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的国际比较及其关联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如果主要依靠投入增加，就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或外延型的增长方式；如果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就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或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关键是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一、相关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新概念，它虽然比经济增长方式涉及面更广，含义更深刻，但是迄今为止还不像经济增长方式那样有公认的规范的定义。吴树青认为，“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还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方面。其实质在于全面地追求和实现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的协调。[1]欧志文、蒋均时认为，经济发展的方式就是经济发展的方法和形式，它比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宽泛得多，具体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程度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2]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没有统一的定义，另一方面涵盖的内容过于宽泛，与这里的研究目的不符。所以，这里仍旧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
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成功的原因，二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关于转变增长方式不成功的原因，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制度不完善所致。吴敬琏认为，制度不完善是转变增长方式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包括：与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配套的体制基础还在顽固地起作用；还没有能够建立起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政治环境。[3]刘伟(2006)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胡仁霞(2004)研究了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认为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后，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市场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因此仍未转变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二是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最终消费率的持续下降。王小鲁、樊纲和刘鹏(2009)认为，有两个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负面影响，一个是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它反映了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低效率和腐败等状况；另一个是持续降低的最终消费率，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将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三是现行政治框架下的行政分权。李永友和沈坤荣(2009)认为，对地方政府来说，财政分权提高了地方政府获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能动性，要想短时间内同时获得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最佳途径就是规模扩张。这不仅是因为规模扩张能较快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基础，而且因为规模扩张的显性特征较明显，即相对于内涵式增长，前者具有更显著的直观效果。[4]四是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张卓元(2005)认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难转变，是因为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产品价格长期受国家管制而明显偏低。林毅夫、苏剑(2007)认为，我国最近几十年来资本和土地密集型的增长是长期实行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能源价格、低原材料价格政策的必然结果。
关于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吴敬琏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在顶层设计上作选择，在这个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要有这样的设计，包括经济系统、法治系统、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等，然后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5]二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王小鲁、樊纲和刘鹏(2009)认为，如果能够通过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效率、制止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及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来促进国内消费回升，通过大力改善教育来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那么我国经济在2008至2020年间能够更好地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仍然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三是改变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张璟和沈坤荣认为，为改变财政分权造成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GDP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以及忽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现状，改变我国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势在必行。[6]邵宜航、刘雅南认为，为抑制信息不对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国上级政府在考核下级政府时应尽可能减少对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加大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考核权重，建立并完善系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体系。[7]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增长方式转型难以考核，因此这种办法对我国而言是不可行的。[8]四是改变被低估的生产要素价格。林毅夫、苏剑(2007)认为，进行要素价格体系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通过提高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以及征收资源、能源使用税来提高资本的使用成本，从而实现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可使企业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体系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企业的最优化尽量接近整个经济的最优化。张卓元(2005)认为，在理顺各项资源产品价格中，重点是调高能源价格，包括提高汽油价格，还要逐步调整煤、天然气、电的价格。
归结起来，这些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认为制度约束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成功，这也是当前的主流观点，主张通过各种制度改革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认为我国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扭曲和低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最优行为是利用这些廉价生产要素进行数量扩张从而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主张通过提高生产要素价格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以上研究缺乏实证的数据支持，一般只是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并且，大多数研究仅局限于中国，或者只是研究某一两个中国以外的国家，没有对世界多个国家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没有普遍的适用性。这里采用翔实的数据对世界多个国家进行国别比较，以获得更可靠结论。
二、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别比较
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评价指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世界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计算公式
用于衡量生产效率的比较普遍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全要素生产率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平均产出，并且是经质量调整的劳动和经投入组合调整的资本的平均产出。这里采用索洛余项法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这种计算方法由Solow(1957)最早提出，后经Jorgenson和其他学者(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 Jorgenson,Gollop and Fraumeni,1987)进一步发展。这里的计算方法与Conference Board数据库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相同。
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用(2)式或(3)式计算出ΔlnA，由于ΔA/A≈ΔlnA，可以把ΔlnA看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表示为：
，其中，ΔY/Y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的增长率。
2.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计算过程
世界各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计算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计算世界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ΔA/A。运用(2)式或(3)式计算世界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具体的计算结果引自Conference Broad数据库，见表1和表2。
第二，计算世界各国的GDP增长率ΔY/Y。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的数据，利用2005年为1消费者价格定基指数将名义GDP换算成实际GDP，然后，再根据实际GDP计算世界各国的GDP增长率，具体的计算结果略。
第三，计算世界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世界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除以GDP增长率得到，即计算公式为，具体的计算结果见表3、表4、表5和表6。
(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分类分析
大多数资源型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小于零，少数资源型国家的TFP贡献率大于零。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大多数资源型国家都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原因是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开采新的资源难度加大，因此资源的生产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下降。少数资源型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正，这是因为有其他因素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发达国家的情况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大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第二种为全要素增长率贡献较小甚至为负数的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德国、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高；以发展服务业为主的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低。究其原因，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相对工业而言较为缓慢，从而以发展服务业为主的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会低于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发达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都大于零，原因是这些国家处于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多的提升空间，较容易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些国家具体可以分成两种类型：韩国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相对较大的国家，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相对较小的地区。
三、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方式影响因素的国别比较
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国别比较发现，有些国家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大，实现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而另外一些国家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小甚至为负数，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使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因素显得必要。
(一)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是集约型增长的必要条件
1.经济学逻辑分析
企业是转型升级的主体。因此，这里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行为进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往往偏重于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行为的研究，但是关于非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行为的研究甚少。这里对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行为进行研究，以此证明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偏好于粗放型经济增长。
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偏好于粗放型经济增长。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包括现行法律执行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未来法律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会增强企业的短期行为，抑制企业的长期行为，从而不利于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律制度有漏洞，法律执行存在不确定性。对于一些较轻的犯罪，可能会被惩罚，也可能不被惩罚；而对于一些较重的犯罪，可能会被严惩，也可能不被严惩。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未来变动性较大，即法律存在不同时点的不确定性。由于法律不完善，企业或居民的知识产权，甚至于私有财产，都存在被侵权的可能性，企业或居民不知道会不会被侵权。在存在这些法律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由于短期行为承担的风险较小，而长期行为承担的风险较大，企业为降低风险，往往偏好于短期行为，而不是长期行为。这种偏好于短期的行为，使企业更加注重规模的扩张，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引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律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选择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会加剧不公平竞争或者无序竞争，而不公平竞争或者无序竞争容易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存在不公平竞争，这种不公平竞争可能损失生产效率或者阻碍技术进步。在不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可以分为较强势经济主体和较弱势经济主体。较强势经济主体具有较强的话语权，较弱势经济主体具有较弱的话语权，这时，两者的竞争就不属于公平竞争范畴。这种不公平竞争抑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究其原因，强势的一方无须提升自身的能力，就能获得竞争优势，提升自身生产效率的意愿不足，而弱势一方由于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其资本积累能力和发展能力被削弱。其所投资金承担的风险更高，因此弱势一方进行长期投资转变增长方式的意愿不足。不仅如此，无序竞争使非正当经营者受不到应有的惩罚，正当经营者的利益因此受损。而非正当经营受到激励，使得非正当经营的范围扩大，正当经营受到抑制。非正当经营(例如假冒伪劣、知识产权的侵犯等)的效率和技术较差，不利于集约型经济增长，而有利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
第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为规避风险而偏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当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时，私有企业长期投资意愿不强，更倾向于短期投资，而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属于长期投资，一般而言在长期内才可能获得回报。因此，私有产权保护不力将会影响企业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集约型经济增长。
第四，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一般会对企业行为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过度干预容易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政府的干预分为正向干预与负向干预。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源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政府的干预使市场能够顺畅地运行，这种干预称为政府的正向干预。然而，有时政府的过度干预也会扰乱市场正向运行，使市场行为产生扭曲，这种干预称为政府的负向干预。杨其静(2011)认为，政府的负向干预使企业的行为产生扭曲。企业为获取政治关联，而投入更多的资金在政治关联方面，从而削弱了企业的技术成长能力。就我国而言，企业短期行为比较明显，而不太愿意放在长期的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上。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明显，企业的短期行为也随之加剧。
第五，当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时，企业以外的外部环境，不利于企业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当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时，在制度缺陷的影响下教育、科研的发展相对落后，企业不能雇用充足的高素质人才，人才储备不足容易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当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时，金融的发展也会相对滞后，不能提供有效率的融资支持，从而影响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另外，在一个规则不完善的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更高，企业短期行为更严重，作为长期行为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动力更弱。
2.实证数据检验
这里选用若干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这些指标包括做生意方便指数、启动程序阶段成本占GNI的比重和企业办理某项经营事项所需时间。其中，做生意方便指数是以1作为最有利经商的规例，该数值越接近于1表示规例越有利于企业经营，反过来数值越大表示规例越不利于企业经营。新加坡做生意方便指数为1，表明新加坡具有最有利经商的规例，美国、日本、韩国分别为4、18.5、2。这里以做生意方便指数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程度的主要衡量指标，该指标小于等于22可以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而大于22则被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另外，启动程序阶段成本占GNI的比重和企业办理某项经营事项所需时间作为辅助衡量指标。
一般而言，做生意方便指数较大的国家，其他衡量指标的数值也较大(见表7，下页)。启动程序阶段成本占GNI比重、企业办理某项经营事项所需时间亦验证了做生意方便指数的结论。
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完善是决定该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大小的前提条件。第一，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都不高。例如，除俄罗斯外，2001～2010年，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分别为－33.97、28.91、22.41、18.75、5.22和－16.09，这些国家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第二，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高。2001～2010年，日本、韩国、德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分别为76.39、56.10、41.97，而其他国家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则较低。总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较高(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条件(或前提条件)，但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充分条件，即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并不一定会导致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
(二)先进的生产要素或者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
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资源。土地和资源的质量在世界各地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存在差异的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决定劳动力素质高低的主要是该国的教育科研水平，决定资本投入效率差别的主要是该国融资制度效率的高低。因此，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素质和高效率的融资制度。
1.排名世界前列的教育科研水平
实现增长方式转型，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需要相应的人才、研发力量和教育科研体制的支持。集约型经济增长是知识密集型的，没有高端的人才和研发力量，只有中低端的人才和研发力量，是不可能推动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另外，先进的教育科研体制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先进的教育科研体制，人才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人才和研发力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
由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可知，实现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国家具有先进的教育水平。德国、日本、韩国这些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高的国家，高等教育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低的国家，高等教育也比较落后(见表8，下页)。
2.高效率的融资制度
为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使资金能够配置到效率高的部门，必须建立高效率的融资制度。由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完善，资金的配置效率低，因而抑制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也阻碍了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低效率的融资制度不利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传统企业，尤其是传统中小企业，其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不完善的融资制度，使这些企业不能有效地获取技术升级和更新改造的资金，企业只能在原来技术水平上进行生产和规模的扩展，从而使其具有粗放型增长的特征。
另一方面，低效率的融资制度不利于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欠发达、市场运作不规范、融资效率低，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缺口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要严重得多，从而大大地抑制了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三)政府的政策支持
政府对高新产业和增长方式转型的政策支持，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世界各国制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各种政策，包括兴办科技工业园、选择重点优先发展、推进产官学合作、提供税收信贷优惠等，这些政策刺激了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结论和启示
综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条件或前提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除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外，还需要先进的教育科研水平、高效率的融资制度、政府适当的鼓励支持，方能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前苏联、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等虽然都实施了鼓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但是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原因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市场配置对增长方式转型是第一位的，政府干预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让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应主要通过市场力量来实现。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干预不能越俎代庖，试图取代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对增长方式转变不但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甚至可以会起到阻碍作用。市场配置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而政府干预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也就是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先进的教育科研水平和高效率的融资制度起到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鼓励政策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在现实中，在促进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重视政府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鼓励政策，但往往会忽视市场对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性作用，由此导致转变增长方式的努力收效甚微。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经济增长方式影响因素的国别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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