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的科学方法研究_哲学论文

马克思人的科学方法研究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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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是21世纪的显学。它是当代哲学热点的概括和对未来哲学发展的展望。但是,现代西方哲学历来就是用人道主义来同马克思主义作对的,并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制造了所谓的“以科学名义”“抛弃了道德方面的东西”,“否认人类的价值具有推动的力量”的科学和价值的对立等。这是他们对准马克思主义的炮弹,也几乎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如果这一障碍不扫除,我国人学研究的科学性就有一个是否可能的问题。因为把人学叫显学,有的误以为马克思主义果然缺“人学”,最终还是要用“人”、“道德”、“价值”来补充。拙以为,此乃大谬也。马克思主义决非缺人学。问题起因,主要是人们在研究马克思新世界观时,仅仅局限于世界观上的划界,而忽视了由于世界观不同,而引起的人学研究方法上的重大歧异。随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确立,当马克思运用它去研究人时,批判和改造了德国哲学论人的错误方法,发现和制定了论人的道德哲学化方法,从而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生活,建构了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所谓道德哲学化方法,即从“个人行为”的道德评价出发,揭示隐藏在个人行为背后真正的历史动因和目的的科学方法。因而,本文的“哲学”,均指作为世界观的社会历史观,不包括自然观。正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制定决不亚于新世界观基本观点的成果一样,马克思论人的科学方法是完整新世界观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有论人的科学方法作为活的灵魂。

马克思对德国哲学论人的方法,有过精湛的论述。他在批判施蒂纳时说:“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于是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费尔巴哈为了人而爱人,圣布鲁诺爱人,因为人‘值得’爱,而圣桑乔爱‘每一个人’,他是用利己主义的意识去爱的,因为他高兴这样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页。马克思说的“圣桑乔”,是指施蒂纳。)这里的“德国哲学”,主要是指当时活跃在德国哲学舞台上,令世人瞩目,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有直接影响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从黑格尔体系中的“意识”出发,把哲学变成“道德哲学”,然后在“真正的道德中”“各显神通”。这种方法,就是哲学道德化方法。所谓哲学道德化,是指把历史观要说明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动力等基本问题归结为对“个人行为”可用善恶评价的道德原则。这一方法,施蒂纳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象这样一种“精致”的哲学,“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页。)就象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用头立地”的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改造成为“用脚立地”的唯物辩证法一样,马克思道德哲学化方法,同样是对德国哲学论人方法的颠倒。马克思把施蒂纳方法的结果即“个人行为”的道德评价作为出发点,并将其置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然后揭示隐藏在“个人行为”背后的真实动因,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摸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道德哲学化方法的制定,直接思想前提是德国哲学,但它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是凭空的遐想。从现实根源来看,它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象魔术师的符咒,把沉睡在中世纪神的殿堂下的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殍遍地。工人创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都市,成了富人的天堂,同时又是穷人的荒漠。中世纪,人受到教会的摧残,现在人难逃物的奴役。资产阶级所谓的人道主义,成了他们的反命题,即反人道的资本主义。这一现实,对于大工业发源地的欧洲,对于当时那些热衷于在经验和理性中作哲学沉思的哲学家们,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哲学是人的理性行为获得知识的方法,但哲学却不能使人的行为成为有理性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悖论。由此,他们逐渐领悟:哲学理应把人的行为变为有理性的行为。因而,在哲学中逐渐产生一种新的方法,即从对人的行为,如人的本性、善恶、享乐、幸福等道德评价开始,然后去探究“个人行为”背后动机的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论人”的方法。马克思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理论根源时,对这一方法作了充分肯定。他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法国唯物主义源于洛克。洛克是斯宾诺莎的学生。但他们“论人”的方法,绝然不同。斯宾诺莎是哲学道德化方法,而洛克则是道德哲学化方法。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伦理学》,是一部典型的以哲学道德化方法论人的哲学著作。就其内容而言,它包括自然观、认识论和伦理学。在他那儿,自然(神)是绝对的必然的永恒实体,人从自然分化出来并与自然相对立,表现在人身上,就是人的情感意志与理性行为的对立。但人可以通过理性对自己的情感意志和外在事物达到正确理解,此时外在的必然就转变为人的内在的意识到的必然,从而达到了人的自由这一“至善”的“人生完满境界”。因而,在他的哲学道德化体系中,人的世俗世界与自然(神)世界的对立,通过人的理性认识,最后在道德的“至善”境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所以,世界要达到几何公设般的和谐归根在于人的理性追求善的道德行为。洛克则不同,他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根据他的命题,既然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凡在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之中,因而,不存在“天赋的”观念。他庄严宣布:“普遍同意”的道德行为和实践原则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比如,公道,如果说公道是一致同意的,那么,社会就不会再有谋财害命的现象等。他说:“人底行动是最能解释他们底思想的”。(注:(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人的感觉行为既然否定了这些原则,那么,还说这些原则是天赋的,则是十分荒谬的。洛克从人的感觉行为开始,揭开了资产阶级借用神学笼罩在人的道德行为上虚伪的面纱。人的行为从脸上露出了哲学必然的真诚。因此,洛克采用道德哲学化方法得出与斯宾诺莎完全相反的结论。但洛克的方法。因为缺乏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它只能是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最早尝试。

由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较为彻底的现实基础,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法国唯物主义从怀疑论、自然神论发展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成为市民社会道德哲学化方法的哲学基础。其杰出代表是爱尔维修,他“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所谓“社会生活”,实际是“论人”。在古代哲学中,“论人”的思想前提就是伦理学,即关于个人行为善恶评价的道德原则。所以,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首先就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依靠道德哲学化方法,对个人行为评价的道德原则作出正确的哲学诠释和说明。在“论与不同的时代和民族相联系的正直”时,爱尔维修认为,人的美德不能用观念来说明,而应把“美德”同时代、历史和民族利益相联系。人的行为之所以“相继”在不同时期有“美德”和“罪过”之分,它是由各个时代民族的不同利益决定的。因此,人的行为价值评判应由利益来说明。(注:参见《18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64—465页。)爱尔维修包括霍尔巴赫和后来英国的边沁等,他们都遵循这一方法论原则,从洛克哲学中人的感觉行为出发,阐述了他们“论人”的哲学主张:1.既然人能认识人的“合乎人性的东西”,从而“认识到自己是人”,因而,人应是这个世界的主体。2.“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3.既然人只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么,从个别人违反个性恶的行为后面,应找到这种恶的根源,从而改造环境,改造社会。4.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天性,对“单个人的力量”的判断准绳是社会力量,它是单个个人力量背后的动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167页。)可见,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从人的完善化程度、人性的道德评价出发,以隐含的方式,揭示了历史观中的主要问题。所有这一切说明,“关于人性本善……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论人的道德哲学化方法,在唯物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德国,“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论人的方法,成了当时德国的哲学之谜。黑格尔是最大的魔术师,德国哲学所有的魔术都在他的节目单上。黑格尔从斯宾诺莎的实体出发。实体经过自在自为的发展过程,上升为自我意识,即达到主客同一的绝对精神。黑格尔“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4页。)自我意识在历史王国展开了翅膀,秉承神的旨意,开始了创造历史的活动。东方是历史的绝对起点,那是人类历史的幼年。在那里,实体是人,但只是一个人,任何个人“在他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因而,自由意志被淹没。由于自在内在的不完善性,因而自由意志扬弃了自己进入了青年,这就是希腊世界。在这里,自由意志象埃及狮身人面像,下半身是自然,上半身才是人,自由意志仅从必然束缚中探出一个头。自由意志进入了壮年,即罗马时期。它是抽象的普遍性阶段。普遍性克服了个人,各个人务必把自己归于普遍之中。那里“十足地可以称为现实精神的帝国”。最后,自由意志飞向日耳曼民族,这是历史的老年。正如雅典娜身旁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起飞一样,自由意志进入了“善”的自在自为阶段。在这里,精神作为一种内在的世界的意识,才取得了具体的现实性。因此,“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点。它是世界历史的“完满境界”。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解释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完善过程,然后把这种历史说成是现实合理的历史,从而为现存的日耳曼制度涂上一层圣粉。世界历史变成了唯心主义的道德史。如果有人设问: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形式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模型为什么如此相似乃耳?一言以蔽之,它们都是哲学道德化方法的制品。可见,黑格尔引进斯宾诺莎“实体”的同时,也引进了他的方法,开了德国哲学道德化方法论人的先河。之后,不仅鲍威尔,连费尔巴哈也继承了这一方法。

费尔巴哈的哲学出发点是“人”。人本在社会中,但他却把人抽象为一个脱离社会本质的自然人、宗教人和道德人。他论人的方法结构层次是:人在社会历史界,这个人“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他是被抽去社会本质的人,而不是现实中的人。“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9页。) 他们因为“爱”而被消融。于是,爱代替了一切。爱成了“创造奇迹的神”。爱创造了人、社会和世界历史。一部历史就是一部爱的宗教变迁史。费尔巴哈哲学道德化方法呈现出三维结构:哲学维,宗教维,道德维。“三维”在“爱”的基础上达到内在的统一。费尔巴哈论人,“人”最后不见了。所以,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的人,仍是一个没有形体的最高本质的神。于是,他用哲学道德化方法构造了一个世界历史大厦。它的第一块砖就是“唯一的”“有形体的”利己主义的个人。

1.历史是“唯一者”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历史。所谓唯一者,即“我”,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他认为,人生在世,只是为我自己。一个人自呱呱坠地就开始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利己主义人生漫游。首先是儿童。儿童相当于古代人。儿童只会玩乐嬉戏,沉浸在眼前的物欲之中。所以,儿童是依赖于事物的现实主义者。儿童虽“不知与自己打交道”,但他企图洞察事物的底蕴。这个好思辩的儿童心爱“事物的本性”(利己主义的本性),更甚于他的玩具。于是,儿童发现了自己,成了青年,近代人。因为青年比儿童完善,青年成了“精神”。他为思想所鼓舞,理想照耀着青年的心灵。青年是依赖于思想的理想主义者。他又把对象搁在一边。刚才发现了我,即精神的这个我,立即又丧失了我。我向完善的精神即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彼岸的完善的精神屈膝”。我上升为成人,即现代人。成人不再象青年那样按自己的理想去把握世界,而是按自己的个人利益来把握世界。我于是将世界作为我心目中的世界,作为我的所有物来把握世界,我把一切都归于我,这就是完善的利己主义者。历史也就成了“我”的历史。

2.“唯一者”是“自我享乐”的历史创造者。我之所以是世界历史的前提和核心,“因为我每一时刻均在首先确立和创立自己”,“我集创作者和被创造者于一身”。(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4页。) 我之所以具有这种创造特性,在于我的独自性。“独自性就是我的全部本质和存在,就是我自己。”(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68页 。)独自性,它是历史的动力。它不仅“要摆脱你所不欲的东西”,而且,“也要拥有你所意欲的东西”。(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67页。)独自性就是要先把世界历史中一切物质、精神的东西全摆脱,然后,又把世界历史中这些物质的、精神的东西看作是“自有的”东西,世界就成了我的所有物。此乃利己主义独自享乐的道德境界。这等于“皇帝的新衣”,先把身上存在的衣服“脱得精光”,然后穿上那些看不见的、根本不存在、又是自己意欲的衣服。所以,马克思说:“他之所以是‘创造者’,只不过因为他拥有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9页。)历史就这样成了利己主义个人凭善良意志独自创造的历史。

3.全部历史的目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所谓自我一致,其外部条件是要建立一个以我为核心的利己主义联盟;其内在要求则是利己主义的现象和本质的一致。他要求,利己主义都要反复地“认识自己”。你应该“意识”,你才是利己主义。这就是说,只有当你意识到自己是利己主义,你才是本质上的利己主义。所以,真正的利己主义是那些仅仅具有利己主义意识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就逻辑地达到了利己主义的概念。利己主义的“概念”就是“我”。我是利己主义逻辑发展的顶峰。在那里,我终于发现了“唯一者”的形体。形体何在?历史已得出了结论。他说:“古代人的虔诚愿望是神圣性;近代人的虔诚愿望是形体性。”(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译本第403页。)古代人依赖于事物,沉沦于物欲之中,物欲在他们看来是至善。近代人依赖于思想,这也是他们的希望。基督是近代人的化身,用基督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基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摆脱肉体的“邪情私欲”。但基督还没有完全摆脱,因为他要人们追求一个至善的精神目标。基督教是精神统治。但是基督教的观点有其合理性。所谓基督教的观点,就是“形体性”的观点。如果我把基督教的这一观点看成我“自有的”观点,人的理想就实现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形体性的我。全部历史的价值目标,就是“我”,“唯一者”,“活生生的有形体的个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它是人生的圆满境界。“我”是施蒂纳哲学道德化论人使用的第一块砖,也是他的词句世界最后一块砖。

“太初有道,曰逻各斯,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4页。)这是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时提出的一个命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他的方法获得重大发现的那种兴奋之情。“逻各斯”,在施蒂纳那儿,虽然是那样神秘,可是它孕育了新的生命。这种生命就是“人的光”。马克思认为,施蒂纳论人方法的合理性在于:1.他“把‘人’当作全部过去历史的积极的主体”。2.“‘人’的这种统治扩展到全部现存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扩展到现存个人的一切特性。一切都是属于‘人’的。因此世界就变成了‘人的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2页。)但是,他把全部历史的目的和动因归结为利己主义个人实现“自我一致”的行为特性,这一方法无疑是错误的。

1.它成了一种德国庸人的哲学方法。他相信了小资产者的箴言:凡是自己的事就是善事。他从数千年来“神的深奥”和人的历史中发现,无论是神还是人,关心的都是“自己的事”。神的事和人的事都纯粹是利己主义的事。既然如此,我?他说:“我由此取得这样一个教训:与其无私地为那些伟大的利己主义者继续效劳,还不如自己也成为利己主义者。”(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译本,第5页。) 因而,人的历史就这样被他解释为利己主义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历史。这一历史观的直接理论来源是亚当·斯密等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但是,他们的利己主义都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施蒂纳抽掉它们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把英、法18世纪的利己主义变成德国小资产者的这种“永恒的”“人的本质”的幻想的幻想。哲学道德化方法,在这里培育出了一种德国小市民的庸俗的人生哲学。

2.它旨在用道德良知去消融现实冲突。他“把个人所遇到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变成个人和自己的一个观念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办法是用道德良知去消融。其具体操作有如阿Q 的精神胜利法。中国人都熟悉鲁迅著作中的阿Q精神。阿Q也有过“人的生活”,因而在现实中总免不了冲突而陷入困境。阿Q经常为困境所屈辱, 但他有一个非常灵验的法宝,即精神胜利法。只要用上这个方法,他就能转败为胜,他成了唯一者,获得了独自的自由。值得庆幸的是,“唯一者”比阿Q提前使用了这一方法,这也算是阿Q的光荣。面对现实的束缚,“唯一者”首先就是从精神上进行解脱,从而获得了自由。不仅如此,他还拥有独自性,这是比自由更高的东西。因为人即使处在困境中,失去了自由,但借助于独自性,人仍可以以精神上的胜利者自慰。比如,我沦为了奴隶,被主人鞭笞,我的肉体因拷打而失去自由,“然而我的骨头在酷刑下呻吟,我的筋肉在抽打下战栗,我呻吟,因为我的肉体呻吟。我叹息与颤抖证明我仍在我这里,我仍是我自己。”(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译本,第169页。)这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了肉体的自由,但我仍然保持了精神上的独自性。独自性就是这样一种精神胜利法,它是“对自身存在的享乐。”因而,对待外在障碍,最好的办法是绕过它。当我绕过它,离开它,它就自行消失了,我因此也胜利了。对待现存的东西,如果我不去过问它,而“听其自便”,那么,“它就会僵死,就会腐朽”。这样,我又胜利了。因而,革命(“暴动”)不是改变现存条件,而应“从人们对本身的不满出发。”马克思说:“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总是可以走‘他自己的道路’,总是对自己满意,而且每一瞬间他都是他能成为的那个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9页。)如果说,他通过观念构造的“我”,对现存条件要进行摆脱、革命和“暴动”的话,那么这种革命,就是因为“道德上的不满”引起来的。因而,只要我达到道德上的满意,“我”就实现了历史的价值目标。所以,人的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冲突,就这样消融在道德良知中。黑格尔对中世纪宗教“精神的统治”的描述,现在成了德国哲学道德化方法论人的自我诘难:“世俗的东西在自身内被精神化”,等于说,“神物在现实世界中现实化。”于是,“神圣的东西和世俗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在道德中获得解决’。”(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8页。)

3.它的根本错误是唯心史观。在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错误时,马克思说:“他不把人们的特性了解为他们的活动和被活动所制约的享乐方式的结果,而把活动和享乐解释为‘人的特性’,这样,当然就取消了任何继续讨论的可能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8页。)这是因为把作为世界观的哲学蜕变为人的道德价值问题,最多只能在意识和词句世界中兜圈子,无法说明它的现实基础。个人行为的价值评价一旦离开科学的哲学基础,就失去了它借以立论的科学根据。这样,人的道德价值问题就成了一没有客观标准的哲学之谜。因此,道德家们方法的错误归根在于唯心史观。在施蒂纳那儿,由于作为“个人”的“人”仅仅是“人的概念”,世界历史就成了人的概念不断自我完善的道德发展史。所以,只有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并揭示他的行为特性,阐明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创造活动的主体,然后把这种“活动”扩展到全部社会生活领域和全部历史领域,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就在现实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在社会历史观中,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根源是一脉相承的。德国哲学道德化方法由于“从意识开始”,决定它无法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马克思论人的科学方法制定的第一步,就是要把“用头立地”的“人”,顺过来,变成“用脚立地”的人。这个人,既不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抽象了社会本质缺乏形体的“人”。施蒂纳以市民社会的成员即利己主义个人为理想原型,通过哲学道德化方法把人形体化为“我”,“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现实的个人”。这一方法,无疑是极其“精致的”。他超过了同时代德国哲学中的其他人。但由于他着力渲染的“现实的个人”,仍是以“人的概念”为基础的自我完善化的道德人,而不是真正进入“人的生活”的个人。这样一来,历史变成了意识和词句的历史。事实上,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个人的道德行为和动机,只有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基础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因此,以人的概念为基础的存在,最多只能是人们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不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现实个人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所以,是现实的个人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而不应以人的概念为准绳规范现实的个人。这样一来,历史就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历史,而不再是以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为原点的道德史。可见,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方法的开端,世界历史才有了科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开始从中萌发和生长出来。

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10页。)因此,个人的历史首先是个人生存方式的历史。个人的行为特性只有通过个人的生存方式才能得到说明。所谓个人的生存方式,即人们满足其需要的方式。因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就是要满足吃、穿、住等,因而个人首先得从事生产活动来生产满足这种需要的生活资料。尽管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是物质生活资料生活方式总是这样那样地把他们联系起来。而且,他们都是以“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这就是说,不同历史阶段的个人的区分,是由以不同生产力为基础的交往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生产力就有不同的交往方式和不同的个人与个人的结合。因而,从人的生存方式出发,全部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古代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交往方式下的古代个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方式下的现代个人和未来社会的以人的独立性和自由联合为特征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这些处于不同历史形态中的个人,由于不同的生产条件和交往形式,就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并且由于生产力太低,每个人不是做奴隶,就是拥有奴隶,等等,因此,隶属于某个民族成了人‘最自然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9页。)可见,古代人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成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积极的一员。这种处于自然原始状态中的个人追求的价值目标很难超越其自然质朴的生存方式本身。他们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也就是价值目标的丧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发展,无情地割断了人的依附关系的血缘和自然纽带,个人挣脱了中世纪宗法制度的枷锁,摆脱了土地的自然束缚,获得了貌似自由的孤立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的特有性质,个人跳出了等级特权的魔窟,又陷入物的统治的泥沼。因为,在私有制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的劳动创造了物,物却反过来成为支配无产者自身的异己力量。无产者通过劳动,本应实现其自身的价值目标,现实却把他非人道地降到物的水平而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客体。其直接后果是,人与人的关系获得了物的关系的性质。现代分工,使人的活动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内并且极端地片面化了。由于“屈从于分工”,个人被迫从事某种单一的可以被合理计算的、标准化的物的活动。生产力的发展愈是促进分工,分工反过来却愈是成为人自身发展的桎梏。马克思说:“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这就意味着,无产者将在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消除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交关系,建立共产主义联合体。在那里,个人才摆脱了人和物的依赖关系,成为以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个人。

不难看出,“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历史表明:1.“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真正动因是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11页。)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生产条件不同,个人的完善化程度也就不同。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个人行为”不断完善、前进上升的真正动因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人类价值目标的丧失和获得,不是施蒂纳等人善良意志的自我发现,它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即生产方式的结果。

2.“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创造活动是受动性和能动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界定现实个人时指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15页。)可见,现实个人自我完善的创造行为,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它是“个人创造世界的活动和个人从世界获得的推动力”的统一。(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7页。)现实的个人首先面对的是一个感性世界。旧唯物主义对它的理解是“直观的”,而实践的唯物主义则把它“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2页。)这种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个人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活动,不仅创造了个人自身,而且创造了个人赖以生活的现实基础和生存环境。因而,个人是创造整个世界历史的能动的主体。但是,个人创造世界的活动又是受动的。个人必须从世界获得推动力。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因此,施蒂纳等把历史价值目标的实现,看成是以利己主义个人善良意图为前提的独自创造,只是唐吉珂德般的主观幻想。

3.“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现实生活过程,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施蒂纳等把历史看成是利己主义个人凭道德良知的逻辑虚构。马克思的方法则不同,逻辑只能是历史在思维中的再现,历史从那里开始,逻辑则当且从那里开始。如果说,“最初的社会形态”中,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单个的人,具有一种原始的全面性的话,那么,现代的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现实的个人,则是被物化和片面化了的人,而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个人”,才是具有完整人格的具体的人。“个人行为”不断完善化的这一现实历史过程,反映在理性思维中,同样经历了一个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进展过程。在这里,现代的“抽象”的个人虽然是对古代的具体个人的否定,但他仍然是人的个性发展中的一个进步,一个必经的历史过程和环节。因此,他既有古代人的不可比拟的优点,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他既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又是历史创造活动的真正主体。他们真正的历史使命是,在新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适应这种生产力的新的交往形式——共产主义联合体。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无产阶级将同时清除自己身上的污浊,摆脱物的依赖关系的阴影,逻辑地上升为“全面发展的个人。”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全部目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方法的开端,其理想目标则是“全面发展的个人”,而联结这两端的是“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真正动因,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全部发展的逻辑进程。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建立在新世界观的科学基础上。这就实现了1844年10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信中所提到的,他与马克思的共同愿望:把“我们的原则”“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页。)

马克思为论人制定的道德哲学化方法,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它自身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论人”的道德哲学化方法是这一过程的最初的肯定阶段。德国哲学把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个人自我完善的道德行为,则是其否定阶段。马克思使用道德哲学化方法揭示了个人自我完善的道德行为背后的真正的历史动因和目的,创立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其否定之否定阶段。这一方法的实质是,用新世界观论人。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人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就是人的科学原理。它不是什么人学的“空地”,它从未抛弃人的道德价值。马克思用道德哲学化方法论人,科学和价值实现了内在统一。价值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上,科学成了有价值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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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的科学方法研究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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