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的几种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几种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就已宣告了社会主义运动中乌托邦思潮的终结。然而本世纪初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乌托邦思想却不断以各种新的面貌一再出现，尤其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人本主义各流派中。它们的一些代表人物不仅明确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直接为现代条件下乌托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广泛的理论论证。马尔库塞认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即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能够从科学转向乌托邦，并非从乌托邦到科学。”（《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版第63页）这就是乌托邦思想的现代宣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思想的具体理论形态可分为三种：（1）乌托邦“本体论”，主要代表是布洛赫。布洛赫从自然、 社会和人类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美好境界的内在发展趋势来说明乌托邦具有“客观”的基础，或者说乌托邦就是世界的本质。（2）乌托邦“终结论”，主要代表是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终结”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念的终结。他们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论论证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只能从人的本性、心理结构和个性角度才能得以阐发。因此，这种乌托邦实际是恢复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性、爱等所谓人性的东西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的思路，“终结论”实质上可以称为“恢复论”。（3）乌托邦“替代论”，主要代表是哈贝马斯和高兹。他们认为，马克思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设想实际上带有资产阶级“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生产主义”的特征，这根本不能说明真正合理社会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哈贝马斯提出要从“生产范式”转换到“交往范式”，用“交往社会的乌托邦”取代“劳动社会的乌托邦”；高兹则在经济理性批判的前提下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乌托邦”已经崩溃，应该用“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取而代之。
一、乌托邦的“本体论”
为什么要在二十世纪凸现“乌托邦的精神”呢？布洛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物化”了的世界窒息了人们追求美好世界的乌托邦精神，其结果是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对“未来”的感觉。于是布洛赫要为被物化世界所禁锢的人们找回美好的社会追求。
布洛赫全面考察了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从一草一木到山川日月，从神话传说到音乐主题，从孩提梦幻到社会理想，从《精神现象学》到《浮士德》……布洛赫认为这一切看起来没有联系的现象实质上包含着共同的“乌托邦精神”。他要证明，在世间的所有事物中，都蕴藏着渴望、期待、追求更美好境界的乌托邦精神。人们过去没有发现它，或者说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它的存在，现在，该轮到他来向世人公布这个世界的“秘密”了。而一旦人们真正了解了事物发展的真正意图和本质，就会激发起无限的创造力，摆脱现实的束缚，使这个世界真正按照人的意愿、符合人的本性的方向前进。因此，在布洛赫看来，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种朝更美好、更完善状态发展的“潜力”，事物因此而得以进化和前进，离开了这种“乌托邦”潜力，我们的世界将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世界。这样，布洛赫就把“乌托邦”看成世界的具有本质和“本体”论意义的东西。然而，对布洛赫来说，更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也放到乌托邦体系中来加以说明。
布洛赫认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任何进一步的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都是决定性的。因为在对未来社会的前景设计上，马克思正确地把人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核心。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不矛盾性表现在：不管马克思是如何论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他的最终目标是人，这是任何真正的乌托邦都共有的特点。但是，布洛赫认为，对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其不适合的地方。其一，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作“冷静”的分析时，他实际上在经济学中驱逐了一切拜物教后，却以一种泛逻辑的、泛神论的和神秘的方式来看待“生产力”，因而忽视了在社会主义中有许多超越经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接近于‘纯粹理性批判’，而‘实践理性批判’还没有写出来。”（《布洛赫全集》第3卷第304—305页）其二， 马克思没有完全摆脱自发主义和客观历史规律的观念，把历史看成一个由于经济发展便一切随之变化的线性过程。布洛赫认为不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类似于“自然规律”的“历史规律”，所谓的“历史规律”只不过是多种发展趋势中占主导地位、多种发展可能性中最有希望实现的一种“可能性”。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第二国际机械唯物主义最终把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僵化为经济主义和自发主义的客观主义。布洛赫的结论是，由于马克思思想中精神文化因素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乌托邦”的火焰时时被“科学”的冷雨所扑灭，因此“社会主义从科学到乌托邦的步子显得太大了。”（《布洛赫全集》第5卷第726页）最终造成了革命想象的营养不良。而乌托邦的精神，并不是什么要从外部加到马克思主义中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乌托邦的想象，布洛赫认为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它进一步突现出来罢了。
布洛赫乌托邦思想最突出之处在于他不仅一般说明乌托邦的社会历史意义，更在于他要从“本体论”的角度，即从世界的“本质”意义上阐述乌托邦存在的“必然”。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或者说“就是”乌托邦的世界，从客观世界来说，它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发展“趋势”和“潜能”，而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是对这种趋势的认识和对发展前景的美好想象。布洛赫认为，“生活作为一种整体，充满了乌托邦的设想。”（《未来的哲学》纽约1970年版第88页）因此，“本质不是完成了的客观实体，相反，世界的本质位于前方。”（《布洛赫全集》第5卷第18 页）而乌托邦的本体论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的历史“人类学”，更是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宇宙学”。布洛赫认为他的“希望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成为这样的哲学。
二、乌托邦的“终结论”
1967年，马尔库塞在柏林自由大学作了题为“乌托邦的终结”的讲演。马尔库塞的“乌托邦的终结”的意思是：第一，它可以理解为人们“旧式”乌托邦观念的终结。人们过去把乌托邦等同于“空想”、“不可实现”，而现在，人们所想象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或“不可能”的。第二，它从严格意义上说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新的可能性不再被认为是旧的历史和环境的延续，更不能被认为存在于与旧的历史和环境相一致的同样的历史统一体中。”（《五篇演讲》波士顿1970年版第62页）因此，新的人类社会环境的可能性不应在历史的发展中出现，而是根据人们对现实的否定，在人们的想象中出现，任何根据历史现实运动去构想未来社会的“乌托邦”便终结了。
第三，“乌托邦的终结的概念在今天意味着至少必须讨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定义。”（同上书第62页）马尔库塞认为，其一，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概念在今天已经是不适合的了。他直接批评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命题：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从而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根本的原因，马尔库塞把此称为“对生产力的崇拜”。（《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1页）他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在今天发达工业社会已经达到，但并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相反，工业社会生产力越是发展，却越阻碍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因此，社会主义过渡的最终根源不能在生产力中去寻找，只能到生产力之外的人的意识和人的本能结构中去寻找。其二，必须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实质。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在西方世界公诸于世时，马尔库塞说，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他认为，马克思是把消灭了异化和物化的‘实证的共产主义’看作人本主义来加以叙述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这样，马尔库塞就用“存在—异化—消除异化”的存在主义语言和公式界定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其三，必须批评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他整个批判所依赖的基本假定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克里姆林宫为了论证其政策的合理性而传播的“意识形态”，因此，苏联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的真正内容和实质：它不是抛弃乌托邦，而是赋予乌托邦以新的意义，为乌托邦辩护，恢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人性出发批判现实、构建未来社会的努力，并用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的观念对此作进一步的佐证，阐明当代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不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竭力批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有效性和理论基础，因此，“乌托邦的终结”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终结。马尔库塞说：“如果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表达乌托邦的终结“这个纯理论的观念，那么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即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能够从科学转向乌托邦，并非从乌托邦到科学。”其理论倒退的性质昭然若揭。
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上，弗洛姆也是和马尔库塞一样沿着大体相似的道路思考的。其一，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从他关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所谓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是指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真正的基础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历史规律，而是人性的要求和展示，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就和历史上任何一种救世和人道主义运动是一样的。其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同上书第69页）社会主义是作为某种实在的东西的人的本性的第一次真正的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满足人们的不是真正的需要，而人的真正的需要是指那些对于实现人的本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其三，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人道主义思想是始终如一的。如果人们硬要把马克思分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的成熟的马克思”，那么弗洛姆认为情愿把社会主义跟前者联系起来，因为如果没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他后来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上书第86页）因此，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基础之上。
三、乌托邦的“替代论”
哈贝马斯深感社会主义观念在当今西方人心目中已经衰落，他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理想的热情的减退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穷竭”。但他所谓的力量穷竭了的乌托邦是“传统意义上”的把未来希望寄托在“物质生产劳动”，把“劳动”看成解放潜能的、“把科学、技术和计划想象成合理控制自然与社会的无可失误的、广可造福的工具”的“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哲学译丛》1986年第4期第63—4页）这种乌托邦有两个主要特点：（1）把社会解放的希望放在“劳动”基础上， 认为从劳动形式的变化（比如从不自主的状态向自主状态的变化）中可以产生新的社会和生活形态；（2）在未来社会的设想上， 一切未来的生活形式都是围绕目的合理性“劳动”形式的合理化来构想的。
哈贝马斯对所谓“劳动社会的乌托邦”的批评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念的批评，认为在对合理社会的构建上，要实现一种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换。其一，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问题上，由于马克思把“劳动”仅仅理解为目的合理性的行动，因而目的合理性的行动就成了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 页）其二，在人类历史的本质问题上，由于马克思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变成了“工业”和“交换”的历史。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逻辑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矛盾的产生——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通过阶级斗争——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出现……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社会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不断发展、不断进化；那么，哈贝马斯的社会发展逻辑就是：交往——知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新的需要产生——现有的社会系统无法满足新的需要——社会按发展了的知识能力和水平重新建立社会组织原则——新的社会一体化形成——知识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产生新的更高的需要……，社会就是在交往中产生的更高知识水平和能力的推动下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一体化）不断进化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实质是一种在“交往”中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提高的“可能性”。
和哈贝马斯论证“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力量的穷竭”一样，高兹也说到“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乌托邦的崩溃”。“工业社会的乌托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领域的扩展将使人类从匮乏、不公正和痛苦中解放出来；这些发展将给予人类统治自然的最高权力和随之产生的自我决定的最高权力；它们将把劳动变成一种创造世界的和本身诗化的行为，在其中，每个人的无与伦比的个体的实现被组织起来——既作为权利又作为义务——服务于一切人的解放。”但是，在高兹看来，“这种乌托邦已荡然无存。”（《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8页）
高兹认为，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乌托邦”向“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的转变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理性”的转变。他认为，在前工业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劳动和生产的原则是“够了就行”，即“不是要更多的东西来满足需要，更多并不是更好。”（《经济理性批判》第112页）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后， 我不再为我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市场，于是，我需要学会核算。“经济的合理性是从计算和核算开始的。”“计算和核算于是成了具体化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考虑的是每单位产品本身的劳动的量，而不管那种劳动的活生生的体验：它带给我的是愉快还是不愉快、它要求的成就的质以及我和产品之间的感情的和美学的关系。”（同上书第110页）因此， 劳动的原则就从传统社会的“够了就行”发展到工业社会的以“越多越好”为准则的“经济”合理性。
对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理性）的批判，目的在于确立新的合理的行为“理念”。他指出，人们要“逃脱经济合理性的控制”，尤其要认识到“更多并不必然更好，挣得更多、消费得更多并不必然导致更好的生活，因此，能够有比工资的需要更重的需要。这时，‘以市场为基础的秩序’就受到根本的挑战。”（同上第116 页）“更好”也许意味着与“更少”有关，以这样的“理性”或“合理性”建立起来的将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即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或“后工业社会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乌托邦思想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许多方面都显示出某种繁荣景象、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时产生的，在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已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对社会主义抱有极大的热情，这是非常可贵的精神。现代乌托邦思想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刻、全面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设想，对启发现代大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现代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高度评价乌托邦思想的意义并把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来源之一，这种评价仍然适用于现代乌托邦。
但是，从社会历史观的基本理论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思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归根到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解决私有制与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根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种种社会矛盾问题。因此，仅仅从文化道德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它没有触及这种社会体制的本质。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思想犯了与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观念同样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424页）因此，只有从生产方式上，从社会基本矛盾上， 并且把其他种种社会矛盾问题归结到社会基本矛盾上，才能揭露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在这个关键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样，“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20页）这是现代乌托邦真正的空想性质。
我们认为乌托邦是“空想”，并不是看它究竟对未来提出了什么设想，重要的是看它的设想是在什么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对未来曾作过各种各样的描绘，有的在后来已实现，有的没有实现，单凭这一点可以是判断什么是“空想”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全部。有许多同样的设想，但提出的出发点不一样，因而有的是“空想”，有的却不是。如关于未来社会消灭私有制的理想，某些宗教观念从神意出发加以宣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从理性原则加以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从社会结构的运动变化论证其必然，由于理论基础的差异，才有“科学”和“空想”之别。“乌托邦”和“科学”之别，本质上是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而不是从思想概念出发研究了人类历史的客观过程；它的理想社会的结论，不是理性原则的要求，而是社会运动的必然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从“生产范式”向文化、价值“范式”的转变，从“科学”到“乌托邦”的转变，靠此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和“必然”，这只是一种理性原则的推导。靠此来指导人们的革命实践，这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能是一种幻想。
失望和幻想——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理想主义者的心境生动传神的刻划。一方面，他们对已确定了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失望，对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文明失望，对西方传统价值理念失望，对当代人的精神风貌失望，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满意，总之，对当代的一切都感到厌倦。但另一方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他们是深受西方启蒙精神薰陶的理想主义者，身上既刻有人文主义崇高价值理念的烙印，又背负着宗教救世渡生的十字架；既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对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武器，又从马克思那里借来革命的热忱。因此，外面的世界即使无奈又无奈，也要拿起唐吉诃德的长矛挥舞一番。即使没有航标和灯塔，但心中的希望和幻想尚存，于是“乌托邦”便成了抗议现实和躲避现实的理想之路。这是现代乌托邦理论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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