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1]2014年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周泓, 郭宏珍, 王耀[2]2015年在《近年新疆研究专题概述(上)》文中指出新疆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本文对近年相关新疆研究做综合性略述。包括国外新疆研究与国际交流,国内新疆研究重要项目及其学术交流,国内新疆历史研究、新疆族际交往关系研究、新疆宗教信仰研究、新疆社会文化与经济研究,新疆族属语言及其文化研究。
鲁靖康[3]2015年在《清代新疆农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清代新疆的农业(广义)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空白领域和薄弱点进行研究,从灌溉水资源、农业产业、农业开发中的地域关系和人地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在降水稀少的新疆地区,可资利用的灌溉水资源在农业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清代新疆对灌溉水资源的利用有渠灌、井灌和坎儿井叁种方式,以渠灌为主。官屯民地都置有负责分配灌溉用水与解决水利纠纷的职员。军府制下的分水制度遵循分地用水、先来者拥有用水优先权、计田授水等原则。建省后的分水措施进一步细化,以缴纳额粮的额地为分水对象,进行均平分水,借以实现清代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管控。新疆植稻应始于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之间,学界现有的汉代说、魏晋说、西晋说、汉唐说都有各自的立论缺陷。清朝统一新疆以前,植稻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并已扩展到天山北麓西段。清朝统一新疆后,天山南北的植稻业都有了空前发展,种植区域逐渐扩大。内地移民的到来不仅增加了稻米的生产和消费人口,而且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种植技术。虽然水稻种植得到推广,但是受制于水源条件、劳动力资源和传统观念,这种相对高产的粮食作物在清代新疆并未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新疆的瓜果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南疆的维吾尔族民众普遍将各种瓜果作为粮食的替代食品,种植的普及程度可与大田作物相埒。瓜果的商品化程度比粮食作物高,不仅在本境、本省销售,而且远销外省、外国。内地迁来的军民带动了新疆的蔬菜消费,引入了新的蔬菜品种,还将之前未加利用的野生植物和菌类充作蔬菜。花卉的种植亦较为普遍,并且在原有种类的基础上引种了许多外地的花卉品种,但商品化的程度很低,尚未形成一项独立的产业。园艺业中的生产技术比大田农业精细。清代新疆的森林资源较为丰富。山地天然林主要分布在天山南北坡、塔城山地、昆仑山北麓及东帕米尔山地,平原(盆地)天然林主要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河流两岸,人工林位于村庄、道路与河渠周边。林木消费可分为工程建筑用材、矿物冶炼用材、生活用材和交通工具用材等四类,天然林和人工林都得到了开采利用,但以砍伐为主,栽植较少。政府派发炭课徭役,并对林木消费征收木税。新疆的土着居民不甚食鱼,内地人迁居之后,以捕捞为主的渔业生产空前发展,形成了伊犁、塔城、准噶尔、哈密、塔里木等五个渔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准噶尔区、以惠远城为中心的伊犁区和以罗布泊和巴楚为中心的塔里木区是当时的叁个主要鱼类消费区。除食用外,新疆鱼类兼有观赏、饲用和装饰功能。“耀鱼”、“药鱼”和“围湖法”是清代新疆民众应用的颇具地域特色的捕捞技术。清代新疆内部以及与邻近地区之间存在着农业领域的广泛联系,既有合作交流也有竞争冲突,前者表现为人口流动、农业物资调配、技术交流、作物引种传播、产业互补等,后者则表现为农耕区的水利之争、畜牧区的越界游牧以及农牧业之间的争水争地。新疆内部的农业合作交流有利于农牧两大产业和南北疆两大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与我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农业合作交流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联系,是一种具有“向心力”的互动。农业中的竞争冲突既是资源稀缺性的直接后果,同时受到生产方式、资源分配格局、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业开发中的人地关系包括环境对农业开发的影响和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两个方面。新疆环境对农业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农业技术类型的选择和环境变迁所造成的人口生业变化上。受“地广人稀”的生境制约,清代新疆的农业技术类型以粗放为主,但同时具有原始和精耕细作两个类型。游牧民族所从事的山地旱作农业属于原始技术类型,城市和乡村巴扎周围以瓜果、蔬菜、水稻商品化生产为目的的区域运用的生产技术则是较为精细的类型。罗布泊原为西域巨泽,历史时期以来面积逐渐缩减,清代在塔里木河上中游大量垦荒,导致来水减少,生活在这里的罗布人不得不迁往外地,从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逐渐改营农牧业。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在土壤演变、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变迁方面得到了集中体现:灌溉农业的长期发展形成了灌淤土、灌漠土和水稻土叁种人为土壤,成为绿洲农业的载体,同时一些不合理的开垦也造成了土壤次生盐碱化的后果。毁林开荒、截流灌溉、矿物冶炼、居民用薪是造成森林资源掠夺性开采与破坏的主要原因,局部地区的旱灾和沙漠化与此有关。狩猎和垦殖活动使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数量减少,对大型植食性动物和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如野骆驼、新疆虎的影响尤其明显。
邓一帆[4]2017年在《清代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及生态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传统历史时期中,清代是中原王朝对新疆的开发历程的第叁次高潮期,清政府对新疆的开发举措也是极具现代国家意义的。本文主要分阶段研究阐述了清代塔里木河流域农业开发的历史历程,在探讨农业开发的同时,讨论其与环境变迁之关系。以期系统呈现地区农业发展及转变的契机与该时期农业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影响。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汇集耙梳清实录、地方志、奏稿、游记等历史材料,以图重构该历史时期,地区农业发展及其生态影响概况。自农业史角度分析,清代自乾隆二十四年新疆抚定至清帝国崩溃,南疆塔里木河流域分别经历了叁个阶段:初步恢复与发展时期;农业迅速发展的兴垦时期;以及税制改革后的深化发展时期。乾隆时期,在清政府以“重北轻南”与民族隔离为主基调的新疆发展政策的指导下,南疆社会处于封闭的经济、技术环境之中,塔里木河流域的农业从战争的阴霾中恢复后,仍依之前的农业发展速率循序发展,并未有明显进步。直至张格尔叛乱以后,出于稳定边疆的考量,道光帝放松了对南疆地区的隔离,南疆弛禁成为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转折点。光绪十年(1884)新疆置省后,清政府在该地区施行的移民屯垦等积极政策密切了该地区与清帝国的联系,交通、商业的往来和源源踵至的移民,不断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入南疆,促使区域农业技术进一步提高;农田面积与农业人口数量亦有进一步增长。在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南疆农业技术与内地不断交流,农业人口不断增殖,发展势头逐渐与内地齐平,清政府农业政策不断的调适,使该区域的农业有了长足发展。然而垦荒面积扩大、人口的增殖均对环境资源提出了更进一步深度开发的要求。高强度集中的农业开发对流域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显着的影响,农业迅速发展的趋势与生态衰退的趋势呈现出紧密的相关关系。清代作为传统历史时期的技术阶段开发时期的节点,落后的农业技术与进一步开发的意愿形成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低效且粗放的经营模式给生态环境施加的压力,直接导致了水生态的恶化,甚至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难以为继,农业投入产出效益减少。这对现今塔里木河流域的开发具有警示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历史时期的过度开发业已造成流域生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今的流域开发当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吴轶群[5]2016年在《清代新疆喀什噶尔人口变迁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以历史人口研究方法探讨清代新疆喀什噶尔地区五个文献年代的人口数量变迁,至清末新疆建省后喀什噶尔人口达到历史峰值。本文试分析影响人口变迁的因素,得出结论:政治环境的稳定是清代喀什噶尔人口发展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传统绿洲农业辅以手工业与商业贸易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该地区人口的增长。
牛燕军[6]2017年在《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文中指出清末民国时期是新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城市作为该区域的中心,成为新疆社会经济的重要缩影。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以及人文、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新疆城市演变与社会变迁进程,既经历了与沿海、内地城市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变轨迹。同治朝初年以来新疆的长期战乱和外敌入侵,对城市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得乾嘉时期形成的良好发展势头出现停滞与衰退。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前后,经过左宗棠、刘锦棠等人一系列新的治理措施的实施,城市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复兴和发展,尤其是开埠通商和新疆新政的推行,进一步推动着边疆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启动。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和经济侵略程度日益增强,以英俄为代表的外部殖民势力,为将新疆纳入各自势力范围展开激烈博弈,天山南北城镇的半殖民地化色彩不断加深。民国以降,中央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御力日趋式微,新疆地方政府长期处于半独立、半割据的状态,新疆历任军阀割据一方,实行独裁统治,使得边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轨迹印烙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对地处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城市的近代变迁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城市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能为当前的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教训。本文围绕新疆城市的近代变迁这一主题,以天山北路东麓的乌鲁木齐为区域对象,以1884年新疆建省至1949年的新疆和平解放共65年为时段,从空间、经济和社会叁个角度入手,在较为客观、全面和系统勾勒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脉络和变迁状况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新疆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因、历史局限性以及现实启示等,为边疆城市史研究提供典型范例。具体而言,首先,勾勒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从“双子城”的复式结构到“一城多区”的多中心结构,再到现代都市建设进程中社会空间显着重构的演变轨迹及特点。其次,以宏观历史事件为线索,将近代乌鲁木齐城市的经济发展史分为叁个不同时期和阶段,分别为晚清的起步阶段(1884-1911年)、民国前期的初步发展阶段(1912-1933年)、民国后期的曲折发展阶段(1934-1949年)。对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围绕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等几个方面展开具体、系统的论述。最后,选取反映城市社会变迁的典型层面进行横向的专题研究。具体以城市人口、社会阶层、衣食住行、习俗礼仪、娱乐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为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近代新疆城市社会变迁的丰富图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总体思考,通过总结归纳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动因,分析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探讨对当前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启示。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交困的历史背景下,多重力量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新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城市的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要转型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多民族共存的内陆边疆城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程度依旧是初步的、局部的,不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模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满汉二城对立的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被打破,旧的空间不断重组,以沙俄为主的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空间,和以维吾尔族、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空间等新的空间逐渐生成,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复杂性特征表现显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从区隔走向交融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
刘壮壮[7]2016年在《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研究》文中认为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对新疆地区的经营。清代统一新疆后,在新疆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经营活动,农业开发成效显着。文章通过对清代新疆农业开发背景、性质、开发形式、政策、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的全面考察。发现清代新疆农业开发,是由支持进军新疆的军事行动为发端,在边疆人口空虚和内地人地矛盾双重因素作用下,进一步推动发展的边疆经济开发现象。从农业经营的形式来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主要分为叁种:一是国家的农业经营行为,即”官营”农业;二是在国家主导下,以内地移民为主体的农业经营,即自耕农经济;叁是以内地商人为主体,以营利为目的的农业经营,即商营农业。这叁种农业经营活动,构成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主要形式。从农业开发的政策演变来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统一前的“断续性”屯垦,二是清中期天山北路的移民开发,叁是道光时期的“南北兼顾”,四是清末恢复发展农业经济。这四个阶段农业开发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清前期准噶尔部的反复无常是造成“断续性”屯垦的主要原因,战后北疆人口空虚是移民屯垦的必然选择,而道光时期,“南北兼顾”的开发政策则是清中期新疆人地关系紧张的结果。清中期人地关系处理的失和,最终导致了新疆社会的动荡,社会动荡又成为清末恢复发展农业经济的直接原因。从粮食供给状况来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有效改善了该地区的粮食供给矛盾。清前期的屯垦,保障了军需,促进新疆统一战争的顺利推进;清中期粮食供给矛盾得到极大改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出现了粮食供大于求的局面。清末新疆农业经济虽然受到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发展,粮食供给又恢复到基本平衡的状况。从社会经济效益来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深刻影响了新疆社会经济的演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天山南北“南耕北牧”的农牧经济格局,二促进新疆社会管理结构的演进和“行政化”步伐,叁是增强新疆各族人民对内地的文化认同,四是维护了边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安全,为近代西北疆域的奠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农业环境的利用及影响的角度来看,集中表现在对人地关系的处理:一是农业与农业用水的关系;二是人地关系与耕作制度的问题;叁是气候、水土条件与种植结构的关系;四是农业开发与土地利用不当问题;五是农业生产与灾害应对问题等。农业开发中人地关系的处理,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改善了农业生环境,保证了新疆农业开发的顺利进行。同时,农业开发中人地关系处理的不当,也在不同程度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植被覆盖率的下降。总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不仅开发成效显着,经营形式多样,而且促进了新疆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面演进。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在新疆历史的发展演进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经验得失对于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连接欧亚的新疆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问题的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田自耕[8]2010年在《清代新疆建省前后经济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对历代治边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对前期在新疆实施军府制的重大变革。此次政策的调整,最终完成新疆各项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进程。同时,新疆建省是中国边区建省的发端,这也为清政府治理其他边疆提供借鉴经验和参考模式,台湾、东北地区先后建省,从而更进一步完善了清政府对边区的管理。同时,以建省为界的两个阶段,经济发展形式、经过、结果产生巨大差异。本文即以前后两个阶段经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不同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展示经济发展轨迹。本文就新疆建省前后的经济变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人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分析建省后人口总量的变化、人口政策产生移民差异以及对人力资源认识都将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第二,由于清政府在建省前后农业定位不同,导致建省传统农业迅速发展,建省后的传统农业与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第叁,在内地形成新商业思潮氛围背景下,已具备洋务“求强、求富”思想的左宗棠等湘军人员进入新疆后,促使新疆形成了与前期完全不同的商业氛围,使得新疆商业、手工业获得极大发展;第四,由于近代商业理念对游牧民族产生了冲击,使得游牧业被纳入市场体系中,开始按照市场经营,促进了牧业的发展。本论文论域上限始自清朝1755年统一新疆,下限以清朝统治被推翻为止。主要以新疆建省为分界点,从经济角度论述清政府在前后两种“边疆思维”模式引导下的新疆经济,在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中,发展的不同轨迹和模式。通过对比分析两个阶段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和效果,体现出制度变迁对新疆社会经济的影响,揭示出两种制度不同的社会功能,从而揭示清朝中央政府控制边疆权力的深入。同时,也进一步介绍、呈现新疆最初的近代化过程。
李元斌[9]2010年在《清朝至民国伊犁维吾尔族区域社会文化的演化》文中研究说明伊犁维吾尔族文化是维吾尔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具有典型的民族特性,又因所处环境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清代至民国时期伊犁在新疆均处于重要地位,因此其社会文化与其他地区维吾尔族有所差异。纵观清朝至民国的几百年间,形成伊犁维吾尔族区域社会文化主要有叁个重要时期:制度认同时期:清代乾嘉年间建立“回屯”为伊犁维吾尔族区域文化奠定了最基本的框架,并且由于其回屯体制的特殊性,促使伊犁维吾尔族产生“制度认同”;区域认同时期:清代建省后,伊犁维吾尔族社会制度发生变革,区域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制度性认同”也逐渐转化为“地域性认同”。民国建立后,随着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压力、经济格局的调整,伊犁维吾尔族辨识“我者”与“他者”的程度不断提升,并在群体内部之间产生了明确的“土客”之别,区域认同程度也在不断深化;民族认同时期:1934年——1935年新疆确定了14个主体民族,“塔兰奇”族也在其列,长期不断深化的地域认同成为“塔兰奇”被确立为民族的重要因素。而且在确立“塔兰奇”民族之后,知识精英又在不断建构、强化其“民族”特征,从而使地域认同这一时期转变为“民族认同”。通过对伊犁维吾尔族清代至民国百余年时间的梳理,我们发现伊犁维吾尔族区域社会文化的形成受到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在“塔兰奇”被标示为伊犁维吾尔族区域社会文化的承载者时,区域社会文化的边界也在不断加强,虽然这种边界并不是固定存在的。
刘玉皑[10]2013年在《边疆与枢纽：近代新疆城市发展研究（1884-1949）》文中提出]840年后,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发展阶段,作为国家西北边疆地区,新疆的近代化发展略晚于内陆各省,以新疆建省、新政、开埠叁大事件为标志,新疆地区的城市步入近代发展的道路,继而展示出与中国内陆城市迥然相异的城市近代发展特点。城市是地区人口汇聚之地,是区域文明的中心,城市的近代发展是社会近代发展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通过研究近代新疆城市的发展,能够展现我国西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近代发展的图景。分析近代新疆城市发展的特点,不仅能够充实我国城市史研究和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亦能帮助理解当代新疆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吸取城市近代发展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促进当代新疆城市社会的和谐进步。运用历史学文献分析、逻辑论证、案例分析、图表说明等方法及现代化理论,构建近代新疆城市发展的历时性时间分析框架,探讨近代新疆城市在时间线索上的纵向近代化发展历程。通过寻找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节点,划分出近代65年间新疆城市发展的五个阶段,即：清末建省城市重建恢复阶段、杨增新统治时期城市半封闭缓慢发展阶段、金树仁统治时期城市陷入乱局阶段、盛世才统治时期城市发展的上升阶段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城市发展的停滞阶段。通过运用城市史结构-功能理论构建近代新疆城市发展的共时性空间分析框架,以动态的研究视角分析静态的城市剖面特征,论证城市在近代发展中的数量、人口规模特征,进而分析城市的分布格局、城市形态及内部功能分区等问题。指出：近代新疆城市数量及人口皆在缓慢、平稳地增加；城市在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周缘、伊犁河谷、天山东路及南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分别形成小“c”形、“△”、稀疏分布及大“C”形的不同分布格局；单体城市形态在矩形和不规则形的基础上不断膨胀、延伸扩展；城市内部功能分区特点表现为行政区、商业区、居民区的充实和扩张及部分城市新兴工业区的出现。在分析近代新疆城市历时性发展和共时性发展特征的基础上,采取时空结合的分析视角,探讨近代新疆城市的功能类型、发展动力及城市文化与民众生活状态。近代新疆城市具有军事防御、交通与商业枢纽等突出的个性功能,由“军城”向“治城”转变、商业职能强化、功能综合化是近代新疆城市功能的变迁趋向。以城市主要功能为依据,近代新疆城市类型可划分为综合型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商业城市、军事防御城市和一般行政中心城市五大类。近代新疆城市工业萌芽但力量微弱,商业却在对外贸易中繁荣开展,因此后者成为近代新疆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该力量受大国政治影响而时断时续,难以为近代新疆城市发展稳定续航；近代新疆城市发展还存在着其他由内部而生的自发动力,如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农牧支撑、近代知识文化传播、民主启蒙、城市市政建设等,但这些力量仍显微弱。近代新疆城市文化呈现出多元异质交融的特点,穆斯林文化、汉文化、外国文化、殖民文化皆在城市中并存交融,反映出新疆城市强大的兼容并蓄能力。城市市民在城市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历程中,经历着社会变革、政局变动带来的沉重生活压力。可以说,城市在发展中表现出的以上各种特征皆是受制于近代新疆城市所具有的“边疆”与“枢纽”双重角色而致。“边疆”角色使新疆城市在近代发展中时常出现与中央、内陆各省隔离的发展状态,也难以使城市寄居者形成扎根情结,从而阻滞城市发展；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疆土,新疆城市在近代发展中又呈现出“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趋势。“枢纽”角色使新疆城市在与内地隔离的情况下,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了城市发展的外部动力,但与此同时,城市也失去了自身独立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2]. 近年新疆研究专题概述(上)[J]. 周泓, 郭宏珍, 王耀. 民族论坛. 2015
[3]. 清代新疆农业研究[D]. 鲁靖康.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4]. 清代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及生态影响研究[D]. 邓一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5]. 清代新疆喀什噶尔人口变迁探析[J]. 吴轶群. 西域研究. 2016
[6]. 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D]. 牛燕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7]. 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研究[D]. 刘壮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8]. 清代新疆建省前后经济变化研究[D]. 田自耕. 新疆大学. 2010
[9]. 清朝至民国伊犁维吾尔族区域社会文化的演化[D]. 李元斌. 新疆大学. 2010
[10]. 边疆与枢纽：近代新疆城市发展研究（1884-1949）[D]. 刘玉皑. 西北大学. 2013
标签：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人口学与计划生育论文; 边疆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经济论文; 民族论文; 西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