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清流与同光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清流论文,政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传统。作为封建统治面临危机之时出现的一股试图“起蔽振衰”的舆论力量，清流的出现往往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会对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等诸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晚清清流也是如此。它是在同光年间民族危机严重、封建政治腐败、统治集团斗争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其纠举弹劾、图谋变革的言行也给同光两朝的内政外交带来了相当的影响。
关键词：清流 同光政局
19世纪70年代后期，即同治末年光绪初元之季，清代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标榜风节、纠弹时政的士大夫。他们以“平章国故，摩励群僚为己任”〔1〕，以“遇事敢言”，敢于“弹劾大僚为贵”〔2〕，要求改革内政、整肃纪纲、抵御列强。“几几乎有宋元祐之风，一时遂有清流党之目”〔3〕。
清流派成员思想活跃，自负直言。作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劲旅，其主张及活动曾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在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清流派自身的源流演化也颇为复杂，以中法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本文拟就前期清流与同光政局的关系作一探讨。
清流亦称清议，是指封建社会那些不当权，但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而言。历史上，每当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之时，统治阶级中不当权的知识分子里总有人挺身而出，试图补偏救弊，“挽狂澜于既倒”，这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晚清清流也是如此，它的成员主要是由都察院和翰林院当中的“言官”和“讲官”组成，人称“清流的领袖是一些著名的文人，他们或在翰林院，或在都察院，或在京师的藏书楼读古籍”〔4〕。19世纪60、70年代， 正是封建统治日趋腐败的关键时期，外则列强环伺，衅端屡作，内则“吏治日偷，民生日窘，怨恫交作，灾害频仍”〔5〕。尤其是历时两年， 地跨九省的“丁戊奇荒”，使全国人口伤亡达四十分之一强，原本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也因灾荒频起而更趋激化。严重的社会危机促使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近代士大夫秉承古之遗风再成清流，晚清清流的出现，与同光之交的政治局势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慈禧与奕的矛盾是孕育清流派的温床
辛酉政变后，慈禧与奕一同成为晚清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他们鉴于肃顺唯严是尚，屡兴大狱以至天怒人怨，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的教训，一上台即摆出“询切刍荛”的谦恭姿态，多次申谕中外大小臣工，“于朝迁用人行政各有所见，务当据实直陈，毋得稍存畏匿隐忍之见。”〔6〕这种态度， 无疑为清流派的畅言直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最高统治者不仅对清流派的言论持宽松、放任的态度，有时甚至还会有意纵容。在共同政敌先后被翦灭的同时，慈禧与奕的矛盾也因难以容忍两个权力中心的并存而逐渐公开化，且愈演愈烈。慈禧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便借御史为耳目，以翰苑为喉舌，对清流弹劾权贵常加鼓励，以监视和牵制奕等人。因当时科道可“风闻言事”，清流的弹劾常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未必有据。如张佩纶为翰林时，“频上书弹京省官吏，封章多于台谏，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姿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意，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复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摅”〔7〕。 正是由于慈禧的纵容，清流人物便放胆而行，一方面是遭弹劾者接二连三地被罢免，一方面是弹击别人者“藉此得美名”，不断地受到“非常恩宠”，故“台谏生风，争相弹击”〔8〕，一时“清流横甚”〔9〕。
慈禧利用清流牵制奕，反过来，奕也借助清流反击慈禧，力保自己的地位，并与慈禧抗争。为此，奕对清流人物也千般笼络、百般恩宠。如清流派的领袖人物李鸿藻，奕就对其多有嘉誉，曾多次表白“李公爱我”〔10〕；李鸿藻对奕更是有意靠拢，倚为靠山，故二人虽政见不同，却互相利用，“交谊甚笃”。〔11〕再有清流派中有“青牛角”之称的干将张之洞与张佩纶，由于一贯锋芒毕露，四处“触人”，不免招许多人忌恨，却也颇得奕赏识。伊犁事件中张之洞连上19疏，洋洋洒洒，言所欲言，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弹劾军机处的，作为军机处领班大臣的奕却一直心平气和，“每逢会议之期”，仍“颇为虚心谘访”。〔12〕中法战争前夕，张佩纶入为总理衙门大臣行走之后，恭王“更是恨相知晚，署中事悉倚办”。〔13〕既有太后的恣纵，又有首席军机的恩宠，清流派就这样在最高当权者剧斗的狭缝中应运而生。
二、军机处内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清流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鸿藻与沈桂芬分别于1865年和1867年入军机处。由于沈桂芬独断专行，使得曾为帝师的李鸿藻颇不服气。加之两人政见不合，且一南一北，地域观念和门户之见很深，两人矛盾逐渐加剧。因李鸿藻在军机处内势单力薄，难以与沈桂芬抗衡，便拉拢一批科举出身的言官作为心腹，尤其对直隶同乡如张之洞、张佩纶等人更是多方举荐、全力提携，籍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并收取时誉。当时，高度的皇帝集权使得原本享有条陈参政、弹劾官邪的监察官员位卑权轻，形同虚设，于是都察院和翰林院中那些“怀才不遇者”纷纷把李鸿藻作为改变境遇、飞黄腾达的靠山，用满腹的经纶抒散着多年的郁结。他们结成党羽，议论风发，弹章迭上，不遗余力地攻击沈桂芬及其同伙。可以说沈李之间的争斗是清流派成长壮大的催化剂。
三、同光之交权力结构“内轻外重”局面的出现，是清流派形成的又一契机
19世纪50、60年代，随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勃兴，崛起了以湘淮两系为中心的汉族地方势力，至同治4年5月，全国10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为满族外，其余9人尽是汉人，至于15省督抚， 则为清一色汉人。这些汉族地主阶级以武力出任督抚之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独霸一方，终成尾大不掉之势，使清代朝局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李鸿章和曾国藩拥湘淮军自重，更是晚清朝局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权力的旁落，引起以慈禧为首的满族亲贵的忧虑，唯恐这些统兵在外的汉族大员“握权割据”〔14〕，而且“自洪杨事平，而疑忌汉族之心转甚”〔15〕。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虽然善于察言观色的曾国藩自剪羽翼，缓和了湘系与清廷的矛盾，却因李鸿章淮系势力的更为显赫而使清廷并不能稍感心安。为防止地方势力失去控制，满清首脑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将清流当成了削弱汉族大员的秘密武器，利用这些好为大言的京官，对李鸿章等地方大员进行不遗余力的诋毁抨击。正如李鸿章所抱怨的那样，他们“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收将帅疆吏之权，不仅挑剔细致，专探谬悠无根之浮言。”〔16〕
总之，晚清清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中既有其自身的原因，又与同光之交的特殊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在边疆危机四伏，国内阶级矛盾加深，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纷争剧烈的形势下，各派都想利用清议来打击对方，提高自己，以保全其政治地位，这就为清流派的倡兴准备了适宜的土壤，遂使清流在光绪初年达至鼎盛。同时，作为同光年间活跃异常，令人瞩目的政治派别，在腐败浸渍社会，外侵迫在眉睫的晚清时代，前期清流近十年间的上疏言事，裁量时政，藏否人物，以及他们要求改革内政，整肃纪纲，反对列强侵略等政治主张，对同光二朝（尤其是光绪朝）的内政外交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1.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封建统治起到了整饬纪纲、 改革弊政的作用
政治腐败，法纪不修是封建社会走上穷途末路时最突出的问题。同光之季，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加之外患频繁、边疆告急，情况尤为严重。面对这种局面，清流派以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自居，表现出不畏强御、不受任何权贵羁绊、敢同邪恶势力斗争的一面。如邓承修弹劾广东贪吏，“摧论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17〕。张佩纶奉命前往陕西查办案件，除于原参劾罢巡抚冯展云外，复论列多人，人称“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张佩纶则自诩此行是：“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可以想见清流派在抨击不法官吏方面之崖
峻峙。
吏治的腐败，还表现在法纪疏漏，官吏之草菅人命，以至冤假错案俯拾皆是。清流派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仗义直言，鸣冤叫屈，遂使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并在呼吁赈灾济民，反映群众疾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光绪初年发生的大冤案——四川东乡抗粮案，就是在张佩纶、张之洞等人契而不舍的请求下，经多方复核终得平反的。“丁戊奇荒”间，也是清流人士黄体芳、张佩纶、张之洞等掀起上书言事的高潮，敦请朝廷广开言路，修明政治，赈恤灾民。这些都在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劳动群众的境遇。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纲常法纪的卫士，清流派不仅弹劾一般官吏的贪赃枉法，甚至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毫不例外。象慈禧不顾民力财力，强行重修圆明园，即因御史台谏及王公大臣的反对而被制止。1880年8月，慈禧袒护宦官重治护军的“午门案”发生后， 虽然“闻者骇然，以其长阉人之焰，流弊甚大”，却因慑于慈禧的权势而无人敢言。此时又是清流派不畏太后的淫威，仗义直言，不依不挠，终于挽回已定之局，使护军从轻发落，再次显示出不凡的风骨。
上述清流派的所做所为，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弊政，而且他们的恤民主张也多流 于空谈并颇具欺骗性。但是客观上，他们的言行毕竟揭露了同光之交的某些实际问题，提醒统治者体恤民艰，关心民瘼。其放胆直言，也使贪官污吏有所收敛，使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有所减轻，多少削弱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从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2.影响过清政府80年代初期的外交决策
同光之季，是我国边疆的多事之秋，面对伺机而动的西方列强，清流派作为一群“不习戎事”的书生，开始“以谈兵为能，每战事起，恒交章论兵事”〔18〕。他们不满于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的软弱态度，往往慷慨陈辞，在总理衙门的耳边“高谈阔论”，以自己的强硬态度和契而不舍的精神，对清政府80年代初期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清流派的言论为清政府的伊犁交涉挽回了损失。1878年，清政府开始就新疆的伊犁问题与俄国进行协商，清流派对此十分关注。崇厚以清政府全权大臣的身份即将使俄索还伊犁，行前，张佩纶便对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头衔提出了异议，建议“易轻授与崇厚全权便宜名目”，以避免崇厚在谈判中“贸然行事，一诺之后，便成铁铸，不慎于始，虽悔何追”〔19〕。并进而指出崇厚应身历其地体察情形，与正在西北主持军务的左宗棠定议后而行。次年，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以割地、赔款、出卖大批主权为代价，换回了毫无意义的弹丸孤地——伊犁城。消息传来，国内舆论大哗，清流派对此尤为愤慨。李鸿藻作为军机兼总署大臣，在廷议时力主废约，黄体芳、张之洞也连番上疏，坚请诛杀崇厚，改约备战，指出，沙俄“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20〕？忧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们还屡斥军机处“畏葸因循，顾和而不顾战，因而并不能预备”〔21〕，提出要急修战备，准备御敌，并坚决支持和响应左宗棠关于抵抗沙俄侵略，并准备自卫战争的正义呼声。清流派的这些言论，对清廷制定对俄交涉的新方针，对曾纪泽的改约谈判，起了一定的制约和鞭策作用，终于使崇约得到修改，挽回了许多权益。
其次，促使清政府决定对法宣战。对外强硬是清流派外交思想的主体，他们的主战言论在中法战争中臻于高潮。早在法国入侵越南之时，他们即提出要防患于未然，坚决反对对法国姑息迁就。指出中越两国唇齿相依，“我不护越，则滇、粤危矣！”〔22〕因此应该“存越固边”，帮助黑旗军援越抗法，决不能将“越南置之度外”。东北的吴大徵甚至主动请缨，欲率所防军南下奔赴抗法前线。为提高清政府的信心，促其对法宣战，他们大肆宣扬中国能够战胜法国的有利条件，其一，普法战争使法国“创巨痛深”；法兵远道而来，疲惫而不习水土；法兵成份复杂，战斗力不强；越南人民痛恨法军侵略。其二，中国于本土或近邻作战，便于运兵筹饷；中国经营洋务二十载，有一定船炮可恃；中国有刘永福牵制法军。其三，德国与法国是世仇，法国有此后顾之忧，不敢倾力对付中国。〔23〕为使清廷图谋振作，清流派可谓费尽了心机。
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在前线失利，盛昱密劾军机处失职，被慈禧利用，将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全行撤换，李鸿藻亦被降级。清流派虽失去靠山，但仍坚持主战。当时在总署行走的张佩纶，坚决反对屈从法国的压力，召回主战派驻法公使曾纪泽，拒绝在主和的会疏上签字。他们一边慷慨言战，一边对李鸿章为首的主和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驳其“边衅一开，兵连祸结，不如置越南于度外，可以息兵养民”的谬论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愚以误国之术。〔24〕并指出李鸿章一味地“保位贪荣，因循畏葸”，甚至“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已完全辜负了朝廷对他的倚重，坚决要求罢斥李鸿章，另派简员，加意整顿，以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25〕更可贵的是，清流派的主战不但有激烈的言论，而且能够身体力行，体现出较强的实干精神。如战争中张之洞奉调两个总督，主持集饷运械，运筹帷幄，为前线抗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884年5月，张佩纶、陈宝琛、 吴大澄被派出会办三洋水师，不仅在各自的任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那种国难当头不推卸责任的勇气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作为一群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他们能够直面现实，力主反对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他们洋洋洒洒的主战言论曾给清廷以巨大的压力，迫使它不得不考虑清流派的主张，从而对外国侵略者有所抵抗。时人云：清流之势，“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26〕，足见清流派影响了清季的外交决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说，曾纪泽能在伊犁交涉中排除万难使崇约得以重订，中法战争时清政府最终能够对法宣战并于后朝在军事上占上风，都与清流派的舆论支持是分不开的。
3.清流派的出现使晚清政局更呈复杂
近代以来，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渐形成，欧风美雨飘打下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统治集团在这种历史巨变面前也呈明显的分化。地主阶级经世派的出现，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分庭抗争，帝党和后党的恩怨纠结……决定了政治舞台的色彩纷呈。而清流派的登场，则使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统治集团中，清流派属于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有自身特点的政治派别，与同时代的其他派别，既有联系，也有根本观点的区别。他们曾与顽固派一样，对洋务派进行过多方指责，如他们指出“自咸丰以来，无年不为洋务，无日不讲自强”，结果却是“事阅三朝，积弱如故”〔27〕。也抨击洋务运动中的各种腐化现象，如指责各口兵轮“创制方始，积弊已深”〔28〕，福州船政局“虚糜多而实效少”。〔29〕但他们却与盲目排外、拒绝一切外来文化的顽固派在西学观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顽固派斥西学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说”，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30〕；清流派却称羡西学，“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31〕。宝廷在典福州乡试时，甚至“以火器、轮船、海防发问，榜后复广采访”〔32〕。他们赞同洋务派顺乎西学东渐的潮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达到中国的船坚炮利，却又因洋务派在对外交涉中的妥协退让和洋务运动的收效甚微而对洋务人物多有抨击。那种将清流归为顽固派，或视其与洋务派如出一辙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晚清政局自19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分野后已显复杂，清流派这种与两派既相融又相斥的微妙关系，无疑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至中法战争后，晚期清流与帝党结合，并与维新派交织在一起，更对清末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流派还影响了湘淮两系的力量消长。在与湘淮两系的关系中，一般说来，清流对淮系多有不满，特别不满其对外妥协。故清流诸人多与李鸿章交恶，对淮系常有抨击；湘系与淮系相争，对外多主战，清流与之较接近，清流派的亲湘抑淮，对甲午战争中湘军的东山再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流与奕的关系也颇为复杂，并由此影响了整个朝局。清流派在其活动期间曾多次激烈抨击军机总署的政策，但对领班大臣奕的直接攻击却很少。《花随人圣庵摭忆》曾载：奕、李鸿藻“柄政”时，“清流实隐佐之”。〔33〕当奕在慈禧打击下“内自顾虑、遇事抑畏”之时，张佩纶甚至“疏清上下交儆，责王竭诚任重”〔34〕。但奕在中法战争时被慈禧所罢免，却又起于清流派对他的弹劾，说明清流派对奕的态度是矛盾变化的，既希望他能有所作为，又对其懈怠和对外妥协极为不满，如此恩恩怨怨，拉拉打打，无不使同光政局更加光怪陆离。
清流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只是昙花一现，在其活动期间，始终以自己的立场议论社会问题，褒贬各派人物。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清流派的登台及其源流演化离不开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同时，作为一种参与社会其中的政治派别，它所经历的历史时代也无法消弭其所留下的痕迹，这就是清流派与同光政局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注释：
〔1〕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2〕刘声木《笑楚斋三笔》卷六。
〔3〕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后序。
〔4〕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第31页。
〔5〕宝廷折《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83页。
〔6〕《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21—122页。
〔7〕活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张佩纶传。
〔8〕王嵩儒《掌固零拾》卷三。
〔9〕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10〕徐世昌《李鸿藻传》《碑传集补》卷一。
〔11〕刘凤翰、李宗侗《李鸿藻先生年谱》前言。
〔12〕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二，第30页。
〔13〕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佩纶传。
〔14〕夏仁虎《旧京琐记·时变》卷七。
〔15〕李鸿章《李文忠公明僚函稿》卷六。
〔16〕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六。
〔17〕活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张佩纶传。
〔18〕罗惇融《中法兵事本末》，《中法战争》资料丛刊本，第1册第23页。
〔19〕《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第8—9页。
〔20〕《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八，第18—22页。
〔21〕宝廷折《明清档案军机处录付奏折》外交类第676号。
〔22〕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第528页。
〔23〕张佩纶《涧于集》第247—253，第409—410。《中法战争》（四）第559—561，《中法战争》（五）第108页。
〔24〕《中法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166页。
〔25〕《中法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215—216页。
〔26〕裘毓麟《清代轶闻》第19页。
〔27〕张之洞析《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25—32页。
〔28〕陈宝琛析《洋务运动》第二册，第515—516页。
〔29〕宝廷折《洋务运动》第5册，第270页。
〔30〕转引自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356—357页。
〔31〕活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张之洞传。
〔32〕《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03页。
〔33〕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63页。
〔34〕《碑传集补》卷五，第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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