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优势论文,产业论文,技术密集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3）10-0013-08
一、引言
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包含众多的各类产业，这些不同产业的共同特征是技术创新对其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在制造业范围内，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指电子、电气、制药、化工、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产业。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每个产业往往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所支配，也就是说，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的某个产业通常在产品技术、工艺技术、生产组织形式或营销方式等方面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业并因此占据绝大部分国际市场份额。例如，美国的计算机产业和半导体产业，德国、美国、日本和瑞士的化工产业，美国、英国、瑞士及德国的制药产业，日本、德国及美国的机床产业，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诊断仪器产业等。为什么是这些国家而不是另一些国家在以上产业取得领先地位，或者更一般地说，导致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呈现显著国家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引起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但长期以来，此类研究大多是以个别或少数产业为对象，同时也缺乏跨国比较，因此所得结论存在较大局限。而Mowery和Nelson等10余位学者对美国、日本和西欧诸国的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化工、机床、制药和诊断仪器等产业的研究（1999）则比较全面并更有解释力。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大国，在经历了消费品工业和基础产业的高速发展后，进一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必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对此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具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条件。概括起来，国内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典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必需的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条件不符合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能否发展起来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在这些产业中培育出若干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实际上，前一种观点是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把比较优势看成是产业发展的惟一源泉，并由此推论出，给定由一国特征决定的要素禀赋结构，符合这种要素结构的产业中的企业通常能够成功，否则必然失败。与其形成对照的后一种观点基本上撇开了比较优势条件，而将企业竞争优势看成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源泉，根据这种观点，企业的自主行为具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企业的战略和结构影响着企业的竞争绩效并最终决定了产业的发展状况。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接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真实图景呢？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涉及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源泉的探索。
本文拟围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势这个主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考察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来源和动态变化，以及产业政策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形成中的作用等问题。
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三个来源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引入产业发展优势这个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个产业在产品技术、工艺技术、生产组织形式或营销方式等方面领先于多数国家的同类产业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就称这个产业具有发展优势。那么，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到底需要哪些条件？尽管国内外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多种多样，但如果进行梳理归纳，可以认为产业发展优势不外乎三个来源：一是由国家特征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由产业内企业自身发展起来的竞争优势，三是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部门支持体系。这就表明，产业发展优势的来源是多重的，任何单一源泉的解释都难免失之片面。但也要看到，对于每一个具体产业而言，这些来源对产业发展优势的贡献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尤其是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化工产业就是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特别持久的产业，迄今为止产业50强公司中几乎全部都是在“二战”之前建立的，作为产业领先企业的几家公司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同样地，制药产业目前的领先企业也都有长达75年以上的历史，并且大部分时期都在主导着这个产业。就这两个产业看，尽管其发展优势也得益于国家比较优势和部门支持体系的作用，但无疑主要来源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们在计算机产业和软件产业观察到的现象是这些产业的领先企业经常变换，但有趣的是，变换前后的所有领先企业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对于这些领先企业不断改变但却主要限于一国之内的产业，其发展优势当然应该主要从国家比较优势中寻找。
在一般地明确了产业发展优势三个来源的基础上，围绕本文的主题，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形成的国家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技术密集型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相联系的部门支持体系主要包括什么内容？我们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倾向于把一国的比较优势与其要素禀赋结构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要通过投入要素的国内供给差异来表现。在这个框架下，与其他投入要素相比，技术要素无疑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最为显著。进一步看，技术的供给状况又主要受到高层次熟练劳动力多寡的影响。因为不论是技术诀窍的掌握，还是对使用和改进技术的可能方式的了解等，都体现在开发这些技术并促成其应用的人手中。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表明，拥有一批受过大学训练的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是19世纪后期德国化工产业兴起的决定因素，英国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对英国制药企业的进入和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美国在计算机、制药和化工等产业的发展优势也主要取决于其国内丰富的高级专门人才。除此之外，资本要素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只有资本丰裕的国家才有条件从事高水平的产业R&D投资。
但是应该指出，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仅仅限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范畴是不完全的，这只是从投入的角度看问题，还有必要考虑市场需求方面的比较优势条件。事实上，国内需求规模和需求特征因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对于产品的R&D支出等固定成本较高并且营销活动涉及规模经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一定的初始国内需求可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推动企业进入新的产业或抓住新的技术机会。在有关美国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发展优势的讨论中，不少学者都强调了美国国防部通过政府采购为生产这些当时几乎没有市场需求的尖端技术产品提供进入市场“跳板”的重要性；而在诊断仪器产业中通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不同国家的生产商往往将各自的创新重点聚焦在本国相对突出疾病的诊断产品上。此外，不同的市场需求特征也对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方向产生深刻影响，数控机床产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航空工业的迅速发展，进入数控机床产业的美国企业都将航空工业作为主要用户，来自这些高端用户的需求使美国领先机床企业和数字控制器供应商都把技术开发的重点放在具有严格精度要求的制造活动上，其产品市场主要定位在高精度专门用途数控机床方面；而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数控机床企业最初的服务对象则是国内汽车工业，其技术开发重点是提高金属部件的批量加工效率，所以低成本的通用数控机床这一细分市场就逐渐成为日本数控机床产业的主攻方向。由于后一细分市场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前一细分市场，日本数控机床产业因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有关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解释产生了多种理论观点。如资源学派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企业所控制的战略性资源，而战略性资源的例子是企业内部的技术知识、高技能的雇员、品牌、贸易联系和资本等。创新学派认为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才能增加其资产禀赋的价值并生成一些难以为竞争对手所模仿的特异资产，因此，惟有创新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动态能力学派则认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以组织知识为基础的能力，如何发展、保持和增强组织能力对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这里我们不对这些各自都有一定解释力的观点作详细讨论，但强调两个因素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作用。一是发展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实现可以使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获得空前的成本优势。一般来说，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有两种途径，或是通过进入与企业知识基础具有协同效应的产品市场从事多元化，或是沿着企业既有主导产品的价值链进行纵向一体化合并。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导致大型多元化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这在德国和美国的化工产业中的确是常见现象。二是建立研究开发和商业化能力。从科学原理的发现到成熟稳定的产品或工艺技术，有大量的系统性试错探索工作需要完成。企业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研发能力，就有可能在产品或工艺技术这种战略性资源的控制上领先于竞争对手。因此，在重视对企业生产能力、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投资的同时，需要对企业内部R&D设施进行协同投资。研究发现，德国化工产业领先于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德国企业家较之英国企业家更注重在企业内部R&D设施方面投资。当然，企业是否愿意在收益和风险并存的R&D活动中冒险最终要由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前景决定。这样，构建能够促使新技术产品成功进入市场的商业化能力对企业尤为重要，而这种商业化能力的强弱又与企业在市场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互补资产（Complementary Assets）存量密切相关。
除了国家特征决定的比较优势和企业内生的竞争优势外，部门支持体系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构建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概括地说，部门支持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大学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在与产业技术相关的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实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对建立产业发展优势的促进作用。从化工、半导体、计算机和制药等产业的发展过程看，赢得这些产业发展优势的国家，其大学的相关研究领域均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比如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在化学研究领域、美国大学在电子科学研究领域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都具有世界最强的研究实力和水平。这些国家的大学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研究成果支持和培养大批产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熟练劳动力上。二是由企业与大学、供应商、用户、金融中介组织或行业协会等各种机构相互作用编织而成的联系网络（Connection Network）。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就是联系网络的一种具体形式。按照一般的定义，相当数量既相互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又相互合作的企业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再加上为这些企业提供投入和设备的供应商以及各种中介组织，就形成一个产业区。产业区的主要功能如加速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实现范围经济、深化分工程度、建立各种行业标准等，都有助于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和保持。我们可以从不少拥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国家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西雅图、旧金山、圣迭哥和波士顿等地区，19世纪后期德国的领先化工企业基本上聚集在莱茵河流域，美国的机床企业大都分布在密尔沃基市和康涅狄格州的河谷地区，德国的机床企业多数则位于本国西南部地区，等等。除产业区外，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在新技术研究开发领域的合作也是联系网络的又一种形式。这种联系网络的作用在于，一方面大学及研究机构可以更好地了解产业的需求状况并相应调整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增强对新技术的了解，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更多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与产业区的特点不同，后一种形式的联系网络并不需要满足地理相邻性这个条件。例如，由大学研究人员、生物技术企业和制药公司在新药研发和商业化方面相互合作形成的联系网络大多是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延伸开来，其中不仅包括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企业，而且常常涉及一些远在欧洲和日本的公司。
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动态变化
为了更好地了解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动态变化，这里首先对几个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一个简要回顾。
（1）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诞生于“二战”之后并一同成长起来的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长期为美国企业所控制。最近20年来，虽然总体上美国仍然掌握着这两个产业的主导权，但在产业的某些细分领域也不断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半导体产业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成为动态随机存取储存器（DRAMs）领域的强大竞争者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计算机产业方面，日本和中国台湾在便携式计算机和众多计算机组件等领域也逐渐发展出相当强的实力。
（2）机床产业。专门从事机床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期，从那时起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机床生产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沿。此后，大量生产方式（Mass Production）的兴起推动了美国机床产业的发展，到20世纪初，美国已经取代英国的机床产业领先者地位，并保持这一地位直到“二战”结束。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数控技术在美国被引入机床产业后迅速成为产业主流技术。从7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在数控机床产业的多数领域逐渐超过美国企业。
（3）化工产业。19世纪上半叶的化学制品生产主要由英国企业控制，但当时的生产技术依据的是工艺经验而不是科学原理。进入19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的发展，依据科学原理来设计和生产合成染料以及后来的合成纤维等有机化工产品逐渐普及。到19世纪末，德国和瑞士的产业发展水平已经领先于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企业开发出以石油为原料的全新有机化工生产技术，并因此建立了实力强大的化工产业。迄今为止，化工产业的领先地位仍然由德国、美国和瑞士的企业保持。
（4）制药产业。现代制药产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当时一些德国和瑞士的化工企业开始生产阿司匹林等药物。直到20世纪30年代，制药产业的主导权一直由德国和瑞士的企业控制。“二战”以后，美国和英国的专业制药企业开始不断加入到产业领先者的行列中。90年代初以来，制药产业全面进入以分子生物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尽管现有的领先企业在药物的开发和生产方面均面临新技术的严峻挑战，但美国、英国、瑞士及德国在制药产业上的发展优势仍然得以存续。
（5）诊断仪器产业。20世纪初对X光成像技术的开发可以看成诊断仪器产业诞生的标志。这个产业的最早进入者是德国和美国的从事多元化生产的电气设备企业。“二战”以来，在物理学和医学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新的诊断仪器产品层出不穷，如CT扫描仪、磁共振成像机和光纤内窥镜等。虽然许多新产品最初是由一些小企业开发出来的，但这些创新者往往难以取得市场成功。这个产业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手中，如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日本的东芝公司和日立公司、欧洲的西门子公司和菲利浦公司。
这些分析表明，面对技术和市场需求的重大变化，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变动状况在不同产业之间呈现显著差异。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型式：第一种是产业发展优势受到某种程度的侵蚀，如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的情形；第二种是产业发展优势逐渐丧失，如机床产业的情形；第三种是产业发展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如化工产业、制药产业和医疗诊断仪器产业的情形。为什么不同产业发展优势的动态变化会有如此差异？虽然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涵盖这些事实，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技术间断均衡理论和动态收益递增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分别就上述三种变动形式产生的原因作出解释。
由Posner（1961）和Vern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新产品通常总是首先由高收入国家开发出来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高收入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条件支持各种旨在开发新产品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只有高收入国家的市场才会对价格高昂的新产品产生旺盛的需求，从而为国内企业提供足够大的创新动力。新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生产技术开始成熟，其国内市场也趋近饱和，这时这种已经成为普及产品的生产能力会通过对外投资等渠道向生产成本较低同时又具备其他基本条件的国家转移。由于企业和用户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生产能力的转移将进一步带动技术研发机构的转移，不断增强的技术转移过程又反过来削弱高收入国家在这种产品上的优势。尽管Posner和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只是针对一定时期的单个产品，因而很难与包含若干系列产品的整个产业在较长时期的发展轨迹相吻合，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近20年来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在一些细分领域中的动态变化基本上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致。
针对技术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这一问题，Tushman和Anderson（1986）以及Henderson和Clark（1990）提出了技术间断均衡理论。他们认为，新技术产生于技术非连续状态，在新技术的早期阶段通常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技术变体，经过激烈的竞争后产生主流设计范式并进入渐进变革阶段，这时技术改进的重点也相应从产品设计转向生产工艺，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日益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直至一个新的技术非连续状态出现为止。在他们看来，技术的演化过程就是一系列离散的间断均衡，新技术完全不同于既有技术，而技术的转换将对以既有技术为基础的企业产生能力破坏（Competence-destroying）影响，因而原来的领先企业在新技术环境下往往面临很大困难，逐渐被新企业所替代。应该说，技术间断均衡理论有助于说明一类产业的动态变化状况。在机床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数控技术的出现就可以看成是一种技术间断，在以数控技术为主的新均衡状态下，美国机床企业在既有技术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优势不断丧失，而日本的数控机床企业逐渐占据领先地位。
动态收益递增理论是Krugman（1986）在讨论战略性贸易政策时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一个产业的早期进入者一旦获得成功，就会建立起后来者难以抵消的优势，而这种产业特定或企业特定的先行者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又主要基于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两方面。规模经济最简单的情形是，随着企业总产量的增加，额外的或边际的成本下降。学习效应是指一个企业生产得越多，就能够更有效地从事进一步的生产，这也被称为企业在其学习曲线上向下移动。对于那些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发展优势的产业，如化工产业、制药产业和诊断仪器产业等，动态收益递增理论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Teece等学者（1997）提出的动态能力和互补资产等概念也有较强的解释力。比如，面对美国企业开发的以石油为原料的生产工艺技术的挑战，德国领先化工企业经过努力成功地将其以煤为原料的生产工艺技术转换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由此表明这些企业具备很强的动态能力。在制药产业和医疗诊断仪器产业中，正是由于领先企业建立和发展了大量以管制知识和营销服务体系形式存在的互补资产，因而即使是掌握新技术的后来者也很难撼动其市场地位。
四、产业政策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形成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关于产业政策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积极的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作为一类特殊的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给整个经济带来显著的外溢效应，但由于这类产业具有较高的固定成本和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而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其发展就会相当缓慢。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批评者则认为，开发一项商业上成功的技术，不仅需要了解这项技术在科学上是否可行，还要了解新技术的市场需求状况，以及准确地把握时机，而在这些“择优”方面，市场远胜于政府。由于双方均以各自的理论为基础，而且在经验实证方面也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例证，因此，关于产业政策作用的讨论无疑还会继续下去。具体到本文的论题，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相对有效的？
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产业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一般需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产品和工艺技术开发等三个阶段。由于基础研究阶段的风险性较大，同时其成果又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因而企业往往缺乏实力或不愿从事这样的研究。有鉴于此，公共R&D资助几乎是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采用的政策，并且这一政策对多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产业和制药产业。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美国政府提供的R&D资助约占全部半导体产业R&D投入的1/4，这些研究成果的扩散大大地降低了新企业进入半导体市场的成本，对半导体产业的长远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1999）。在美国的联邦研究预算中，多年来给予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均位列国防科研之后居第二位，而不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的分析均表明，美国政府的生命科学研究支出与美国领先制药企业的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Henderson et al.，1999）。必须指出，政府的公共R&D资助除了形成可供企业利用的基础研究成果外，还会产生其他效应。一般说来，政府的资助往往大部分投向大学，成为大学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大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和研究设施的改善又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一些与国防相关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早期发展中，政府作为最终需求者的作用十分突出。半导体、计算机和数控机床等产业的最初发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采购政策的支持。以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例，在美国集成电路的总销售额中，美国国防部订货所占的比例，1962年为100％，1965年和1969年也仍分别高达55％和36％（Borrus et al.，1983）。军方的订货为集成电路提供了最初的市场，而且庞大的军事需求还促使大量的新厂商进入该领域，加速了集成电路向民用产品市场的渗透。另一项研究也指出，早期的计算机军事采购支付了产品开发的绝大部分成本，从这些军用产品生产中获得的一般技术知识后来都得到了广泛的商业应用（Bresnahan and Malerba，1999）。总体上看，美国实行政府采购政策是有成效的，既实现了政府的直接目标，其创造的早期需求又推动了美国企业沿学习曲线向下移动的进程，最终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美国的成功，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实行政府采购政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导致两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国防预算的规模较大，更关键的是政府订货合同必须以竞争的方式获得，这对新厂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西欧国家的政府订货合同通常并不经过竞争就直接给予国内领先企业，新厂商很难涉足，因而难以发挥创新激励的作用。
虽然新技术的应用和商业化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发展需要经历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但如果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企业参与其中进行独立探索，那么就整个产业而言，失败的风险将相对分散，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要实现这个目的，可行的途径就是构建一个有利于促进企业竞争的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竞争政策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从计算机产业和软件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战后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严厉的反垄断政策来维护这两个新兴产业的竞争环境。为了防止IBM公司对技术和市场的控制，美国司法部分别于1956年和1965年两次根据反垄断法条款控告IBM公司，尽管始终没有作出过任何判决，但政府施加的压力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如IBM公司被迫向其竞争对手提供新型计算机系统的技术细节以及将计算机硬件与软件拆开出售等（Bresnahan and Malerba，1999）。还有1998年美国司法部针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控告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微软公司一些旨在寻求更大市场势力的行为，从而对软件产业的技术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Mowery，1999）。而与美国的情况相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政策是非常温和的，技术发展的主导权往往掌握在少数大企业手中，由于缺乏充分的竞争和新企业的加入，产业技术创新的进程也相对缓慢。
许多技术密集型产业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成功进入市场的新产品会迅速引来大批模仿者，由此导致创新租金消散，进而造成创新动力减弱。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而设计的。但长期以来，针对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和收益的讨论一直没有明确的结果，而且从实践的角度看，这项政策在不同产业中的实施力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在美国，化工产业和制药产业自20世纪以来始终推行非常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因而增强了创新企业获取R&D投入回报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计算机产业和软件产业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是相当弱的，但这种环境反而有利于技术的扩散和新企业的进入，并由此促进整个产业的迅速增长（Mowery and Nelson，1999）。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及结果？除了历史因素外，还在于这两类产业的基本特征不同。化工产业和制药产业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其产品分子结构的细微差异会导致产品性质和功能的根本改变，模仿者最终会发现绕开专利就难以达到模仿的目的，所以专利保护的效果十分明显。而计算机产业和软件产业的共同特点是，技术创新具有路径依赖效应，新一代技术依赖前一代技术，不同技术之间的互补性很强，因此，对现有技术进行严格保护就有可能阻碍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进程。但近20年来，随着发展环境的改变，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以上有关公共R&D资助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竞争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经验表明，政府的产业政策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产业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属于“上游”产业政策，换句话说，它们都不是针对产业内的某个特定产品或某项具体技术，也不直接提供市场保护和财政援助，而是着眼于为整个产业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创新和发展环境。我们已经看到，上述政策对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市场需求以及企业和大学的发展均有明显的支持、促进、激励和保护等作用，而这些方面正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三个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
还应该指出，尽管这些“上游”产业政策似乎对所有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是适用的，但实际上它们的效果和作用显示出很强的产业特定性（Industry-specific）。比如，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往往包含技术特定的（Technology-specific）成分，因而专利保护政策对化工产业和制药产业比对其他技术密集型产业更有效；即使是竞争政策这样没有特定指向性的产业政策，其对计算机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对其他产业的影响。更进一步看，就是对同一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些政策的影响效果也有很大差异。我们已经知道，公共R&D资助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就更加适用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技术、需求和需求者的性质是随产业的不同而变化的，那么针对这些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设计的产业政策表现出较强的产业特定性就具有某种必然性。
标签：技术密集型产业论文; 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成功要素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