地建设新房居住，至2014年6月，仍在山上居住的仅十余户人家。面对记者的采访，村民郑朝恩说：“没人住，就没有人气，这个房子从搬下去以后，最多的十来年就毁了。”镜头中呈现的山村院落，“有不少房顶和墙都塌漏了”。

       像历史上的兴衰命运一样，上九山村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不同于兵燹战乱等外部因素，这次是村民内部的主动选择。对村落的整体抛弃，不过是当时中国村落空心化趋势中的一个极端案例。后来，除继续任老村自然堙没外，又出现另一种处理方式：主动拆除。“拆掉石头村，石墙镇不但可以获得300多亩的土地指标，而且还可以拿到一笔不小的城镇化建设奖补资金。”为此，“村干部还向镇国土所打了一个拆除旧村、争取资金的报告”。我国于2006年开展城乡土地增减挂钩项目试点，山东省作为试点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周转指标2.59万亩，涉及178个居民点近3万农民。拆除老村的动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

       在村民抛弃山村的同时，一部分旅行者来到这里。笔者以“上九山村”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搜索，在2013年8月之前①，表现上九山村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与骑行、摄影有关的论坛、贴吧和博客内。这个小众群体以摄影作品分享、驴友经历交流为主要目的，通过网络展现了石头村落的乡土风貌和风土人情，逐渐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这些早期进入的游客类似于Urry所言的精英游客[44]，他们自称为旅行者，以到偏僻遗产地的旅游消费作为时尚和品味的象征，并对真实性有较高要求，期望看到“真实的乡土中国”。如一位在旅游开发后又造访该村的游客写到，“我咋感觉没以前好了，房子都修得太好了，没了以前的沧桑感，这样倒是毁了上九村了。”

       随着游客增多，山村逐渐热闹起来。对此，村里的老人娄守顺告诉记者：“越见人越喜，人越多越喜。我的鸡都不下蛋了，不吃食了，看见人就跑。”老人的话带有揶揄的心态，但他的喜悦却是由内而外的。游客被朴素原始的山村所吸引，山村居民对这些不速之客也充满善意，显示出良好的主客关系。

       注意到旅游者对山村风景的凝视之后，地方政府开始与村庄建立起不同于以往单纯的日常行政管理的新型关系。“当地为上九山村申报了山东省传统村落”，作为镇政府代表的党委书记张军②也“建议开发商多到村里转转，看看村里的文化，听听村里的故事”。紧接着，报道呈现一组镜头：弹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老艺人、传说秦始皇封禅泰山时经过的古石道、展示孵小鸡技能的老手艺人。通过对山村历史、民俗、技艺的强调，渲染出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这些话语说明，日渐凋敝的山村风貌第一次作为正面感知的事物纳入政府视野，表征着地方政府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价值重估。据统计，国家对文化遗产事业投资从2001年的91.0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450.6亿元，“十一五”期间全国文物系统对国民经济贡献为同期财政投入的4倍[45]。中央财政投资的逐年加大和较高的投入产出比，自然引发地方政府的“遗产热”。

       随着理念更新，政府对村庄的作用方式也发生转变。以官方对村落形象介绍的历时性变化为例，从最初村落有“上千年历史”的语焉不详发展到“上九山村从建村至今已有1053年”，从将村中一处院落称为“六合院”到改称为更具特色的“孝贤院”，从对村内民族情况的只字未提到细化为“全村尚有11个民族”，通过这种历史文脉的确证、世俗空间的转义和文化元素的充实，该村被一步步经典化。

       开发商介入后，对村落的未来有了新的理解。对于仍在山上居住的村民，起初为“降低运行成本”，计划把他们“全部搬下山”后改变思路，不但让其继续居住，还要把已经搬下山的村民“请进来”。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修建了一条进村公路。对于乡土建筑，“由开发商出钱，对老屋进行统一改造”。听完老艺人的弹唱后，开发公司总经理夏安全说：“唱得非常好，下一步在水街旁建一个古戏台，把老人请出来，让他在这里唱，让游客感受到这种氛围。”这里，没有用“修复”而用“改造”一词，已经反映了开发商的价值倾向；而凭空“建一个古戏台”，“让游客感受到这种氛围”，则完全展现了旅游企业的与真实性原则相抵牾的商品化运作策略。于是，出现这样的情景：为突出山村的古朴，部分房顶由瓦片改成了茅草；为丰富建筑的色调，石头堆砌的院墙上冒出了仙人掌。

       较之墙头上的几株仙人掌，开发者投资3.6亿“把上九山村建成集民俗展示、文化展览、影视拍摄、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旅游基地”的目标，则展示了更为宏大的空间想象。

       3.1.2 社会文化实践分析

       以上话语在文本层面展现了村民、游客、政府和开发者等看待与处理上九山村的方式，在话语实践层面反映出这些利益相关者各自的行动逻辑。而从社会文化实践层面看，该村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具体空间，不仅依托于独特的地理条件，还取决于人类有目的的社会实践，交织着各种社会关系，如Lefebvre所言，“空间是社会的产物”[46]。因此，对村落的占有、使用、规划和开发，实际反映出不同主体的空间生产方式和空间权力意识。

       村民对村落空间的生产是以居住/弃置的方式自发进行的。在传统农耕社会，村庄作为村民的身体和精神家园而得到细心经营，通过符合风水学的村落布局、宗庙祠堂的修建、民间故事的流传等，村落被附加了文化象征意象，由单纯的地理空间演变为神圣的生活空间。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挑战使封闭的小农经济日趋没落，最终导致对村落的整体“抛荒”。在对传统文化的祛魅(disenchantment)意识下，村民放弃了对传统生活空间的使用权。

       早期旅行者以文化凝视方式介入村落空间的生产。从前文提及的主客互动来看，旅行者对山村的凝视，不仅指“观看”这一动作，而且是作为“被社会组织化和社会系统化的”[47]行动方式，深入村落居民的日常生活。作为现代社会与文化实践建构的产物[48]，旅行者凝视反映了对传统文化的返魅(reenchantment)意识，在村民逐渐搬离的空档期顺利取得对传统村落的进入权。此时的上九山村成为旅行者眼中真实的文化记忆空间。

       地方政府采用遗产化手段对村落空间进行再生产。报道中展现的政府对村落保护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利用政治资源为村庄争取历史文化类称号，以及运用知识优势对村庄的历史、文化、传说进行精细化叙事等，最终将上九山村的形象概念化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政府操持这种“过度的(蓄意的)”历史主义意识形态[49]，实际上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附魅(enchantment)，取得对传统村落的新型管理权。此时的上九山村以遗产空间的形象华丽转身。

       开发者则采用规划的方式使村落空间进一步抽象化。通过确定旅游形象，制定旅游发展蓝图，规划文本以资源、市场、功能、意象等复杂的概念系统重新规定了这个传统村落空间的主流秩序话语。在意识形态层面，规划设计充斥着开发者对传统文化的仿魅意识，即为凸显村落特色不惜以违背遗产真实性为代价进行文化移植、模仿和再造。在此意识统摄之下，规划方案通过听证、评审、批准的形式取得合法地位，作为一种权力工具[50]，为开发者行使村落开发经营权奠定基础。上九山村成为了再度神圣化后的景观空间。

       根据空间生产理论[30]，表征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透过意象与象征而被直接“生活”(lived)出来，是居住者与使用者在场所中“生活”出来的社会关系。村民和旅行者分别作为村落的“居住者”和“使用者”，对村落空间的生产即属于表征空间层面。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凭借工程师、城市学家、政府等社会空间的主要规划者的知识或意识形态构想出来，是概念性、抽象性空间。政府和开发者对上九山村进行的空间生产即属于这一层面。该村旅游发展决策的形成和贯彻，即在传统农村地区开展旅游业的决定和物质实践活动，则是新一轮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表现为由最初的空间实践A(山村居民世代生活的传统村落)，经历表征空间和空间表征，走向新的空间实践B(各利益相关者介入的旅游村落)的过程，如图2。

      

       图2 旅游发展中的空间生产与权力流动

       对上九山村而言，表征空间和空间表征的相互作用以空间复合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来，按照村庄的自然发展轨迹，从自然空间到居民的传统生活空间再到早期旅行者的原真文化空间，是一种二元演化关系，空间属性具有前后替代性。但是，政府的介入开始打破这一进程。政府塑造的遗产空间需要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存在，开发者的景观空间又需要前3种空间。即再生产出来的新空间，不是对原来空间的替代，而试图去附加、囊括和建构旧有的空间。在空间的多重张力下，上九山村被交织成支配与从属、团结与协作的复杂的关系网络，激发了权力的实施、流动和斗争。

       最终，通过由传统村落到旅游村落的再生产，空间实践的主导权由村民流动到开发者手中，空间生产的对象从空间中的事物转向空间本身[46]，空间的性质由同质空间发展为差异空间，并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化、商品化色彩。

       3.2 资本交换与权力博弈

       3.2.1 文本与话语实践分析

       语篇1：开发商与村民的互动

       留在山上的村民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习惯了山上的生活不愿下山；一种是经济条件不好，在山下盖不起房子；还有一种是借住别人家的房子。…让老人更发愁的是，村子开发后他们住在哪里。村民娄守顺：“我83了，担心没地方住。”…开发商从一开始就给镇里提出一个硬性条件：为便于管理，必须把山上居住的村民全都搬下来。…经商定，对居住在山上的村民形成了安置方案：对愿意转让房屋，开发商按评估价收购，统一修缮，并允许继续居住；对转让后暂时没房住的，开发商按评估价收购，并在山下划拨宅基地，同时允许继续留住老房子，待新房建成后收回；对不卖也不搬的，可继续住老房子，但由开发商出钱，对老屋进行统一改造。

       语篇1描述了开发商与村民之间的搬迁安置事件，焦点在于对老房子的处理。其结果，开发商获得村民手中的老房子，村民获得补助和新的居住条件。“老人”、“经济条件不好”、“发愁”、“担心”等词语，明显透露出村民的弱势地位，他们陷入一种无所适从和任人摆布的境地。与之相对，“硬性条件”、“必须”、“允许”等词语赋予了开发商，其强势地位一目了然。

       此话语在事实描述上存在两处含混表达。一是安置方案的最终制定是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协商的结果，而文本中简单说成“经商定”，结合上下文语境，易使观众误以为是开发者与居民的平等协商，以此缓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二是划拨宅基地属于当地政府的管理职能，而“开发商按评估价收购，并在山下划拨宅基地”的表述，使两种行为的施动者都成了开发者，强化了其正面形象。以此，该报道放弃了对开发者和居民的不平等关系做价值判断，而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存在即合理的现实来接受。

       语篇2：政府与村民的互动

       家门口突然变成了景区，将来大家能做些什么，分享古村开发，村民心里没有底。……村民当中，有不少像聂志湖一样的想法：想做点事，可又怕风险，毕竟村里从没人做过农家乐。镇党委书记张军也明白村民们的难处。趁着“五一”，镇里决定组织村民到蒙阴县去看看，让大家摸摸门。……从蒙阴回来后，张军专门和村民开了一个座谈会，老聂给张军提出了自己对资金的担心：“想开个饭店啦，得弄个像样的饭店，盖上好房子，需要资金，手里没这么些钱。”在张军看来，村民越担心说明大家致富的愿望越强烈，这是好事。回到镇里，张军提议制定扶持上九山村发展农家乐的政策，5月10号，上九山村农家乐合作社挂牌成立了。

       语篇2记述当地政府如何帮助村民发展农家乐。村民想做事又怕风险，顾虑集中在市场前景和创业资金两个方面。政府想群众之所想，通过组织参观学习、制定扶持政策等方式，最终使村民转变思路，增进信心。“五一”外出参观，“5月10号”就成立了合作社，这两个标志时间的词语的运用，突出了时间之短，政府之高效。

       该段报道中，镇政府与村民的互动包含两种话语体裁。一种是召开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这种平等交流的协商体裁，一种是镇书记给合作社揭牌时宣布补助政策的发布体裁。但是对于座谈会只给出一个场景镜头，对后者却进行了完全呈现：以农家乐合作社成立仪式为背景，以书记张军为视觉中心，村民围成半圆形，张军公布政策细节后，掌声热烈。这样，座谈会上的交流对话被发布会上的单方命令所遮蔽。话语体裁作为“分阶段的、有目的导向的社会过程”[51]，暗含着对话语双方关系的处理，村民和政府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关系之中。居民获得就业资金补助，政府更通过这种方式将其纳入统一管理之下。村民和政府间的求助—施助关系，体现出被动式的旅游社区参与。

       语篇3：政府与开发商的互动

       镇党委书记张军说：“我们首先考虑到要把它保护下来。”于是张军四处寻找开发商，可保护开发这样的古村，投资大，见效慢，能给石头村找到知音并不容易。张军说：“不少开发商来了以后，感觉到这个片区的面积较大，需要投入的资金过多。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只顾眼前利益，想在村里大拆大建。”最终确定的合作方是夏安全，他请来了国内知名专家对古村进行保护性设计，……开发商又开始对每一间石头房子进行登记造册，当地还为上九山村申报了山东省传统村落。

       语篇3记录当地政府寻求企业投资以促进村落保护的过程。二者的合作可谓双赢：开发商可将当地传统技艺、民俗风情用于旅游开发，而政府得以履行遗产保护的公共职能。合适的开发者需经过“四处寻找”而得，且被视为村落的“知音”，强化了开发者对村落命运的重大作用。开发者“请来”“知名专家”对古村进行设计，强调其对文化遗产的审慎态度；对“每一间”房子登记造册，突出其保护工作的细致入微。于是，一个真心热爱文化遗产、能严格履行社会责任的开发者形象被构建起来。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同时，语篇3中多次出现的“保护”、“开发”、“保护开发”等词汇，彼此间没有明显的语义差别，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被完全等同；开发商登记房屋和政府申报传统村落属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却放在同一语句中并列表述，行政责任和市场行为彼此模糊。显示出政府和企业的极端密切关系。

       语篇4：政府、居民与开发者的互动

       村民郑祥林：“俺这个香台子，说拆就拆了。”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黄明利：“您说这个香台怎么样？”镇党委书记张军：“大爷说的香台子，确实不应该拆。”黄明利：“张书记，我是觉得规划上与现在不符合。”张军：“我们规划可以依据我们民俗来定，规划可以再修改。咱今后在建设当中，不光要注意搞好建设，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对这些老物件搞好保护。”

       传统的上九山村有上香祈福的习俗，老院落里大都建有石头香台。开发者按照规划要拆掉香台，村民难以接受，上述对话在此背景下发生。

       该语篇围绕香台被拆事件，展现政府调解开发者和居民间矛盾的过程。从话语构成要素上看，三者的语体、话语角度和风格都非常鲜明(表1)。香台被拆意味着村落本真性的破坏，村民为保护民俗传统而进行抗争，是反对他者化的自发性文化捍卫；张军期望通过开发促进遗产保护，不希望在开发初期就因为矛盾影响项目进程，故表现出一个强势调解人的姿态；开发者完全成为弱势的一方，只能听令于政府的意见。在该话语中，观众感受到三者间完全不同于前3个语篇呈现的相互地位关系。

      

       以上分析可见，各利益主体间的相对地位不是固定的，而是随不同的、包含具体交换关系的互动情景发生变化。村民居住条件改善和遗产保护亟须的资金掌握在开发者手中，制定就业扶持政策的权力为政府所有，香台等遗产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促进了村民的文化自信，优势资源为谁所有决定了交换情景中各主体的相对地位。

       3.2.2 社会文化实践分析

       当资源成为交换的对象并发挥“社会关系”作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资本的形式[52]，因此，在社会文化实践层面，以上话语展现的互动和资源交换，实际上是资本转化过程。

       一个行动者可以拥有多种不同类型和数量的资本，但总有一种资本为其优势资本。在该报道中，上九山村以亟待保护的形象示人，资金投入成为第一需求，开发商握有大量经济资本，自然成为第一选择。开发者的经济资本表现为传统院落的评估收购、旅游接待设施建设、旅游规划与宣传等资金、物质和技术投入等多种形式。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通过体制化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获得的资本，资本量的大小取决于行动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规模和这些关系中所含有的资本的质量和数量[53]，政治团体作为体制化的典型代表，在社会资本的掌握上具有其他行动者无法比拟的优势。正因如此，当地政府才有能力制定实施村民就业扶持政策，组织赴外地参观学习等。典型地，上九山村2013年以来陆续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其评比验收和批准认可等组织实施工作涉及发改、住建、文物、旅游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及新闻媒体的广泛参与，具有复杂的知识、技术、程序和标准要求，只能依靠政府部门的社会资本优势来完成。

       作为旅游发展决策的前提与基础的文化资本[31]主要为村民所有，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身体化文化资本，如村民郑朝恩的弹唱技艺、满学广的孵小鸡手艺、村庄里的传统习俗等，是通过社会化和教育而内化了的习惯、行为和能力。二是客观化文化资本，包括村庄的方志、族谱，古井、古道、宗庙，以及村民的传统院落等物化或对象化形态，在物理空间上外在于个体，所有权能够在人们之间转移。三是制度化文化资本，以该村获得的“山东省乡村记忆工程项目”、“中国传统村落”等资格、称号为代表，为合法化或正当化的制度所确定和认可。

       上九山村旅游发展中的资本转化，起始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村落传统风貌和村民生活习俗经历史发展而成，源于生产生活的实用目的，相对于旅游业来说具有先在、自在和潜在性[54]。受社会价值观变化的影响，近年来成为少数旅行者的凝视对象，开始推动村落的客观物象由潜在财富状态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显性财富状态的文化资本。

       旅游开发者的进入推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间的转换。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具有不同转化方式。身体化文化资本紧密附着在个体之上，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积累而习得，但无法通过礼物或馈赠，购买或交换来即时性地传递[31]。梁祝故事的歌词曲调和郑朝恩的弹唱行为经过多年实践已经融为一体，老人自身成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者无法直接掌握，只能采取“把他请进来(唱)”的租赁方式来实现转换。客观化文化资本具有物质性，能够在现实中观察、触摸和衡量，只要达到双方满意的价格，便可通过买卖方式实现所有权变更。所以上九山村的石质民俗器具、民居建筑甚至整个村落都可以“评估收购”。制度化文化资本表现出特有的、相对独立于其持有者的自律性，因为制度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化魔力[55]。上九山村的各种荣誉称号虽然为村落和村民集体所有，但如上文论述，它是政府体制化的产物，在现实中与村落和村民的关系若即若离，往往无需支付费用便可为开发者用于营销宣传、产品打造等活动。

       但是村民和开发者之间缺乏理性交往所必须的信任基础，政府社会资本的介入成为必要条件。从为村落寻找合适的开发商，到居民搬迁安置的协调，再到香炉被拆事件的矛盾调解，在村民文化资本与开发者经济资本转换过程中，当地政府社会资本的力量渗透到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交换情境中。在充当中介力量的同时，政府也通过对文化遗产的行政管理和对旅游企业的税赋征收取得必要收益。资本转换完成后，村民经济条件得到改善，开发者掌握文化资本，并据此生产旅游产品，在被大众旅游者消费时产生更大的利润增值。

       资本转化关系如图3。旅游开发中的资本流动以村民文化资本和开发者经济资本的转化为主线，如布迪厄所言，在社会实践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两种起主要作用的资本或者说是两条主要的建构原则[53]。经济资本的通约性是转换的前提，文化资本的独特性是转换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关系性是转换成功的保障。

      

       图3 旅游发展中的资本转化

       上九山村内发生的资本争夺使其成为新的权力场域。在场内行动者上，政府由行政管理转变为兼具遗产管理的角色，开发者作为新的进入者打乱了原有的社区行动格局，村民也不再是村落的单一主体。在场内优势资本上，通过一系列资本转化，作为村落旅游发展核心的文化资本被转移到开发者手中，村民的资本优势相应丧失。在场内位置上，资本角力使各行动者的相互地位关系不断变化，而文化资本的易手使村民最终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因此，将以上4个描述资源交换和地位关系的语篇放置在这个社会文化实践层面来看，旅游发展决策中的权力不平等问题完全凸显出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转化没有执行真实的兑换率。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兑换率由各资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31]。村民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贯穿在个人生活史之中，通常需几十年的积累才稳定下来；村落风貌等客观化文化资本更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荣誉称号等制度化文化资本虽在短期内获得，却也是以前两种资本形态为前提的。此外，文化资本价值量的大小还受“外在的、旨在鉴赏和消费的支配性能力”[55]影响，在本文语境下，这种能力是通过大众的旅游需求被赋予的，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密切相关。但是，政府部门为在短期内获得政绩，常借助于企业强大的经济资本，极易产生二者利益的暗中输送与媾和。加之第三方公益组织缺乏，执行遗产评估的专业组织又极易受政府影响，使得在实际交换中，老艺人的演出只获得极少的收入，传统院落的收购费用甚至低于现代民居建筑的市场价值，“中国传统村落”等价值连城的招牌更是被开发者无偿使用了。

       3.3 身份认同与权力表征

       3.3.1 文本和话语实践分析

       通过对报道文本的词频统计，“村民”、“镇党委书记张军”和“开发商”分别出现27、24和13次，“村干部”、“专家”和“游客”各出现1次。可见该报道主要围绕社区居民、当地政府和外来开发者间的关系展开。村民被提及的次数最多，表面看似乎居于主体地位，实际并非如此，突出表现在全篇的被动语态表述中(表2)。在这些表达中，开发商和张军占据着主语成分，是主要的施动者，并且一次也没有作为宾语出现。相反，宾语中的“老屋”、“村民”、“村落”等全部为地方社区一方。另外，“张军”、“开发者”等作为句中的实际主语，却通过用人称代词替换甚至直接省略予以模糊化(在主语一栏以加括号的形式表示)，“村民”作为施动者仅出现一次，却在句中得到保留。把字句具有弱化主语和掩盖动作的施动者的作用，旨在强调动作对宾语的处置和影响，该报道完全使用了这种话语策略。

      

       人称代词的使用作为一种典型的话语策略也体现在该报道中。以“我们”的使用情况为例(见表3)。对于言说者张军来说，当强调政府给村民带来利益的时候(言语1)，“我们”的使用将政府和村民区分开来；在言语2中，“我们规划可以依据我们民俗来定”，前一个“我们”指代开发者和政府，后一个“我们”又转变成社区和政府。在同样作为政府代表的省文物局副局长的话语中(言语4)，“我们”的含义更加具有流动性和模糊性。记者的话语(言语5、言语6)，“我们”时而指代记者所在的媒体，时而指代政府，显示了媒体与政府的暧昧关系。人称代词的使用为话语主体的隐晦表达提供了空间，使其顺利达到自己的意图又不为人所察觉。

      

       因此，在报道话语的表象之下隐含着旅游发展决策中不同的角色认同，总体上造成地方政府越位，开发者强位，社区居民弱位，社区组织失位，专家缺位的身份格局。在社区内部，该报道也反映了不同的身份倾向。性别上，镜头中呈现的大部分为男性形象，很少能看到女性村民的身影，受访的9位村民更无一例外全部为男性。年龄上，中老年居多，几乎没有年轻人出现。

       3.3.2 社会文化实践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报道中对各种身份主体的呈现具有清晰的目的性和策略性，围绕旅游开发进行事件描述、信息传递和图景展示的新闻报道是一次充满主观建构色彩的社会文化实践行为。

       文本和实践属于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反映”与“表达”[56]。新闻报道作为典型的“文本和实践”形式，倾向于为政治代言，通过各种话语策略的运用，以社会化的暗示和明示的方式反复论证或宣传一种观点、主张和世界观，使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这样的身份观念意识以及相应的身份利益格局[57]。以此，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在媒体研究中得到有力证实。批评话语分析进一步认为，文化霸权不但阐释了在话语实践中权力关系如何束缚和控制生产，还阐明了话语实践结构如何构建霸权[58]。

       同样，上九山村新闻报道对各利益相关者身份的建构，受到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第一，村民身份的他者化。各利益相关者分属于不同群体，相对社会位置的不同先在地决定了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权力作为客观化的结果得到承认，政府、开发者等成为理所当然和无可指责的强势群体。在宏观上，村民集体被表述为政府和开发者“我们”中的一部分，成为有待拯救的对象，村民身份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被消解；在微观上，按照旅游发展规划，搬下山的村民将被放置于以旧村落为边界的露天民俗博物馆中，以已经被他们抛弃的身份模式行事。结果，和在被动语态中充当宾语一样，村民成为旅游场域中的他者。

       第二，女性权力的失败。女性主义理论认为，“获得发言权”对于那些从未在公众面前发表过言论的女性群体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主体才有发言的权力”[56]。但在上九山村的旅游发展决策中，女性很难有所作为，甚至在被选为新闻采访对象这种象征着“获得发言权”的最表面的层次，女性的声音也丝毫没有得到伸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来该村推出一项民俗展示旅游产品：两位女性村民演示传统的煎饼制作过程。妇女终于获得展示自己的机会，却是以舞台中的表演者的身份。在旅游发展中，男性作为决策者主导着话语权，女性很难避免被边缘化、客体化的命运。

       这种身份意识内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大部分农村还处在物质现代化阶段，城市群体已经开始寻求更高的精神文化消费。于是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更多的城市旅游者涌入乡村，这种人口的对位流动典型体现了城乡间、地区间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单就乡村(落后)地区而言，旅游发展潜力就是由这种不同步进程产生的张力推动的。这种现代化的差序进程，使镜头中呈现的代表不同身份的人物成为镌刻权力的载体，身体被话语社会化地生产出来，“完全被历史和历史对身体的解构过程打上了烙印”[59]。

       4 结论

       地方旅游发展决策是空间生产、资本转化和身份认同过程。相应地，在旅游决策情境中，权力的运作与聚落空间功能变迁、资本积累与转化，以及行动者社会身份与地位认同的变化紧密相关。可以说，空间生产是权力运作的表现形式，资本交换是权力博弈的基础，身份表征则是权力流动的结果。权力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贯穿于微观社会的各个局部冲突之中，并涉及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结构、资源、政策、角色、性别、习俗等各个方面。决策能否制定和实施，在于各利益相关者在空间、资本和身份上是否达成一致，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而决策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在于这种权力关系是否平等。所以，科学的旅游发展决策是各方权力得以平等伸张为基础的。

       现代性的异质性是旅游发展决策的原始动力之一。现代性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多元、多样和多变的[60]，并且包含着“对它自身基本原则的否定”[61]。不同地域、文化、社会情境中的人因其所处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看到的、理解到的是现代性的不同断面。现代性的这种特点进一步内化为不同群体的意识形态，指导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文化研究学者Hall指出，“由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种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新的企图”，在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就以怀旧的心理惦念着“质朴的过去”，并孕育了对民间生活和民间传统的浓烈兴趣[62]。我国学者也认为，旅游目的地选择与人的“现代化—原始化”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63]，甚至旅游就源于人们对现代性的“好恶交织”[48]。以游客为代表的广大城市群体所持有的现代性意识，推动甚至逼迫着地方做出旅游发展决策。

       不同群体现代性意识的异质性决定旅游决策场域中不平等的权力运作机制。在地区空间变迁上，体现出社区居民祛魅—早期旅行者返魅—地方政府附魅—开发者仿魅的空间生产方式和权力流动过程。在优势资本转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对各方拥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具有不同的评估尺度，从而形成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主观认知。当一个地方被推到要不要发展旅游、如何发展旅游的十字路口，决策的话语权容易被公认为资本力量雄厚的一方所掌握。尤其社区居民对自身文化资本认知不足，对经济资本热情追求，社会资本又严重匮乏，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资本交换的公平正义自然被打破。其后果，场域结构发生改变，在产生一批新兴的旅游社区精英的同时，社区主体的身份表征与认同日益成为突出问题。

       但是，权力不平等的现实不能成为阻止旅游发展的借口。旅游作为“现代性的同盟军”[64]，与其他推动社会变迁的常规力量并无二致，甚至成为彰显现代性优势的积极力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现代化背景下旅游目的地的空间正义、资本正义和身份正义。

       首先，明确旅游文化资本的归属。“今天是文化资本而不是经济资本在决定行动者的命运”[53]，只有对文化资本从学理上辨明，在制度上规定落实，才能明晰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之间的关系，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意识。其次，打破政府对旅游社会资本的垄断，加强村级组织自治权，加强旅游发展中的社区治理。要真正实现社区对旅游发展实施控制，需要否定政府管理部门的传统官僚家长式作风，将权力从国家层面下放到社区层面[65]，回归福柯的“权力自下而上产生”这一理性灼见。第三，培育独立的监督和评判组织，促进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完善约束机制，以断绝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合谋空间，保障市场在旅游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此，在地方旅游场域中建立起清晰的权力边界，从而规制旅游地的空间生产方式，促进社区居民积极的身份建构，真正使权力在旅游发展决策中发挥“构造的、能动的和生产性的”[66]作用。

       本研究从空间、资本和身份三个方面讨论了中国情境下地方旅游发展决策中的权力问题，展现出与西方旅游社区参与理论的殊异性。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地区、阶层不平衡是其重要标志，使得贫困地区在面临利益诱惑时易产生极端逐利和短视倾向。而公民的产权意识淡漠，意识不到不仅部分文化遗产可以私有，甚至对自身居住的空间同样可以进行权利伸张。加之长期以来的父权文化传统对个人意志的压制，使得人们习惯于接受旅游发展带来的身份阵痛，不“置之死地”很难奋起反抗。正是缺乏对中国特殊的经济状况、产权意识和文化传统的考量，在旅游发展中直接照搬西方政策，使社区参与流于形式，社区权利受到损害，甚至助长了社区、政府与企业间冲突事件的发生。

       要避免这种旅游社区参与政策的逆选择后果，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是两条重要途径。通过法律规章的完善做好旅游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度建设为利益各方的权力划定红线；同时把更多的组织实施工作交给社会组织去完成，激发各利益群体的积极性。我国的旅游发展政策、旅游权力和正义研究，需要更多的中国眼光和本土实践。

       致谢：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2015《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评委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2013年8月上九山村被评为“山东省历史文化名村”，以此时作为该村正式获得地方政府和社会关注的时间节点。

       ②新闻报道中涉及人物作了化名处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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