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想像论文,现象论文,神话论文,青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现象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容忽视的客观历史存在，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实际上，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现象在和启蒙现代性如影随形的同时，作为一种审美文化表现形态，既寄寓了对民族国家复兴和美好生活建构的渴望，又同时赋予了现代中国作家“战士”的气质，极大地突显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因此，全面梳理“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现象在20世纪初和世纪末两次不同历史背景的社会转型中完成的、从确立到被消解的、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准确把握青春书写在当代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现象，我们很有必要对其出现的历史背景进行理性务实的源头追溯。
晚清以来的中国，遭遇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①，不得不去面对“中国的问题”：“一个古老的文明已被强制性地纳入了与西方新文明的经常而密切的接触之中，而这一古老文明已明白显示出它完全无力解决民族生存、经济压力、社会与政治的无序，以及思想界的混乱等紧迫问题。”②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本土农耕文明冲击的日益加剧，首先进入精英知识分子视野的是进化史观。1898年，严复译介《天演论》，中国民气也为之一变，“构成了一种西方人士昵称为清王朝没落年代的‘少年中国’的政治和知识倾向”③。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避难东瀛的梁启超首倡“少年中国说”，以汪洋恣肆的大手笔提出“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④，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1915年，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称“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於新鲜活泼之青年”⑤，字里行间传达出对“新青年”的深切召唤。同是《新青年》阵营主将的李大钊发出了对“青春中国”再生的期盼：“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⑥周作人则明确提出要废弃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⑦。鲁迅也倡言“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⑧。毛泽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性言说更是激发了几代中国青年的壮志豪情！一切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⑨。
随着“青春”的被发现，政治家、文学家在时代风潮的强劲裹胁下，也都选取“青春”这一符号来作为“新”“启蒙”“革命”“新中国”等意识形态神话的形象载体和生动注脚，以至于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核心范畴。同时在个体经验、叙事模式等层面明显带有意识形态想像的神话叙事色彩。
“青春想像神话叙事”，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表现形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价值观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五四新文学一个颇为显著的特征是，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个人的发见”为价值追求的逻辑起点，尊重个人、崇尚自由、反抗专制，从而确立了对个体的人的终极关怀。但有一个问题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尽管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新青年》同仁一致鼓呼“青春”，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几乎是停留在理论的提出和建构方面，缺乏有代表性的文学创作实践。以鲁迅为个案。他一方面“听将令”，以改造“国民性”作为中心主题进行小说的创作，担当起思想启蒙的急先锋，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学的旗手和新文化的典范。而另一方面，他又一直就对思想启蒙的实际功效产生极大怀疑：无论是《狂人日记》的文化反思，还是《药》的批判理性，都饱含着鲁迅对于启蒙话语深度绝望的生命体验、对于“改造国民性”艺术追求的强烈质疑。我们看到，“救救孩子”的孤绝呐喊，实际上“孩子”已经无药可救，“青春”言说也只能归于无效。一切直到郭沫若在文坛的横空出世，青春想像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开始自己的神话叙事。郭沫若注重“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女神》即塑造了“开辟洪荒的大我”——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郭沫若在飞扬青春的高歌猛进中表达了文学新贵的痛苦、渴求和期盼，开启了“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的激情写作。但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将个人的青春期躁动和社会文化转型期暗合的、不加节制的宣泄，正如同勃兰兑斯评述1830年前后同暴力统治进行过战斗的作家那样：“这一群作家没有留下什么真正伟大的作品，他们起的作用多半是否定的、荡涤的、毁灭的和除旧布新的。他们的强大在于他们的怀疑，他们对奴性的仇恨和他们的个人主义。”⑩这就是当下出现的、对于郭沫若经典作品两极阅读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伴随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社会失效，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由狂飙突进的显性表达逐渐转向了服务政治的隐性描写。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以“革命的浪漫谛克”为典型形态的“革命+恋爱”小说登上了文坛。蒋光慈曾指出“革命”、“恋爱”之间的内在关联：“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得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谛克更要比其它诗人能领略革命些！”(11)然而，“革命”与“恋爱”并没有“青春想像神话叙事”想当然般“和谐”。众所周知，“革命”是以宏大的政治使命为当然前提，强调“战士”般服从、集体性，具有意识形态的明确诉求，追求的是一种政治理性；而“恋爱”则发生在男女交往之中，强调“诗人”化自我，属于个人私密的生活空间，表达的是一种自然欲求。实际上，“革命”作为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极度压抑并最终取代了“罗曼谛克”的“恋爱”，成为唯一的能指，以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反复确认了对于革命、青春的激情叙述。情爱元素的巧妙植入，在实现了革命图景和爱情故事有效对接的同时，还迎合了青年读者对于革命和情爱的双重浪漫想像。现在以蒋光慈辞世作《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的经历为个案，来具体观照“革命”与“恋爱”的最终指向。李杰本是“李家老楼”的大少爷，受过良好的教育，只因个人婚恋自由遭到父亲的横加干涉与剥夺，毅然同家庭决裂，参加革命。李杰怀有改造社会的革命激情，但与生俱来的家庭出身和知识精英的某些人格弱点，让他无法获得贫苦农民的绝对信赖以致时常陷入思想矛盾的情感漩涡。我们看到，李杰主动放弃知识青年的精英立场，自觉接受工农大众的政治启蒙，完成了知识精英工农大众化的主体重构。同时，用革命理性去刻意延宕甚至消解自己的情爱诉求。这也就生发出现代中国作家社会身份的历史吊诡：极力去表现作为“战士”而存在的社会价值。“诗人”只不过是外在气质，“战士”才是内在属性。当现代中国作家的“战士”形象一旦被确立，那么“青春想像神话叙事”作为辅助于政治启蒙的主要表现形式，演化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追求。由于左翼作家大都缺乏实际革命经验，所以他们笔下的革命，差不多都是“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的艺术表达。“革命+恋爱”小说是青春想像神话建构的重要艺术表现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新青年”合理成长为左翼文学中的“革命者”。
谈及1930年代“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现象，作为非左翼作家的巴金，同样是以“战士”的姿态从事文学创作。从其处女作《灭亡》开始，巴金就生动回应了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个性解放、人格自由所做的文化构想，特别注重描述青春个体充满叛逆与追求的躁动情绪和冷酷黑暗的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家》更是直接将年轻一代与社会、与礼教、与家族的对立简化为代际矛盾，集中关注亲子关系的情感冲突和家庭关系的时代新变，从社会文化意义上去表现“父”压抑“子”的个性、“子”面对叛“父”与惧“父”的双重阴影以及父亲形象被放逐、新的形象正待重塑的思想主题。我们注意到，小说通过年轻人的青春、爱情甚至生命的被摧残，来控诉“老朽”们的罪恶，将年轻人从“父之子”到“人之子”的意识觉醒和生命突围以及与社会、礼教、家族之间的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巴金对于青春充满想像，所以他在觉慧身上寄托了对生活的信念和对青春的礼赞，设计了让他从大家庭出走的光明出路，给读者也给自己留下了一线希望。
到了1940年代，“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现象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西北角”——延安进行了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塑形的进程。1942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讲话》正面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特征，就是要以为“工农兵”及其政治服务为宗旨。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由此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文艺运动。新秧歌剧《兄妹开荒》，通过兄妹二人在开荒劳动中的一出喜剧冲突，刻画了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翻身小字辈农民乐观、开朗的独有性格特征。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敢于和恶势力斗争的、富有朝气的新人的文学典型。之后还涌现出马烽与西戎合写的《吕梁英雄传》、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孔厥与袁静合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一大批小说。与1920年代、1930年代文学不同的是，“青春想像神话叙事”已经从精英知识分子的书桌案头位移到了民间的广阔天地，内涵和外延更加深广，这也和当时社会政治语境密切相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时间开始了”，“青春想像神话叙事”依旧弥漫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天空。王蒙的《青春万岁》用野营、集体舞、篝火晚会、学习评奖等一系列中学生蓬勃上进的精神风貌指向了1950年代初期火热的政治年代；柳青的《创业史》有着对梁生宝这位合作社未来的年轻领导干部的想象性书写；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初版，1962年第二版)用女主人公反叛出走、自由恋爱、投身革命的经历展示了以自身青春活力来挣脱束缚的勇气……同期及此后的革命历史小说大多践行这一想像模式。我们不妨对《青春之歌》进行一番再解读，来观照“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的具体运作。
在充分展开对《青春之歌》的论述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简要梳理现代中国女性作家话语变迁历程。在延续数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女性一般没有自我言说的个人权利，因此可以说，女性的主体意识是缺失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妇女解放运动，促成了女性作家迅速崛起，开始以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存体验和言说方式来揭示中国女性在自我解放的前行道路上的真实感受。从冰心偏重用“爱”与“美”拯救世界的确信、庐隐对把握自身命运的种种精神困惑的哀伤自叙、淦女士(冯沅君)对断绝肉欲的精神纯爱的自诩，到前期丁玲的欲望突围后面对沉重的肉身的苦闷心绪、萧红对生死场上女性在历史与现实的重负中挣扎以至于消亡的恐惧与绝望，到张爱玲对现代女性心理缺陷、命运悲剧的反省与批判，组成了女性观照现实世界与自身青春的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序列。杨沫主动地、有意识地把女性话语序列表征出来的妇女解放的价值重心向图解意识形态、革命话语的宏大叙事倾斜，以“战士”的姿态加入由男性创立并主导的“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的“同一首歌”的大合唱中。小说言说的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林道静，抗婚出逃，却投亲不遇，出于感恩抑或真情的考虑，开始了和余永泽的青春青涩之恋。可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又让有着野性人格的她“陷在忧郁的情感中而无力自拔”。这时，“专爱研究国家大事”、有着“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的卢嘉川适时出现，极大地引发了她的爱慕心理，“似乎黯淡下去的青春的生命复活了”。这就是林道静和卢嘉川的精神纯爱之恋。而后，林与余决裂，出走投身革命。在和江华领导秋收运动和学生运动时，两人多次接头碰面，随后开始了革命理性之恋。我们惊奇地发现，林道静摆脱“父权”、逃婚出走寻求新生活以及摆脱“夫权”、离弃余永泽而参加革命，实现了对男性中心话语的解构、初步建构起女性的自我。但与卢嘉川、江华的两性交往却将个体经验指向了超验理想，以女性皈依男权的革命政治话语、认同男性的青春想像神话，自觉放弃了女性解放、个性解放的终极事业，断然终结了五四以来现代中国女性作家寻求解放的所有努力。
当历史演进到1980年代中期，又一次社会转型出现：商品经济风起云涌、主体意识迅速崛起，中国人过去执著追求的启蒙即遭瓦解。在这种话语转型的当头，王朔一反1980年代前期广大作家借助于文学手段重新获取思想启蒙的主体地位的常态，以躲避崇高、亵渎神圣、消解权威、颠覆传统的新姿态粉墨登场。正如王蒙所说，“他(指王朔，引者按)和他的伙伴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12)。
在王朔的小说中，有一组人物自成系列，那就是顽主：如《空中小姐》中的“我”，《浮出海面》中的石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橡皮人》中的“橡皮人”，《顽主》中的于观、马青和杨重，《一点正经没有》中的方言……他们大多是红色新贵的子弟，生在红旗下、长在京城某大院，有过红小兵的革命经历；后来都当过兵，复员回地方后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心理失衡，因而对现有生活严重不满，却又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和能力。他们空虚、迷茫，无事生非或者不光彩营生。这些“顽主”系列形象有着王朔本人的个人经验和生存感受，王朔对此也直言不讳：“我写东西都从我个人实例出发。而我接触的生活，使我觉得只要把它们描述出来就足够了”(13)。
我们不妨以《动物凶猛》为例，来看看还处在青少年时期的顽主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主观感性认知。小说开篇就说“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接下来便开始诉说自己那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父辈们“大都在外地的野战军或地方军区工作”，因此，缺乏管束的“我”和其他部队大院子弟“像孤儿一样快活、无拘无束”：一块儿抽烟、逃学、揸架、“拍婆子”……“我”自从“溜撬”进了米兰的闺房、偶然看到墙上的照片后，就对米兰迷恋到忘我的程度。即使就在划定期末考试复习范围这样非常重要的课堂上，“我”也忽然按捺不住了，“两个圆和一条直线”，意指着“我”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的生理和精神的双重“勃起”。米兰钟情于高晋并与之出双入对，“我”是不能接受的。在“我”看来，米兰“是一个可怕的诱惑”、“一朵盛开的罪恶之花”；最终“我”报复性地强暴了她。《动物凶猛》真实反映了还处于青少年时代的“顽主”们青春期的躁热和冲动，向读者奉献了他们在自我矛盾和时代激流下的青春“病历”和有关那个大时代的、自己版本的“心灵史”。
王朔的“顽主”系列彰显了中国青年在政治教化遮蔽下难以言说的精神苦痛。与此同时，王朔以青春、欲望的另类叙事消解了“青春想像神话叙事”，刷新、重构了20世纪中国文学青春书写的言说规范。
在新世纪初肇始的消费风潮的当口，文化产品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运作、快餐化消费成为潮流，文化走向众神狂欢的多元化图景。一些作家以怀旧、身体两个路径对青春做了再次书写。因此无论从哪条线路出发，都始终保持着与启蒙语境下的“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疏离的言说姿态。
怀旧。当下的中国人，正处在一个极速变化的大时代，纷扰多变的现世生活和应接不暇的新生事物令人兴奋、浮躁、迷狂甚至难以自拔，以致产生吉登斯所归纳的“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14)的问题。要想消解“那种丧失了真实的‘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对异化的‘变形记’式的痛苦感受，那种找不到‘场景(frame)’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15)，怀旧是一个最为普遍、也最切身的途径。近年来，有两本怀旧题材的青春小说值得一提，那就是都梁的《血色浪漫》和吕挽的《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
《血色浪漫》中钟跃民们是红色新贵子弟，“文革”那个“火红的年代”到来时，正处青春期后期的他们已经到了当红卫兵的年纪。他们穿着将校呢军服，身怀利器，在北京的街头成群呼啸；他们“拍婆子”；看商务印书馆出的白皮书灰皮书……铁杆“顽主”钟跃民在和周晓白、秦岭、高玥、何眉的两性交往中，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钟跃民人到中年，却仍无法摆脱“生活在别处”的疏离感，总在寻找“在路上”的体验。小说给他的界定是“谁说鲜血和浪漫无法统一？这就叫血色浪漫。钟跃民，一个背着菜刀的诗人”。《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以女主人公周蒙的感情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个青春期的沉重故事。周蒙和初恋男友李然相恋多年，但带着“顽主”习气的李然向往“在路上”的生活状态，两人最终还是劳燕分飞。十年后的重逢，昔日情侣默默相望，内心波涛汹涌。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思维定势不同的是，小说言说的是“青春的空灵与沉重”的话题。《血色浪漫》《动物凶猛》《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分别刻画了1950、1960、1970年代生人的青春经历，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青春系列，我们可在他们穿越感性、审美的表象去探究现代人的心路历程的怀旧中去品味青春的情绪记忆。
身体。物质化欲望化催生了追求快感、沉迷肉欲的“像卫慧那样疯狂”的“上海宝贝”。倪可和阳痿的天天无需工作，在一起是没有性爱的物质依恋；而与德国佬马克的结合，全在享受一种被征服的快感。小说着力渲染倪可对于化妆、酒吧等消费文化风尚的近乎神经质的癫狂体验，延续并强化、放大了卫慧在之前小说《像卫慧那样疯狂》中就已阐发的心路：“我们的生活哲学……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卫慧们以“我的青春我做主”这种貌似前卫、无所顾忌的书写方式冲破身体的牢笼，但实际上是在迎合男性读者的阅读期待，客观上强化了男性统治的话语逻辑。
还有一个男性身体书写的另类文本需要引起我们足够关注，那就是葛红兵的《沙床》。这部小说通过已是中产的学者兼美男作家诸葛教授与裴紫、张晓闽、Anna、罗筱等女性的情欲纠葛来反映现代人心灵的孤独和无根的尴尬。诸葛教授虽有家室，但妻子始终处于“在场”却“缺席”的状态。他觉得：“所有的契约都有有效期，婚约却没有，为什么？不让你反悔。结婚就是你买了一件不实行三包的三无产品。”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对自己的“家”感到厌烦，通过隐婚、与异性的各种性爱游戏(参加裸体派对、来往沪宁约会网友、和女大学生保持暧昧关系、以肖邦为背景音乐和健身教练做爱等)来摆脱心灵之苦，青春身体如此放纵原欲，必将走向迷茫和颓废的不归路！
从“人文启蒙”到“政治启蒙”，“青春想像神话叙事”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表现形态，既是复杂的审美现象，又是复杂的文化现象。推崇“青春想像神话叙事”的思想启蒙，不仅真实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观，同时也深刻印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天然结盟。商品经济语境下，启蒙自我瓦解，“青春想像神话叙事”也随之终结。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内涵丰富性，就会失去对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性质的整体把握与科学认识。
①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鸿章全集》第2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74页。
②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英汉对照版)，欧阳哲生、刘红中编，邹小站、尹飞舟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③[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
⑤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⑥李大钊：《青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1页。
⑦周作人：《祖先崇拜》，《周作人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23页。
⑧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⑨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页。
⑩[丹麦]勃兰兑斯：《新文学的价值》，《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11)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12)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13)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
(1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15)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标签：神话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青春之歌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血色浪漫论文; 顽主论文; 动物凶猛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