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最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我们不自由的传播” 西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CPEC）学派，属于马克思主义左翼。这一学派高举批判的旗帜，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新闻传播学的行政学派）相对，鞭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如论者言，这一学派的核心价值观被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这一理论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的本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与方法，提高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效率，提供了一个较为充分、新颖的经济学视角。 然而，作为跨学科前沿的CPEC学派，在国内却属于小众研究领域。经济学界目前极少有人关注，新闻传播学界以赵月枝、冯建三、曹晋等人的介绍工作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更少见本土化的拓展性研究。① 为了向国内介绍和发展CPEC学派的最新进展，这里我们采取纯文本解读的方式，通过对10篇英文文献的翻译、概括、评论，探究这一领域最新动态，并给出若干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求与学界同仁一道，赓续这一新兴交叉领域的学术图谱。 二、文本解读：2008～2014年的10篇文献② 从研究对象来看，10篇文献的关注点可以概括为以下6个方向。 （一）CPEC学科理论基础 CPEC学科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又在劳动价值理论。因此，劳动价值理论之于CPEC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媒介这种意识形态商品的复杂性，劳动价值的实现过程呈现出二元甚至多元格局。当初，CPEC的奠基人斯迈思的“受众商品理论”被认为拟定了这一领域的价值论；但其问世以来毁誉参半。最新的批判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布雷特·R.格拉维（Brett R.Caraway）。③ 格拉维的核心观点是：“受众商品理论”中的“劳动”范畴实际上被归入到资本积累的逻辑中，是非马克思主义的。④从理论史的角度，吴晓迪首先考察了“盲点之争”，⑤认为斯迈思明显受到巴兰、斯威齐的“剩余吸收”影响，撇开了工人斗争因素，把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归因为资本家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路径。对于斯迈思接受的这套“中产阶级修正主义”，格拉维指出其属于片面阶级分析法，过分贬低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难于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在此基础上，他又继续分析了该理论的若干悖论： 第一，商品交易环节的悖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批判有二：一是须在资本控制之下，二是使用价值远离生产者。同时，购买服务必须有买家与卖家两个交易意愿。但斯迈思认定，登广告者为“受众的服务”付费，购买了“受众的劳动力”。受众并没有成为商品的卖者，真实的交易在媒介所有者与登广告者之间进行。正如米汉的批评，市场力量无法改变受众的界定，且竞价是在媒介与登广告者之间进行的，广告公司对受众心理的市场测度如海市蜃楼一般。最根本的是，“购买”受众劳动力的登广告者不拥有执行生产监视、惩戒的权力。这不符合资本雇佣劳动的法则。 第二，“免费午餐”的悖论。斯迈思认为，受众接收广播电视节目的成本趋近于零。事实上，绝对没有“免费午餐”，广告费用最终必然由消费者在购买环节支付，即使他们从未看过广告。 第三，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悖论。斯迈思将受众描述为整齐划一为资本家从事生产性劳动，同时再生产出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格拉维批评这里没有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否认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淡化两者的区别。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一致。事实是，媒介资本家的任务是创造环境、稳定受众，从而出租版面、时段给产业资本家，后者按照受众的规模与质量支付租金，这笔费用属于未来销售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只来自生产过程，绝不可能生成于受众的关注、购买环节。那是受众商品的拜物教。⑥ 关于“盲点之争”，CPEC学者们不仅反思“受众商品理论”，还由之衍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框架。比如，克里斯汀·伏契斯（Christian Fuchs）与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为著名的“回归马克思”专刊撰写序言，回顾了“盲点之争”以来的35年，新自由主义不断泛滥，马克思主义日益边缘化，甚至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两位作者分别观察了过去5个10年的理论史，发现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最丰富，表明了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情的重燃。贫富差距的扩大、劳动苦难的泛化，让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暴露无遗。把共产主义由遥不可及的境况拉回到现实中，变革者表达斗争的工具需要CPEC系统澄清马克思关于传播的理论、观点。⑦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种“回归”。比如尼古拉斯·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与克里斯汀·伏契斯的那场“师生对话”中，尼古拉斯就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的“回归”缺乏批判的理论武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鉴别”，只不过受到现实情势的影响而已，并且过分放大了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忘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假装神圣”地偏离了正统的劳动价值论等基础范畴。⑧ 这种冲突也暴露了CPEC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冲突性认识。其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技术矛盾论、知识在生产中的角色、更有洞察力；另一方面对这一理论范式如何应用于现实，意见严重分歧。⑨ （二）方法论与交叉学科 CPEC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延伸，同时还带有新闻传播、经济学以及技术与文化相关领域的交叉形式。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它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所在。譬如，艾琳·R.米汗（Eileen R.Meehan）与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同样回顾了CPEC的理论史，特别检视了这一学派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发现CPEC曾于20世纪60～70年代大放异彩，相关研究曾获得有组织的支持，批判学者们曾获得一些高校的长期雇佣。这一制度化的进程使得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理论借鉴更为广泛。⑩ 两位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区分CPEC学派与非CPEC学派的本质所在。美国的非CPEC学派或日行政学派，以颂扬现存价值体系为己任，讲述工人群体的微观文化实践或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CPEC学者承继的是“冷酷无情的批判”，但又不是简单的“讽刺画”，它试图说明微观、中观、宏观全领域的每一现象、每一元素的真相。 而在欧洲，情况与北美有所不同。在尼古拉斯与克里斯汀对话当中，系统回顾了雷蒙德·威廉姆森的文化唯物论，以及皮埃尔·博尔迪耶的文化社会学。尼古拉斯赞扬威廉姆森奠定了英国传播与文化研究的独特传统，他对文化过程物质性的强调，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后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变种”的必要矫正。（11） 关于博尔迪耶的理论，尼古拉斯认为是“毅然走向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他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了特殊社会集团的利益来传播、征服、诱捕、俘获人们并不认同。他强调习惯扮演重要角色，类似市场的一整套自动程序，人类一天也离不开。但尼古拉斯又认为这一理论陷入到“无处可逃”的境地，将没办法解释任何社会对抗运动；而其阶级意识形态对审美价值的否定，也无法解释人们参与文化艺术生产、消费的现实原因。 20世纪90年代，《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杂志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基础争论。有学者批评，尼古拉斯的“文化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太少”的观点是错误的，“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不需要离婚，因为它们从来没结婚”。尼古拉斯忆及争论认为，对其误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的位置：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可以有多种刻画的渠道，而经济学分析仍是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只注重浅表层，忽略了人口特征的变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及物质运输基础设施等，导致了跑题的悲惨命运；最紧要的是，“文化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意识严重不足。 “信息社会”被丹尼尔·贝尔在1974年确立，声称人们生活在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尼古拉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也加入了讨论，他认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前提缺乏对传播物质的生产与分配的起点研究：种种似乎枯燥、神秘的生产率测度，非物质生产，注入广播的核算、节目的小时数、听众的人数、广告的数量，加总确存在困难，但这才是理解经济的真相。（12） 彼德·戈尔丁（Peter Golding）与斯拉夫科·斯皮里切尔（Slavko SPlichal）撰写了一篇介绍性论文，概述欧洲科学基金2012年研讨会的5篇论文，讨论了当前的媒体个性构成的趋势、数字分水岭的难题、媒体时代的政党参与、内容生产者的力量，以及有关媒介素养的研究文献。（13）这些文献关注社会生活、大众传播正经历的最为深刻的变革。“数字化、全球化、商品化”的特征呼唤学科的交汇、方法论的复合，注意到“政治契约”“数字分水岭”“创造力经济”“个性构成”等未来研究的优先地带。（14） 在克里斯汀·伏契斯与文森特·莫斯科两人作序的那本专刊中，诸多CPEC的最新文献重新检视了资本主义、阶级、剥削、斗争等批判范畴，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对象，现实价值，主要假设、任务、方法论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本人的新闻实践对于今天新闻业特别是新媒体的启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媒体的角色，以及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辩证法的价值；传播与文化如何进行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共存、互动，等等。 但如克里斯汀与文森特两位所言，真理之树常青，但培育这棵常青树却困难重重。如何把理论的重温变成持久的研究力量，还需要制度化的推进。 （三）新媒体 网络时代，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工具新媒体，成为传媒经济的重要研究对象。CPEC同样高度关注。例如，布雷特·R.格拉维认为，传统的受众商品理论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经受不住新媒体的冲击。他的结论是，基本进路应沿着工人阶级在工厂内外的斗争展开，从工资薪金的要求，再延伸到社会生活每一角落的抗衡，包括新媒体对技术决定论的挑战。 与主流的行政学派不同，CPEC对新媒体更多持保留态度，认为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媒体民主”。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麦克风的含金量截然不同。彼德·戈尔丁与斯拉夫科介绍的《什么是“数字分水岭”？为什么它很重要？》的论文中，作者从“数字分水岭”的概念出发，承认有权、有能力使用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是判别21世纪劳动者经验的关键，未来网络社会的数字分水岭会不断加深，不仅会影响现存社会结构，以及预先存在的不平等，还会形成和再现这些鸿沟。研究新媒体技术，有必要继续识别设备的使用和所有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有途径、知识、经验、信心与机会去维持网络社会生活标准将成为经济的增长中心，同样也构成社会自身权力与资源的分布。 保拉·夏克拉瓦提（Paula Chakravartty）与丹·席勒（Dan Schiller）从经济学角度反思新自由主义在财经类新闻中的表现，以此批评金融危机中的“数字资本主义”。（15）两位作者讨论了金融与市场新闻架构，发现财经新闻的重塑与夸大，影响实际的商业决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变。他们认为，受新自由主义感染的“数字资本主义”与以往的资本主义形态别无二致，深深受到“资本情绪”的影响，绝不是“数字社会”理论幻想的那种“历史的质变”；而这些现象建立在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如传播资本的投资渠道，伸展到国际范围的市场与金融新闻。这一海量增长过程，催生了信息传播领域的自由化、私有化。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简要回顾，作者发现财经媒体并没有做任何客观报道，反而成为了经济危机诱因的一部分。（16） 同时，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正在成为很多国家新闻业的转折点，而铺天盖地的财经新闻、娱乐报道，降低了严肃新闻、草根新闻的比重，更混淆了公众们对全球经济真实状况的视听。网络系统与应用，放大了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空间上的作用。 丹·席勒在另一篇文章中更将此分析拓展到国与国之间，认为自1988年智利电信运营商私有化以来，很多后发国家被迫放弃政府主导，电信业的主权受到严重动摇。（17）后发国家的精英们开始投向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它们的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信息领域不平等的鸿沟仍未填平。美国依旧站在捍卫、引导技术与制度转型的最前方。比如，对关键技术的垄断，对关键接口的控制，构成了美国域外治理的“看不见的项目”，凭借跨国资本对国际互联网的深度把控，与其吹嘘的“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环境”“私营部门不应被过度监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对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方式的变化，CPEC学者大多也持保留意见，如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就认为，新媒体让媒体的衰落进程变得更糟。（18）他援引巴尔的摩一项为期一周的“媒体生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新闻没有任何原创报道，八成是“炒冷饭”，剩下所谓的“原始报道”中，95%来自传统媒体。那些标榜符合潮流的新媒体没有增加任何原创性，不过是几乎免费的转载；但对传统媒体的经济压力是巨大的，导致了新闻数量的表面膨胀，实际上是严肃内容的不断下降。同时，舆论监督的失效，养肥了更多政客的账户，以及背后支撑他们的财团。 即便是詹姆斯·科兰（James Curran）这样的对新媒体相对温和的学者，也批评道：英国新媒体虽然24小时不间断更新，但不过是“剪切—粘贴”的“同型拼盘”，并没有体现出草根的力量、多元化的编辑。（19） 理论层面，克里斯汀提出“马克思传播模型”。他梳理了马克思著作中的媒体生产、使用与影响，构建了一个资本主义传播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包括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思想传播与接收三条线索，囊括媒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四种角色：商品形式、意识形态形式、接受者与新媒体。媒体领域的资本积累，包括媒体内容与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媒介资本的生产、循环与消费过程，依照商品与意识形态假说两条线索，前者专注于交换价值，后者专注于使用价值，促进阶级统治的合法化与再生产。通过这一模型，克里斯汀评价新媒体的冲击令问题颠倒化，“免费性”让媒介使用价值更为凸显，交换价值反而逐步淡化；而接收端的积极化，并不意味着传媒的民主化，不过是受众被剥削的新形式。 （四）经济危机（政府与市场关系）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成为CPEC反思资本主义与媒体关系的又一契机。保拉与丹·席勒两位学者系统反思了金融危机中的新自由主义宣传与数字资本主义。他们认为，金融新闻与娱乐资讯的无所不在，直接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化切换。记者、编辑，政客、企业高管，营销和广告人员，重新定义了财金新闻的标准。而在危机中，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复苏的宣传，竟然将其编造成了市场体系的一次自我矫正。 随后两人提出“符号暴力”的概念，认为新自由主义这种支配地位的实践，极大弱化了新闻业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工人的观察力，反而转向了消费者、潜在的企业家与投资客。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美国本土，也在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蔓延，似乎带有“双赢”的欺骗性。危机中的新闻业没有提出任何检视资本主义模式的路径，既不是社会有效的参与者，又不是政治经济合格的推动者。这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权力图腾”。（20） 传统印象里，CPEC学者们“只驳不立”；实际上他们也有鲜明政策主张，比如在危机问题上，他们纷纷强调政府补贴与监管的重要性。比如，保拉与丹·席勒不仅批评数字资本主义极大地生成了不平等的结果，强化了旧的不平等，并生成了新的不平等与集权，导致新的危机；同时主张，新古典主义宣传的主导地位应尽早有所改变，商业媒体监管的强化对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公共改良”的出路，詹姆斯·科兰也表示认同，提倡以公共行动支持独立的新闻生产。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少数报纸的补贴政策，这种注资不会导致政治操纵。具体的建议有三：一是互联网对传统新闻业的创新，需要适当的资金扶持；二是在公共广电之间塑造竞争，鼓励多样化发展；三是培育网络新闻的草根，通过扶持性资金推动民主监督。 与主流学派对采编经营分开、政府媒体分开的坚持不同，CPEC将政府补贴视作维持市场自由的前提。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的调查显示，新闻从业者无可奈何地进入了低工资行列，犹如资本主义初期的血汗工厂。出路不能靠私人资本加以修复，那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只能靠大规模的政府补贴，唤醒新闻业的公共服务属性。对政府补贴会变相插手新闻业，使其丧失监督的独立性的观点，《经济学人》与“自由屋”的权威调查表明，民主自由的程度与政府对新闻业的补贴成正比。所以，新闻业补贴与民主社会、未经审查的私人媒体、广告行业高度兼容，不是非此即彼。 此外，彼德·戈尔丁与斯拉夫科介绍的几篇文章中，也有对新媒体的不同视角的分析。比如，《从公共保护到公共参与》是作者对2008年《媒体研究：新媒体与新文学》引发剧烈争论的一个回应，梳理出了以往媒体文学研究的一个扎实的、结构化的、令人满意的框架。其突出优点是，在文学说明的同时，还给出了个人能力与社会实践的例证。而另一篇《内容创作者机构：对公民参与与媒体工业的影响》，作者聚焦欧洲个体与集体创意文化生产的社会实践在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指出了在意识形态中拓展“生产研究”的三点空白：媒体创造力、观众的社会习惯和技术发展对文创经济的影响。 经济危机的国际化，让CPEC的分析视角转向了国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赫尔伯特·席勒之子丹·席勒，继承了其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精神，透视地缘政治经济的冲突，以及跨国网络传播的基本问题，并将之运用于中美互联网关系的分析上。他力图表明，跨国的网络传输建设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复合体，这种冲突不仅在工程师之间，更普遍发生在国家、企业之间。这一过程印证了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的积累过程，也同样是地缘政治经济的竞争过程。（21） 丹·席勒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制定的卫星通信政策，所考虑的因素超出了服务与成本——这些企业用户、网络建设者和经营者的关注点。随着资本积累的危机以及伴生的政治经济冲突，一些大公司分化出来，成为当代美国网络基础设施的主导力量。在政客的影响下，私营企业聚集在一起，打着“自由竞争”的旗号，朝着新的“信息社会”的方向迈出了资本项目全球扩张的新步伐。（22） 丹·席勒指出，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征程中，中美关于因特网的争议，首先表现在基本价值观的冲突上。美国所谓的“长城防火墙”、审查与黑客、集权主义及对人权的侵犯，无非是商业利益的驱使；而电信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应当得到国家控制，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并不完善，需要“走出去”的互补政策。市场体系是贸易保护与自由竞争的复合体，中美两国的资本将收敛于共同的政策目标：使得数据在大公司之间顺畅流动。因此，两国将因特网用在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尝试着彼此相互适应，比如借助国际组织的谈判。 丹·席勒通过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分析，雄辩地揭示了美国政府如何一步步掌控全球网络传播主导权。以往，电信业、互联网的开放，要么被打上垄断的烙印，要么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CPEC的分析则将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贯穿起来，有利于完整地理解。放松管制只不过是为了美国更好地管制。作者对中国国有企业、民族企业的关注也提醒我们，改革并不意味着大撒把，更不能为了迎合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情绪而干傻事。 （五）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但在近来的媒体研究中，却少见其身影，似乎被“去政治化”。而在CPEC学者那里，阶级斗争始终都是重要的分析范畴与工具。 例如，布雷特·R.卡拉韦对斯迈思的核心批判就是：他缺乏阶级斗争的分析元素。包括工资斗争、货物拒买、消费者维权，这些受众群体主观能动性全被忽略，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有意义的解释也未见到。危险的是，受众的使用价值、工人阶级的斗争由此全部被掩盖了。 布雷特批判了斯迈思的历史叙事手法，认为“每周工作小时数的锐减”不是虚无缥缈，不是变成休闲时间继续被资本家剥削，不是未取得任何真实的结果，而是工人斗争、反对压迫的硕果。如果斯迈思是对的，那么多休息、涨工资的任何斗争便都没有了意义。斯迈思修正主义历史观，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题——工厂工——消逝的哀叹。（23） 而在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那里，更是认为当下的媒体危机来自私人资本的控制，集中垄断、非竞争化令工人阶级的声音不断边缘化。对于正如自由落体般崩溃的美国新闻业，他给出了“健康新闻业四要件”，其中最重要的衡量标尺在于能不能提供人们捍卫自由所需的信息——为了民主，新闻行业需要来自公共机构注入的物质基础。 彼德·戈尔丁与斯拉夫科介绍的另一文献《媒体分权时代的政治参与》，强调了媒体分权的重要性，测算各类媒体政治传播的饱和度，聚焦“民主政治参与”同“当代媒体环境”，质疑多样化、个体化传播是否有利于增进民主参与度。此处的“民主”即有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含义，特别是详尽刻画出两者之间正式、非正式的联系管道。比如“公开性”以往视为正式的理性表达，而数字多媒体时代，更多体现为视觉的、象征的、情感表达的、经验的政治腔调。作者建议，对媒体与民主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契约与参与的研究，还须关注当下经济危机，比如福利、政治参与、私人—公共设备之间的关系。 克里斯汀与文森特分门别类介绍了专刊中的28篇论文，认为媒介接收研究较为单薄，现实中流行音乐、肥皂剧、电脑游戏少有关注，这表明危机与不平等还是聚集于政治经济、阶级斗争议题，“软的文化”仍旧为资本家所包容。因此，有必要集中力量出版一批CPEC著作，纠正种种对马克思的误读，（24）增进批判学派的战斗力。 相比之下，系统回顾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传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辩护的，当属艾琳·R.米汗与杰里特·瓦斯科2013年的贡献。二人系统回顾了CPEC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指出“拒绝马克思、拥抱批判观，是美国一道复杂的风景线”，（25）点明CPEC一个总的特点，是“关注利益关系，国家、企业、草根之间的媒体格局”。（26） 对艾琳与杰里特言辞激烈地批评，在CPEC内部，有的同事尝试一些“新的框架”，摒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础与路径。她们举出3C期刊上的两篇文章，条分缕析地逐一驳斥，斥责其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玷污了CPEC的名声，应当“做一些家庭作业”，去了解这一学派的真实情况。（27）CPEC学派“真正需要的是，在各个层面的批判分析、历史分析、唯物主义分析，绝不是对现状的庆祝与褒奖”。 此外，保拉与丹·席勒等人的观点也颇激烈，表明无论所关注的时代议题如何变迁，批判都是CPEC的灵魂，那些试图妥协于现实、改成写赞美诗的学者，必将被这一学派所唾弃。 （六）新闻行业未来的境遇 对新闻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关切，是CPEC学派危机之后的努力方向。詹姆斯·科兰在会议论文《新闻业的未来》中，详细回应了社会上流行的4类观点，并在对比中阐明基本态度：存在困难，但应无所畏惧，同时“离开政府注资，新闻业重生于互联网的潜力，将难以释放。”（28） 第一种观点被称为“鸵鸟式拒绝”，主要为一些精英人士所主张，认为新闻业并未遭遇危机，不过经历着良性的转变，对未来他们“胜券在握”。詹姆斯·科兰批判这种观点自欺欺人，误以为自己能够控制新闻，觉得把传统新闻放到网站上就能吸引一部分读者，事实上却没有足够的广告来支撑财务。互联网的崛起挖走了广告收入的大蛋糕，这种趋势是残酷的，媒体管理者无法控制。 第二种观点被称为“千禧年幻觉”，是很多新闻业雇员的观点，认为互联网让报纸关张、雇员失业，结果“削弱了公众理解力，严重威胁了民主制度”。作者觉得态度过于悲观，无论如何传统媒体的世界末日并未到来。有调查显示，一般性网站中，传统媒体确实缺席前列，而在新闻性网站中，呈现了截然相反的一幕。所以，传统媒体不会立即倒下，相反，还造就了一个新的生长点。（29） 第三种观点被称为“催化剂”，主要由CPEC激进学者持有，将之视为一场“大清洗”。比如有人认为多年来，新闻业才是英国民主的最大威胁，它们只替统治者声援，为商业辩护，误导了民主选择。概括起来就是“否极泰来”，危机会带来一场彻底的变革。对此詹姆斯·科兰不置可否，显出一定的认可态度。 第四种观点被称为“文艺复兴之梦”，为新自由主义的新闻学教授们所持，预言新媒体创造的文艺复兴即将到来，认为互联网可以增进媒介品质，使其向着更高形态迈进。詹姆斯·科兰认为，所谓新媒体重振新闻业，仍是幻想。（30） 与英国学者詹姆斯·科兰一并行进的还有美国学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他在论文《新闻业的终结？一场反思》中，批评了诞生于100年前的“新闻专业主义”。（31）他指出，媒体的私人所有者从来没彻底退出对采编业务的直接影响；再者，新闻专业主义过度依赖官方资源，以及大量的公共关系产业，为其低成本地提供材料。八卦、性丑闻的报道满天飞，它们的成本更低，更吸引读者，带来丰厚广告收益，同时也不会激怒掌权者。进一步，劣质新闻的生产也无需那么多采编人员，随着裁员，媒体越来越无能力去审查新闻稿。利润多了，监督少了，媒体所有者、权力掌握者皆大欢喜。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阿尔芒·马特拉特的一篇访谈。（32）其中较为重要的两则议题值得关注：一是在《传播的发明》中提出的超越所谓的媒体形式，尤其从“物品、人和信息的交换及流通的循环”的视角，描绘出传播学的族谱式景象。阿尔芒·马特拉特认为，媒体中心的角度使我们习惯于大众传播这一唯一视角，忽略传播史上的主干，引发了历史健忘症，阻碍辨别当代传播中的真实利益关系。比如，特权的存在、自由意志与社会决策、地缘竞争等。（33） 二是智利军事政变时，阿尔芒撰写的《如何读懂唐老鸭》，暴露了迪斯尼动画片的帝国主义潜台词，认为基于文化产品生产的这本“宣言”，象征一个特定的世界观，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以智利“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名义来战斗，从而唤起左翼文化问题的争论。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展现了传播体系的全球化维度，证明了CPEC在全球不均衡体系中进行战略反思的必要。 可以说，这是一则涉猎及其广泛的访谈，先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初，对国与国之间传播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了预见式的评价。阿尔芒对全球信息资源、传播权力的不平等，研究尤为深刻。这对我们理解新媒体时代发达国家标榜的“自由传播”意义非凡，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现象，更有着复杂的经济成因，出路也要到经济领域去探寻。 三、CPEC学派发展的新特征 （一）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批判传统 从以上几篇文献的态度来看，CPEC学派开始较为系统地进行自身理论史的构建，包括对这一学派发展历程的回顾，学派内部、学派之间的理论争议，特别区分了与文化研究、社会学等相关理论的界限。这标志着一个学派走向成熟。 这个回顾过程本身也是理论批判过程，不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主流学派的分庭抗礼，还对学派内部进行了理论“清洗”，包括一些态度、立场模糊的子领域，开始被剔除出马克思主义的阵营，甚至包括学派奠基人斯迈思的理论，也受到了较为严肃的批评。 CPEC学者们对于资本主义无情的批判，对于跨国资本虚伪性的描述，对于经济危机与新闻业危机的惆怅，都鲜明反映了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但是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范畴，似乎同国内一样，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与不确定性。 （二）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研究意识形态 作为跨学科的学派，CPEC具有明显的复合型特征。文献中，作者们都承认相关学科的借鉴，并试图在比较中呈现自身的轮廓。运用经济学的特定方式，来研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是CPEC学派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见识了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工资与利润率、剥削、阶级斗争，这些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概念与逻辑体系被得到充分的运用。 作者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说教上，而是深入到了意识背后的物质生产过程，关注新闻是如何被资本生产出来，又反映资本的意志，从利润和价值观两个层面上共同维护这一现存秩序的。也有学者试图将其模型化、数学化；但总体上，仍然以非数理、非计量的模式来研究。 总的来看，这一学派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回答了新闻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反映资本的意志，较有说服力。 （三）政府注资、加强监管、反对私有化 以往，不少人批评这一学派“只批判、不建设”，然而，从这几篇文献看，作者们还是具有强烈的介入实践的愿望，心怀对新闻业衰落的忧虑。主要政策上的建议包括：反对私有化、自由化，呼吁新闻业回归公共属性，加强政府对新闻产业的注资，呼唤全球的监管与合作。 这些建议的目的是想克服私人资本对新闻业的控制，及其带来的新闻业危机。并且，不少学者还跳出了新闻业自身的危机，由之观察整体资本主义的困局，将新闻产业的危机、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危机贯穿起来，这对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有着良好的启迪。 关于新媒体，不同于国内一边倒的赞美，CPEC学者给出了很谨慎的回答。他们不认为新媒体、数字化、网络化本质上与以往的资本主义新闻生产方式有什么差别。草根们的努力，仍然掰不过资本家的手腕，到头来，新媒体还是受资本雇佣劳动、追逐利润的规律支配。（34）当然，网络传播的国际化也同样加深了发达国家、后发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 （四）仍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尽管CPEC学者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反对修正主义，但是仍然带有较为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比如设想超党派、超阶级的市民社会联盟；还幻想着通过政府注资、国有化来挽救衰败的新闻业；甚至相信民主、新闻自由的排名，还在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辩护。这里的政治过程、政治参与，指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宪政体制。CPEC的学者们，显然并没跳出这个窠臼，仍然在“媒体环境—经济危机—民主政治”的旧桥段上讲新故事。 这些心存改良的想法在一些人那里，还出现了对“资本劳动对立”的保留态度。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向，与他们特定的研究环境分不开。 未来中国学者的理论拓展空间非常广阔。一定意义上，CPEC学派在中国大陆的重建，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闻观双重复苏的意义。在经济学、新闻学的研究机构中，马克思的范式日渐式微，批判现实的精神不复存在，这些是值得大陆学人集体反思的，特别是在CPEC的强烈对比下。 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那本著名专刊“回归马克思”的序言中，归纳了CPEC最近的众多观点，纵横捭阖，几乎涉猎了全领域，有批判学派百科全书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两位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窘境的担忧，呼吁加强相关研究力量，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我们不仅需要批判的态度，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对我们的启示：一方面改掉天真的幻想，不能被忽悠，不能相信“电信业开放带给民众更好生活方式”的说辞，以避免赤裸裸的不平等入侵；另一方面，也要有“反过来理解”的逻辑，有驳有立，反思我们如何应对，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就不善于利用“资本的情绪”？ 基础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新解剖，对阿尔都塞、葛兰西的文化研究理论、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的重新研读，对CPEC经典文献的系统化梳理，都是重要议题。理论创新上，如何将这一学派的理论模型化、体系化，以便能与主流经济学直接抗衡，是难点所在。若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纳入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当中，可以将CPEC学者们的经济分析更加精准化。政策层面，新媒体的研究，全媒体融合，报业改革，往往都在讲政治逻辑、新闻逻辑，唯独缺少经济规律的研究。国有资本控制下的报业如何走向市场、走向商战，迫切需要我们从CPEC的研究中汲取养分，论证清楚“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宣传”之间的关系，给出扎扎实实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解决方案。 ①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文献的选择上遵循如下原则：一是新颖性，基本为金融危机以来的各个子领域的最新成果；二是代表性，CPEC学者的亲属关系、师承关系非常明显，这里选择的学者基本涵盖了主要人物；三是来源的广泛性，包括7篇顶尖期刊的学术论文、1篇学科最高会议的论文、1篇演讲、1篇访谈，分别来自多个国家、多所研究机构。文献附后，不再赘述。 ③Brett R.Caraway,"Audience Labo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Media Culture& Society,no.33（2011）,p.693. ④实际上，在中国人民大学吴晓迪同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中，国内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异议。吴晓迪：《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5月。 ⑤斯迈思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短板在于，对大众传播角色的理解仅局限在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上，而对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广告等相关产业的理论空白，构成了研究的“盲点”。默多克则回应，斯迈思未曾在其框架内容纳阶级斗争，若将工人斗争置于媒体行业中看，相关研究早已有之，决非“盲点”。 ⑥否则的话，受众被强迫在读报、观影的休闲时间劳动，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就消失了，一切时间都变成了生产时间。斯迈思的逻辑是，既然所有时间都是生产时间，那么就不存在休闲时间，既然工人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劳动，那么就被彻底拖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然工人不再拥有可支配的时间，那么就不再拥有可出售的劳动力，从而工人被降为了生产的手段，被麻痹的“观念的奴隶”。格拉维认为，这是斯迈思最反动之处，因为如果工人选择罢工，那将没有任何价值被创造，这套逻辑就不攻自破。 ⑦Christian Fuchs,Vincent Mosco,"Introduction:Marx Is Back-The import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day",TripleC,vol.10,no.2（2012）,pp.127-140. ⑧Nicholas Garnham,Christian Fuchs,"Revisi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TripleC,vol.12,no.1（2014）,pp 102-141. ⑨比如，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天然对立，特别是利润在劳资间的分配，克里斯汀举出26国的统计数据，认为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绝对福利历史性地增长了，但是工人工资与资本利润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是天壤之别，这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而尼古拉斯则觉得，数据并不意味着不平等，除了统计核算口径外，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税收让一部分利润回归公益，高技术产业中剩余价值的转移是从一部分工人到另一部分高技术工人。克里斯汀回应称，所有制问题才是最终的落脚点，股票持有者、银行家都是在所有者层面瓜分了剩余价值，工人在再分配中只是缓和了矛盾，并没有捞到实惠，家庭债务的上升、抵押品的增多都表明购买力的相对下降。 ⑩Eileen R.Meehan,Janet Wasko,"In Defence of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Javnost-the Public,vol.20,no.1（2013）,pp.39-54. （11）威廉姆森的文化唯物论告诉我们，新媒体需要有人写出具体的内容，但也离不开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劳动工具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在中国的生产，大量原料来自非洲奴隶般的劳作，这些文本识别的背后的生产意识形态的劳动条件同样不可忽视。 （12）尼古拉斯还进一步分析，信息经济的互联网泡沫正在产生新的形式，累积新的风险，建立公共企业是唯一出路。面对信息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文化研究学者们只试图联系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没有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更包含产业经济和企业理论，可以提供政策借鉴。 （13）Peter Golding,Slavko SPlichal,"New Media,New Research Challenges:An Introduction",Javnost-the public,vol.20,no.2（2013）,pp.5-10. （14）例如其中一篇《媒介化身份构建：当下研究与社会的趋势》中，作者识别出媒体、用户、广义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发现媒介既是身份构建的途径，又是渲染和散布的方式。“媒介能力”包括有权使用媒介的能力，还包括批判性评估、加工媒介内容的能力。对未来研究的建议有三：一是界定、描述出身份构建的动态变化；二是揭示当前身份转换中的媒介相关原因，包括技术、传播形式与内容的作用，以及数字化媒体的角色；三是认识、解释身份构建新模式的结果。这些都从认识论、方法论的层面拓展了CPEC。 （15）Paula Chakravartty,Dan Schiller,"Neoliberal Newspeak and Digital Capitalism in Cri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no.4（2010）,pp.670-692. （16）数字资本主义理论仍承继于传统的生产过剩理论，认为信息与传播对资本积累的贡献才是更为本质的层面。 （17）Dan Schiller,"Geopolitical-economic Conflict and Network Infrastructures",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no.1（March 2011）,pp.90-107. （18）Robert W.McChesney,"Farewell to Journalism? Time for a rethinking",Journalism Studies,vol.13,no.5-6（2012）,pp.682-694. （19）James Curran,“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Plenary Paper”,Journalism Studies,vol.11,no 4（2010）,pp.464-476. （20）一方面，报业集团的负债累累、大批裁员、申请破产，连被人崇敬的头版都沦陷给了广告，利润最大化驱使下的传媒，本身陷入了经济危机。成本的压力，经营的困境，使得新闻业只能聚焦于新闻不该聚焦的地方。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价值观，通过广告与新闻的模糊地带，建立了向公众的传导机制。以次贷危机为例，大量的财经宣传直接针对低收入的有色族裔，打着为他们解决住房的旗号，拉他们下水，并且由此吹大了危机的泡沫。于是，新自由主义一步步地嵌入新的文化帝国主义体系之中，越来越成为新闻从业者的“常识”。 （21）丹·席勒考究历史发现，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到“一战”、“二战”，海底光缆的布设都是国家之间、资本之间利益争夺的焦点。一场又一场战争、一轮又一轮压迫，无情地表明这绝不是什么民主过程，直接联系着新闻、政治与商业。数十年竞争之后，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回了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权，并且主导了技术的飞速进步，包括短波、电话以及通信卫星。凭借通信卫星体系的建立，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国际政治的霸权，还最大化了AT&-T公司的利润。美国政府直接干预、大公司的投资建设、院外游说，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22）跨国资本对国家权力的冲击，产生了这些新的制度工具，并且跨国资本还在继续加强和巩固这些工具，其中包括国际电信联盟、APEC等国际组织。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单边控制力遭到了欧洲、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抵制，呼唤着“全球网络治理”的到来。“美国网络霸权”正在成为一句反对者的口号。 （23）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流派，CPEC存在、发展的根基只能是劳动价值论，离开这一根基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论言辞多么激烈，也不过是只断了线的风筝。布雷特·R.卡拉韦的贡献便是采取了回到传统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尤其是“双面阶级分析的镜头”，更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劳资关系的阶级分析，判断受众商品理论是否合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要求，是否真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者猛烈的炮火和无情的嘲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当年“盲点之争”的又一延续。 （24）最后部分，作者一一枚举了各种对马克思的误解，并简要回答了为什么对马克思社会观、媒体与传播观的常见偏见都是错的。语气激烈，态度鲜明。 （25）对左派学者的排斥、迫害，可以上溯至19世纪80年代的工人斗争，麦卡锡主义冷战时期更为强劲。IAMCR论坛、UDC组织的成立，才给了CPEC学者一个重要的讨论空间，让一代又一代学人以艰难的方式传承下来。 （26）相比席勒、斯迈思等老一代CPEC学者，对“盲点辩论”、工人斗争、知识产权的关注，美国“下一代学者”的议题涉及到多重批判理论，时常打破政治经济学、文化唯物论、批判社会研究的界限，比如莫斯可对美国广播管制的讨论，奥斯卡·甘地等人对新技术的研究等。他们的大多数并未隔绝于相邻学科，比如批判文化研究、社会研究。这些学派之间的思潮碰撞，催生了不少合作成果。而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更是显现出这一学派的生机与活力，绝不是如一些人所言的“提问之前就知道答案”，或是揭露“邪恶资本家”的幼稚病患者。 （27）作者甚至毫不留情地发问，所谓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经济学”或“纯粹的文化研究”是否靠谱？只看白领工人的中产阶级生活，掩盖阶级结构、抹杀终极内容的路径是否必要？ （28）James Curran,"The Future of Journalism",Plenary Paper,Journalism Studies,vol.11,no.4（2010）,pp.464-476. （29）此外，针对所谓的危机会侵蚀公共理解力，詹姆斯·科兰认为不过是“误解的迷雾”，因为新闻业本来就只是间或地促进这种理解力。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让商业性的新闻机构承受巨大压力，往往在报道中夸大或扭曲事实，或者为了抢时效就自己不在行的话题发表意见，常常增加公众的误解。 （30）四年之后，读起来这篇文章，预言有多少改变？用詹姆斯·科兰的话，新闻业的未来到底是玫瑰、还是荒野，尚未可知。但有一点，新媒体带来的繁荣，显然没有想象的那样实在，没有解决种族歧视、信息不对称、话语权的问题。 （31）强调采编与经营分开，专业训练出的记者、编辑保持客观、超党性、无偏见。 （32）这是2006年的一次在线访谈，但在2008年才出版，全面反映了当时法国最新的CPEC思想。 （33）Conducted by Costas M.Constantinou,"Communications/Excommunications:An Interview with Armand Mattelart".Translated by Amandine Bled,Jacques Guyot and Costas Constantinou,"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Cultures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vol.34（2008）,pp.21-42. （34）采编独立，新闻专业主义，不受所有者更不受外界资本家与权力的左右，是欧美国家标榜的新闻自由。这是一种欺骗，但这种欺骗性并非“直接的欺骗”，而是自觉地服务于资本的逻辑，在新自由主义的悄然渗透下润物无声，形成“看不见的宣传”。标签：新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媒体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