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商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明清时期商人的社会构成，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专门研究。一些研究地方商人的论著把它分为“弃农经商”、“弃儒经商”、官吏经商、继承父业等。（注：有关论著不少，可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有关内容。黄山书社1993年。）另外有一些研究某一人群经商的论著，如韦庆远先生对清代皇室和官僚经营典当业的研究，（注：韦庆远：《论清代的皇当》、《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均见韦庆远：《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吴量恺先生对清代农民经商的研究，（注：吴量恺：《清代前期“农民非农民化”趋势的探讨》，载《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弃儒经商的研究。这些研究大抵可视为对商人职业构成的分析。但由于限于地方商人或某一人群，还不是对清代商人社会构成的全面研究，对社会要素的划分也不太妥当。对商人社会构成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商人的社会构成对它的社会地位、资本状况、经营方式都有深刻的影响，如清代商人资本来源中的农业、手工业、教书授徒劳动收入，土地资本和封建地租，官僚资财，生产利润，都与商人的社会构成有关。（注：参见拙作：《论清代商人资本的来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由于各种人群的社会构成总是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对某一人群社会构成的研究还有助于深化对整个社会结构的了解，如冯尔康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就对若干社会人群的构成作了分析。（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 版。）同时商人的社会构成还反映了社会价值趋向。
商人是一种职业人群，由其它各种职业人群转化，同时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在传统社会，等级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要素，（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级表现为等级”，见经君健：《试论清代等级制度》，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第15～16页。“而在近代社会里，最能代表社会位置者，莫过于职业”，在工业化社会里，“职业是社会阶层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指标”，见许嘉猷：《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90、100页。）因此分析商人的等级构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等级和职业两方面考察清代商人的社会构成。由于职业与等级密切相关，有的职业直接表现为等级，两者有重合的部分，为了叙述方便，避免重复，本文以等级为主，在各等级之下再分别叙述各种职业人群的经商状况。本文的商人包括从事各类商业活动的行商坐贾，广义上也包括典当、钱庄的经营者；既包括自己出资经商的独立商人，也包括受雇于独立商人的商业劳动者。商人又可分为职业商人和兼业商人。
清代社会的等级结构分为皇帝、宗室贵族、官僚缙绅、绅衿、凡人、雇工人、贱民七个等级。（注：经君健先生对清代等级制度进行了开拓性的创造性研究，本文关于清代等级制度的框架系根据经君健先生的研究，参见经君健：《试论清代等级制度》，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又本文初稿曾经经君健先生审阅，经先生并对文章结构框架提出意见，本文采纳了经先生的意见，谨此致谢。但文中错误均由作者本人负责。）近代以前，士、农、工、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职业构成，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职业。如医与星相者（迷信业者）也是专门职业，乾隆四十七年巴县发布的一道“新例”说：“士农工商，各有恒业；医卜星相，并可营生”，（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嘉庆、道光年间巴县的户口统计中也把测字、命理、道艺（与道士不同）等迷信职业与僧道相区别，单独列为一个职业。（注：《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1、318、320、342、343、344页。）兵与僧道则在唐宋时开始成为专门职业。（注：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第500页。）清代社会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娼妓和优伶，以及他们周围的一些人，这实际上也是两种职业。这十种职业都是指“民”而言，实际上官吏也是一种职业。因此唐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可分为官吏、士、农、工、商、医、星相、兵、僧道、娼、优十一大类。从职业的角度看，官吏实际上是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从这一角度，皇帝也可归入官吏，是最大的官吏。鸦片战争前后的整个清代等级结构没有重要变化，职业结构虽有一些变化，但上述十一种职业没有实质性变化，本文利用了一些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例。
一、皇帝和宗室贵族
皇帝和宗室贵族是清代最高的两个等级。宗室贵族除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宗室、觉罗外，还包括曲阜孔家衍圣公。从职业看，这两个等级是地位最高的官僚集团，包括最大的官僚皇帝；没有担任实官的贵族则多系地主，因为一般贵族均有土地。不过嘉、道以后一些下层宗室、觉罗既无实官，土地又陆续卖完，并且格于规定不得从事其它职业，实际成为闲散无业人员。
清代皇帝和皇室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当推典当业，韦庆远先生根据档案揭示，为了维护、加强王朝统治，体现皇帝恩威，以及调剂照顾皇族内部经济，清代皇帝开设大批当铺，亲自过问当铺的状况；皇子皇女则通过当铺获得了一份稳定的、不劳费心的收入。（注：韦庆远：《论清代的“皇当”》，载《明清史辨析》。）皇帝和皇室的商业活动还不限于典当业。如雍正中叶雍正帝曾拨库银20000两交内务府“滋生利息”，其中10000两除开设典当外，还开办“要紧日用铺面”。（注：《朱批奏折》，转引自韦庆远：《论清代的“皇当”》，见《明清史辨析》，第84页。）皇室的另一项重要商业活动是变卖其垄断的人参、貂皮等珍稀物品，这些物品原由内务府及崇文门监督发商人变卖，往往成为商人的负担，后来也由江南织造变卖，如康熙五十七年将人参共1024斤余交江宁织造曹頫、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变卖，共得价银29663两余；六十年三织造又变卖人参2216斤余，得价银51815两余，所得价银全归内府。（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第148～150、160～162页。）这些人参还令王公大臣“认买”，嘉庆四年清仁宗声称：“因念现在在京臣工咸知谨饬守法，自皆谢绝苞苴，专藉所入俸廉，未免稍形支绌，是以本年特将内库参赏给王公大臣，减价分买，俾其得沾余润”，（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3，内务府，赏恤，参斤变价。）不但皇帝向王公大臣出售人参，形成买卖关系，王公大臣又可将人参出售，“俾其得沾余润”，皇帝和王公大臣都完全以商人面目出现，而且王公大臣的买卖还是出于皇帝的“恩赏”。
宗室贵族还经营多种商业贸易。早在满族入关前的天命十一年就专门下诏，诸贝勒有往外国交易者“罪之”。（注：《清文献通考》卷26，《征榷一·征商》，考5075。商务印书馆《十通》本。）康熙十八年因“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称名色，以网市利”，特别制定处罚条例，（注：《清文献通考》卷26，《征榷一·征商》，考5144。）而康熙六十一年又因“诸王、阿哥及家资丰裕大臣等令家人出城邀截居积待价，冀获厚利，家人复捏增原价以图肥己”，异致京城“草炭价值腾贵”。（注：《清文献通考》卷26，《征榷一·征商》，考5146。）道光时甚至有“宗室隆泰起商同张三泳等购买鸦片烟土煎熬售卖”。（注：《明清史料》壬编，第九本，第829页，转见林满红；《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1854)——世界经济对近代中国空间方面之一影响》，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期，上册，第113页注[97]。1993年6月。）上层宗室贵族大多利用权势，由家人“领资本，霸占关津、生理，倚势欺凌”，（注：《清文献通考》卷32，《市籴考》，考5144。）以谋重利。而下层宗室、觉罗在清中叶后日趋贫困，光宣之际“甚至四品宗室及格格、额驸名位求其一饱而不可得”，一些宗室依靠为人佣工、充当伙计、拉车糊口，有的成为商业劳动者，也有经营小商小贩糊口的。光绪初年曾任盛京、成都将军的宗室岐元自言：“幼时贫困，夜出挈篮卖萝卜”，（注：刘体仁：《异辞录》卷2，上海书店1984年，第52页。岐元在光绪四年任盛京将军，七年调成都将军，见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中华书局1977年，第45～49页。）补助生计。
汉族贵族曲阜孔家衍圣公除了经营当铺，发放高利贷外，并经营转运贸易，开设多种店铺，有杂货铺、烛铺、药铺、油房、酒房、钱房等，役使户人、仆役、属员经营。（注：参见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3～371页。）
皇帝和宗室贵族由于身份特殊，不可能亲自出面经营商业，一般指使家人仆役（内务府官员也是皇帝的家奴）和伙计经营；他们又有多种经济来源，按清制，即使是没有官职的闲散宗室、觉罗也都有养赡银，并规定不准从事其他职业，因此皇帝和宗室贵族的商业活动是一种兼业行为。即使是下层宗室为生计所迫不得已从事小商小贩，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出于“天潢贵胄”之尊，还要避人耳目，如上引岐元即是“夜出”才去卖萝卜，遇其姻家且“惭而逃去”。无庸细说，皇帝和宗室贵族都不是职业商人，而是兼业商人。
二、官僚缙绅等级
官僚缙绅等级包括内外大小现任官员，“以理去官”的非现任官员，捐职、封增官及其诰命妻等。
清代官员经商极为普遍，清政府对官员经商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韦庆远先生曾指出清政府对官僚兼开当铺的缄默许可态度。（注：韦庆远：《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见《明清史辨析》，第135页。）其实不仅典当业，官僚经营其它商业也是如此。道光十年户部尚书王鼎、宝兴前往江南与两江总督陶澍拟定两淮盐务章程，规定以后盐务官员“与商人伙本行盐”，“应即呈明回避”，得到批准，并于次年编入《户部则例》，（注：陶澍：《会同钦差拟定盐务章程折子》，《陶澍集》上册，岳麓书社1998年，第172页；道光《户部则例》卷30，《盐法·两淮盐务事宜》。道光十一年校刊。）可见清政府对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怪，这时才下令“回避”，但也仅规定“回避”而已，并没有予以禁止。内务府官员甚至还可借用内帑、库银经商。康熙三十九年苏州织造李煦曾说“皇上复念及包衣下人资生艰苦，特发内帑，借给营运”，他因此请借银10万两“营运资生”。（注：《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第13页。）曲阜孔府官员为经商甚至与商人对簿公堂，当时人对此也恬不为怪。孔府档案中有多起孔府官员因为商务纠纷而控告他人的记载，如孔府启事官李克恭出本开合成店，因孔传成借钱不还“情极控县准理”，道光九年又由孔府移交兖州府处理；五品执事官孔继潢在奉天锦县合伙开兴成当，道光十一年因掌柜人赵国祥“勒掯东本，呈控锦县案下”，道光十三年又由孔府移会锦县差官讨追。（注：《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五册，第27、30页。）只要不涉及贪污纳贿、偷税逃税、以权谋私，清政府对官员经商一般并不加惩处，因此清代官吏经商可以说是蔚然成风，无论朝廷、地方，文官、武官，无不经商，清初扬州榷使李果珍说：“一切文武绅弁，官舫往来，或托赴任，或假钦召陛见名色，及正镶各旗，莫稽何官何职，已用未用，交通奸棍船头，将船停泊芜湖、瓜、仪数月，抢截客货，揽入官舱，满载始行”，“且其船只所载茶、布、绸缎、磁器等物皆系江南重货，每船资本不下万千”，“分毫钞税不纳”。（注：李渔：《资治新书初集》卷3，《文移部》，李果珍（荆函）：《请禁官舫夹带货船》，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康熙六年左都御史王熙奏：“闽广、江西、湖广等省各官近或自置货物，售于属下；或巨舸连樯，装载他方市易，行同商贾，不顾官箴。”（注：《清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五月癸丑。）御史施维翰曾奏：“今文武各官，或兼事商贾，质库连肆，估
舶弥江，既夺闾阎之利，复脱关市之算，不可不加禁止。”（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5，《施清惠公事略》。）广东几乎无官不商，“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304～305页。）嘉、道以后有的官员甚至贩卖鸦片，嘉庆十九年广州驻防骁骑校兴亮在广州买得鸦片14罐重11斤，预备“进京销卖获利”，（注：嘉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刑部折，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页。）又据道光元年揭发，福建福宁右营游击许双冠“伙鬻鸦片”。（注：道光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颜检折，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5页。）
典当业是清代官僚最普遍的商业活动，韦庆远先生有过详尽论述，（注：韦庆远：《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见《明清史辨析》。）自朝中大臣到州县官员无不经营典当业，有的官僚甚至并不讳言经营典当，如纪昀即说：“余旧有质库在崔庄”，（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3，《纪晓岚文集》第二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也可见官僚经营典当业已是司空见惯了。
官僚经商无不渗透着权力的影子。清初广东平南王尚之信“向在粤强占贸易”，（注：李士桢：《抚粤政略》卷1，《议覆粤东增豁税饷疏》。）“广东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诸人霸占者无算”；（注：《清文献通考》卷32，《市籴一》，考5144。）尚之信又“令其部人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注：《清文献通考》卷28，《征榷三·盐》，考5100。）特别是藩下诸人在海禁期间无视清朝法规，大肆进行海上贸易，藩府参将沈上达利用藩王武装力量，“打造海舡，私通外洋，一次可得利银四五万两，一年之中，千舡往回，可得利银四五十万两，其获利甚大也”，（注：李士桢：《抚粤政略》卷1，《议覆粤东增豁税饷疏》。）并且“藩王左右阴与【澳门外国商人】为市，利尽归之”，（注：《广东新语》卷2，上册，第38页。）这些为藩王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外国商人称为“王商”(King's Merchant)。（注：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第一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6、99页。）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亦经营多种商业，“当铺、牙行、盐商、诸色店铺买卖皆王人共分，或出本，或充伙，以至肩挑背负之类亦无不为”，“又有代王作买卖人或当店、绸店、布店，每人亦分十余间”，耿继茂并进行残酷的高利贷剥削。（注：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载《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0、23页。）撤藩后，闽、广两省大僚仍多从事对外贸易，在厦门，“县令朱太爷”利用权力压价收购外商的胡椒，将军则“贱价购入绒布”；广东有代表总督、将军、巡抚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总督的商人施美亚“可算是广州最大的商人”。（注：马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第一卷，第56、86、100页。）又如雍正初川陕总督年羹尧曾令家人贩马“发兴安各镇，勒取重价”，（注：《清世宗实录》卷39，雍正三年十二月甲戌。）仅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二年三次买马八九千匹卖给营兵，获取厚利，“网利肥己，即疲瘦不堪者亦皆强令收受”。（注：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镇守宣化总兵官许国桂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四辑，第709页。）乾隆西征准噶尔时任领队大臣、参赞的富德在“出兵时曾令家人携缎、布、烟、茶牟利”，又“皆用台站驮装以省运脚，因有倍蓰之获”，甚至后来他随同乾隆帝南巡时还“挟带人参，托高恒发卖，已给价三千两，犹嘱伊仆有再须多贷数千之语”。（注：《清高宗实录》第674，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戊辰；《清史稿》卷314，《富德传》。）乾隆四十三年叶尔
羌办事大臣高朴与山西商人张銮合伙盗卖官玉，得利十二万八千余两，其家人常永带大车9辆，箱子4只，装高朴玉料3000斤，另一家人李福由苏州北上时乘用大船，装载物件银两及箱笼四十余只，张挂高朴兵部左堂旗号，沿途官员一路放行，不行查验，高朴从父两江总督高晋并给以护牌，管理浒墅关之苏州织造舒文代上税过关。（注：《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壬戌、丁卯、戊午、己未、辛酉、甲子、庚午、壬申等条。）盐茶属于专卖商品，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也成为官僚们热衷的商业，清初“内外大小官员、势豪之家多有贸易贩盐，倚势不纳盐课”，（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首1，顺治十八年诏。）年羹尧在管理河东盐务时“革退旧商，将伊子年富、年斌伪编商人富斌等名色，私占山西潞安、泽州等盐窝十七处，自出本银行盐，别令心腹人等伪编商名，私占陕西咸宁等十八处盐窝，代己行盐，前后得利十七万二千二百两”。（注：《清世宗实录》卷36，雍正三年九月庚申；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署理川陕总督岳锺琪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四辑，第579页。）广东平藩后仍然是“大吏官商借商人出名销引，有发本委官各场买盐，占据各埠，于朝廷国库虽无所损，而夺民商之利，此柳子厚所谓‘吏而商’也”，以致“朝廷禁官占而无官不行盐，……凡商人之业皆官之业，凡为商之人皆官之人，各据盐埠，挪库作本，斥逐旧商，遍布亲戚、内丁以网市利”。（注：吴震方：《岭南杂记》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广东康熙时有“张天觉以管粮之官而积盐累累”，（注：道光《两广盐法志》卷11，康熙四十六年二月户部议复广东巡抚范时崇疏。）雍正时运使孔兴连“出本充商，拆运引盐”，经“总督批准允行”，恬不为怪，“竟成定例”。（注：道光《两广盐法志》卷15，雍正十年九月户部议复广东总督鄂弥达奏。）道光时淮北初行票法，“总办下车，即弁髦奏案，纠合显贵，醵金垄断。淮北印委各员，因而挪移钱粮，作为运本”。（注：《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卷7上，《答谢无锡书），黄山书社1994年，第181页。）官僚还私自提高盐价，雍正时云南楚姚镇总兵刘俊杰“苦心垄断，抬高价以卖盐”，赵州知府陈士昂“卖盐加倍取利”。（注：雍正元年六月十九日云南驿盐道李卫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一辑，第361、362页。）除了利用职权占夺引盐外，官僚还贩卖私盐，至称为“官私”，（注：《清史稿》卷123，《食货四·盐法》，第13册，第3610页。）有人指出：“私盐之充斥，皆由官为私，官* 囊烹分，遂逋正赋。”（注：道光《两广盐法志》卷11，康熙四十六年二月户部议复广东巡抚范时崇疏。）又如茶叶，年羹尧“遍置私人，私行盐茶”；（注：《清世宗实录》卷39，雍正三年十二月甲戌。）曾任湖北巡抚的陕西咸阳人张连登亦有“祖遗并自置铺面、店房、当铺、茶引、茶行生意”，（注：雍正三年七月十一日署理固原提督印务总兵官马大关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四辑，第661页。）湖北为产茶之地，陕西为引茶销地，其茶引、茶行当与他做过湖北巡抚有关。
除经营专卖垄断行业外，官僚还利用职权挪用、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作为经营资本。上引史料已指出，广东官僚“挪库作本”经营盐业，道光初淮北官员“挪移钱粮，作为运本”。又如乾隆初广东盐运使陈鸿熙“令各商将应纳之饷税银两在外营运，迨至获利之后，将正数归还原额，余利婪收入己，竟以朝廷正项之钱粮，为运使放债之资本，积年所获不资”，同时又有海南道王元枢“竟将公项分发各商营运，勒令加三加五起息，毫无顾忌”。（注：《清高宗实录》卷64，乾隆三年三月甲寅。）有些官僚贪污公款经商，康熙时曾任浙江布政使的黄明“贪纵不法”，“到任未及两载，其赃不止伍陆拾万”，“将所诈银两于湖广置买产业，发本经营，并于宁波、苏州、京师各处买卖生理”；（注：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闽浙总督梁鼎奏，《宫中档康熙朝奏摺》第十一辑，第870页。）曾任广西布政使的黄国材“性本贪婪”，在广西捐纳谷价案中“侵蚀独多，以致巨富。现今汉口、广东俱有当铺及洋行买卖，垄断生息”；（注：雍正三年五月初六日云南布政使兼管驿盐道李卫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四辑，第276页。）乾隆时总河白钟山“其宦资皆寄顿于淮扬盐商之家，代为营运”，淮商共收存白钟山银10万两，亦属“巧宦欺公，暗饱私囊”。（注：《清高宗实录》卷270，乾隆十一年七月己酉。）乾隆三十四年云贵总督吴达善揭露，原任贵州巡抚良卿、布政使高积伙同部分道府官员，私将藩库所藏水银数万斤运往江苏高价发卖，又从苏州等地贩回玉器、绸缎等物，勒令通省属员高价购买，“属员们不敢较量贵贱，照价领买”，“买多者假以辞色，不买者不与脸面”，高积还将一部分赃款与思南府知府张时栋在府城合开当铺，（注：朱批奏折，内政类，转引自丰庆远；《明清史辨析》，第147页。）亦系贪污公物作为经商资本。有些官僚的经商资本则是受贿所得。如康熙时少詹事高士奇，“打磨厂士奇之亲家陈元师、夥计陈季芳开张段【？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另在“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余万”，其“金无非取给于各官。”（注：《东华录》康熙四十四，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壬子左都御史郭琇奏。）康熙时左佥都御史宫梦仁曾“总辖山东学政，贿卖生童，婪赃四十万两，于泰州坡子坊自开天成典铺一座”。（注：宫中杂件，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第65页。）
役使部属，迫使商人代为经营是官僚利用职权经商的又一表现。清初吏科给事中胡尔恺指出：“近年地方各官每每私造大船，贸易营利，有一官而造二、三只者，经年不绝，……及至贩卖盐货等物，派发牙侩转派细民，加耗收买，流弊无穷；且有属官为上司追呼，与钱粮同比较者，其病民莫大焉者”。（注：胡尔恺：《谨陈利弊疏》，嘉庆《长沙县志》卷之17，《政绩》。）雍正初南阳总兵佟世鏻曾代总理三陵事务领侍卫内大臣额驸松阿延贩马，（注：萧奭：《永宪录》卷3，中华书局1997年，第200页。）乾隆时台湾总兵柴大纪“纵令兵丁，私回内地贸易牟利”。（注：《清高宗实录》卷1299，乾隆五十三年二月辛酉。）由商人代为经营就更多了，如前述乾隆时总河白钟山由两淮盐商代为经营，又如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两，交盐商项景元于扬州贸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间著伊孙婿史姓家人李相押同景元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帐，共结算本利一十六万两，又布商陈天石新领乾学本银十万两，见在大蒋胡同开张当铺”。（注：《东华录》康熙四十四，康熙二十八年十月癸未。）清代官僚经商还多用奴仆、家人经营，带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康熙六年曾规定：“王公、将军、督抚以下及地方各官纵放家人，持货贸易，盘踞要地，侵夺民利者，各本主及家人俱有处分”。（注：转见康熙二十七年八月户部议复广东巡抚朱宏祚疏，道光《两广盐法志》卷34。）但役使奴仆、家人经商并未因此停止，康熙十二年有御史奏：旗下奴仆“其不在家服役者，亦有令其赶趁生理，纳送月钱，彼本亏利耗，不得如期交纳，未免鞭扑”。（注：黄册，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 1979年，第389页。）前述年羹尧、富德、高朴都用家人经营，乾隆时和珅开设许多当铺、银号、古玩铺、粮食铺等，也用家人经管，如乾隆五十二年和珅发出京钱18万千文，由管家郭友德与王平“承领滋生”，郭友德在涿州、容城、新城开设恒太、恒兴、恒应当三座；（注：内务府来文，转见韦庆远：《论清代的典当业与官僚资本》，《明清史辨析》，第152页。）户部尚书福长安当铺3座亦由家人达哈里、杨值、额腾额经管。（注：内务府来文，转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第436页。）
清代并出现了官僚缙绅与商人合伙经商的现象。如前述乾隆时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与山西商人张銮合伙盗卖官玉，又如道光间山西阳城县知县张振先与汤慎中在河南“夥开永兴号钱铺”。（注：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吏部尚书恩桂等呈请捐复降捐人员的奏折清单》，转见《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页。）道光四至六年大官僚琦善与山西商人伙开当铺3座，并写立“公中合同”，（注：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吏部尚书奕经等折，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第l98页。）道光六年广东顺德协左营外委梁恩与人合伙在佛山开设鸦片窑口，（注：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林则徐等折，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805页。）十九年新疆巴尔楚克屯田即铨从九品王传书丁忧回籍，与荣吉祥合伙贩卖鸦片。（注：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叶尔羌参赞大臣图明额等折，一史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四册，第74页。）
有的官僚经商是继承家业，如雍正、乾隆间历任知县、知府、驿盐道的刘鼎彝“家故丰，有鹾业三万金在津门”，托友人代为经营。（注：朱筠：《笥河文集》卷9，《刘鼎彝先生行状》，第三册，第178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非现任官职的缙绅也多有经商的。如开典当，清人说；“今人作质库取利，……今士大夫家亦无不如此”。（注：吕种玉：《言鲭》。）道光时淮南初行票法，因“票盐取利尤速，中外与陶安化【陶澍】有一面，莫不骈集”，（注：《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卷2，《答族子孟开书》，黄山书社1997年，第235页。）这些与陶澍相识的人应该有不少是缙绅。有一些是离官后经商，如清初思想家唐甄原任山西长子县知县，被革职后至苏州经商，初使养子及仆人贩卖经丝，后改业牙人。（注：唐甄：《潜书·食难》。）乾隆时有范至渥曾授州司马，后落职，“不屑依人生活，常只身往来勋襄间贩鲜鬻果以自给”。（注：范锴：《汉口丛谈》卷4；民国《夏口县志》卷15。）有的是在致仕后经商，嘉、道间官至山东盐运使的佛山人李可琼与他人合伙经营晋丰、安盛银铺，他给其子的信中详细谈及二家银铺的经营状况，（注：李可琼家书，见《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37O页。）可见他亲自过问银铺的经营。还有告病回籍经商的，乾隆五十九年户部河南司员外郎李秉睿告病回籍，在其父故后仍以其父李念德商名输斥广东临全埠额引。（注：道光《两广盐法志》卷5，嘉庆二十一年十月户部复两广总督蒋攸銛奏。）
现任官职的缙绅本职是官吏，非现任缙绅一般为地主，官僚缙绅经商大多属于兼业性质。但有些非现任缙绅以经商为主，或亲自掌管经营，如上述范至渥、李可琼等；有的是卖田经商，如唐甄“贱鬻其田，得六十余金”，（注：唐甄：《潜书·食难》。）作为经商资本，这些人都已成为职业商人。不管是兼业还是职业经商，官僚缙绅在商人队伍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分，他们的资本来源和经营方式无不带有权力的影子，即使是继承家业经商的，也会因为他的身份和地位享受许多特权，免除普通商人经常遭受的各级衙门的勒索；他们还经常凭借其权力逃避税课，并巧取豪夺，损害普通商人的利益，扰乱正常的商业秩序。
三、绅衿等级
绅衿等级指有功名（学衔）而未仕的人物，包括举人，贡、监生，生员。这一等级的基本构成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士人。在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儒家“治生论”的影响下，“弃儒经商”、“士商合流”已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风尚。（注：关于儒家伦理的发展及对商人的影响，可参阅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知识分子》第二卷第二期，1986年冬季号。）除了禁止绅监充当牙人、埠头外，清代对绅衿经商并无其他限制。绅衿经商极为普遍，清初江南学宪李嵩阳说当时生员被人轻视的原因之一，“良由败德自轻，蝇营狗苟，走利如鹜，辍诗书而躬为商贾之行”。（注：李渔：《资治新书初集》卷6，《文告部》，李嵩阳（玄佩）：《励廉耻》，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绅矜经商事例甚多，如徽州歙县诸生程国光乡试“五举不售，遂儒而兼贾”，诸生江春乡试中以“额溢弗捷，弃括帖治禺策业”，后为两淮总商，诸生黄筏“屡秋试不售，贩木湖南”，婺源庠生余席珍“承先人遗业，服贾景镇”，祁门庠生倪应瑞‘后因境窘”，曾“贷金作贾”；（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341、383、465、354、478页。）江苏上海太学生侯其伟“后习贾”，（注：咸丰《紫堤村志》卷6。）上海北洋沙船承管行户“多系举人生监，并有官职身价殷实之人”；（注：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牛鉴等折，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四册，第372页。）浙江仁和武举人郑信“配销江阴县各引地”；（注：嘉庆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25，《商籍二·人物》。）福建福州生员邓撰充当油牙，生员陈忠陛为盐商，（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553页。）侯官诸生郑培“屡踬于乡试，比年四十乃罢去，治生计以养父母”，（注：朱珪：《知足斋文集》卷3，《诰赠奉直大夫郑蕙园先生墓志铭》，第一册，第64页。《丛书集成初编》本。）蒲城生员祝蒂封、李瑛均开有典铺，（注：《福建省例》第七册，第923页。《台湾文献丛刊》本。）江西浮梁庠生李光朝“生殖货财”；（注：乾隆《浮梁县志》卷8。）湖北应城县学生熊伸“以窭徙业为贾”，（注：《章学诚遗书》卷27，《赠君熊志懿墓志铭》，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99页。）长阳生员彭商贤“以家计中落，弃儒而贾”（注：《章学诚遗书》卷28，《候选教谕彭君家传》，第3O7页。）；湖南桂阳武生萧湘开张伙店，并与他人合伙贩盐；（注：《湖南省例成案》刑律，卷32。）道光二十年四川邛州武举李建忠在成都购买鸦片，到北京会试时“预备售卖”；（注：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步军统领奕经等折，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第256页。）山西介休太学生张钰“再试不售，因弃为商”，（注：嘉庆《介休县志》卷10。）太平第子员赵择“以数年郁郁不得志”，“晚年商中州十余载”，（注：乾隆《太平县志》卷7。）徐沟武生刘学圣合夥开当铺，（注：《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56页。）洪洞诸生董得昶继承父业，经营盐业。（注：王轩：《顾斋遗集》卷下，《旌表孝子董霁堂先生孝行状》。《山右丛书初编》本。）上面二例国子生都是先有功名后经商的，其余生员、举人按照清朝的制度不能捐纳，（注：清代一般不开捐生员、举人，仅有几次也为时极短。三藩之乱时曾开捐纳生员例，康熙十五年开捐不久田六善上疏力陈其弊，后鲜有行者；道光十二年地方有劝募赈捐，援纳资者副榜举人，后因有碍名器乃罢；咸丰三年户部奏准捐军功举人附生，陈庆镛上疏痛阻，乃止。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第87～88页。）因此上面所列都是先有了绅衿身份再经商的。
绅衿的职业大致可分为士人和地主两类。土人经商大多成为职业商人，地主绅衿经商多为兼业，河南“各县绅衿富户俱纵令家人、佣户挑贩私盐，乡地巡役不敢过问”；（注：田文镜：《备陈盐政仰祈睿鉴以杜商弊以苏民生疏》，载雍正《河南通志》卷76。）江西崇义县“绅衿多有积谷出卖”，（注：《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783页。）这类绅衿属于地主，农为主业,经商则为副业。《儒林外史》第26回记沈大脚为王太太说媒，骗她说鲍廷玺是举人，“家里广有田地，又开着字号店”，第27回王太太见鲍廷玺夜里出去，以为是在字号里算帐。这里鲍廷玺也是农兼业商，但他亲自经营管理字号，不论其农业收入占多大比重，都应是经商为主，农业为副了。有的进京应试举人在途中兼事买卖，则属于临时行为。道光二十四年段光清进京应试，路过庐州凉镇，“同行多以盘费买烟，带进京都，以冀盘川宽余”，为观者所笑，“我谓是进京老爷，乃是一行贩烟客人耳”。（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4年，第6页。）
四、凡人
凡人指没有特殊身份的平民百姓。这是占人口最多的等级人群，也是商人的主要等级构成。凡人等级包括各种职业，下面分别考察各种职业人群的经商情况。
1、吏员。如雍正十年福建龙溪县吏员杨光盛曾与生员王品及黄其谋充盐商水客，杨光盛出银26两，因被王品骗去而未成。（注：徐士林：《徐雨峰中丞勘语》卷4，《龙溪县吏员杨光盛告王品等案》。光绪丙午武进李氏圣译堂校刊。）汉口人姚小山（必达）“试童子屡冠前列，不得志于司衡，因投笔
仕于两淮”，他未通过科举考试，“仕于两淮”应为吏员，后因“忌之者沮其用，去而席世业”，经营盐业，“每岁额运逾楚省之半”。（注：范锴：《汉口丛谈》卷5。）广东兴宁人陈邦彦曾报捐吏目，道光二十年前往湖北候补时买鸦片三包，“拟带赴湖北售卖”。（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江西巡抚钱宝琛片，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第33页。）吏有属于贱民的，但杨光盛可以控告生员，地方官并不予斥责，姚小山与陈邦彦既需考试、捐纳，又无功名，这三人应都是凡人。
2、士。士原统指所有有功名和没有功名的读书人，也可称为“儒”，有功名的土人属于绅衿，已见于上文。明清以来“弃儒经商”已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时人和后人有种种议论。这里对清代“弃儒经商”的原因略加分析。
第一，为维持家庭生计。很多士入经商是因为家庭贫困，如直隶宣化府诸生“谓家贫必兼逐末也”；（注：李象鹍：《棣怀堂随笔》卷2，《上谷存牍》，《谕柳川书院士子》，道光二年十月初六日。）扬州“人人以肄文为不能谋生，弃而贸易，近日读书之家竟寥寥无几矣。”（注：清林溥：《西山樵唱》，《朝俗十三首》其一，原注。）这种情况遍布各地。如山西洪洞韩登科11岁“丧父赤贫”，“时已从塾师学举子文，文且可观，诚不忍母氏手龟足茧而己坐食为书生也，发奋从贾，僦居县市”，得钱养母；（注：王轩：《顾斋遗集》卷下，《云岩韩君墓志铭》。《山右丛书初编》本。）江苏丹阳吉曦曜因“家贫，弃举子业，治生以为养”;（注：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34，《赠奉直大夫焕文吉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90年，第447页。）休宁汪印“会兵荒以后家落，乃辍举业，随父兄侨居【上海】紫堤村习贸易”；（注：康熙《紫堤村小志》卷中，《国朝人物》。）上海钱瑜“少居贫，废书习贸迁之业，未数年累致千金”；（注：乾隆《续外冈志》卷3，《人物》。）杭州蒋静山“少贫苦，年十二释书营什一于市”；（注：杨文杰：《蒋静山诗序》，《东城记余》卷上。）江西太和刘朝护“就傅甫三载，家贫，即习贾”；（注：《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卷8，《刘处士家传》，黄山书社1991年，第124页。）福建晋江陈大睿“比冠，痛菽水无资，弃儒而贾”；（注：吕世宜：《爱吾庐文钞》，《陈孝子传》，第22页。《丛书集成初编》本。）广东新宁甄贤赏“年三十犹攻举子业”，“以贫故，乃去而学贾”；（注：《章学诚遗书》卷17，《鸿斋甄公传》，第164页。）云南大理杨绍震“年弱冠，补邑弟子员，负大志，爰视老，家贫不忍以薪水累亲，服贾云阳，获息寄养”。（注：《霞溪杨公墓表》，《大理市古碑文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586页。杨绍震卒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有的是因家庭贫困自己经商，让兄弟继续科举之路，如湖北宜昌彭祖贤“与伯兄先后为生员，兄弟自为师友，益励于学。兄以家计中落，弃儒而贾，与君（祖贤）执手流泣，以为我不得已治生，若颖慧，宜勉自爱”。（注：《章学诚遗书》卷28，《候选教谕彭君家传》，第306～307页。）
第二，因科举失利。如常熟周泓“初学举业，不售，即弃去，专力治生”；（注：《章学诚遗书》卷16，《敕赠文林郎获鹿县知县周俯君墓志铭》，第154页。）上海诸浩“初习举业，曾前列，不售，弃去为贾”，（注：咸丰《紫堤村志》卷6，《人物》。）这些人未通过童子试，没有功名。有的已有生员、举人功名，也改而经商，如前述绅衿多有因未通过乡试、会试考试而经商的，又如钱塘吴观均“年十二补钱塘诸生，屡困场屋，遂弃举子业业鹾”。（注：嘉庆钦定《两淮盐法志》卷25，《商籍二·人物》。）
第三，观念变化。有的士人受儒家治生论的影响，以治生为重。如汪起，幼时聪明好学，其宗人多掇魁科，通仕籍，一般人都以为他“当以功名显”，他则认为“先贤不亦云乎，学者当以治生为急，安能府事咕哔，俯首就有司试，藉苞苴竿牍，苟图幸进，夸示乡里小儿为也？”“于是踵端木之智，发计然之策，经营什一，家日隆隆起”；（注：康熙《紫堤村小志》卷中，沈白：《汪颖侯四十寿序》。）徽州方尚偀顺治八年已为诸生，“因念古人有言，儒者亦须急于治生”，十五、六年间开始经商吴越近30年。（注：《方氏会宗统谱》卷19，《方君中茂行状》，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17页。）有的人认为科举“不可知”，以科举求荣显得不偿失，转而经商，如湖北应城金焕若应童子试不遇，认为“读书求荣显，慰亲心耳，顾忍老亲勤劬千百，以待一日之荣显，已得不偿失矣，况遇不遇未可知，而亲年不可换，尚言待荣显、慰亲心耶？”于是“弃而业贾”。（注：《章学诚遗书》卷23，《金焕若封君七十生朝屏风题辞》，第228页。）山西洪洞董得昶17岁为诸生，见父经商操劳于外，认为“子坐而食于家，徒口实于不可知之科第，何以为子，吾不忍以彼易此也。因固请于封翁传家政焉”，经营河东盐业。（注：王轩：《顾斋遗集》卷下，《旌表孝子董霁堂先生孝行状》。）汉阳夏永科举失利，说“丈夫贵行其意，何必屈折作科第牢笼中人，去而业估”，经营盐业。（注：《章学诚遗书》卷16，《夏松期墓志铭》，第156页。）江苏吴江徐兆坤淡于仕途，“挟书沉思，不知漂麦，继晷耽读，辄复然松，性淡轩朱，志存通逸。习计然之术，佐孟公之豪”。（注：董国华：《皇清例赠宣德郎按察司经历太学生徐公墓志铭》，载王国华、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徐兆坤终于嘉庆二十二年。）有的则是不喜章句之学，如闽西四堡族商中有因不喜章句而弃儒经商的。（注：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03页。）
第四，社会上经商风气的影响。山东泰安士人“以岱岳祠庙五方辐辏，皆浸淫于贸易，竞争于刀锥”；（注：宣统《山东通志》卷40，《风俗》，引《泰安志》，第一册，第1500页。）湖北光化“以老河口为巨镇”，“其俗等趋贸易，虽士人不免”。（注：《章学诚遗书》卷24，《湖北通志检存稿一·食货考》，第249页。）道光时巴县郑复元“教读不谙生贸”，在堂弟郑授勋劝说下开设栈房。（注：《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9页。）
第五，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土人隐身商业。余英时先生认为：“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曾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了‘弃儒就贾’的趋势”，“因政治原因而‘弃儒就贾”者则为数或恐不少”，他举出三例。（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知识分子》第二卷第二期，1986年冬季号，第32、31页。）余先生的说法比较宽泛，政治变迁对每个人的影响不同，有的可能是因为易代之际的战乱导致家道中落而经商，其动机并非出于政治原因，余先生所举出的三例中，周筼、范路是因为“遭乱”、“经乱”，难说一定就是出于政治原因。也有研究者认为，明清之际的遗民对生计的选择中“几乎没有讨论余地、因而也往往不被讨论的，是商贾”。（注：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8页。）但确实有明清之际的士人因为政治原因而“弃儒就贾”，如高平牛位坤在清朝定鼎时“弃诸生籍，混迹博徒酒人间，绝不复言科举事，……且耕且贾以自食”；（注：《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253页。）休宁汪之鲲“生际革命【指明清交替】，遂弃举业，行贾江村”，（注：康熙《紫堤村小志》卷中，《国朝人物》。）婺源洪宗旷“少业儒”，“当革命之初，无心进取，自适志于邱园。嗣以兵燹之余，侨居景镇，理陶业”，（注：婺源《燉煌洪氏通宗谱》卷58，《儒侠永旦洪公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09页。）这一例大概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又如陕西三原人孙枝蔚甲申年(1644)在家乡对抗李自成农民军失败，到扬州经商；（注：孙枝蔚：《溉堂文集》卷之3，《埘斋记》；陈维崧：《〈溉堂前集〉序》，见《溉堂集》下册，第1143页；上册，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屈大均自述“亦尝为荔枝小贩”，（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荔枝”条，下册，第625页。）屈大均为明清之际著名文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曾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其从商活动当是明亡后由于政治原因。
上述诸种原因中，最主要的是维持生计和科举失利。而就具体的个人来说，有的人“弃儒经商”可能不止一种原因，如湘潭人欧阳辰“少为科举学不遂，益贫，乃辍业从贾人游，居稍饶利”，（注：吴敏树：《柈湖文集》卷10，《欧阳府君墓表》。欧阳辰卒于道光二十六年，享年80岁。光绪癸巳刊本。）是既有科举失利和维持生计两个原因。可以说，大多数弃儒经商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不管怎么说，弃儒经商者已成为商人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且大多成为职业商人。
3、农，指以农业为经济来源的人。凡人等级的农包括佃农、自耕农、庶民地主。这是中国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一种职业人群，历史上所谓“弃本逐末”主要就是指农民改业经商，因而构成商人的主要成分。这种情况到清代更为普遍，由于人多地少，许多农民转向经商。乾隆十三年山东巡抚阿里衮曾说：“由于生齿日众，逐末遂多”。（注：《清高宗实录》卷322，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章学诚也说：“国家生齿浩繁，田畴日辟，农桑本业，人余于地，其不能耕种者不得不逐末谋生，所谓农末相资，古今一也。”（注：《章学诚遗书》卷24，《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 ，第249页。）如山西大同“西乡一带农人冬日多贩煤”，（注：道光《大同县志》卷8，转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66页。）阳曲“东西北傍山各村地土瘠薄，居民农事之暇多策蹇贩炭以生”；（注：道光《阳曲县志》卷2。）陕西雍州“习秉质劲啬而鹜利，弃本逐末劳苦”，（注：蒋湘：《西征述》（道光八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大荔县“其较贫者”“或营贸易”，朝邑县“少田可耕，每事贸易”，白水县“土瘠民贫”，“或服商贾”，（注：卢坤：《秦疆治略》卷上。）宁羌州“小民农桑之外，或事商贾”；（注：雍正《陕西通志》卷45，《风俗》，引《宁羌州志》。）河南林县“其民稼穑兼商贩”；（注：乾隆《林县志》卷 5，《风土志》。）江苏震泽“人浮于田，计一家所耕田不能五亩，以是仰贸易工作为生”；（注：张海珊：《积谷会议》，《清经世文编》卷39，中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955页。）江西风俗“男事耕耘，兼以商费”；（注：孙嘉淦：《南游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湖南桂东县乾隆时记载：因“田少人多，负贩货殖，学习技艺者骎骎日盛”；（注：乾隆《桂东县志》卷2，《风俗》。）清初四川盐业多由农民兼营，“今户少人稀，行盐有限，贸迁近无专商，多系农民乘间逐末，或朝贩盐斤，暮操耒耜”；（注：康熙《四川总志》卷30，《盐法》，转见《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广东“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经营商业。（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下册，第372页。）
经商的农民中，有的是佃农，有人说：“入国朝，编户之民类皆佃田自给，其间奇才间出，不屑苟安，北游燕冀，南走江淮，交易起家，懋迁成业，数十年外，富等陶朱”。（注：林培玠：《废铎呓》，见光绪《文登县志》卷1下，《风俗》。）更多的是自耕农和一般地主，方苞曾说：“下户”“有田数亩、数十亩者，皆家无数日之粮，兼采樵负贩，仅能糊口”，（注：《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札子》，中国书店1991年，第265页。）负贩是这些小农重要的生活来源，山西夏县“民俗赴末者众，每新谷登场，量存一家口食，余即粜卖，以作资本，出外贸易”。（注：鲁九皋：《鲁山木先生集·禀后中水平粜事宜》，转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25页。）也有地主经商，康熙帝曾说：“富饶业户，陈陈相因，贱买贵卖，每获厚利”，（注：《清圣祖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庚戌。）山东巨野县“富民以籴入粜出为利”，（注：道光《巨野县志》卷23，《风俗志》。）陕西三原县“有力之家无不外出经营谋利”，永寿县“西乡一带富户读书服贾”；（注：卢坤：《秦疆治略》卷上。）佛山“所有顺德等处富户来此开设货店”。（注：《佛山义仓总录》，转见《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342页。）
上面引述了一些地方农民经商风俗的记载，而有关的事例在文献中更是比比皆是。农民经商有的是兼业性质，也有相当多的脱离农业，成为职业商人。
4、工，指依靠手工业谋生的人，包括业主、师傅、工人和学徒，但不包括兼业手工业的农民和商人。在传统的“本末”论中，工与商同属“末业”。在清代，虽然手工业较前代有了巨大发展，但较之农业仍很弱小，主要手工业仍依附于农业，并且仍然存在大量自产自销的手艺人。也许由于这些原因，手工业者转为商人的记载较少。但仍有一些记载说明有手工业者从事商业活动。乾隆时有人说：云南矿业中“今在彼打
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注：《清高宗实录》卷269，乾隆十一年六月甲午。）这些厂民属兼业商人。灶户是从事制盐业的手工业者，他们除私煎私卖外，还从事私贩，经营食盐贩运买卖，成为兼业商人。四川“灶户之私卖私贩以济其用者势所难禁”；（注：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淮北“灶户苦累，非卖私则无以自赡”。（注：《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卷第7上，《上陶宫保书》（甲午），黄山书社1994年，第176页。）又如上海王文瑞、文源兄弟幼习“索陶业”，“比长聚所绞索为肆”，是从事海船索陶业的手工业者，后“贩渤海、辽沈间，多亿中，家累钜万”，（注：清王寿康编：《上海王氏家谱》（抄本），转见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7、88页。王寿康卒于咸丰三年(1853)。）成为著名海商。佛山黄沛庵原从事铸铁，“后就利于新兴、阳春等处，资本缺管，仍归旧业”，（注：《江夏黄氏族谱》，转见《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9页。）则是一度经商为业。据罗一星考察，从手工业者到营商者，是佛山商人所走的主要道路。（注：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
5、兵，专指士卒兵丁，不包括各级武官。清代兵丁经商极为普遍。清初衢州一带弁兵“或合伙开铺，横行乡曲，共为置造营船，昼则兴贩私盐，揽载客货”。（注：李渔：《资治新书初集》卷2，《文移部》，秦世桢（瑞寰）：《行衢巡道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8页。）福州八旗官兵多经商，当地人“更有代旗下买卖者，亦每人十余间”。（注：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见《清史资料》第一辑。）德州的正黄旗披甲人魁哥命家奴张寅开铺放帐。（注：《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上册，第4页。）严如熤说，川甘楚三省“陈兵在营日久，……或兼生理”。（注：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兵丁普遍利用行军和漕运进行商品贩运，乾隆帝曾说：“军中兜鍪将卒借裹带之余便规什一，朕皆早有见闻，不为推究”。（注：《清高宗实录》卷674，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戊辰。）漕运运丁在一定范围内则可合法利用漕船贩运商品，清政府为优恤运丁，允许漕船携带免税土宜，北上漕船最多可带180石，南返可带60石，漕船并大量超额多带，沿途出售，运丁还将食米顺带北方销售，并违禁携带私盐。（注：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482～489页。）军队将官和士兵贩运私盐称为“军私”或“兵私”，是私盐主要的一种。
6、僧道，包括佛教的僧人女尼、道教的男女道士。佛道经商历代多有，清代亦然。康熙时广州有名的大汕和尚即曾往越南贸易，“其私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宝之属，直且钜万，连舶以归，地方官亦无谁何之者”。（注：王士祯：《分甘余话》卷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89页。）上海僧清澈“稍有积蓄，辄以济人，或有蓝淀【？靛】难销，昂其值畀澈，澈不辞，后乃终倍获其利”。（注：康熙《紫堤村小志》卷后，《人物补传》。）绍兴昌安下方寺“其僧卖膏为业”。（注：俞蛟：《梦厂杂著》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页。）乾隆时汉阳府孝感县陈家佛堂出家僧澄源“贩几斤酒卖”。（注：《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上册，第54页。）祁门般若庵原有“做造碓房一所”，后由僧飞锡同徒孙西林卖与饶氏。（注：见《祁门饶氏置产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屯溪资料，编号：430。）福建武夷山为著名茶叶产地，“山中僧道陇【？垄】断居奇，习为驵侩面目。……【山中】有茶焙处，半归僧道，半归民俗”。（注：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4，《武彝偶述》，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04页。）道光四年巴县铜鼓寺住持僧正明因“摇接会银，无处使用”，往重庆“买【棉】花回寺囤住来年出卖”，因与同往贩花的佃户覃文朝发生纠纷，僧正明还投官告状，（注：《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59页。）可见时人对僧人经商并不以为怪。
僧道经商一般为兼业行为，但也有弃僧道而成为职业商人的。南浔人宋蕴斯鬻身法华寺为僧多年，后为其兄郭廷元（郭为宋氏养子）赎归，“挚至贵州同贾十余年”。（注：咸丰《南浔镇志》卷13，《人物三》，引纪磊《郭义士传》。
7、医。由医而从事商业活动，顺理成章的是经营药材。四川壁山人陈应宪“行医”，兼“卖草药生理”，道光二十年陈应宪到云南贩买草药时买得鸦片43两，次年到重庆出卖草药，因不敢出售鸦片，托邓三阳到北京售卖。（注：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步军统领奕经等折，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第256页；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四川总督宝兴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四册，第485、486页。）也有从事其它行业的，闽县蒋春堂“精医理”，但“家故贫，乃兼习计然术，以供家计”。（注：《林昌彝诗文集》卷14，《蒋孝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20、321页。）这两例都属兼业性质。有的则由医而改为职业商人，祁门倪前松原“悬壶于江右之景德镇”，“旋以货殖多才，亿则屡中，而家事日益隆隆”；（注：《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苍岩公墓志铭》，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05页。）道光时有“素习医道之江西庐陵县人龙寿世”与人“由湖北汉口结伴来陕贸易”。（注：《林则徐集》奏稿下，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续获传习青莲教之刘青泉审明定拟摺》，中华书局1985年，第946页。）又如道光二十一年“在粤行医之宋和芳”，因欲回家，与娄亮合伙贩买鸦片100两，预备到湖南转售获利。（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湖南巡抚吴其濬折，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四册，第128页。）
8、星相之士。笔者所见这方面记载仅有一例，光绪时绍兴药铺泰山堂“店主人名申屠泉，本是看风水的，有了一点钱就开了药铺”，（注：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0页。）但这样事例在实际生活中应该不少。
9、无业人员，如流犯和乞丐也有经商的。流犯是被判处流放和充军的犯人，他们与发遣为奴不同，仍属凡人。流犯在流放地多以经营典当和小商小贩为生。江苏小押原“为因羁縻军流人犯起见，有一犯准开一店之议”，后因弊病多端，嘉庆十六年禁革；（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第230页。）湖南小押亦属军、流人犯所开；（注：《湖南省例成案》户律，卷32，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三十日布政使吴虎炳、按察使王太岳详为遵批议详事。）福建邵武军流犯“或腰有积金，即开小押为生”；（注：陈盛韶：《问俗录》卷5，《邵军厅》，《蠡测汇钞·问俗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广东佛山的小押是乾隆五十一年湖南武生区任贤充军至乡后开设的。（注：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事》。）流犯亦多经营其它商业，宁古塔“贾者皆流人中之尊显而儒雅者”，“文人富则学为贾，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所谓掌柜者也”，（注：杨宾：《柳边纪略》卷之3，《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页。）“流人之善贾者，皆贩鬻参貂，累金千百，或有至数千者”。（注：吴兆骞：《秋茄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乾隆五十三年巴县安置军、流、遣犯24人，其中10人经营面铺、布铺及卖油、小菜等营生。（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72～74页。）可见流犯经商相当普遍，并且可说已成为职业商人了。
乞丐无固定职业，但也可能成为商人。乾隆三十年四川璧山县王尔贵与其子宗福因岁荒“来渝乞丐”，经亲戚引荐，王宗福进陈茂材铺内“营工”，（注：《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第83页。）成为商业劳动者。据《清稗类钞》载，乾隆时京师王翁原为乞丐，后佣于典铺，有太监与之合伙开设缎肆，又因意外得金，行盐豫东长芦引地四十八处，都中人以王翁起家缎肆，称之为“缎子王”，（注：《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五册，第2298～2230页。）王翁由乞丐而成为职业商人。这个王翁的例子较为突出，有的乞丐则可能成为小商小贩。太平天国时有宣小毛避乱于绍兴，战后无家可归，“日则效伍员之乞市”，成为乞丐，后来每天黎明捡拾南货栈及水果行抛弃的腐烂果品，“在庙前戏台下设摊而市之”，开始做小生意，又得到行主们帮助，“行主喜其勤，赊以佳果，属【？嘱】沽出偿钱，乃日以为常，后可弗必沿门托钵也”，（注：《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寓贤传》，引李文纠撰传，第十六册。）成为一个小商贩。
还需提出的是清代很多商人子弟继承父业经商，甚至出现了一些商人世家。徽州歙县“商有世业于外者”，（注：清洪玉图：《歙问》，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9页。）江文魁原籍歙县，清初至钱塘业鹾，“子孙相继业鹾，仁厚信义，迄今【按：嘉庆时】五世”；（注：嘉庆重修《两浙盐法志》卷25，《商籍二·人物》。）祁门善和程氏自二十五世文庚【按：时当明末清初】开始经商，除二十六、二十七世有无经商不详外，二十八至三十世均有多人经商；（注：《（祁门）善和程氏家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屯溪资料，编号299.1。）徽州陈氏“奕世以来祗承先训，恒以商贾为业”；（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屯溪资料，编号B017。）江苏丹徒眭秉衡“五世祖由丹阳迁今籍，自考以上皆习贾”，其本人仍“挟资远贾”；（注：《包世臣全集·艺舟双辑》卷9，《眭履平墓表》，黄山书社1994年，第515、516页。）泉州许氏自明正德至清康熙年间有8世约200年间皆以经商行贾为业；（注：泉州石崖《许氏族谱》，转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页。）闽西邹氏、马氏自明中叶迄清世代经商，贩书为业；（注：参见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广东顺德黄芝鸾自明末开始经商，其子伟文、孙观英、三世孙德成、德桑相继经商为务。（注：顺德《黄氏族谱》，转见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人与商业活动》，载《中国史研究》l987年第2期。）商人子弟经商或由父命，或由主动，如歙县汪廷璋“年二十余，即承父命”经营盐业，其子汪焘“顾见鹾务繁重，不欲祖、父殚其劳瘁，遂弃举子业，偕伯兄熙分任焉”。（注：歙县《汪氏谱乘》，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25页。）商人子弟并不是一种职业人群或等级人群，但它大量继承父业并成为职业商人，具有特别的意义，表明商人对自己职业的肯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职业地位的提高。按照社会学中地位取得研究的理论，父辈的职业地位等世袭性因素对一个人的职业地位影响愈大，说明社会流动管道愈是不畅，社会愈是封闭。（注：许嘉猷：《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三民书局1986年，第214～216页。）但在中国的轻商传统下，清代商人子弟大量继承父业，却反映了商人职业的壁垒被打破，社会人群向商人职业流动管道更为畅通，说明到了清代，传统社会的开放性进一步扩展。
五、雇工人、贱民
雇工人是明清时代一个特定的等级。它的法律地位，在雇主的宗法家长制体系中近似于奴婢，而比奴婢略高；在社会上则同于凡人。（注：经君健：《明清两代”雇工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见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5页。）据研究，从明万历十六年到清康熙末年，农业、手工业、商业中的长工一般按雇工人对待.乾隆五十三年新例后手工业、商业中的雇工人就十分罕见了。（注：魏金玉：《试说明清时代雇佣劳动者与雇工人等级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由此看来，雇工人有作为商业劳动者的。但雇工人在雇佣期满后，或雇佣期间在雇主的雇佣劳动之外自行经商，都是以凡人身份从事商业活动。因此，雇工人这一等级没有出现独立商人。
清代贱民等级包括奴婢、奴仆庄丁、投充人、家人、乐户、娼优、堕民、丐户、九姓渔户、蛋户、佃仆、公差隶卒、长随等。清代官僚贵族多利用家人经商，徽州等地有利用佃仆经商，福建又有豢养“义男”经商的风俗，如福建漳泉各属“多系购买异姓幼子为子”，“平时则令其出海贩洋，牟利行险”，（注：黄爵滋：《黄爵滋奏疏》卷14，道光二十年《会议查禁械斗章程疏》，《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 1959年，第121页。）龙溪和厦门的方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注：乾隆《龙溪县志》卷之10，《风俗》；道光《厦门志》卷15，《风俗记·俗尚》。）这些贱民是受主人役使，代主人经商，可算为商业劳动者。但贱民也可成为独立商人。这里主要考察贱民作为商人独立经商的情况。
官僚家人在为主人经商的同时往往自己经商。如康熙时权臣明珠家人安图“其子孙居津门，世为鹾商”；（注：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卷3，中华书局1997年，第456～457页。）明府家人安尚仁以金义、钱仁引名经营盐业，康熙三十五年购买张希思陈州等七处盐引42262道，计窝价十六万九千余两；（注：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抚赵弘燮奏，《宫中档康熙朝奏摺》第二辑，第56～57页。）康熙时总河赵世显家人崔大兄弟三人“各拥巨资行盐，篡登仕版。”（注：萧奭：《永宪录》卷2下，第 150页。）前述年羹尧贩马案中其家人亦有私带，家人所带马匹卖与营兵每匹达20两。同时浙江将军安泰之管事家人梁大夥同前任将军诺罗家人董二贩马到浙江，散给旗兵，马价按月粮扣还，“马匹多属疲瘦，是以穷民含怨”。（注：雍正三年三月初三日浙江按察使甘国奎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四辑，第19页。）据档案所载，著名的和珅家人刘全开有当铺及粮食等铺，（注：内务府来文，转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第436页。）前述叶尔羌大臣高朴私贩玉石案中，家人除为主子贩卖玉料外，还自带玉料1000斤。又如官僚之长随，雍正时原任直隶巡抚赵弘燮的长随贾大在保定开有店铺，苏州开有当铺。（注：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一辑，第303页。）据钱泳记载，“武进刘熙堂刺史官直隶昌平州时，有司阍王诚者，顺天人，自言其曾祖已当长随，积资巨万，家有质库八所”。（注：钱泳：《履园丛话》卷21，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568页。）
衙门胥役亦多经商，特别是充当牙行。乾隆五年谕旨说：“外省衙门胥役多有更名捏姓，兼充牙行者。此辈倚势作奸，垄断取利，必致鱼肉商民；被害之人又因其衙门情熟，莫敢申诉，甚为市廛之蠹，尤非寻常顶冒把持者可比”。（注：《清文献通考》卷31，征榷六，考5137。）胥吏也有经营其他商业的，如乾隆间巴县捕役余贵“又在卖米”，余龙之妻“开设米铺生理”。（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44、122页。）胥吏还利用职务之便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如“巡盐之捕快，实私贩之盐徒”，“每每连樯巨艘，恣意私贩”。（注：李渔：《资治新书初集》卷3，《文移部》，胡文学（道南）：《牌行扬州道》，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道光年间广州各属差役多贩运鸦片，“臬司差、广州府差、南海番禺县差及洋货铺之在十三行者，通同开设快蟹，即快艇，系督抚藩臬书差所办，约百余只。而南海、番禺及永宁通判之巡舡亦伙同装载”，（注：道光十五年九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片，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191页。）如广州府差役关清与莫姓伙开鸦片窑口一座。（注：道光十七年七月十八日给事中姚庆元片，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 231页。）
奴仆亦有经商者。雍正间清苑民曾登云（又名曾瞎子）卖与正黄旗原任郎中晋布，后又卖与御史柏度家为奴，他在曲周县置盐窝一处，盐引9500道，另存有盐、曲、粮、麻价值一万三千余两，并出租房屋，放高利贷。（注：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吏部尚书隆科多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三辑，第290页。）乾隆间那亲保原为侍卫佐领五福家人，后陪嫁公主，虽然内务府称其“并非家奴可比”，但属贱民等级则应无疑，这个那亲保放高利贷，经营“当铺及杂项买卖”。（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第432～433页。）有一些庄头、庄丁的身份属于奴仆，（注：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第93～111页。）雍正间宝坻县庄头焦姓兄弟“店铺、当铺各处开张，均有家人分管其事”，（注：雍正六年七月三十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一辑，第545页。）滦州庄头李著伯有当铺12座，其族兄李万扶、李纯嘏有当铺8座，（注：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二辑，第102页。）焦姓、李姓兄弟虽难以确定是否奴仆，但可以肯定，属于奴仆的庄头也有经商的。奴仆经商在小说中也有反映，如《儒林外史》第23回所说徽商程明卿家奴万雪斋利用做小司客之便，每年聚几两银子做本，先带小货，后弄窝子，经营自己的盐业，并赎出身来，成为平民。又如乾隆时成书反映开封情况的小说《歧路灯》第33回说，乡绅张绳祖的家人白兴吾开有酒馆，第80回说宋家的家人张采琪的孙子“在朱仙镇开了粮食坊子，有三千家当。自己做了个衙道前程，兄弟又住了西司的书办，这就是预备顶当家主的意思”，其主人还不时向他借贷。万雪斋、白兴吾、张采琪的孙子都是自己出资经商的独立商人。
又如佃仆，徽州佃仆“小姓”“间或出外为贾，若与大姓同肆，亦平等视之；及回乡，则不与抗行矣”。（注：《清稗类钞》种族类，第四册，第1904页。）
堕民有从事小商小贩和牙侩为业的，并有开店小康后往徽扬商贾的。蛋户也有经营海外贸易的。（注：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第207、210、221页。）
娼妓本人一般不太可能成为商人，但妓院也提供饮食服务，实际上也是一种商业活动。至于优伶则有成为商人的，据纪昀说，有“伶人方俊官，幼以色艺擅长，为士大夫所赏。老而贩鬻古器，时来往京师”。（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9，《如是我闻》（三），《纪晓岚文集》第二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又据道光时人蕊珠旧史所记，当时京师著名的“春台班有王元宝者，……固要还乡，京师所有舍宇、店肆，贱价鬻之，尽家以行”，春台班的师傅李三亦“设钱铺”，又当时有属于师爷辈的优伶某人“落籍后，去为长芦盐商”。（注：蕊珠旧史：《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梦话琐簿》，分见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上册，中国戏剧出版杜1991年，第290、323、356页。）王元宝和李三是从事兼业商业活动，方俊官和某优伶则已成为职业商人。
上述贱民经商中，奴仆、家人、长随、胥役，都须为主子服役，其经商活动一般是兼业行为，但也有可能成为职业商人。乾隆时“有在闽开张茶店，曾充长随之陈魁”。（注：《史料旬刊》第十九期，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差役革退后则可以成为职业商人，广东佛山人梁忠“曾充南海县差役告退”，后经营鸦片，“专管窑口走私帐目”；（注：道光十七年七月十八日给事中姚庆元片，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32页。）兴安人谭升原充香山县丞衙门弓役，道光十六年革役，次年即与章亚华合伙兴贩鸦片十余次。（注：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林则徐折，一史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760页。）堕民、蛋户有可能是职业商人，但一般是小商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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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文的考察可见，清代商人的等级构成，包括了全部七个等级的成员，职业构成则包括了自身以外的十种职业人群和流犯、乞丐等无业人员，清代商人的主要社会构成则是凡人等级中的农民。由于各等级、职业本身的性质，有些等级、职业人群在商业经营中的角色受到限制。一些等级、职业人群经商只能是兼业商人，不可能成为职业商人，如皇帝，大部分宗室贵族，现任官吏，以及贱民中的家人、奴仆等。而雇工人只能是商业劳动者，不可能是自己出资经商的独立商人；皇帝则不可能成为商业劳动者，一些下层宗室贵族在晚清时也有可能成为商业劳动者。清代商人队伍遍布各个社会等级和职业人群，一方面是清代商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对清代商业资本和商业经营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商人职业地位的提高，反映了清代社会的职业流动更为畅通，社会结构进一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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