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现代性：反思的制度性与终结——解读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晚期论文,自我论文,制度论文,吉登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8263 （2000）06—0020—05
一、社会的构成：来自心理角度的阐释
人有意识地感知周围的世界，从自己身体上延伸出工具，运用思维的结果重新组合物质、能量，并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表达对过去的占领和对未来的觊觎。在人与动物的种种的质的区别当中，作为观念的、形而上学的思的过程被突现出来。当人参与到自然宇宙中时，人的主体所唯一拥有的尺度便是主体性的尺度，包括观念意识的一极与实践的另一极。当文明的进程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发端之始的这种深谋远虑成为社会运作最核心的建构，提供了社会转型的原初动力，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本书中，吉登斯将之精辟地概括成制度的反思性——例行化地把新的知识信息（以往反思的历史成果）纳入到实践中进行一系列心态、行为、生产及交往方式的重构和重组。“现代组织的特征不在于其规模或其科层制的品质，而在于受其认可和必须承担的集中式的反思性监控……跨越无限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的控制。”（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5月北京第1版，第17页。）吉登斯将之放入现代性独特的动力结构中加以考虑，个体之反思在时空分离与抽离化机制的支持背景下发生在制度的层面。吉登斯式的启示是在全面物化的世界中倡导人类的自救，救世的途径便是反省式的监控，在日常生活规划中表达自我反思性的投射。吉登斯的贡献之一在于指出了观念层面上理性之思的现代性社会构成的重要地位。人是一根会“思”的苇草，智慧的思导致自然的发现与人自身的发现，使人高居于宇宙万物的中心，同样是这种思又使人意识到这种中心论的可疑和可笑。于是现代之后的人们纷纷控诉现代性非人的同一性的奴役把人引向自我毁灭。关涉生态危机和核武器的议题设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文明和审慎的思的本身都是一种自我的压制和约束，传统的思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性欲的被压抑，牺牲掉人性的欢愉换取原始积累和现代工业的发生，而现代社会更是将反思是鬼魅伸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历史的每个片段。过去的物化劳动和未来的消费一起被制度化的反思同一于现在的财富积累。而自我的思在所谓的面向未来的开放控制中和现实进行妥协，这是自我理解的深化以及自我认同的达成。
这里强调精神结构的推动作用决非是要返回唯心主义，反思不仅简单地呼应着先有与现有，而且把矛头指向我们生存形式可能性的未来，描绘出一幅既真且幻的世界生活图景。在这里，制度化的反思突现了在黑格尔的颠倒的精神概念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被多重遮蔽的深层逻辑。作为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思的功能融入到实践构序中，意识的超越性和独立性构筑了历史的一个实践序列的始与终，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是被实践所中介的，也是被意识所中介的；而实践与反思的意识又是相互中介的。纯粹的思与纯粹的实践都无法构筑人类的历史。人是在反思的支配下，促成主体之于客体的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促进作用中形成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关系。实践在何种水平下深入客体世界，主体的认知就在何种水平下展开。实践的格与主观的格在此意义上产生对应。吉登斯的自我的反思性反映了实践构序与认知构序相互缠绕、彼此渗透的复杂机制。单纯地强化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如实践，则沦为经济决定论；如观念，则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颠倒（深刻的对应关系使黑格尔在最唯心的地方最接近唯物主义）。（注：参考张一兵：《张一兵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246—300页。）这种复杂的社会机制暗示了两种物化（马克思语境中的物化与韦伯语境中的物化）之间必然发生的深刻关联。
二、反省的现代化与关系的重构
人面对自然的直接后果是一定的历史视域下的生产方式，我们不仅生产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而且生产社会关系（社会的制约机制与构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是被产生和构成的，是实践的后果，是生产过程中出乎意料的副产品。反思和否定则是实践的历史性理性的内化的投射。历史是一个渐变的非连续性过程，人类社会始终位于发生学的意义上，先有和后有都是带有真理冲动的谬误。
现代社会具有两种连续而又异质的形态（这一观点受贝克的社会形态划分的启发（注：贝克把现代社会划分为前后两种形态：前者是质朴的现代化，即传统的理性化；后者是反省的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理性化。））：第一阶段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工业化的现代化为主要特征，我将之概括为“关系化”时期；第二阶段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以对工业化危机的全面反省与纠偏为主要特征，我将之概括为“关系的重构化”时期。这两者都是人们理性反思的产物，只是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主动运用反思与怀疑的机制上升为人之生存的内在标准。这种制度预设了失误与漏洞的普遍存在。
关系化意味着早期现代性的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关联的达成。当我们把科学技术系统地运用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中，用科学理性涂改自然图景时，大众在无意识中形成了外在于他们的崭新的现代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和现代个体的自我一样都是晚近的发明。人人为自己谋求利益，却形成了自发的联结，斯密的“无形的手”形象地说明物化了的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这种不自觉的控制关系围系于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关系的构成，因为突破了自然关系的血缘性与地缘性，在更广阔的时空抽离机制中实现现代个体人的交往模式。所以，当我们利用事物的标准性与可谋算性使我们的生活世界更“合理化”时，雇佣劳动、货币统治以及资本奴役也都是必然发生的，似自然的物役性是人类反思谋算而又超出了人们预期把握的结果，牛顿——笛卡尔式的历史理性通过实践构序的折射成为凌驾于个体意志之上的社会强制。关系化所设置的社会强制与风险提出了一个理论设问：工业化的现代化是否正当？它的合法性何在？
晚期现代性是一场关系体制加快除旧布新的运动，“贝克的现代定义等同于一个无定形的社会转变过程，它显得相当空泛，以致于一无所指。”（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第46页。）他实际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关系不断在反思重构中变革过程的本质特征。“现代性的风险氛围使每个人都变得纷乱不堪，无一人能幸免于它的冲击”。（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5月北京第1版，第143页。 ）自发性的风险和已纳入制度的风险成为现代性风险环境的总体背影，在里面作孤军应战的是原子式的个人。我们的此在处于古代与现代的紧张之中，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的异质性在于社会的真实变迁被活着的个体在场地感受到，而不是通过祖辈留传下来的模糊不清的神话。告别成长仪式之后，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反思与实践相联，未来以开放性的姿态迎接我们，在反思的否定、批判、建构的过程中，以后的生活会更美好。
人自始至终都处于社会的制约以及对这种制约的超越努力中，对关系化的理性重构就是这样一种超越的尝试。然而个体自我面对人之总和总是充满了背反与谬误。如果说社会关系是人有意识的控制自然时溢出的一种难以预料的尴尬困境，那么当人们企图再使这种关系进入理性反思的重构时，又会有一种新的溢出发生。社会的进步也正是在对二难困境的突破中体现出来。人们不断地将外化的溢出的体系力量纳入自己的思中，从而在否定和批判中，建立一种更完善的控制与谋算，一种能保障自我认同与基本信任的风险规避机制。然而值得玩味的，同时也是哲学想要证伪的正是这种反思预设的陷阱。“我思故我在”的“思”在触碰到生存界限时所发出的巨大回响，不啻于一种为理性之思敲起的丧钟。个体的完美的自利的逻辑推断在集体的层面上总是非完美的。无论是自然界物性的玄机还是社会界人际的奥妙被纳入反思，或可被充分的预期之后，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东西被溢出，成为外在于我们的奴役和强制的力量，当这些莫名的关系和机制又一次成为人类的关注的焦点（这个过程首先始于学者和专家系统，经由抽离化的机制和依附于现代媒介的超时空的信息传递，开始成为大众的经验、自我认同建构的组成部分以及充分反思和预期的对象），同样的荒谬与倒错将发生。新的溢出从人类持久反思的围追堵截中呼啸着突围出去。虽然人的视界不断扩展，认识也在持续的延伸，然而总有一条或隐或现的分界横亘在现实与构想、瞬间与永恒、个体与类、有限与无限之间，成为人类生存永恒的悖结。这就是众役性的发生。
在博奕论经济学的语境上，我将挪用和建立“众役性”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众役性”不是指海德格尔式的此在的共同存在的深层束缚，在从众心理支配下的常人化、时尚化、非主体化的众人之役，也不是弗洛姆意义上的面向集团的、制度的适应性的调整，而是指社会关系在大众的反思的重构下更深层的异化的发生。我们的反思以及将之包容在其中的实践总是倾向于创造出身之外的无法蕴含的一种后果或状态，创造出尚未移入反思、预期视域的外部未知。这种外在性与实践的内在参照系统同在、被奴役和被控制与我们奴役控制他者同在。历史的反讽表现在前者是后者激情浇铸的果实。自反性的意义亦在于此。
在晚期现代性中、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取决于他人的决策，在没有彼岸真理的时代，决策也是相对的，只有在与别人的策略场域的关系中，个体的决策才能得到真正的评析。个体的内在标准是他人的总体，自我依此原理反思地重塑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是社会重新结构的内在参照系。在市场运行中，博奕论的困境陈述恰好说明了上述论说，这是经济学所提供的佐证。
博奕论中最有名的一个实例是“囚徒困境”，它揭示了理性的人何以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产生非理性的结果，聪明的囚徒经过严密的思考推论后，做出对策的最优解，然而结果却是次优的状态。这种状态的二难困境不在于充满非理性欲望的个体的理性决策（反思的动用）；也不在于经济生产格局下的自然稀缺性（经济学对自然的认识局限在于对稀缺性的感知上，在“囚徒困境”的实例中，自由便是大家都在谋求的稀缺资源）；甚至也不在于生产力基础上由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外化在马克思的物役性理论中得到很好的论说），而是在于自我的反思建构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制约之间相互作用的后果。囚徒困境的悖论性在于突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在囚徒困境中，双方都会选择对自己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策略，从而导致了对策的稳定均衡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纳什均衡点（假使其他参加者不变换策略，任何单个参加者不能单方面变换策略来提高他的支付）。但这一纳什均衡点却不是全局的最优解（帕累托最优）。萨缪尔森称之为“合成推理的谬误”。
“囚徒困境”不只是理论家在象牙塔中虚构的智力游戏，而有着很深的哲学指涉。自我个体对集体层面的社会系统的心理期待酿制和幻化出“高后果的风险”，这种风险带来我们未能预知的副效应，使本来的制度期待效应遭到破坏，结构化的关系为社会中每个成员充分体认并作为行为决策的依据时，其结局与最初制度安排将有一个偏差，使整体的社会运行位于一种动荡的亚优化状态，众役性意味着制度化反思的外在化，我对自我认知视域下的社会关系的再创造甚至也不能完全处于我的全盘监控之下。
众役性旨在说明建构此岸世界的彼岸感，“关系化”是对人的控制与奴役，“关系的重构化”是把人引向更深的控制与奴役。
三、第三种自然及思之终结
众役性和马克思语境下的物役的似自然性有着一定的异质性。物役性是有限的人面对宇宙之无限永恒时的颠倒与错位；而众役性是个体自我面对我之总体的社会时的颠倒与错位。前者的理论针对的更多的是早期现代性的关系化阶段，是在人们获得全面改造自然能力的前提下，揭示了当人们用强暴掠夺的方式支配自然时，这种方式将自反地运用到人自身，我在创造出惊人的工业文明的同时创造出奴役和控制自我的社会关系（也就是马克思的经典名言：人与人的关系颠倒成物与物的关系），人们处在黑格尔所说的第二自然的笼罩下。众役性的发生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关系重构化阶段，工业化的物役关系的压制逐渐成为人们反思与批判的主题，当人们试图重新支配原本畸变的统治关系时，这种再次支配的努力又将反讽地运用于人自身，社会的每一个自我对社会关系的解构或重构将会形成新的外在于我们的异己机制。争取自由的解放是一次风险投资，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将我们引入更深层次的支配与统治。而这一次，我面对的不再是我无意间建构的第二自然（结构化了的现代社会及其关系本身），而是我有意识地对前者关系涂改的结果——自我计划图谋的第三自然（现代社会的再结构化）。马克思的“我创造出外在于我的事物——我被我的创造物所奴役”的论述在扩大的社会学的语境上成为吉登斯的“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则是作为此岸秩序的社会结构关系。
如果说“解放的政治”是启蒙以来的普遍冲动，它“将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用物化的不平等、剥削、压迫和主体性的沦丧来替代传统社会的神意的剥削压迫”（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5月北京第1版，第252页。）， 那么“生活的政治”——“从选择的自由和产生式权力中得来的政治决策”（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5 月北京第1版，第252页。）——是以众役性整合了早期现代性的物化奴役。反思的建构通过将反抗与超越的冲动纳入到自身体系，“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的一种建制要素”（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5月北京第1版，第22页。）而成为这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思的超越成为资本主义后现代性体制的新的生长点。披上了反思的外衣，现代性制度的现象层面更加扑朔迷离，人们在对本质的遗忘中加深对现象的认同，人们自以为掌握了武器的批判，而实际是助纣为虐。救世的呼喊和诗意的抗争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而知识分子的这种拒世的功能将在制度的名义下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凶。《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本著作里提到的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思合著的《第二次机会》、容瓦特“自我治疗”系列的帮助手册以及包括“生活政治”在内的种种生活指南，构成了庞杂的专家系统，这些反思的成果在大众的选择认同下用来应对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变迁，参与对社会关系的重构，促进新的关系的生成，学者在走向异化深渊的不归途上充当了先行者与领路人。
无意识之中，反抗变成拥护、自我变成他者、超越变成深陷、解放变成奴役、覆灭变成新生，而这其中最为本质核心的是绝对的变化成为绝对的同一。在反思的制度化中，资本的同一性显示了极致的同化吸纳能力，它将原先处于对立面的否定与疑虑置于自身，使每一次反抗都成为自身一种重要的扩张和进展，正凭此，在时间的维度上，资本将过去、现在、未来同一于自身；在空间的维度上，资本超出民族——国家的疆界，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霸权。所有主体的超越与反叛都显示为资本本身的外延性力量。
绝对变化与绝对同一在晚期的现代社会的境况下神奇般地等同起来。变化的后果是本质模式的无从可变，异质的变迁成为同构的预演。在这种意义上，怀疑的阐释成为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吉登斯的反思的制度化与建构过程中的自我认同正是全球化的现代性的最高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这是把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历史长河中的特定阶段视为永恒的自然过程，在反思、怀疑的极致的目的论语境下，把似自然性错认为是真正的自然性状。（注：参考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73—487页。）这同时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的欺骗。反思的重构的尽头是什么？未来的反抗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难道是无为而治？为了反思和为了怀疑的怀疑将最终被宣判为一个人类历史片段中的负现象。绝对的改变与绝对的停滞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情绪。“社会生活层面空前的变化速率等同于一切事物空间的标准化……因此我们开始感觉到的东西——作为后现代性的某种更深刻、更基本的构成而开始出现的东西或至少在时间维度上出现的东西——是现在一切都是服从于时尚和传媒形象的不断变化，今后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注：詹姆逊：《时间的种子》，漓江出版社， 1997年5月第1版，第17—19页。）随着反思与批判的终结， 知识分子之“死”亦是历史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