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馥[1]2000年在《关于企业再造理论的系统性研究及其指导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文中提出企业再造理论的出现给企业管理带来了第二次革命。该理论形成雏形才短短10年时间，已经对传统意义上的诸多企业管理理论，如：目标管理、Z理论、全面质量管理以及事业重组等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正给世界范围内的诸多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趋势也正在影响改革发展中的我国国有企业。面对第二次工商管理革命的浪潮，纵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势，作者认为：企业再造理论在我国企业界的真正影响还不深远，应用程度还不高。就其现状初步分析，主要是企业再造理论在我国还缺少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企业界或是企业管理层面对企业再造理论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政府在推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认识上与实际操作时还存在偏差。本文试图通过对企业再造理论的系统性研究，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在推进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如何运用企业再造理论突破诸多传统国情观点的束缚，深化加快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和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和具体考虑。 企业再造理论的产生背景及其含义是研究企业再造理论的首要问题。本文在第一章阐述了企业再造理论的形成过程、发展阶段及其定义，分析了企业再造理论与其它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区别，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的适用对象。 本文第二章着重分析了企业业务流程再造。企业业务流程再造是企业再造理论的核心内容。 企业是依赖各式各样的流程而运作的，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企业流程再造带来了契机。作者全面阐述了再造流程的内涵过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识别核心业务流程，选择再造企业流程的原则和目标，再造流程实施）和再造流程实施过程中的关键事项。 本文第三章运用企业再造理论探讨我国现代企业的蓝本问题。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来说，带来了机遇。但从现代企业本身固有的特点出发，运用企业再造理论来分析指导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则必须明确规范我国现代企业的蓝本内容，真正适合现代企业的内在发展要求。 本文第四章针对我国国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运用企业再造理论进行指导时，必须切实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纵向切割企业于政府的联系；二 是横向协调企业流程面上的关系。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首要解决的是产权关系问题，这 一问题由于长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直影响我国国有企业的深化发展。政府既享有企 业的所有权，也享有企业的经营权，政治与经济相混合，使得我国企业的产权关系长时 间理不清。纵向切割政府企业，把企业与政府在产权、企业经营权和管理权等几方面理 顺，这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在真正意义上突破传统管理体制的束缚，理清 产权关系后，才有可能着手科学管理，运用企业再造理论致力于协调流程这一工作层面 上的横向关系。 本文第五章提出了运用再造理论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必须注 意借重外部智力的观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借重外部智力的途径、方法及其重要意义。 就这一观点我国国有企业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近年来，我国的咨询业虽有所发展， 但无论从戮量规模还是作用发挥等方面来看，都显得相对单簿，专门从事企业再造的咨 询公司就更是凤毛候角。我们要加大和重视咨询业的发展，用企业再造理论指导国有改 革时，更要充分发挥外部智力的巨大作用。 企业再造理论至今仍处于完善和发展研究阶段。本文通过对企业再造理论的系统性 研究，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角度出发，提出了用企业再造理论指导我国国 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改革的一些新的观点，对一些长期传统问题作了更深层 次的阐述，相信文中提出的观点对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研究有一定的实用价 值和理论意义。
于立明[2]2006年在《基于企业再造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难题。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多年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现已到了攻坚阶段。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显然是一个理论与现实的问题。本文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入手,在对企业再造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索:通过培育国有企业再造的实现条件,重点研究深化改革中国有企业再造的特殊性,以及流程再造的特点、原则、方法,如何推进解决国有企业组织再造和人力资源再造等问题。全文以矛盾分析法为指导,在深入研究西方经济管理学派企业再造理论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指出企业再造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并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出发,有分析地应用企业再造理论,提出了以企业再造为内容的深化国企改革的思路和实现途径
肖丕楚[3]2005年在《传统优势企业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成的规模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存量资产,尤其是重化工业、原材料制造业和采掘业内的传统优势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它们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断丧失,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优势并没有建立起来,表现为制度残缺、流程缓慢、组织机械、经营困难,缺乏自生能力,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包袱。而且,和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传统体制的弊端和痕迹在国有大企业中表现最为突出和集中,改革的难度也更大。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如果这部分庞大的存量资产不能够得到有效盘活,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就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 传统优势企业是指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指标进行评价,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够有效运行和具有一定优势的资源消耗型的大型国有企业(包含国有控股企业)。从时间上看,它主要指建成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一批骨干企业;从投资主体来看,它主要是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兴办和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从组织机构和形式来看,大多数依旧采用传统的科层制、官僚制等刚性的大型组织结构;从行业分布来看,它包括冶金、石化、机械制造、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从空间分布来看,它们广泛分布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成为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微观基础和载体。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传统优势企业,可通过时间判断标准、产权主体标准、企业规模标准和产业分布标准四个标准进行界定。 中国落后地区工业化路径的选择与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崛起,需要用一种全
曾少军[4]2007年在《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以家族企业为主体的中国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与国企、外企并驾齐驱的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但是企业理论对中国家族企业这一私有企业主体关注却不够充分。另一方面,不确定性环境下的中国家族企业的战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亟需进行组织创新,然而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的相关研究将企业组织视为给定的对象,对管理组织“本身”的研究重视不够。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中国家族企业管理组织的研究,从私营企业主体的角度丰富中国企业理论的视角;本研究还将为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并在某种程度上为政府的私有经济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因而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将企业理论、组织理论、创新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从“理论、问题和对策”的路径,主要回答为什么要创新、创新什么、如何创新、创新得怎么样。实质上是对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的创新源、创新内容、创新过程控制、创新评价和创新系统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以期形成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研究理论的初步体系,为后起研究者作好铺垫。本文主要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研究,包括第一、二章;第二部分为现状和问题分析,主要是第三章,以及第一章和后续各章中关于现状和问题的阐述;第三部分为对策建议,范围则包括第四至第十章。全篇重点研究的主要问题如下:1.构建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理论模式新框架。本文从探讨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的结构、流程和文化等核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出发,构建了由创新源、创新内容、创新过程控制、创新评价和创新系统等体系组成的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理论模式分析新框架。从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研究对管理组织本身的探讨,也从私有企业主体的角度部分地充实了中国企业理论的研究内涵。2.研究中国家族企业“平行组织结构”特点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和对策。本文借鉴家族企业战略研究中的“平行计划流程”理论,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由“家族企业”和“企业家族”所组成的“平行组织结构”的观点。家族企业组织目标的一致性、强大凝聚力和良好的合作意愿与信息交流机会,使家族企业能够成为组织效能极高的组织;但家族成员之间利益冲突、违规行为和内讧就会导致家族企业比其他组织更加无效。本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组织结构设计理念、规模、领导、层次、职能和形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平衡家族与企业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构建相互依赖的团队式组织结构体系、运用权变理论指导家族企业组织结构创新等相关对策建议。3.拓展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流程创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从流程理念、生产流程和管理流程、信息系统开发流程等方面拓展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流程创新的分析视角,并提出了推动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流程持续改善、用信息化促进生产与管理流程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等相关对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流程研究的不足。4.探究中国家族企业组织文化的特点与问题对策。本文由利他主义、传统家族等级文化因子、现代管家理论效应和家族企业家心智模式与对外利己本性等企业文化特点出发,从理念、制度、机制和习规等企业文化视角,对中国家族企业文化的优势、问题及其根源进行系统、理性和客观的分析,并从家族企业家的培养、企业伦理观的树立、企业文化路径的设计和中西方优秀企业文化的融合等方面提出了创新对策,从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家族企业文化研究的内容。5.提出由驱动和认同双向过程组成的和谐组织过程模式。本文借鉴力场理论构建的和谐组织过程模式认为,组织过程包括驱动和认同两个同时存在的对立统一过程。前者主要从组织主体的角度,研究组织创新的征兆识别、组织诊断及创新活动的设计、实施、评估和后续行动等显性的逻辑程序;后者则主要从组织成员的角度,研究对组织创新的接触震动、抵制性冲突到接受认同的隐性的逻辑程序。和谐组织的形成就是这两种对立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组织创新过程控制就是要运用时机选择、方式设计、进程安排和阻力管理等策略,以达到驱动过程和认同过程的对立统一,促成组织过程的和谐。其中,标准化驱动过程模式的运用应遵循非线性和动态化原则、系统化原则和权变化原则,以保证实施的效果和针对性。6.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系统的宏观风险并提出政策建议。从创新系统分析的框架出发,中国家族企业未来的组织创新要密切关注宏观风险,包括法律、市场准入、服务歧视和中介滞后等。这就需要政府管理部门从创新环境、结构创新、流程创新和文化创新方面来发挥宏观指导、推动和支持作用,促进中国家族企业为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做贡献。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创新研究,也是一件事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事情。三个案例的研究为本文增加了理论相关性的实证说服力,也可以为中国家族企业实际操作提供参考。
于克信[5]2004年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管理重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表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管理重组(创新)日益凸现出它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以及实现国有企业使命和目标中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管理重组命题的研究及其深化具有相当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史与现实背景,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世界科技迅速发展对企业组织产生深刻影响、知识等无形要素成为关键性的战略资源、中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等的背景下不断深化的。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存在问题的“症结”是“自生能力”的缺失,这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缺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是创新机制与选择机制的建立;强调管理重组命题尽管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提出,但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一命题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化。本研究的核心部分的一个焦点是要探究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这也是笔者在本研究中的主要创新及其一系列新观点。论文紧密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分析了国有企业的渐进式改革与演化,国有企业的演化与惯例,进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组织惯例的性质、特征、作用及功效等进行了剖析,指出组织惯例是一种“知识或知识载体”,它由明晰知识和隐性知识所决定,更多的是隐性知识。也说明了决定国有企业组织惯例的主要因素或要素:心智模式、核心价值观与经营理念、管理制度与规则、业务流程及其运作方式、组织文化等。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核心与难点之所在是作为“基因”的组织惯例。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管理重组本质,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构建了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的理论模型和体系框架。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管理重组其本质就是要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管理重组是企业组织中的创新机制的内生构建;特别强调企业组织的高层管理者是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在管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关键和重要角色,对推动管理创新举足轻重;指出内在创新机制与外在选择机制的互动是打破并重构(改变)组织惯例的“杠杆解”;组织学习是创新的需要,组织学习是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基础,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目标是要建立起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获得经营绩效,不断得到发展,从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国有企业管理重组要通过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从而形成国有企业新的运作或做事方式,适应深刻变化的环境和形势。一方面,企业组织要“脱胎换骨”,进行“转基因”即在企业组织中移入新的结构成份(“基因” 6<WP=10>要素)以产生新的功能作用,而且在环境影响和刺激下强化内生动力,促使企业组织构建核心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企业组织赖于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要对它进行“进化选择”,即企业组织能否赢得竞争优势、获得经营绩效是衡量其运作或做事方式及其行为合理的客观标准。至此,笔者建立起了一个分析研究国有企业管理重组命题的理论模型和体系架构。“转基因”就是对国有企业组织惯例的重构与创新。重构与创新是通过在国有企业体制中构建(移植)新的制度结构及其他因素,并使其发挥应有内在机理作用,从而形成新的惯例的过程,这就像是在“转基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最为重要的基本内部规则结构的重构与创新,它也是国有企业管理重组的充分必要条件。另外,重塑企业组织使命与共同愿景,形成国有企业开拓进取的内在激励,激发努力向上的张力;变革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和再造流程,适应新世纪迅速变化环境的挑战;培育以人为本的创新型组织文化,学习并创新以开创未来;构筑打造国有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而构筑国有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提升战略领导力。国有企业必须不断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动态竞争优势,才能发挥国有企业应有的重要功能和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国有企业要通过管理重组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才能完成的艰难任务和实现的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国有企业良好的运作机制。本研究也阐述了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的有关问题,认为学习与创新将改变组织惯例维持的基础。组织惯例就其深层次本质而言是知识,广义上说包括隐性知识与明晰知识,更多地是隐性知识。知识与学习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认知学习的结果即表现为知识。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将改变维持组织惯例的基础,因此,组织学习是打破并重构组织惯例的基础。另外,从我国实际出发,论述了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的组织形态目标应是学习型组织,特别是在实践探索中,首要的是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而这一切入点应该就是在企业组织中处于战略和核心地位的高层管理者团队,它是构建学习型组织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对“选择机制”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认为选择机制就是国有企业惯例演化诱导的竞争环境。国有企业是在一定的外部竞争环境中运作、生存和发展的,而这样的外部竞争环境对国有企业而言,既是运作的必要条件也是生存的严峻挑战
高德鑫[6]2005年在《基于精益思想及其方法的企业流程再造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主要聚焦在“产权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忽视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面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加入WTO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我国企业的盈利水平持续下降。在同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民营企业也出现了发展过快和管理滞后的情况。严酷的市场环境迫使我国企业将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 90年代风靡欧美的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理论(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给我国企业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改革方法论。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BPR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企业实施过程的失误,导致了许多失败的案例,BPR逐渐被人们所冷落和遗忘。随着企业资源计划(ERP,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在我国的兴起,作为成功实施ERP必要条件的BPR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是其实施的方法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文将BPR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所创造的精益生产方式和流程再造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核心思想和目标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方法上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完全可以利用精益的思想和方法进行BPR,并且找到了一些运用精益方法进行BPR的成功案例。笔者认为,面对中国企业普遍效益不佳,资金短缺的现状,同时出于减少再造成本和降低再造风险的考虑,应用精益的方法进行再造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在对理论和案例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笔者试探性的提出了运用精益思想及其方法进行企业内部BPR的理论,对运用精益思想及其方法进行BPR进行了方案设计,对实施的具体步骤和应当做出的调整进行了详尽的说明。最后,文章通过运用精益方法重新设计TELECO公司的再造过程,详细论证了精益再造的可行性和优势。 总之,本文力图通过精益思想和方法的应用,走出一条适合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BPR道路,以区别于西方国家在IT技术基础上靠大规模资金投入进行的BPR。这种理论可能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和本文的读者给予指正。
焦明宇[7]2012年在《我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组织变革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重点之一。国有企业进行组织变革,关键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不断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和国有企业融入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知识化程度的不断推进与深入,愈发加快了我国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以及其战略、结构、制度与文化的变革。为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一直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核心内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我国国有企业在现行组织结构设计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以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为切入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对国有企业并购问题的研究。首先对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理论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包括对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相关理论文献研究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为后续的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变革动因、变革内容、变革模式、变革趋势等问题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支持。在系统总结分析国内外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理论基础上,分别从制度、环境、动因、模式这四个相关核心问题入手,较为深入剖析并研究我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存在的关键问题,探索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支持体系。在相关理论分析研究基础上,对我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案例进行剖析。结合具体实际,以我国国有企业的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变革案例剖析作为落脚点,试图为我国国有企业新一轮的组织结构变革活动提供新举措与新方法。本文最后部分为我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提出对策建议。根据我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模式,从制度环境、企业战略、业务流程、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对策建议。
陈柳[8]2002年在《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还几乎集中了转轨时期和发展中国家金融的所有特点，商业化改革还未完成，经营机制还不活，经营效率有待提高。就在这个特殊阶段，我国正式加入了WTO，短暂保护期后几乎整个金融市场将向全世界打开，没有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行政分割。这样，我国商业银行将面对窥视我国市场已久的各类竞争者的竞争，竞争对手从实力雄厚、极具竞争优势的外资大型商业银行到外资中小银行乃至一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可以说，我国商业银行即将生存在一个没有政府行政保护的环境中，竞争力的提高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生存发展下去的关键性因素，竞争力问题也成为了当前金融界探讨的焦点问题。因此，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讨论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在本文中，理论研究的视角被锁定在将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研究思路和方法贯穿于商业银行竞争力提高这一命题上。因此，研究的脉络便是遵循这一研究思路展开的，并通过对比分析方法、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以及系统分析方法等对整个论文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在理论分析中，本文对竞争力理论的研究追溯到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竞争力理论，而在对西方现代竞争力理论的分析中则主要阐述了产业组织理论、奥地利学派的竞争力理论以及以波特竞争力理论、现代资源管理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学中的竞争力理论。接着，又介绍了马克思的科学的竞争力理论。通过对西方和马克思这两种主要理论研究的分析，根据竞争力的时间特性，笔者推导出了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并认为：企业的竞争力是由上一个时间段的竞争力、在新的竞争环境中企业采取的战略性竞争行为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共同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分析体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市场势力、全要素生产率等三大指标体系，并将之通过商业银行以往的竞争力、新的经济环境、在新环境中企业的战略性竞争行为以及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等组成的矩阵方程予以表示。<WP=3> 在对我国商业银行现实竞争力的分析中，本文指出：从国内来看，近年来安全性中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较高；就市场势力来讲，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绝对的份额优势，其他商业银行则不具备与国有银行一较高下的能力；在生产率水平上，比较而言，股份制商业银行要比国有银行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生产率水平还比较低。总之，我国四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与国际一流银行的竞争力相比较这种竞争力是非常脆弱的，是在封闭的保护环境中生成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竞争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是低水平、低层次上的竞争能力，需要通过长期的改革来加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目前除了中国银行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外，其他的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此实力。可以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大型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基本上可以不予考虑。在对我国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中，本文认为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将要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在人才、业务、技术开发等诸多方面面临着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开放经济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在进一步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大银行发展历程的分析中，本文认为，政府及银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定有利于本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提高的产业政策来促进本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商业银行则是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选择适宜经济环境以及自身发展状况的正确的战略性行为。这些重要的竞争性行为主要有：商业银行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以及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进行积极的组织调整；努力追求拥有核心技术并且不断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更新核心技术。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在新的竞争环境中，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经验，根据各个商业银行的具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并且，政府的作用对于推动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商业银行的首要战略性行为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我国转轨期间的特殊性所决定了的。本文集中讨论了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包括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两方面。在股份制改革中讨论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中重点在于我国商业银行实现所有权的明晰和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产权结构的多元化。这些是商业银行建<WP=4>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和基础。而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难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并讨论了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途径和需解决的问题。在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的分析中，重点指出内部人控制合法化以及建立公平的、信息充分的市场环境。即是，一方面要正视目前内部人非法控制，将内部人非法控制通过多种途径予以合法化，使之参与剩余所有权的分配，激励其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建立公平?
李烨[9]2005年在《动态环境下企业业务转型与持续成长研究》文中指出企业在日益动态的环境中如何实现持续成长,不仅是企业、政府关注的焦点,也是理论研究的热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经济浪潮的掀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谋求持续成长,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或被迫走上业务转型之路。面对企业变革实践的这一新发展,本文在广泛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业务转型的内涵及特征、企业为什么要实施业务转型以及怎样实施业务转型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目的一方面是对企业成长理论等的研究进行补充,另一方面希望能为中国企业实施业务转型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本文通过对企业变革主题的演变及其特征的分析发现,业务转型不只是一般的企业变革现象,而是继业务重组和业务流程再造之后企业变革的新主题,是企业面对环境变化(尤其是巨变)为谋求持续成长的一种战略选择。与业务重组和业务流程再造相比,业务转型更具有系统性、革命性、目标性和高风险等特征。而与一般意义上的多元化相比,业务转型更具有过程性、方向性、目标性等特征。本文在借鉴既有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企业本质及其成长的逻辑,并按照“动态环境、业务转型与企业持续成长”这一分析框架,分别从经济学视角和自组织理论视角剖析并揭示了企业为什么要实施业务转型的内在机理和动因。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环境变化(尤其是巨变)企业应该而且可以通过业务转型实现持续成长。在借鉴波士顿矩阵、三层面业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并构建了企业经营业务链动态优化重构模型。该模型全面展示了企业业务转型的过程实现机理和转型路径,并为理解企业为什么要树立战略管理意识和提高战略管理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表明企业可以前瞻性地实施业务转型。进而引入项目管理思想就企业如何前瞻性地实施业务转型构建了相应的管理流程和方法。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为论文理论分析提供了较好的现实佐证。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结合理论分析和中国企业实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中国企业通过业务转型实现持续成长甚至跨越式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刘清[10]2005年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金融业处于国民经济的核心地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发展至今仍然是金融业的主体,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已严重的危机到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大局。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和大量的不良资产阻碍着银行业的改革进程,并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已成为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股份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本文以现代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出发点,阐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一般性,介绍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以及发展趋势,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制度的现状、近几年改革取得的成就及其经营机制运行中的诸多现实问题,结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发展实际,重点论述了国有商业银行在两个层面的改革,即制度层面的公司治理建设和经营层面的经营机制建设,经营机制的改革重点则是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不具备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改革的核心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即通过股份制的改造和上市,改变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诸多弊端,改善股权结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三会”的权利与责任相制衡机制,为强化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独立董事制度,从而形成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为了避免管理阶层的败德行摘要一2一为和市场的逆向选择,还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如内部控制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而这些相关的机制在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管理模式中也基本上是不具备的。 转化经营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又一个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方面的改革基本上体现了国有商业银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全部创新活动。资本金严重匿乏和巨额不良资产是我国银行业风险高度聚积的集中表现,无论从国家的注资、不良资产处置、还是银行发行次级债券以及资产证券化等的尝试,特别是次级债和资产证券化以及未来银行上市的证券发行等,拓展了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渠道,通过市场化行为建立了资本金补充机制;不良资产的体内和体外的处置机制创新极大地化解了银行风险,对己形成的不良资产处置积累了经验,也完善了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的动力和源泉。本文从金融创新的视角,阐述了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主要体现银行业务创新,而银行业务的创新需要构建对资源整合的平台,即组织模式的再造。本文提出了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扁平化的组织模式,即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国家银行业整体核心竞争力,以适应国际金融网络化、全球化等新形势下的竞争需求。扁平化组织模式反映了新一代银行业正逐步由生产导向向消费者导向和服务导向的转变,以及围绕顾客价值的体现不断创新银行业务的经营理念的趋势。在扁平化组织模式的平台上,本文进一步论述了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重心应由单一摘要一3一-一一一一一.-一的资产负债的经营管理模式向全面的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的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和个人理财业务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改进的方面。 作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脚步,在融入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大潮中就会败北。一个银行发展的潜力,关键是看其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技术,是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所倡导的最新风险管理的核心思想。本文介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着重论述了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新资本协议的挑战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几点看法。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现实状况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相差甚远,但在过度期中,国有商业银行还是有能力达到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及市场约束要求,特别是在开发内部评级法上。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是我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集中体现。 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研究,以期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高效的经营机制,全面提升国有商业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创造一个市场化的金融竞争环境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并对改革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在面对银行业的全面开放之时,既能应对外资银行的冲击,也能跨出国门参与全球性金融竞争,从而增强国家金融整体竞争力,保障金融安全,为我国跨国公司和外向型竞争企业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全面化金融服务,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忽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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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精益思想及其方法的企业流程再造研究[D]. 高德鑫. 天津科技大学. 2005
[7]. 我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研究[D]. 焦明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2
[8].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D]. 陈柳. 西南财经大学. 2002
[9]. 动态环境下企业业务转型与持续成长研究[D]. 李烨. 重庆大学. 2005
[10].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研究[D]. 刘清.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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