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一再掀起“翻案”逆流的原因和危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右翼论文,逆流论文,日本论文,再掀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众议院于同年12月通过《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确认日本“违反国际法规，犯下了残虐行为的刑事犯罪”。但战后55年来日本右翼一再挑起教科书事件、刘连仁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满州建国碑事件等翻案事件，特别是80年代初日本政府制定“政治总决算路线”后，出现了日本政界、企业界和知识界的右翼势力相勾结，更加猖狂地组织团体，发表谈话，集会游行，出版书刊，拍摄影视，公开掩饰战争罪行，美化侵略历史，歪曲战争性质，不断挑起事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感情，给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
一、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的活动愈演愈烈
日本早在50年代就开始否认侵略历史，到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提出克服战败国意识，培养大国意识的“政治总决算路线”后，日本公开否认战争罪行和推卸战争责任的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1997年83次，1998年173次，1999年249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否认、掩盖侵略罪行，反对向被害者谢罪赔偿。最突出的是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以及“三光”政策历史的否认和掩盖。1986年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诡称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日本运输相石原慎太郎则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1994年法务相永野茂门称“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去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处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败诉，今年1月日本右翼更在大阪集会，狂叫“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的最大谎言”。日本右翼还诡称日军“无慰安妇，只有随军护士”。1996年当“亚洲和平基金会”根据村山内阁决定，准备向原“慰安妇”每人支付1.8万美元赔偿金，附上日本首相签名的“道歉书”时，曾任国士厅长官的奥野却纠集一些人成立“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自任会长，坚决反对上述赔偿和道歉决定，狂叫日本永远是光明的，不能反躬自省，否则就是“自虐史观”，“谢罪史观”，更无耻地把强迫妇女当“慰安妇”说成是“自愿的商业行为”，并对前来抗议的原韩国慰安妇说：“你领到报酬吗？”拒绝韩国、菲律宾等国家提出的道歉赔偿要求。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更掀起“龙卷风”，要求文部大臣删除、修订教科书“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记述。前首相中曾根1995年攻击“不战决议”会留下战争赔偿的依据，露出了反对战争赔偿的真面目。
2.根本否认日军战争的侵略性质，开脱战争罪责。东京审判判决日本违反国际公约犯下了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但50多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日本政界和学界的少数人大肆鼓吹各种否认侵略性质的谬论：早在1963年日本《中央公论》发表日本作家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为侵华战争翻案后，有人攻击历史教科书强调战争责任会把日本人培养成只有劣等感的民族，并重新把大东亚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和“亚洲民族解决战争”的性质上，声称“我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当时已沦为殖民地，受白人压迫的国家，使他们保持稳定”。1980年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说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中国和满洲内战带来的混乱状态和排日运动，使居住在那里的日本人受到了压迫”。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国士厅长官奥野把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对侵略战争所作“反省”丢在一边，先后公开散布“侵略无罪论”。1988年奥野说：“日本为保卫本国的安全而战，日本一直不是一个进行侵略的国家。”“卢沟桥事变是偶然的。”1989年法制局长官味村治说，不论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来看，裕仁天皇都没有战争责任。同年日本首相竹下登说“这场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的问题，应由今后的历史学家去评论。”原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打仗”，“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93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明确表示，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却遭到右翼势力的坚决反对。遗族会发表《抗议声明》，《产经新闻》发出通栏标题质问。1994年法务相永野茂门也狂叫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日本是为了解放殖民地，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总之，他们把侵略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说成是“自卫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把中国和亚洲人民战胜日本侵略取得的独立，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恩赐的，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
3.美化战争罪犯，颂扬侵略战争。最突出的是自民党1995年在“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声明，把那些参加侵略战争、死有余辜的日本军人和“国民”有意混在一起，美化成“为了祖国的和平与安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更严重的是将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经常化。建于1869年的靖国神社，原称“东京招魂社”，1877年改现名，供奉着246万多名死者，多数为侵华战争中死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1978年又加入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象征。1969年后，日本国会多次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要求由国家“护持”靖国神社，虽未被通过，但它实际上成了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重要阵地。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曾根康弘率18名阁员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战后40年日本首相第一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从此，每逢这个日本战败日，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前仆后继”，不绝如缕。如1995年以通产相桥本龙太郎为代表的自民党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就是用了公职身份，1996年桥本更是以“内阁首相”和“私人”的“双重”身份参拜，1997年又有12名内阁成员和190名国会议员参拜，甚至提出了要访日的外国元首也去参拜的要求。不仅如此，1998年日本花费了15亿日元拍摄的歌颂侵华战争罪魁祸首东条英机的影片《自尊》，这是继六七十年代《啊！海军》、《日本大海战》、《大日本帝国》等反动电影之后，歌颂对象级别最高的战犯，从而把翻案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日本右翼一再否认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德国向被害者作了认真的道歉、忏悔和赔偿，而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一再为侵略战争翻案，反对谢罪和赔偿呢？
首先是美国的扶日反共政策，使日本保留了军国主义重新产生的组织和思想基础。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开始也曾主张日本非军事化，实行了惩办战犯，解散军队，销毁军事装备等政策，1946年又监督制定了和平宪法，其第九条规定日本“不得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斗力量”，在国际上“永远放弃使用武力和交战权”，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但是，同盟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与对德国的占领政策不同，德国是联合国军直接进行军政管理，而日本政府继续存在，占领军实行间接统治，保留了相当多的旧政权基础。特别是从1947年杜鲁门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政策起，看到在中国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失败，就开始重新武装日本充当反苏防共的“防波堤”、“桥头堡”，以实现其控制亚洲，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从而采取了一系列扶植日本的政策。一是保留天皇制。本来，日共及英、苏等国都提出将天皇列为第一大战犯，但美国最终免除了对天皇的审判。既然对战争应负最高责任的天皇都被免除战争责任和惩罚，因此日本人的整体也就没有认真地反省侵略战争。相反出现了长崎市长本岛等人因批评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而被右翼分子枪击的事件。同样是战败国的德国则从战争的主要责任人到地方工作人员一律被开除，完全摧毁了德国的战时体制，因而至今不敢翻案。二是包庇纵容日本战犯，没有彻底清理日本战争罪行。同盟国在战后起诉的日本战犯5700名，判刑4226人，像石井四郎等有严重罪行的战犯免予起诉，应该判刑的没有判刑，使旧的军事官僚人员保留下来。1951年9月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恰值朝鲜战争期间，由于美国要利用日本充当亚洲的战略基地，压制中国、朝鲜等国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要求，把谴责侵略，追究日本侵略责任视为“反日本和共产主义的间谍”行为而加以迫害，以致一些已经判刑而有利用价值的战犯被提前释放；被解除公职的21万人中则有不少人回到了政界、军界、财界；特别是一些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人，摇身一变成为政界要人，甚至当了首相。正是由于美国的包庇扶植，日本法西斯势力尚有部分保存下来，更不可能在群众思想上肃清法西斯军国主义流毒。三是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带来的刺激，助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展。1950年美国指令日本成立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厅人员增加8000人，拨给12亿日元军费，参加了朝鲜战争。1952年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1954年发展为具有海陆空三兵种27万人的自卫队，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可进行海陆空协同作战的现代化部队。不仅超过了自卫范围，而且官多兵少，只要战争发动就可迅速扩大10倍以上，达400万兵力，最高可达900万兵力。这支部队先是参加朝鲜战争，后又参加波黑维和，必然促长其军国主义意识的抬头和发展。
其次是战后日本政府纵容、放任极右势力的翻案活动。本来，1953年正直的日本历史学者家永三郎编写了正确反映二战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但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从50年代“大东亚战争史观”到90年代“自由主义史观”出笼，先后掀起了四次攻击这本教科书的浪潮，文部省竟敢要求把“南京大屠杀”改写为“大混乱中死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并删除731部队细菌试验段落，禁止在课本中使用“日本侵华”等字样；在日本政府纵容放任下，1995年7月以藤冈信胜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正式成立后，就充当攻击载有“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教科书的急先锋，说教科书“是站在别国的利益上讲话”，是有害的“反日教科书”，并于1997年1月联络知识界、企业界右倾的作家、医生、学者、企业家组成“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说承认侵略的教科书犯了“大罪”，鼓励和迫使四个县议会和24个市町村议会通过了将侵略事实从教科书中删去的决议。
再次是日本战争遗属和部分老兵的影响。日本在战争中死亡者的遗属尚有五百万人，成立了遗族会，现任会长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日本政府从1950年至1994向遗族提供了三十八万亿日元的抚恤金，是日本向外国支付赔偿60亿美元的57倍；现在日本还有为“大东亚圣战”过的老兵170万，平均每人每年领取91.2万日元的津贴，伤残老兵每人每年则高达300多万日元。遗族和老兵中的顽固分子不但反对“谢罪”，而且认为应该表彰、抚恤他们及他们的先辈。他们怎么会愿意承认侵略罪行呢？因此，早在1993年8月借口当时的细川首相承认“侵略战争”的发言触犯了他们的利益，立即在自民党内成立了“靖国”关系三协议会，即“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一同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会长桥本）。这三个组织于1993年又组织了一个“历史研讨委员会”，此委员会的事务局长板垣正就是“九一八事变”的制造者、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次子，其主要成员田中正明曾任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由这些人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自1993至1995年每月组织一次报告会，先后资助19名学者举行20次报告会，专做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报告，大肆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从军慰安妇虚构论”等谬论，并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为全面翻案制造理论根据。《产经新闻》、《正论》、《诸君》等鹰派媒介则竞相刊登歪曲历史的文章，为攻击历史教科书、全面翻案提供阵地；自民党中的右派议员也组织了“关于教科书问题研究委员会”，推波助澜，大造声势。
三、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的严重危害
日本右翼势力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在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的条件下，利用日本根深蒂固的“大和民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历史观”，挑起事端，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首先，否认和美化侵略的政治目的是煽动新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为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重温军国主义旧梦扫清障碍。1983年提出克服战败国意识，培养大国意识的战略目标后，日本政界把否认和美化侵略作为这一战略目标的先导，因而加剧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及其新版“自由主义史观”的鼓惑煽动一再升温，日本“大国意识”明显抬头，公开提出了不做“跛足国家”，“要确立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不能永远当老二，要当NO.1”即世界第一号强国等口号。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在其《敢说‘不’的日本》一书中说，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说“行”还是“不行”的时候到了，对过去的那场战争应该是重新肯定的时候了。故90年代加快了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1994年9月日本政府第一次宣布将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删去“旧敌国条款”，以改变战败国地位；继突破宪法向海外派兵之后，又通过自卫队法修正案，为日本今后向海外派兵提供新的法律依据；在国内提出修改“和平宪法”，突破军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规定，日本军费从1987年世界第三位升至1995年的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军事大国，其储备的原子弹原料——钚已达10吨，可制造核弹1100-2000枚。这些政治军事上的新动向，如果继续下去，只能使日本重蹈复辙，走上与世界人民为敌的军国主义死路。
其次，否认侵略历史，造成对日本国民的严重误导，形成了对坚持真理和正义人士的迫害和打击，促使新军国主义在日本抬头和发展，右翼团体日益增多，恐怖事件不断出现。既然政界要员和“学者”认为过去的侵略不仅无罪，而且有理有功，那还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可言呢？既然为侵略而死者可放入象征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祭奠，那军国主义分子还有什么罪恶可言呢？既然那些如实反映侵略历史的教科书被诬蔑为“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谢罪史观”、“自虐史观”，那些教科书的作者又被戴上“日本人间谍集团”的帽子，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长藤冈信胜被吹捧为“时代宠儿”，那怎么不会对日本国民产生误导呢？无怪乎日本年轻一代在这种误导下，只知长崎广岛被炸等受害历史，而根本不了解作为“加害者”日本侵略造成数千万中国和亚洲人民牺牲的受害历史；无怪乎日本政界要员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公开宣扬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主义，说什么“世界上有所谓‘侵略战争’或‘正议战争’，但是何谓侵略，何谓正义，依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谚语，这是非常抽象的观念的主观的”；无怪乎军国主义幽灵还借助“模拟战纪”小说和歌颂侵略的书刊到处传播。如《东条英机夫人回忆录》《卢沟桥事变：真实与谎言》等书，都是为战犯“正名”，重塑“悲壮”、“道义”形象，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其发行量大都高达一、二十万册。这些军国主义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泛滥的结果，促使日本右翼团体日益增多，恐怖事件不断发生。据日本警方估计，现在日本右翼团体达1000个以上，仅1989年至1993年间右翼势力针对政府、政党、企业、法院、报社的恐怖事件就达66起，许多正义人士受到恐吓和打击。这与30年代军部法西斯袭击政府、暗杀重臣等行径何其相似，难道还不令人警惕和担心吗？
再次，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是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公开挑衅，必然导致日本国民的反华、侮华、仇华情绪，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篡改历史，美化侵略，违反《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关系到中日关系的现在和未来。既然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捏造”出来的，“三光”政策是为了保证治安，中国人民的一切反抗都是错误的，凡揭露日本侵华史实真相的都是“反日史观”，那么，中日友好关系的前提“以史为鉴”又怎么建立起来呢？40多年来因日方歪曲历史而引起中日关系的几次风波就是明证。1958年中国当年被日军强掳去日本作苦力的劳工刘连仁被岸信介政府诬为“非法入境者”审讯迫害，引起中日两国人民谴责和中国政府严厉抗议；日本文部省82与86年两次篡改历史教科书和多位政要发表歪曲历史的言论，引发中国和亚洲人民抗议及中国政府严正交涉，都是前车之鉴。更严重的是由于历史教育的误导，在日本国民中已经产生了仇华反华情绪，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在东京采访时，一名出租车司机竟敢口出狂言：“我讨厌中国人，当年大日本皇军怎么没把你们通通杀死呢？”（《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6期29页）极端仇华的司马辽太郎勾结李登辉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今年元月一些名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重新评价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的年轻议员之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右翼组织，又在大阪集会狂叫：“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的最大谎言”；同时，日本政府将大东亚战争史观“理论”中的“利益线”换成“周边事态”概念，来加速对外扩张步伐。1996年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把日本安全体系的适用范围由日本扩大到远东，提出了关于亚洲防务和“周边事态”的概念，把中国的台湾也列入其“利益线”之内；日本政府还袭用当年日本侵华的惯伎，任意宣布中国领土钓鱼岛是日本领土，支持日本法西斯青年组织“青年社”4次登上钩鱼岛建造非法标记和设施，侵犯中国主权。2000年4月29日，他们还在岛上扬言建造“神社”。这些都给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层阴影，制造了一个个障碍，怎么能不引起曾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的不安呢？
综上所述，日本右翼翻案愈演愈烈，危害越来越大，关键是日本政府纵容、放任和支持。现在，如何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检验日本政府是否有诚意维护中日关系基础的试金石。历史表明：任何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尊重历史的民族是最富生命力的民族；承认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开始。由于德国勇于承认错误，承担战争责任，才实现了与有关国家的和解。现在国际社会为二战轴心国战争罪行翻案是违法的；在联邦德国，为希特勒政权辩护是违宪的，这是基于沉痛教训的世界性共识。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日本政府应该知道，一个对自己侵略历史竭力粉饰的国家，一个对邻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和灾难，连谢罪勇气都没有的国家，怎么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谁会相信它能对世界安全负起责任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真正负起责任来，对日本国民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坚决遏制右翼势力否定侵略历史的逆流，铲除军国主义余毒，走和平发展之路，以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取信于包括广大日本人民在内的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这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