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芳[1]2003年在《印度、韩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本文依据事实和数据，探讨了印度和韩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的互动机制。其中印度是发展中国家较为落后的典型代表，而韩国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国家之一。 本论文除了前言以外，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依据大量的事实、数据分析了印度的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印度的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可以表述为：从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的内部关系来看，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农业教育也获得较大发展。印度农业发展对于农业技术和人才的需求刺激农业教育的发展，农业教育在对农业生产提供技术的过程中获得进一步发展。从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外部环境来看，印度政府从体制上促进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同时注重发挥市场对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的作用。 第二章研究韩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的互动机制。韩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的互动机制可以概述为：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是联系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的纽带，政府行为、市场机制、中介组织和文化因素促进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 第叁章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分析印度和韩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的互动机制。 第四章总结了印度和韩国的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的现状提出促进其良性互动的若干建议。
毛德智[2]2006年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指根据农村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等现状，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素质、政治法律修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并通过加强医疗保健等措施提高其身体素质，以协调其数量，提高其质量，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推动农村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从资源结构看，我国资源的最大优势既不是物力资源，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源。当前，在人力资源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涉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多角度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本论文的选题正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的。 本论文共七章，从逻辑上可分为叁个部分，第一、第二和第叁章为总论部分，以理论分析为主。主要内容是概括性提出本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在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进行历史考察与现状评价，并对美国、韩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与经验进行剖析，将其概括为“先发模式”和“后发模式”，据此提出了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与借鉴。接下来第叁章系统构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各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不尽相同，地区间有明显的差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基本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第四、五章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详细阐述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问题，以及在当前市场化与国际化不断加速的社会进程中，从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角度探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农业教育是开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手段，第六章对此进行了专项研究，通过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农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开发的经验借鉴，试图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现状的农村职业技能开发之路。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在提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则思路的基础上，从观念开发、教育性开发、制度性开发、迁移性开发、政策性开发等角度，系统探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本研究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叁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比较优势的综合分析，提出了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以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本文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贸易比较利益，使静态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但从动态看，由于放弃了具备潜在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结果会由于工业化推进速度的迟缓及国际分工低级化和边缘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探讨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状况的分析，指出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并结合社会经
肖树忠[3]2006年在《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研究》文中提出本项研究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不健全、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以及对区域农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不足的现状确立的,旨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提出我国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方案,为政府优化配置农业技术创新资源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本项研究采用系统分析、跨学科研究、比较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依据技术创新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基础理论,主要进行了五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对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建立理论基础;二是通过对国外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构成和运行情况的考察,总结出了可借鉴的经验;叁是分析了我国宏观管理体制及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构架对于地市级的影响;四是以唐山市为例对目前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五是依据上述研究,提出了我国现阶段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框架与重点任务。 本项研究的结论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强调区域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把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纳入国家创新战略,进行协同建设的观点。二是认为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经济转型期政府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平稳过渡,促进行政区域型经济向经济区域型经济转变的重要途径,提出立足行政区域,着眼于经济区域,充分依据农业资源区划进行体系建设的思路。叁是提出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主体是政府,核心任务是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四是从政府作为建设主体的角度提出了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公益事业、协会组织、农业企业、科技示范户、政策支撑六个子体系。五是提出当前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强行政管理的统一,打破行业分割,重新设置相关机构,重新划分机构职能,鼓励农民协会组织和各类农业企业发展,培植科技示范户,完善建立财政扶持、知识产权保护等激励政策,优化创新环境等。 本项研究对于促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加速行政管理及科研体制改革,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地市级区域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农民整体素质提高,保证国家创新战略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区域农业技术创新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纪绍勤[4]2005年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项研究的目的是探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构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效率,以适应未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和市场竞争需要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 本研究以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以及技术经济学、组织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制度经济学和农技推广理论为指导,在广泛收集资料和书面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历史比较、国内外现状对比分析及案例分析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活动主体、相关要素以及运行机制,剖析了影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制约因素和存在问题,提出构建新时期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思路、原则、目标、结构设计、功能定位以及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等,并提出政策建议。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1、分析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与1985年以来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在背景、目标取向与成本支付上的本质区别; 2、提出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叁种驱动模式,即政府计划驱动模式、企业市场驱动模式和综合驱动模式;指出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属于第叁类,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公私不分,公共类技术创新不足,过分追求盈利性的商业化技术开发,对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抑制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又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3、澄清了长期以来农业科技以“企业创新为主体”和“政府创新为主体”的争论,认为,在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主要提供非盈利性的公共技术研究和服务,而企业主要提供盈利性的商业化技术研发;而在我国,由于农业企业规模较小,研发能力弱,政府既要提供公共技术研发与服务,也要对企业进行支持,包括研发经费的补贴或税收优惠,彻底取消企业准入限制,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等私人部门投资农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等; 4、通过大量数据及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激励政策,并从宏观管理体制、创新主体能力、创新机制、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制约因素。在系统分析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现状和制约因素以及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新框架(含布局结构、功能定位、构建方案)和新机制,尝试建立一个评估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效率的有针对性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侧重对知识配置力和系统效率的评价,具体包括创新资源与环境、运行绩效和产出能力叁个方面。 研究认为,要通过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从系统的角度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行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明确各个创新活动主体的功能定位,加强创新的政策激励,从而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注入活力,增强能力,提高效率,以适应未来农业发展的需要。
胡纯[5]2010年在《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教育培训事业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命脉,是文明的根基。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与知识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直接相关,并对社会其他各种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全国人口有9亿是农民,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对“叁农”问题的解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教育培训发展显着,整体教育培训水平不断提高,相比之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却发展缓慢。接受教育培训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同时也是农民享有的发展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发展存在的问题很多,如：法律保障匮乏,教育培训监管混乱,责任主体不明确等,这些都导致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发展的滞后。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具备必要的职业和技能知识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目前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因此,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具有紧迫性,已成为目前我国的一个现实问题。建立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法律制度,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是必须的,也是必然要求。本文以社区发展为视角对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理论及制度设计问题作出探讨。笔者采用实证调研、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原则、理念和法律制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理论基础。本部分先对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方向和类型进行了阐述,然后分别从法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教育经济理论对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进行了剖析,并找出社区发展与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发展的法学理论契合点：社区利益和社区发展权,为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对国外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考察,析沥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法律制度的经验启示。再次,通过对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样本分析和实证研究,归结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揭示了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必要性,为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法律制度的架构奠定实践基础。最后,对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进行探讨。主要从对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法律制度体系中的法律原则、主体制度、运行保障制度、评估制度、激励制度、保障制度、市场监管制度、纠纷解决制度及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论述,以期为政府部门的实践提供政策建议及实践借鉴。
高岳峰[6]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叁中全会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继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后,中共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的新部署,也是给学术理论界提出的新课题。“叁农”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视角,对农业农村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然而,鲜有学者将农村发展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导论部分通过系统扫描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试图大致勾勒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轮廓,初步阐发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第一章侧重于文本的角度,试图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相关论述。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代过时的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合理的农业发展方式”是工业时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合作劳动是保障社员权利的最好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用暴力去剥夺小农；城乡对立是农业发展水平不高的历史阶段的产物,通过合作社发展大规模经济、加大国家对农村的支援等,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前提。二是列宁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列宁在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提出了关于改造小农经济的思想、关于正确对待农民个人利益的思想、关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中的思想等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发展理论。叁是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理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来解决苏联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历史偏差,对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站在历史的新地平线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流变,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没有过时,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向具体实践的转换的艰辛探索过程,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二章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全景式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加强农村教育等构想。六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诸多实践,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思想中得到启示。邓小平着眼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在继承毛泽东有益探索的基础上,从农民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农村脱贫致富的现实选择、农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及其社会主义农业所有制结构理论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江泽民针对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要从政治高度重视“叁农”问题、要从市场机制入手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建设理论。胡锦涛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采用“多予、少取、放活”等等思想,形成了新时期比较完整的农村发展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应该从制度层面入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总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列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第叁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角度,探讨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建设者和直接受益者,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等方面。因此,培育新型农民,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跨越,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的核心问题。我国新型农民培育起步较晚,必须总结、吸收和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有益经验。我国与巴西、印度都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越南、古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相似的国情使得这些国家在新型农民培育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培育新型农民,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主体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好农村人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农业学历教育、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新型农民的培育提供丰厚的土壤。第四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角度,探讨农业现代化问题。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力现代化与农业生产关系现代化的统一,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好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的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市场尚不完备；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等,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不同,土地规模经营是美国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技术创新则在以色列农业现代化中起支配作用,韩国则主要是通过政府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现代化的。通过研究各国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从中抽取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因子,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家农业保护体系；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五章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路径角度,探讨城乡一体化问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既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影响和制约了农村规模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解决“叁农”问题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找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我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可以少走弯路,加快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理论,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必须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六章(结语)对全文做出小结,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参照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提出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即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关系；要处理好彰显中国特色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要处理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要处理好促进工业发展与促进农业发展的关系；要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孙海波[7]2014年在《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有着大城市、大农村与大山区、大库区融为一体的社会经济特征,要实现农民人均收入翻两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当前经济高速增长到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存在很大的困难。为此,本文以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为对象,尝试系统地探索农民收入的增长机理,为出台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除了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与思路外,重点梳理了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的相关文献,在吸收和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是本文开展农民收入增长机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报酬递增原理、人力资本理论和政府经济职能叁个方面。报酬递增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运用报酬递增原理主要尝试从经济理论上解释收入增长之谜,人力资本是实现报酬递增的基础,而在这个实现过程中还需要政府经济职能的正常发挥。第叁章主要是介绍重庆市农民收入的现状,并通过比较分析寻找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征,并进一步发现制约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要素。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分别从重庆地区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发展叁个层次,分析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发现重庆农民收入增长的机理。第四章首先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四个侧面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然后运用重庆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农民人力资本改良的政策措施。第五章首先定性分析了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系,然后实证分析了农业经营收入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重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建议。第六章首先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联系,然后分别从农村企业发展、农村城镇化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机理,在吸收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重庆农村发展的政策建议。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系统性地从农民人力资本、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叁个层次,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研究了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由于收入增长源于技术进步和专业分工,而目前的统计指标还无法满足实证分析的需要。因此,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构建一个包含农民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性数理模型,探讨农民增收机理将作为下一阶段的研究任务。
刘文菁[8]2009年在《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有13多亿人口,其中7亿多在农村,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的教育。新形势下,研究农村教育和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我国农村发展内在规律的本质要求。关于农村教育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农村教育是包含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框架体系,并被认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城乡二元结构时期的产物。但是,农村教育也有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表现特征,农村教育的发展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使人们认识到了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而促生了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逐渐替代物质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发展教育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农村教育和经济作为农村社会的两大主要系统,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既可以推动农村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也可以促进农村社会功能的增强和结构的优化。因此,农村教育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和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我国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既有外部的(诸如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政策等),也有内部的(诸如不同结构的家庭对教育的投入等)。通过对我国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农村教育既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那么,对于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其发展的侧重点也不同。目前来说,发达国家更侧重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农村基础教育的研究；欠发达则侧重于成人教育的研究。通过对我国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性的现状分析和国外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经验的借鉴,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促进我国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唯一措施。
刘红峰[9]2012年在《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人口膨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对水资源和耕地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耗损、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人类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国农业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叁分之二的篇幅谈农业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要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的重要部署,明确了农业科技创新的价值取向是面向产业需求,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脱节问题。本研究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历史嬗变入手,梳理了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的悖论与劣化问题,探索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资源、环境之间无法实现经济社会问题与科技创新对接的成因,在传统农业科技创新与资源、环境之间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系统的不兼容性的基础上,借鉴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邻近类似国家的农业环境与资源科技创新与运行体制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要素介入农业科技创新耦合下的框架模型,探索设计了产、学、研、府、民多主体、多角度、多视野、全方面、立体式、链条螺旋性协同运行的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系统。并构建了切合我国生态与生物特质(按六大区域划分)的农业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型)科技创新评价指标系统的育化、选择机制,对我国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制度环境系统、两型农业科技创新运行系统、两型农业科技创新产出能力系统、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资源节约系统、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环境友好系统等六大系统进行了论证,构建了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评价系统,为促进两型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决策支持。嗣后,本研究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预判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在未来20-40年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系列巨大挑战,对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深层次演进方向提出了科学定位和趋势把握。
谷中原[10]2007年在《农村发展的农业多功能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利用农村社区资源，从事各种涉农产业的经济部门。从经济史角度看，农业是人类创造出来并不断完善的为自己提供农产品的生产模式；从经营形态来看，农业具有多种经营模式和经营手段；从生产本质看，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农业的多功能性表现为农业同时具有人文功能、生态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农业多功能的显现是一个从潜功能向显功能转变的漫长过程。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农业经营形态逐渐地从单功能转向有限功能、从有限功能转向多功能。多功能农业的兴起不仅是因为人类对农业功能认识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系统中的农业要素的结构资源发生了变革。可以说，社会系统的经济要素、文化要素、意志要素的协同变革直接导致了多功能农业的兴起。多功能农业具有传统农业不同的特质，从其自然性来说，多功能农业具有对自然的依赖性、生产的地域性、社会圈与自然圈的融合性；从人文性来说，多功能农业具有人类强干预性、维护地域文化、人文关怀、借用文化活动形式发展农业的特点；从生产特点来说，多功能农业具有开放性经营、需要高素质经营主体、效率空间增大、标准化生产、经营效益复合性等特点。多功能农业体系目前主要由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能源农业、都市农业等经营模式和产业构成。多功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冲突与同一并存现象直接决定着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满足“四效合一”、“四能皆备”、“叁农发展”的综合性要求的多功能农业评价体系，为多功能农业良性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多功能农业评价体系由经营性指标、功能性指标、效益性指标、发展性指标构成，是考核多功能农业项目的特性、产生、运行过程以及社会价值的评价标准。为了推动传统农业向多功能农业转变和推动多功能农业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根据多功能农业评价体系和多功能农业经营者与管理者的发展意图，建立起一种经营者与管理者良性互动机制。相对传统农业而言，多功能农业具有全面的、可持续的、内发性的推动“叁农发展”的效能。就推动农业经济发展而言，多功能农业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商品率、转变农业经营形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途径，推动着农业经济发展。就推动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来说，多功能农业从促使农民现代化、充分利用农村非物质文化资源、农村社区公共事业发展等维度，推动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相比而言，多功能农业与工具改造运动、土地关系调整、乡镇企业、农民区际流动等在我国陆续出现的动力因素不同，具有内涵发展、综合发展、人文关怀、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是农村发展的可靠动力。既然多功能农业具有传统农业不可比拟的发展效能，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不能错过推动农业发展的难得机遇，应该用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对策积极回应多功能农业的兴起。
参考文献：
[1]. 印度、韩国农业发展与农业教育互动机制的研究[D]. 刘丽芳. 华中农业大学. 2003
[2]. 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D]. 毛德智.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3]. 地市级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研究[D]. 肖树忠.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6
[4].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研究[D]. 纪绍勤.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5
[5]. 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法律问题研究[D]. 胡纯.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6]. 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 高岳峰. 武汉大学. 2014
[7]. 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与对策研究[D]. 孙海波. 北京林业大学. 2014
[8]. 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刘文菁. 中国海洋大学. 2009
[9]. 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研究[D]. 刘红峰. 湖南农业大学. 2012
[10]. 农村发展的农业多功能研究[D]. 谷中原. 湖南农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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