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蕾[1]2003年在《论中国现代家族叙事文学中的生命群像》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围绕着中国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家族文化对“人”的制约与戕害，研究家族的解体构成的象征意义，探讨在家族生命群像背后隐匿的精神空间、拯救力量和消解能力。 全文可分五章： 第1章主要回顾现代家族叙事文学的流变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家族生命群像的总体意义指归。 第2章主要探讨家长(父亲)的文化心理，通过对文化心态的阐释来批判其负面罪恶，并思考其正面意义。 第3章主要分析在社会转型期，长子的矛盾人格构成了个人与自我、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的潜在冲突，从而酿成了长子的悲剧。 第4章主要讨论家族中的逆子形象，分析逆子的抗争与出走对家族制度崩溃的催化作用，同时引入对“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思考。 第5章主要分析家族中的女性形象，深入挖掘贞妇、寡妇与泼妇的共同指归的解构意义，尤论是殉葬还是报复、畸变，她们都有着解构宗法社会的力量。 文章最后总结了生命群像中蕴含的叙事主体的拯救意图，这意图源自作家的苦难意识和生命意识。
张晓[2]2016年在《“家”里的女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族小说是中国小说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家族小说是一种以家族为描述对象的小说类型,它通过描述波澜起伏的家庭故事,通过展现家族成员人际关系的变迁、生活命运的变化、思想行为的变化,由此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前进,以及身处在时代风云变幻大背景下人们思想的轨迹。家族小说通过描写家族环境的变化、家族成员思想行为的变化反映深厚的社会时代内涵,反映中国文化的发展。家族在中国历史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中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这决定了家族小说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漫长而久远。在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现代家族小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与中国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时代特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本文绪论的第一部分分析家族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价值。家族小说内容丰富生动,其中既反映家族变迁与社会变迁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也包含家族负载的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甚至与民族文化的记忆和历史书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家族小说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处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而社会的变迁在家族中又有着深刻地体现,所以家族小说更能细致深入展现这段历史中人民——尤其是女性在思想、行为上产生的变化。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结这点理论意义基础上进行阐述的。绪论第二部分梳理了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研究现状,阐述了这些研究的优点和不足,进而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方向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第叁部分对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内容进行简要介绍。以家族为对象的文学作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从春秋战国一直持续到今,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家庭生活的描述,“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我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后以家族为主题的文学便不断发展。到了唐代,家族小说正式形成,包括传奇和笔记体小说。发展至宋元明时期表现家庭生活的文言传奇小说更加繁荣,元代杂剧这种文学形式的兴起,提高了家族主题在文学殿堂的分量。明清时期,通俗的家族小说蓬勃发展起来。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民众思想的解放,人们对家族的认识更加丰富深刻,对家族的态度也由以歌颂为主逐渐转变为批判揭露家族制度的落后性,表现这方面主题的家族小说数量众多。本文第一章第一节从历史背景着手,考察“家”、“家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脉络,先对家族小说建立一个学术认知。考察到家族小说的发展脉络,不同历史时期家族小说的内容、形式和思想都不一样。第二节简要分析现代家族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叁种不同类型,一是接受新思想熏陶追求自我解放的女性,二是走出家族投身社会的革命女性,叁是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传统女性。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塑造了大量的丰富有趣的女性形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女性形象体系。尽管她们的人生境遇各有不同,但根据这些女性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男权制度不同的反映,将她们大致分为叁类。本文第二章对女性意识觉醒,追求自我解放的这类女性形象进行研究。从亲情、友情、爱情叁方面分析她们出走家族的原因,并对她们走出家族的结果分类分析,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法适应社会重回家族怀抱的失败女性,一类是思想更为解放适应社会的成功女性。第叁章对不满足于女性自我解放,而是将眼光投向国家民族命运的革命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分析她们是如何从家族小女人转变为关怀时代的大女人,以及家族女性投身革命的深刻意义。本文第四章对局限于家族中不能走出家族的传统女性形象进行分析。这类女性要么是深受家族压迫要么异化为恶文化的帮凶。同时在这一部分笔者还分析了传统女性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新文化之间取舍过程,分析这两种文化对传统女性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结论部分对现代家族小说女性形象进行总结,阐述其与政治相互影响、与文化相互依存,既促进人们思想解放追求平等的复杂性,进而明确这种复杂性使现代家族小说具有了更大的阐释空间和研究价值。
吕君芳[3]2016年在《现代性视域下1990年代以来中国家族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0年代以来中国家族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数量众多、内涵丰富,而且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它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因为家族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本身蕴含有厚重的文学和社会历史价值,足以承载已内化为特定民族思维模式的家国梦。其次,1990年代以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还与现代性有着深刻的关联。现代性的加速推进和国人对现代性的探索,驱动着中国作家从家族兴衰的维度切入,去探究国家民族的现代性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中人的现代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也由此铸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审美品格。本论文拟从现代性的角度,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家族小说创作进行总体的观照和把握,旨在解读这一重要文类创作所包蕴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内涵,阐释其思想艺术价值及其发展规律。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叁大部分。绪论:对现代性概念内涵及其1990年代以来中国家族小说的现代性坐标,以及研究总体状况、选题价值、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进行归纳和梳理。第一章:从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出发,追溯1990年代以来中国家族小说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叁方面内容:一是审视1990年代面临的特定背景;二是对中外小说的发展作全面系统的梳理;叁是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家族小说的创作情况作一个概括。第二章:主要探讨1990年代以来中国家族小说家族叙事的叁个重大主题:"家族文化主题"主要揭示家族制度在历史长河中从鼎盛走向崩塌的必然进程;"商业文化主题"着重展现民族商业在历史中的尴尬处境及其从辉煌走向没落的必然命运;"革命文化主题"主要呈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路线及其对于革命的历史反思。第叁章:重点探讨1990年代以来中国家族小说最具代表性的叁类形象——封建家长、家族长子、家庭女性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家族本位的逐步瓦解,在时代巨变的洪流面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所作出的时代选择,以及各自不同的命运。第四章:从悲剧、史诗和传奇叁方面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家族小说进行艺术阐释:"悲剧"模式主要体现为人性的悖反与矛盾、道德与欲望的冲突以及个体与历史的宿命;"史诗"模式从个体角度切入,体现家族小说历史与个人融合的双重视角;而"传奇"模式则书写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和传奇故事,藉以增加作品的神秘色彩。结语:在绪论、正文论述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对中国家族小说创作指出了亟需注意的问题。
谭苏[4]2015年在《鲁迅小说形象色彩修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鲁迅的小说开启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序幕,成为彰显鲁迅文学功绩和文化贡献的重要载体。鲁迅的小说文本体现了多种艺术特质的交汇和融合,寄寓了鲁迅深广的历史审思和现实创设。本论文的写作主要从鲁迅小说形象色彩修辞的文本呈现、意义形式、审美功能等叁个层面予以描述和阐说,旨在挖掘鲁迅小说中维度多样、形式生动、内蕴丰富、意旨深刻的语言形式和表达策略,从而揭示出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所蕴含的美学内涵和诗学内涵。尽管各个层面的探讨内容不同,阐述方式也不近相同,但彼此之间互为勾连,互相印衬,共同形成了本论文对鲁迅小说形象色彩修辞的整体观照。考察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的文本呈现是本论文的出发点。从人类的五官感觉起步,分别从视觉、听觉、肤觉、嗅觉、味觉的角度还原鲁迅小说中富有艺术魅力的形象色彩特征。通过基于视觉的颜色修辞观照鲁迅小说中不同颜色语码的形象色彩义,勾勒出鲁迅小说色彩世界的风貌；透过不同颜色语码所内含的隐喻意义,探讨鲁迅关于国民性、启蒙、复仇等重要主题的思考；以鲁迅对色彩的选择和偏好把握鲁迅的情感基调和生命姿态。通过基于听觉的声音修辞,发掘声响修辞在鲁迅小说中的多重内涵；把握鲁迅对人声的情感化的处理意图和技巧,了解鲁迅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切身体悟；领会鲁迅小说中语音表达的表意性和情感性,进而观照小说所传递出的社会内涵的思想旨意。通过基于肤觉的感觉修辞,探究鲁迅对国民之间的现实关系和人际社会的洞察；透视鲁迅对国民性的审视、揭露,以及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设想和期许。基于嗅觉和味觉的感觉修辞,主要表现鲁迅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态度,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心理感受和具有空间意义的情绪体验。阐述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的形式意义是本论文的着力点。从小说文本的语言要素出发,探讨形象色彩修辞在鲁迅小说中文本主题和风格特征的确立、文本环境和整体氛围的营造、人物形象与心理的刻画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策略方式和艺术效果。鲁迅小说中不论是生的艰辛,还是死的悲凉,甚至是人心的隔阂,都寄寓了鲁迅对人类存在感的形象化反映和深重思索。不论是自然环境的压抑,还是社会环境的逼仄,亦或是心理环境的隐秘,都是事件发展和人物活动的背景,也是各个环境因素的交融与迭加,更是鲁迅小说文本整体氛围的外显形式。形象色彩修辞的魅力在人物塑造及心理烘托上同样具有事半功倍的表达效果,通过语言的形象色彩把握人物群像的共同特征及具有共同点的心理内涵,从而把握鲁迅小说文本的深刻意旨。挖掘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的审美功能是本论文的落脚点。意象作为意义多元化的载体,具有可供深入挖掘的精神意蕴,撷取鲁迅小说中的月亮意象、铁屋子意象、吃人意象,探讨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在意象的确立和构建上所发挥的艺术效应。反讽是鲁迅具有自觉意识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透过鲁迅小说中的言语反讽、意象反讽、情景反讽,以观照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在反讽维度上的艺术张力。“陌生化”重视个体的感知状态和情绪体验,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和感觉的陌生化挖掘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的奇异效果及蕴含其中的特殊用意。“修辞”是一个内涵外延极为丰富的具有诗学意义的概念和术语,其意义所在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修辞主要指传统文论中的修辞格,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将其称为“微观修辞技巧”；广义的修辞,指组织并调整话语以适应特定语境中的表达需求,或者说,是为了实现特定语境中的表达效果而有目的、有方法、有技巧地组织并调整话语。本论文所论及的“修辞”正是基于“修辞”的广义层面所展开的探讨,特此予以说明。
闫红[5]2007年在《铁凝与新时期文学》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的贯穿性作家,铁凝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忽视的复杂存在。她的创作虽与新时期文学主潮若即若离,却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默契。论文揭示了铁凝以多重身份的写作(政治身份、知识分子身份、女性身份、知青身份)全方位的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这几重身份既矛盾碰撞又和谐统一,形成了既重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价值规范,又尊重生命意义和个体自由超越的现代性价值理念,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边界;她极具东方美学思想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实现了文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和谐平衡。她是一个既受大众文化欢迎、又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并坚守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她以自己独特性的创作抵达了时代精神和文学殿堂的顶峰,成为能够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几个重要作家之一,这意义丰瞻的“铁凝现象”本身显示了她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价值。本论文作为铁凝的整体研究,在新时期文学的宏阔背景上,以新时期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为“经”,以作家主体不同身份写作共时性审视为“纬”,以对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创作的尴尬生存与自主性坚守、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独特的美学价值为补充。可以避开传统的研究模式,既从文学史出发来研究和发现铁凝的独特性、丰富性,且能以现代性、身份写作为价值坐标穿透其复杂多义的叙事文本,对其繁复的文学意蕴做出合乎真理性的阐释,以期在学术层面上达到对铁凝研究的整体性突破。同时,以铁凝为参照来审视和反思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问题,可以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收获,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和价值重建提供借鉴和启示。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通过对铁凝政治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写作在新时期主流文学中的价值的研究,重新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下,铁凝的政治身份经历了被动认同、艰难对接、主动选择、和谐建构过程。她的政治认同是与鲁迅先生的“听将令”相一致的,是自己所选择的具有时代先进思想和历史进步意义的现代性政治,在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伤痕文学”、“主旋律”文学等主流文学创作相比,铁凝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文坛的僵化政治思维和概括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将政治性内容审美化,在文本中把对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论证、文学本体的审美品格和人性深度融为一体,极大的提升了主流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铁凝实现了文学与政治最大程度上的优化,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的想象关系的桥梁。第二章通过对铁凝知识分子身份写作的研究,辨析这种写作在新时期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中的特征和意义,关涉知识分子叙事中话语表达、职责担当和文化重建的问题。论文通过铁凝与新时期的“新启蒙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对比研究发现:在80年代,铁凝继承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冲破了“极左”思想的束缚和新时期文学的“集体叙事”,以对启蒙理性的审美置换实现了个体对群体的穿越和超越;90年代铁凝以知识分子的“边缘和守卫”的姿态建构着真善美的文学,避免陷入“新写实小说”的理性主体的缺失和道德理想消解的审美现代性困境,获得现代性叙事的短暂平衡;新世纪,铁凝在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的完美融合中建构起崭新的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为后革命时期建构宏大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审美表达的借鉴。而众多“新历史”小说在对“宏大叙事”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贫乏中陷入“史诗化”的困境。铁凝规避了知识分子现代性认同中过度自我或消失自我的尴尬,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叙事文学提供一个跨世纪的重要启示。第叁章对铁凝女性小说作重点分析并辨析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得失。铁凝把现代性理念与传统观念优势互补、把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艺术契合,冲破传统男性文化束缚与西方女性理论误导,建构起铁凝独有的女性形象系列和真善美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拯救女性文学叙事的危机。论文认为,铁凝女性身份的认同经历了诗性自我、女性自我、理性自我的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铁凝以诗性自我塑造了以“香雪”为代表的美仑美奂的少女群像,弥补了新时期初期深陷男权文化中心的女性写作的匮乏;80年代中期以后,铁凝以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在审丑与审美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对女性自我的超越,既是对张洁、张辛欣们忽视女性本体生命欲求的弥补,也是对林白、陈染们过度陷于女性偏执的警醒;在新世纪,铁凝的《笨花》体现了女性意识叛逆后回归新的时代精神和宏大话语的趋向,预示了新世纪女性文学审美态度上的重大转变。第四章参照价值现象学理论对铁凝知青身份的写作进行阐释,同时对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复杂流向及其局限性作出探讨,为知青文学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话题。铁凝较早以作家的眼光和独立的姿态表现“文革”和知青生活,《村路带我回家》、《麦秸垛》中,她超越了纯粹的知青作家的政治尖锐性和功利性,以个人化叙事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工具性要求的游离而具有了现代性意义。《玫瑰门》、《大浴女》对文革中肆意放纵的恶魔性、对我们民族文化基质中的痼疾进行冷峻的批判和反思!铁凝知青身份写作弥补了知青文学的缺憾,呈现出拯救与逍遥的不同的审美姿态与价值承担。第五章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借用布迪厄有关文化生产场域的理论,研究了90年代以来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与消费文化的奇遇与突围,以及文学的自主性问题。铁凝与畅销书“布老虎”的接触与疏离,显示了她对消费文化资源的挪用和反思中坚守住了作家的独立身份;她的小说与影视改编从共生共荣到背离变异的关系沉浮中,揭示了文学与电影之间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的绞缠;而网络中的铁凝则被消费社会抽空了文学家的内容,改写为时尚的符号或明星。铁凝的经历代表了知识分子悬浮于大众消费文化中自救的焦虑和确证的艰难,她对文学的人文本性和美学本性的坚守说明,作家应以富有活力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更广阔的指向社会,才能建构起文学自主性。第六章从审美层面对铁凝创作美学价值进行分析,进而讨论新时期文学中诗性失落和审美褊狭的问题。论文认为,铁凝以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和意义化的创造性抒写,实现了对诗化小说叙事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是对当下日常生活叙事中诗意消解、意义流失的补救;其极具东方美学风貌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涤荡污秽暴力的美学褊狭,是对当今文学创作中审丑与审美失衡的纠偏;而其对文学理论的探求和文学创作规律的总结也显示出内在的生命力和独创性。铁凝创作独特的审美风格和审美价值提供了当代文学所缺乏的东西,对建构文学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开启了新世纪文学通往艺术审美的回归之途。研究得出,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她是一个对真善美执着追求的、代表时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纯文学作家,是新时期的文学洛神。她为建构当代文学相对稳定和谐的表意系统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指出了铁凝创作的局限性和当代名作家创作危机,如何使中国文学在21世纪把握历史机遇,创造新的辉煌,是铁凝等中国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都须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
杨姿[6]2010年在《二十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文中提出本文试图通过对二叁十年代以及新时期小说中的“乡土浪漫书写”的比较分析,总结中国文学关于小说发生的内在规律。乡土创作通常被视作中国“现代化历程写照”,因为小说揭示这一过程中,乡土面临城市化进程的蚕食,一方面努力改变自身衰弱不振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未来发展道路的迷惘。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注意从比较“城乡差异”的角度来发掘这一现代转换的意义,本文认为,仅仅关注到“差异性”也不足以完全阐述中国作家自己的心态变化,而对“浪漫书写”的重新认识,将有可能更具体地揭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若干细节。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当浪漫主义和乡土中国结盟,成为一种所谓的文学流派(论者的研究对象拟定在杨义所概括的“乡土浪漫派”之外),更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主体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和人生的态度,甚至也是一种人存在的境界。它的发展影响着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人生状态、精神诉求和审美追求,另一方面,社会进步、主体精神生活提高、文学健康发展又反作用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之所以出现两次大规模的浪漫乡土书写高潮,一方面源于浪漫精神自身所坚持的理想主义和生命强力,另一方面也和社会发展结构与格局密不可分。无论是前期与现实主义相对,还是后期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构成的浪漫书写,都迥异于古代中国“归田卸甲”的桃源品格,从骨子里渗透和逼射的不是冷漠、平和、克己的澹泊与躲避,即使是诗意与牧歌的荡漾,也是现代意识关注下激情叙述的表现。通过对二十世纪乡土浪漫书写源流的探索,以及相关研究历史评述的梳理,总结了浪漫书写的理论形态,是在对外在世界的模仿转移到对个体内在宇宙的关注之后形成的,以情感性为中心对自我存在的思索,并进一步规定了包括“含魅”在内的乡土浪漫书写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乡土的浪漫书写”并不是和“国民性批判”对立起来的两条路,从“五四”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从社会核心意识形态中,获得变异的、却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并融解成他们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种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不能直接作用；但因为人的思维来源与核心是从环境中吸纳观测事物的分寸,所以当非主流的理论涌入、讨论,伴随现象的理解、吸收成为形式上的在场,原有思维中被占领部分,重新组合成新的样式。这也是八十年代的乡土浪漫书写越来越不像标准的“浪漫”时,更加显示出本身的创造性,首先它来自于一个正义的心灵,不再乐意花费精力掩饰属于本体最真实的一部分,那么就使他们能够越过猎奇图景的诱惑,更加直接地抓住艺术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乡土浪漫书写的存在使二十世纪文学整体呈现出蓬勃昂扬的精神品格。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乡土的价值指向,以及这些意义本身的冲突和变化。对文学创作原本复杂的精神现象被“一体化”进行剥离,浪漫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转变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鲁迅一代作家主要是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来读解乡土、感悟故乡,在这个前提下,国家民族的建设作为一个更大尺度得到重视但也与个体发展的问题形成冲撞,这可以说是关于乡土的一种“深度体验”。但到了汪曾祺这里,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二、叁十年代的乡土浪漫书写作者创作都充分显示了他们立场的个别性,但新时期作家与众不同的选择中既包含了独立性又兼具了普遍特征。尤其是“寻根”开始,作为联系着内在生命存在方式,也关涉“个性”、“自由”、“主体”、“他者世界”等等的产生,乡土的版图逐渐蔓延,而原有的对立也渐渐趋于一种包容性状态。第叁部分主要从乡土浪漫书写特有的工具性“记忆”这一角度比较了两个时代作家“记忆”的构成和转变。以废名、师陀和韩少功为案例,考察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体验”。对乡土的抽象认识直接推动了作家对自由本体的认识,由主体退回内心,企图获得一个彼岸世界,转移到还原一个更“边”与“远”的世界,体察人类的生存原貌。由此,可以发现,自由一方面是时代的逆行者,在20、30年代,作家们有了“自由”的姿态,却缺乏“自由”的力量。那种以故土为倚托的书写,加剧了个体与故乡的疏离,损伤了自由的实现。自由由内在宇宙返回到周围的世界,包括此岸的关怀,由单个的、孤立的自我,扩大到一种区域板块特征,兑现自由的承诺。第四部分重点讨论了“浪漫书写”精神结构中的情感性与作家们文学探索的关系。文章提出,执着于寻找人类栖息地是中国作家书写乡土的情感性原旨,现代作家的体验主要是以故乡的“重建”以取得生命中“神性”的恢复,然而故乡大都在“寻找中”失落,所以离乡就注定了“在路上”的情感准备；而寻根作家抛开了故乡已不再的假设,将人的本性拾回作为结局,文化寻根更大程度上是个体对自我的验证,即在一种穿越人与人之间疏离的大悲恸与大感动中领悟乡土,将乡土作为解决精神危机的手段。第五部分讨论了从乡土浪漫书写一个重要的审美策略“含魅”的形式与内容的变迁。“含魅”从形而下角度讲是民俗古风的习俗传统的演绎,从形而上角度看是对命运不确定性的思索；这一变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相当多的中国作家开始由个人同国家对峙立场,渐渐转入在大民族背景下关注和思考个人的价值与发展。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以及建国后动荡社会变革的没入尾声为体验,这一思想立场的改变与新时期中国作家的本土经验密切相关。
庞文娟[7]2012年在《中国家族电视剧的叙事结构分析》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电视剧成为二十一世纪社会的主要文化消费品。自《四世同堂》的旷世经典播出之后，《大宅门》、《闯关东》、《京华烟云》等一系列家族电视剧得到了电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本论文是以中国家族电视剧为研究对象，按照格雷马斯叙事层构性的理论，把家族电视剧的叙事结构分为表现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并将家族电视剧的叙事呈现和电视剧的表现结构结合进行分析，将电视剧产业的商业化、模式化与家族电视剧的表层结构结合进行分析，将深层结构与电视剧的叙事逻辑和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进行分析。揭示出家族电视剧叙事文本的建构规律，分析类型电视剧的审美状况、商业属性和文化建构之间的关系制衡，并力图以家族电视剧为代表，梳理类型化电视剧叙事结构分析研究的理论范式。
田蓉辉[8]2016年在《民间原型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借用西方原型理论,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戏曲、小说等民间文艺形式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故事母题、人物、意象等与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创作联系起来,探讨红色经典小说民间母题、民间人物原型与民间意象等的原始内涵及其现代运用与改造情况,并结合创作主体和受众群体的特殊性分析使用这些民俗资源的原因。最后指出基于民间原型视角对红色经典小说重新认识的意义及局限性所在。第一章对红色经典小说民间母题的革命演绎进行了概括。第一,成长母题在革命叙事中的转世赋形。从人类学视角来看,红色经典小说塑造的“新人”之前的身份正是一个个即将步入革命殿堂的“未成年人”与受礼者。他们离家出走、寻找真理完成了在隔绝环境中的分隔礼仪。他们大多是丧失肉身之父的“孤儿”,党、组织是他们成长路上的“精神之父”——能够像部落长老一样让受礼者的身份获得终极转换,并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引领受礼者接受各种考验。革命新人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成长为富有感召力的领军人物(如抗日英雄),这非常接近那种“神赐英雄”的“通过仪式”。第二,复仇母题从民间传奇到宏大叙事中的嬗变。红色经典小说阶级斗争表面故事之下嵌入“坏人的作恶导致伤害—斗争—胜利—主人公新生”的复仇故事模式,人物经历了“平衡—平衡被破坏—新的平衡”的命运过程,复仇传奇演变为言说“解放”、“革命”、“阶级”的宏大叙事的过程中,仍然认同并继承了父仇子报的复仇策略以及“邪不压正”复仇价值观,在个体式报私仇置变为群体式雪公恨的宏大叙事中表达了新的出路。第二章讨论民间人物原型在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乔装改扮。第一,革命外衣下拯救者原型的置换变形。在“救世”母题中,“英雄—群众”关系与神话传说中“神—人”关系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古代具有拯救功能的神灵、清官在“党”,以及代表党的“组织”、“英雄”等人物躯壳内获得了置换与再生。但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又不是民间拯救者原型的照搬照抄,革命英雄和阶级、集体概念联系在一起,强化了角色的“阶级”身份,以及拯救者的角色功能。阶级身份置换使其获得现实的力量,经过一番现代性的改造后,突破了以往的封建性局限。第二,脸谱化人物模式的革命化转换。民间文学中的善恶对立的人物刻画与等式化的想象成规,能够为现实的阶级认同提供确定力度。不管是英雄人物从人到神的“洁化”处理,还是反面人物由人到魔的刻画,这是一个典型的箭垛效应铺成的人物群像的书写过程。敌人脸谱的恶魔化书写与“以善为美”的英雄人物范式的形成,是脸谱化人物模式革命化的成功转换。第叁,女性原型文化含义的借用。女性与牺牲,女性与奉献的原型文化含义渗透在人物形象塑造始终。这样的人物形象传达了创作者对女性奉献精神的无意识追寻。民间意象的政治象征。红色经典作家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对传统乐土意象进行现代革命意义的置换:“明朗的天”底下,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传统乐土意象在革命家园的想象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在中国,“天”是一种象征。民间“太阳”、“雷雨”等“天象”成为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主导性象征意象群,并赋予它们意识形态的含义。“党”、“毛主席”与日、月、星辰等民间光明体系的象征同构关系,传达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神崇拜信仰,以及对光明、希望的无意识追寻。通过这种相近似性想象,赋予共产党拯救的权力与合法性。雷雨、阴暗的天气作为民间惩罚恶行的先兆,象征政治上的黑暗世界。这些“天象”的象征与民间百姓对于“太阳”、“雷雨”的集体无意识认知存在某种潜在的共鸣。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认为,用原型批评整体文学观,将红色经典小说放到整个文学关系和民间文学传统中重新认识,发现红色经典小说绝不是简单的“政治的附庸”。红色经典作家以宏大政治事件作为背景,“合理”地将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嫁接到现代叙事中,让革命言说中包裹着非常传统与古老的东西,正是民间艺术形式中永恒的叙述模式、人物原型、象征意象,消解了主流意识的僵化,增强了此类小说的文学性内核。从这一点来说,红色经典小说在文学史上重新定位的问题,是可以重新考虑的。但同时,红色经典小说对传统继承中有时候忽略了社会生活是文学的重要源泉,泛型与模式的借用中也让红色经典小说存在类型化的弊端。
王建科[9]2003年在《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元明时代是叙事文学兴盛的时代，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家庭家族在中国文化乃至古今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占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家庭的变迁象征着整个社会的变迁、人性内容的变迁。家庭家族叙事文学中人物的精神追求和生命体验则映照着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宋元戏文、元杂剧中的主要作品多以家庭家族问题为主题，涉及许多分母题；明代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则与家庭婚恋问题相关联，许多作品家国一体，形成以一家及天下的叙事模式。因此，从家庭家族这一社会基本结构去分析研究元明叙事文学的基本母题和叙事模式，对于认识中国民众的人生理想和幸福观念，对于认识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深层结构，均是恰切而独到的切入点。本论文从叙事学、家庭学和主题学的角度，以专题的形式系统研究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的内容及其艺术方式。 论文分绪论、元代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和明代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叁大板块，后两大板块则为重点。论文所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即研究元明时代有关家庭家族的戏曲小说。研究的时间范围从元初(1297年)迄于明末(1644年)，但一些作品成书情况较为复杂，一些作家有跨代现象，因此所论范围略有逸出；文中对学界研究状况多有回顾，并指出其存在的盲点和不足。在“绪论”中，论述了家庭家族与中国政治伦理文化的关系，探讨家庭家族与文学母题之联系，并对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进行了界说。在上编“元代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中分叁章论述了占全部现存元杂剧叁分之二强的家庭剧，从主题学、历史文化批评的角度对元代家庭家族剧所涉及的分母题进行了研究，分“情爱与家庭”、“子女教育、家业传承与家庭”、“母慈子孝、兄弟相亲与家庭伦理”、“财产继承与家庭纠纷”、“青楼女性与元代家庭戏”、“发迹变泰与书生家庭困境”等节；借鉴西方叙事学和中国古代叙事理论，论述了元代家庭剧的叙事艺术和文体特征。在下编“明代家庭叙事文学研究”中，分叁章主要论述了家庭家族小说应别立一派的意义；从“血缘亲情与万里寻亲”、“科举与明代家庭叙事作品”、“商品经济与明代家庭叙事作品”、“市井细民的婚恋思想”、“青楼女性与家庭叙事作品”、“士子的情爱理想与家庭理想”、“家庭伦理与明代叙事作品”及“赵氏家族复仇的文化意蕴”等方面，对明代家庭家族叙事从主题学、历史文化批评的角度进行了文化阐释；以具体作品为例，论述了家庭家族与明代小说戏曲叙事艺术之关系，揭示了叙事作品与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清代和现当代家庭家族叙事作品是对元明此类作品的继承和发展。本文的主要结论有： l、血缘关系是人们最重要的和主要的社会关系，人的初级本质是家庭婚姻关系。中国是血缘伦理型文化，家庭家族在古代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个人生活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人的人道观念源于家族观念，家庭家族的繁衍与繁荣，是中国人最为基本、最为持久的生活欲望。 2、家庭家族具有众多的文化指涉和文学母题，如情欲、爱情、婚变、礼教、发迹变泰、子女教育、来世与今生、血统传承、家族延续、科举与功名、家族复仇等等。论文一方面对元明家庭类戏曲小说中的分母题进行细致研究，探讨各种分母题的意义及其价值，另一方面侧重于对家庭家族叙事文学中各种基本母题主题进行历史的纵向研究，着眼于家庭家族主题以及相关的题材、母题、意象、人物在元明时代的不断重复和流变，系统地发掘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变情况，不同作家对同一母题或题材的接受心态和处理方式。 3、现存元杂剧中的家庭剧占全部现存剧作的叁分之二强，家庭母题和家庭叙事在元代正式形成。关注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和世俗生活是元杂剧的一大特色，具有近世性的倾向。 4、从主题学、历史文化批评的角度对元代家庭家族剧所涉及的母题进行了研究。元代家庭剧的婚恋意识已有近世性爱的因素，追求以爱为基础的婚姻；《陈母教子》、《东堂老》等剧作反映中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功名意识和家业传承问题；“发迹变泰” 是元代家庭剧的常见母题，而《渔樵记》等剧作则形象地展示了书生家庭困境；元杂剧中青楼女性与家庭之关系为破家和立家，以《窦娥冤》为代表的剧作把家庭离合与社会悲剧相联系，社会问题则采取了家庭化的叙事谋略。 5、元代家庭剧形成特有的叙事模式与叙事结构，以家庭成员为中心，家庭场景与社会场景相联系，家庭成员成为时空转换的自然联系点；元代家庭剧采取代言性的内视角和与观众相互交流的外视角，形成代言性叙事干预；“从元代家庭剧看元杂剧的文体特征”则以家庭剧为例，认为代言性、叙事性、抒情性是元杂剧以至中国戏曲的文体特征。 2 6、明代家庭家族小说应别立一派，“世情小说”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家庭家族小说”这一概念更能准确地界定这类小说的内容对象，描述这类小说的叙事中心；便于清楚地认识元明清文学中家庭戏与家庭
顾广梅[10]2009年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成长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肇始于西方启蒙主义时期。20世纪的现代中国也产生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成长小说。本文采用发生学、文化学和叙事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初步的整体勘探。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绪论首先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界定了成长小说的概念内涵,并为厘定筛选文本而进一步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了要素分析,避免遗漏和误选。其次,通过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的探讨,意在指出目前的研究缺憾,国内学者对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研究集中在当代这一时段,而对现代成长小说的整体把握和个案分析都明显欠缺。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和认真梳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已经势在必行。再者,提出本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自然会涉及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而研究的体例和框架又决定了论文还会涉及发生学、叙事学、主题学、文化研究等学科,这就更需要利用各学科所长而避其所短的综合研究视角才能有效地驾驭论题。第一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这一章主要采取探源和发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探讨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又以此为切入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历史原因和个人动机。第一节考察了成长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性缺席,并对成长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匮乏进行深度溯源。第二节以西方成长小说为参照系,论证了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指出五四个人主义话语作为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价值原点。第叁节从“新人”的公共形塑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方向和规约。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选取各时代的重要期刊杂志或报纸考察论证了五四新人、革命新人、民族新人和翻身新人的理论塑形,指出这四种新人集中代表社会理性所期待的理想人格,并直接影响和开启现代成长小说对“新人”的想像。第四节集中论证了作家的主体意图,从小说家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和虚构(或纪实)他人的成长故事两方面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个人动机。第二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这一章主要以史学和叙事学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理论视角梳理分析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30年来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第一节将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开端、爆发和收获叁个阶段,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和主题内涵。由于五四作家集中于对传统人格的剖析和反思,更多的人物形象是因袭着传统文化积弊的病态的老中国儿女,“新人”的成长想像还是一个奢侈的话题,所以五四开端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叙事上尚显稚嫩,数量上也不够丰富,但已基本具备成长小说的主题内涵和叙事特征。左翼革命爆发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民族寓言”式的写作趋势,主要表现为:个人成长与外在重大社会事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长主人公逐渐大龄化、生理意义上的成长被忽略,精神发育成为这一阶段成长小说的重心;叙事结构和模式逐渐趋同化、固定化。由于个人的成长越来越被视作民族国家历史本质的象征,成长的方向也越来越合历史目的性,因而这一阶段的成长小说已经开始被规约为“教育叙事”。抗战收获期的现代成长小说数量也很丰富,其主题内涵、叙事模式除了承袭爆发期的诸多特点外,还出现了“改造式”的成长主题内涵和叙事模式。成长主人公主要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的形象出现,在主体构建上按照社会秩序的规约进行以“新我”换“旧我”的精神改造。第二节根据成长主人公是否完成成长仪式,将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叁种叙事类型:在路上的成长迷梦、被放逐的成长幻灭和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由此相应产生出叁种类型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即迷梦型、幻灭型和神话型成长主人公。在对叙事类型的分析过程中,本章着重对叁种类型成长主人公形象进行还原式分析,以期得到对成长人物面貌和作家创作心态的完整把握,避免把作家作品打散后只能作为零星例证出现的缺陷。第叁章身体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一。这一章主要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所展示的身体成长之谜。第一节探讨了身体的时间神话,指出个人成长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融合,历史时间被分解在个人成长时间里,个人成长时间也在参与历史时间的建构。借用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理论,提出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的“成长时空体”和“道路时空体”两个文化和审美概念。另外,探究了指向未来的先行性时间遮蔽一次性的个体生命时间以及有限性的个人成长时间,并将成长主人公的时间观与价值观、历史观的建构相联系,归纳出叁种类型:进化论时间观的坚定型、指向过去和个人时间的不彻底型、从过去到未来的转变型。第二节探讨了身体的空间实践。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首先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行为模式——成长主人公逃离家庭空间而闯入社会空间,指出由于家庭空间的封建文化内涵使之对成长个体具有了“异己性”,并且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里,家庭空间和现代民族国家完全成了截然对立的矛盾关系,顺利成长的前提是舍家为国,甚至是“毁家”为国。女性成长主人公对“父亲之家”和“丈夫的家”进行了双重逃离。其次,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逻辑——开放自由的空间位移和空间拓展,成长主人公正是在了解、接纳和屏弃各种空间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调整身体、自我与空间的关系,在社会阶级、性别、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重构自己的社会身份。空间本身已经作为社会建构,参与到主人公身体成长与身份认同。再者,分析了身体成长的四个典型表征空间——监狱、军队、会议和街道(广场),指出表征空间是想像和探索成长主题的重要手段,并分别揭示其所蕴涵的独特象征意义和审美意味:监狱空间指向身体挣扎与精神超越,军队空间指向身体驯服与新我诞生,会议空间指向身体生成与自我建构,街道(广场)空间指向身体展演和精神狂欢。第叁节探讨了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揭示出身体欲望作为被启蒙理性唤醒催发的主体意识的主产品,是如何在时代大风歌的变奏下,围绕“革命”这一总体性变革目标进行分配重组和重新叙述的。同时,还揭示出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能否成功进行,直接影响着成长主人公的顺利成长。以历时性的分析框架分别考察了开端期身体欲望与社会理性的初步调适、爆发期身体欲望和革命指令的矛盾冲突和收获期身体面相的多样化。第四章心理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二。这一章运用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主体生成理论,考察了心理成长的叁个阶段。第一节探究了镜像阶段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认同,主要出现叁种情形:一是在神话型和部分迷梦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既是被超越、被颠覆的小他者,又是难以割舍的根性诉求;二是在部分神话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帮助成长主人公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是幻灭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成为无法逾越的心像误认。这叁种母亲镜像认同对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产生了不同作用,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既使成长主人公积极建构起主体性,又使之难舍与生俱来的根性弱点;精神同盟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加快了成长主人公主体建构、自我确认的过程;仰望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则使成长主人公的主体建构受到阻碍。第二节探究了后镜像阶段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生动回应了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个性解放、人格自由所做的文化构想,将其具象化为“父”与“子”相冲突对抗的生活场景和心理图式。由于父亲镜像对儿子和女儿的心理投射作用不完全相同,本节从“父与子”和“父与女”的不同角度分别论之:一是“叛逆—归来”之子对父亲镜像的再拆解、再审视,其中选取四个代表性文本具体分析了封建暴君型、阶级仇人型、原罪型和现代民主型四种父亲镜像;二是逆女对父亲镜像的反抗和颠覆,这主要从争取婚恋自由、确立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叁节探究了成长主人公在后镜像阶段送走了血缘父亲,迎来了崭新的“象征之父”。这个代表新的秩序和法则的“象征之父”以成长主人公的启蒙者、教育者形象出现在其心理成长的关键时刻。成长主人公对“象征之父”的接纳,首先是从对启蒙者面像的想象性认同开始的,本文归纳并分析了五种启蒙者面像介入方式:从欲望化到“去欲望化”、男主女从式、序列化、“群众”、“公家人”等。随后,启蒙者传达“先行掌握”作为象征性导引,不同时期启蒙者的“先行掌握”不同,从个人主义话语、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到民族主义话语,这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相应地,成长主人公对启蒙者的他者话语进行了象征性认同,只有被他者话语询唤为说话主体,成长仪式才能真正完成。第五章精神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叁。第一节从新知识与新教育的领受考察了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分析成长主人公知识建构的叁种方式,指出现代传媒和现代学校作为新型的教育途径对精神成长的催发作用,同时检视了学校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教化功能,以及由此对精神成长的阻碍和负面影响。第二节从意义和信仰的找寻考察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运用弗兰克尔的意义学说分析意义意志、意志自对精神成长的重要作用,指出现代成长小说中信仰找寻与精神成长相等同,信仰成为成长主人公意义世界中最关键的一维,由此成长故事一定意义上成了信仰故事,本文对这种特殊的中国式成长现象从心理学、社会文化学进行了多角度的原因分析。另外,结合文本细读阐释了找寻意义和信仰的精神产品——痛苦体验。结语“成长”抑或“生成”?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所展示出的“成长”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生成”。原本自然意义和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成长”因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更迭的巨大牵引力而演变为带有强烈规训意味的“生成”。成长主人公身体成长、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都表现出经受社会文化模造的“生成”特征。由此成长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成长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社会文化的示范意义,但也因此出现主题内涵的单一化、叙事的模套化、程式化和审美风格的重复单调等缺憾。指出成长小说不应忽视生命原初意义上的“成长”,更不能完全以意识形态修辞来规约成长的“因”与“果”。本论文的学术目标和创新点在于:1、根据选题的性质,选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视角,主要运用文化学、发生学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整体把握和文本细读,这是本文的方法论创新目标;2、重新发现并解读被文学史忽略了的众多现代成长小说文本,如王统照的《一叶》、张闻天的《旅途》、冯铿的《最后的出路》、张天翼的《齿轮》、苏雪林的《棘心》等等,以期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全貌作出令人信服的探察,这是本文还原历史的创新目标;3、从身体成长、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个诗学维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蕴涵的“成长之谜”,为成长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范式和切入点,这是本文的理论创新目标;4、始终坚持纵(历时)、横(共时)两个向度相交叉结合来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和嬗变、叙事类型和诗学维度,这是本文的写作范式创新目标。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现代家族叙事文学中的生命群像[D]. 王蕾. 黑龙江大学. 2003
[2]. “家”里的女人[D]. 张晓.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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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鲁迅小说形象色彩修辞研究[D]. 谭苏.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铁凝与新时期文学[D]. 闫红.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6]. 二十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D]. 杨姿.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7]. 中国家族电视剧的叙事结构分析[D]. 庞文娟. 黑龙江大学. 2012
[8]. 民间原型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小说研究[D]. 田蓉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9]. 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D]. 王建科. 陕西师范大学. 2003
[10].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D]. 顾广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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