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政治学视野中的党史文献编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政治学论文,文献论文,视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2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开始分册出版。在“文稿”系列中，此前已有2005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949—1952年部分）和至1998年出齐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比较起来，从“刘文稿”起，选稿量和注释量大增，以注释扩展公布档案甚至补正已公开发表文献的探索意识明显，到“周文稿”则蔚为大观。因此，这种把历史对象化的学术取向并致力于研究型文献编纂的努力，受到了好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著述量膨胀但新知匮乏、喜高谈阔论却思想贫困的低水平重复，有识之士诟病不断；然而，“垃圾学术”、“泡沫学者”之所以流行，除了“学术”从业者的名利实用主义追求外，作为知识生产原料的档案供给短缺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文稿”、“刘文稿”所作的文献编纂探索，将在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支持的同时鼓舞着士气。
一、早期的党史文献编纂与党内路线斗争
古代中国政治由武功而占天命，无须动员民众，也无须神权以外的政治合法性说明。但近代以后的救亡革命是民主主义的民族国家重建，它需要人民战争动员，革命的精神前提和思想动力来自“秀才”（知识分子）以世俗理性的意识形态（富强国家与民主政治）为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提供说明。同样的政治学原理也存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即革命的发生、发展需要革命知识分子论证新意识形态的思想正统性与实践合理性。因此，为革命提供合法性说明的中国历史研究和为新政治合法性提供说明的革命历史研究成为建设民族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关键环节，革命学术的历史研究和革命历史的学术研究决定着新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之形成，历史研究获得了政治地位而成为历史政治学。
早期的中共党史文献编纂运动正是在这种历史政治学自觉中展开的，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政治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领导革命，导致国共合作大革命的失败和以左倾冒险政策“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挫折，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苏维埃根据地向“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之民主共和“更名改制”，使中共获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①(122页) 但国民党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而共产国际、斯大林又派来曾经以执行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造成灭顶之灾的王明来“帮助”中共落实“一切服从”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自身奋斗的命运，开始尝试在思想和组织两方面重建党内政治。
王明于1937年11月底抵达延安，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求拥护和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由于王明的“钦差大臣”角色，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没有正面抵制。为了准备召开党的七大，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筹备委员会。
但王明所持的共产国际指示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独立自主主张是对立的，而且已经不仅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政治路线对立，更是对共产国际是否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对立。毛泽东严肃反省苏维埃时期在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下盲目暴动、冒险进攻而失败的教训，明察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心有着苏联的利益立场。他指出：丢失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不是真正的帮助；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②(234页) 因此，与王明的路线斗争是不可回避的。而1938年7月底，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回到延安，并在9月政治局会议上传达。③(190—196页) 接着在长达一个多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倡导独立自主的政治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和全党“注重战争，学习军事”的实际能力原则。④(534、540、545页)
王明受到批评，但并没有改变立场。1940年3月他重印了写于1931年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统治党中央时期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而这是他当年为表明自己是真正“国际路线”代表和纯正“布尔塞维克”的著作，又名《两条路线的斗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①(45页) 于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献编纂运动开始了。
编辑《六大以来》的前期工作本来是为七大准备党史文献材料，由任弼时负责，进展很不顺利。后改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秘书处承担，成效显著。30年代毛泽东在苏区，对于上海中共中央的活动不很了解；通过审核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他发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中央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一系列指示流毒全党，形成了一条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路线。如果王明仍然保持着路线斗争的意识，不清算过去的错误路线，党的七大就不可能成功。为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以提高路线觉悟，统一认识。他建议中央把他正在审核的党史文献汇编成册，作为学习和研究的材料；经中央同意后，《六大以来》于1941年底正式印制，在中央各大机关和高级干部中发行。
《六大以来》收入1928年至1941年间五百余件党的文献。这部被誉为“党书”的资料集迅速引起强烈反响。据杨尚昆回忆：以前在苏联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和革命史，但不了解中国革命。所以大革命失败后一味责备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然而，系统地读了“党书”，就有一个鲜明的比较：“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是延安整风“犀利的思想武器”；而没有整风，“全党思想统一不了”。⑤(208—209页)
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1941年9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除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在9月10日至10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通过梳理苏维埃运动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批评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还为会议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结论草案》，总结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该“结论草案”的重要内容，后来被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吸收。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10月13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⑥(326、333、351页) 这反映着通过党史文献编纂和革命史研究重建党内统一的历史政治学原则。
《六大以来》在党内激发起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产生了要求编辑《六大以前》以使党史文献系统化的呼声。1942年初，毛泽东又着手编辑《六大以前》，当年出版。1943年，毛泽东在这两本文献集的基础上选编了党的路线学习材料《两条路线》，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行。同时，毛泽东还号召以“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党史，强调“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④(400页)。在研究和学习党史的基础上，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于七大之前通过。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这种共同体团结“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像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①(76、317页)。而王明的“国际路线”及其试图取得领导权的努力彻底失败了。
二、建国后党史文献编纂的个人崇拜偏向
关于党史文献编纂的历史政治学意义，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晚年有过很好的说明：“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通过研究文件，毛主席发现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存在着左倾路线，“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①(48页)。可见，历史政治学意义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之毛泽东的胜利是现代中国政治的自然规律，而且也是党内政治能力增强的表现，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
不过，这种胜利在党内造成了历史决定论、天才领袖决定论的个人崇拜认识论，即把党这一政治共同体斗争的胜利归因于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比如，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在1943年8月2日的演说中提出：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历史、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⑦(573页) 比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党和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把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为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毛泽东道路”。因此，要编印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全党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⑧(319、337页)
对此，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有过严肃的批评，他说：“1945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历史变成就是路线斗争史，可以说是从那个历史决议开端。党的历史退到幕后去了，台上只有路线斗争史，这是个很大的缺点。”⑨(137、86页) 但这种认识在当时是没有的。自然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文献编纂、党史研究便沿着“简单”的“路线斗争史”和强化领袖崇拜的方向发展，主要工作简单化为《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了。
最早的《毛泽东选集》就是在整风运动热潮中“为了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而编辑出版的。到建国前，《毛泽东选集》已有多个地方版本，但均未经毛泽东审校，更有体例杂乱、文字错讹之弊。⑩(54页) 1949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成立，任务之一“是要赶快做到统一出版”毛泽东著作。5月6日，经“《毛选》编委会”选编和加以注释的《毛泽东选集》发稿，到10月已完成“出版委员会”的初排、三校和“编委会”的校对，并呈送毛泽东亲自校改。(11)(268、272、24页) 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也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并根据毛泽东“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的请求，让苏联哲学家尤金赴华工作。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7月尤金来华工作，他建议毛泽东把《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寄给斯大林，把已定稿的《实践论》在苏联发表。1950年12月，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全文刊登《实践论》。随后，《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称赞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对此很高兴，12月28日指示胡乔木：《人民日报》“分两天”先后刊登《实践论》和《真理报》的评论，“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12)
除了《人民日报》的宣传，1951年1月15日中宣部理论刊物《学习》杂志也发表社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毛泽东于23日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请陈写介绍文章时也注意“翻阅一下”。3月27日，毛泽东致函湖南大学校长李达，告知已收到李文稿《〈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和看到刊登在《新建设》杂志的第一部分，并建议：“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为流传。”(13)(61、195—196页) 而随着《毛泽东选集》出版的临近，相关宣传更形成热潮。1951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其中规定：要“大量地、普遍地、有计划地发行《毛泽东选集》”，对一部分无力购买的机关干部，由国家“酌量予以书价补贴”。《人民日报》还配发评论说：“《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将是中国出版界划时代的大事。这套伟大文集出版以后，将在中国造成一个理论学习的新高潮：将要大大提高我们的理论认识，将会大大推动我们的各项建设任务的实现。”(14) 在7月1日建党3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发出通知：《人民日报》即日起陆续刊登已经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些文章，因为“学习党的历史的基本材料，应当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15)。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隆重出版发行。出版总署当日举办庆祝会，署长胡愈之首先发表讲话，强调“出版《毛泽东选集》的目的是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普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其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说明选稿均经毛泽东亲自斟酌、修订和校阅，其中可见毛泽东思想之发展和对中国革命种种规划的基础。(16) 同日，《人民日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为标题报道出版消息，介绍篇目。此后，各地党组织发起学习运动。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给图书业带来一个特别的现象和新鲜的表达——“有组织读者”。1951年9月，新华书店总店的发行计划提出：《毛泽东选集》的发行“是一项最光荣的政治任务”。为了保证做好发行，“必须有计划地满足有组织的读者（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企业、图书室、读书会等）的需要”，供给70％，由新华书店事先登记并尽可能直接办理“对有组织读者的供应”；对于门市零售的30％，售给第一卷时发给购书证，以后即凭此证续购。计划还详细规定了“特价配售办法”，根据中央各部、军委、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填报、出版总署核定，特价配售给全国供给制（县团级以上）干部111395部。(17)(330—341页) 《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人们在书店排队购书的喜人场景：如本来到医院看病的装甲兵赵家驹说，看到《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消息，“就觉得似乎病立时轻了许多，马上跑到书店排队，拿我仅剩的一万五千元买了一本”。此后，《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对《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欢呼和学习盛况：“我学习《毛泽东选集》，就觉得毛主席站在我的面前向我指出着前进的方向”；“我要学习《毛泽东选集》，我要做一个毛泽东的好学生”。(18)
作为出版策划，70％的有组织读者和11万的特价配售可以保证《毛泽东选集》的发行对象、学习动员和政治鼓舞的基本面，当然是成功的。但与《六大以来》、时期的历史政治学原则根本不同，《毛泽东选集》编辑过程中对历史文献所作的思想性修改、发行的公开市场化而且是有组织的市场化和热烈的“学习”宣传导向，使党史文献编纂工作的内容、目的，从文献编辑转向毛泽东思想整理、从研究历史转向学习毛泽东著作、从巩固党的共同体政治转向树立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地位了。
与这种个人崇拜偏向的党史文献编纂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相对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纵深展开，毛泽东从50年代不断与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发生重大政策见解分歧，他开始强调个人崇拜，而且后来得到林彪等人异乎寻常的响应。1955年12月，毛泽东在推动农业合作化高潮过程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鼓励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篇序言全国报刊转载，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下，各部门纷纷落实计划、任务。但不切实际的冒进很快带来经济混乱，周恩来、刘少奇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不得不采取“反冒进”措施，《人民日报》还在1956年6月20日发表了“反冒进”社论，批评领导干部的“急躁冒进”思想和“逼出来”的“急躁冒进”混乱，所举实例有的直接涉及毛泽东。(19)(523—538页) 这导致毛泽东从1957年秋到1958年春激烈批评“反冒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1955年12月我写的序言，“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各地报纸、大小报刊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反反冒进”取得胜利、将要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1958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直接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论”，他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迷信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20)(43、83页) 此言一出，某些高级领导人纷纷以“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作呼应。及至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后，林彪取而代之为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军队掀起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热潮，所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论”、“最高标准、最后标准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论”等等，一直泛滥到“文化大革命”。其间，根据林彪强调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学习方法是“背警句”的指示，党史文献编纂更简化为编辑供背诵的《毛泽东语录》。巨量的《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使得个人迷信达到顶峰，林彪甚至在1966年《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要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21) 很显然，《毛主席语录》的有组织出版、发行以及有组织学习、背诵甚至演变为常规化的政治仪式，使得党史文献编纂的历史政治学功能丧失，而成为替“迷信政治学”制造个人崇拜的传播工具了。
对于这段貌似狂热但实际是祸国殃民悲剧的历史，薄一波这样总结道：南宁会议前后，“毛泽东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了”。而庐山会议之后，弄虚作假成为流行病，敢于说真话的人受到排斥打击，也就迫使一些同志“只磕头，不说话”。“没有一定的个人崇拜”，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打倒彭德怀等等都搞不起来，而这又导致“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22)(653、881、1290、1294页) 这是见证了历史的老一辈革命家对“迷信政治学”的沉痛反思。
三、公布档案、服务研究：新时期的党史文献编纂学探索
薄一波所指出的利用个人崇拜而发动的党内斗争，可以见证于9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所公布的文献：《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会见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需要“正确的”个人崇拜，在会见斯诺时更强调：“为了反对刘少奇”，必须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为个人——“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需要一点个人崇拜”。(23)(174—176页) 公布这种多侧面反映毛泽东思想过程的文献表明：党史文献编纂开始打破个人崇拜偏向而探索新的历史研究定位。随着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胡乔木等革命家、理论家的复出，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现象、“个人专断”体制受到批判，邓小平还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了收拾“文革”造成的思想混乱、政治分裂，邓小平提出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来“科学地历史地”总结经验教训。1979年10月，在胡乔木的直接负责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组织工作开始。1980年11月6日，胡乔木致信邓小平并转中央政治局，指出：如果不及时拿出决议，“党内党外各种思想纷至沓来，很难避免引起政治上的动乱，很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他还谈到编辑“建国以来”或有关“文革”的文献，提出“先编一部主要文件集和一本基本史料集”；但由于“不会很快编成”，并且建国以来的主要问题是清楚的，他主张现在就起草、讨论和通过决议，而“不必也不能等待材料书的编成”。(24)(295—296页) 这些见解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
以新的历史决议重建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标志着迷信政治学机制的失效和历史政治学原理的再生。自然地，个人崇拜偏向的党史文献编纂也被废止。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停止发行“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断章取义”、“危害很大”、“流毒甚广”的《毛主席语录》。198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同时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1977年3月1日成立）办公室改名为中央文献研究室，规定其作为“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研究、编辑、出版党的重要文献。1982年4月10日，国家出版局根据中宣部的通知停止销售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早在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经中宣部批准处理长期积压的800万部《毛泽东选集》和近3亿册毛著单行本，外文出版局也批准国际书店销毁了积压的毛著2661万册。(25)(78页，88页)
与此同时，以服务历史研究定位的党史文献编纂起步。1979年5月26日，“毛著办”主任胡乔木在中央档案馆《关于提供周恩来同志手稿中遇到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历史文件在一定制度下“可以并应该借阅”，档案要服务于历史研究。“党史上的秘密，经过一定时间，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渐减少，这是世界各国档案工作中的共同规律。”⑨(29页) 在文献编辑方面，针对毛泽东生前《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缺陷”，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指出：“如果作者对重要修改内容用加注说明的办法，保存历史文献的原貌，并由编者注明每篇最初发表的时间、出处和版本变化，那就好多了。这应当作为今后文献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26)(39页) 根据“保存原貌”的原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刘少奇、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的系列文献；同时开拓出编写年谱、传记等独自的研究领域。特别宝贵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还围绕编辑研究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口述史采访。其中，有的采访记录整理后已经公开发表，如张素华研究员的著作《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中附录六篇亲历者的叙述给人以栩栩如生的历史现场感和独具分寸的人事论解。这使得“文献研究”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文”、“献”意义。另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外，中央档案馆编辑了大型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有的重要党史研究教学机构编辑了系列的参考资料。整体来看，党史文献编纂已经摆脱制造个人崇拜的迷信政治学，但也不是简单的历史政治学回归，而是转向了具有学术意识的研究型党史文献编纂学。
如何理解新时期的党史文献编纂学转向？首先，改革开放的新政治需要党史文献编纂提供合法性说明和共同体整合，这是历史政治学逻辑的再现，更是基于学术的思想追求。胡乔木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研究历史、整理历史逻辑的重要性，批判导致个人崇拜的“路线斗争”分析模式，他说：“写历史不能靠抄袭，抄袭家不能成为历史学家。”要“忠于历史事实”，既反对“党的历史、党的传统的虚无主义”，也不能搞“实用主义”。因此，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开创新局面需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想办法”，“文革”之所以使党和国家的生活“完全陷于变态”，是因为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⑨(42、78、113、129页) 胡乔木一方面重视资料编辑，一方面认为建国以来“主要问题是清楚的”，这是因为起草小组的胡乔木、邓立群、胡绳、吴冷西以及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思想的邓小平等领导人本身就是历史的亲历者，其口述、思想整理就是“文献”的重要部分。所以，《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形成的摆脱“路线斗争”分析而建立“制度改革”的思想已经不完全是历史政治学，而是基于历史学术阐发改革思想的真知灼见。自然地，服务于历史研究的党史文献编纂学应运而生，它是新时期改革政治的产物。
其次，个人崇拜偏向的党史文献编纂造成了思想理论的离奇混乱和历史研究的低级错误，只有严肃的党史文献编纂学才能纠正这种混乱和错误。建国后，党史文献编纂基本上简单化为毛泽东著作编辑，而毛泽东又根据政治需要修改历史文献。这种做法延续到毛泽东故去后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中，但这一反映“文化大革命”思想和适合阶级斗争政治需要的选本与新时期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路线形成对立；不仅事实上是在宣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并且正如一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老领导所批评的：由于“把毛泽东后来的观点整理到前面的著作中来，修改了前面的著作中的观点”，竟然造成在“没有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情况下“提早”毛泽东犯“错误”时间的荒唐后果。因此，毛泽东故去后的著作编辑必须以“保持原貌”来体现“忠实性和权威性”。(27)(18—19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编辑选集过程中所作的修改，也给历史研究造成误导。如发表在1940年2月20日《解放》杂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论述，容许“私有财产”，强调“耕者有其田”的意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变为农民的私产”；但《毛泽东选集》中则加写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等等。再如，毛泽东发表在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上的《论联合政府》以“逐步建立轻重工业”表述中国的工业化方针，但《毛泽东选集》中则修改为“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这些修改固然符合建国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针，但在主张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反对急于搞社会主义改造、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刘少奇获得平反昭雪之后，毛泽东本来曾经“正确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由于后来的修改而显得黯然失色，并且把一些懒于查找原始实证、简单照抄《毛泽东选集》的学者带入了尴尬的史料错误陷阱。历史的发展证明，修改历史文献于政治、于学术都是有害的；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的经验教训，催生了以“保持原貌”、扩大公布为使命的党史文献编纂学自觉。
最后，秘档制度和以“正确原则”取舍文献这种甚至低级于“路线斗争”模式的编纂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党史研究学者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化现实，只有探索、改革的党史文献编纂学才能应对挑战。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政治学文献编纂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只有在党内公开研究、深入辩论党的历史，才能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建国后的迷信政治学文献编纂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个人崇拜偏向的文献编辑甚至连基本的党史研究资料都不能提供，使党和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失去了反省历史、认识现实的思考能力，只剩下了有利于“阶级斗争”但毫无建设性意义的个人迷信。而且，既然历史政治学的“路线斗争”文献编纂也要求党内公开的研究、辩论，那么革命成功建国之后的党史文献编纂则面临着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党史研究和对党的评价吸引了党外学者甚至国际学者的兴趣。如果不直面党史学者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化事实而积极竞争，反以秘档制度和“正确原则”取舍文献编纂，就不仅抑制了通过可靠的历史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自我认识、自我成长能力，还会失去学术交流、思想辩论的国家信用，甚至招致负面的国际政治影响。比如，日本学者以公开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断定新中国对外有一条“武装斗争推进路线”。(28)(7—9页) 这种说法事实上是中国狂妄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干涉别国内政论的一部分。再比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关于决定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但由于那是没有发出的电稿，掌握俄罗斯档案的俄国学者质疑中国官方公布文献的可靠性，经过国际媒体报道，造成不良影响。(29) 作为党和国家公布文献的权威部门，无论是由于“正确原则”的取舍，还是因为欠缺研究而造成错误，都是极其遗憾的事故。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掌握档案和有条件接触重要历史见证人的作者境外写作、出版的事例不断出现，其中有的片面丑化、歪曲论述革命史和新中国史。但事后反击的效果极其有限，因为秘档制度和以“正确原则”取舍文献的编纂方法破坏了学术信用。所以应该说，正是秘档制度和不忠实的文献编纂给外国或出口转内销的不负责任的中国研究创造了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温胡乔木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党史研究的主张会更有共鸣——1987年6月12日他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问题谈到：“资料方面要有些新东西，现在美国、苏联、日本都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会、研究所。如果我们的研究水平比不过他们，是无法向中央交代的。”1988年10月4日他再次强调：“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所以还是要准备对书稿进行比较多的修改。否则这本书在党史界、史学界、国际上不容易站住。”⑨(255、333—334) 可见，胡乔木强调“档案要为党史研究服务”是有学术奋斗志向和国际战略眼光的。他向人们指出“世界各国档案工作中的共同规律”，正是对研究型党史文献编纂学的期待和倡导。
注释：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③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⑤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⑥ 《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⑦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⑧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
⑨ 胡乔木1980年11月12日、7月18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胡乔木谈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
⑩ 汪裕尧：《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选集〉》，《党的文献》1988年3期。
(11)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周扬在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1949年2月2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一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12) 逄先知：《关于党的文献的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上），《党的文献》1986年3期，31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410、425—428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14) 《为完成今年出版任务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2月25日，第6版。
(15) 《人民日报》1951年2月25日，第5版。
(16) 胡愈之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12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三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367页。叶至善：《叶圣陶日记中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人民日报》1993年7月19日，第8版。
(17)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三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18) 《毛泽东选集昨在各大城市同时发行》，《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3日，第1版；《首都各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4日，第1版；《各地人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5日，第1、2版。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政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0)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学习文选》内部资料，1967。
(21)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人民日报》1966年12月17日，第1版。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政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4) 《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
(25) 方厚枢：《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出版史料》2002年4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大事记（1980—2000）》，《党的文献》2000年3期。
(26)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7) 龚育之：《从〈毛泽东文集〉出齐所想到的》，《〈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人民出版社，2002。
(28) ［日］冈部达味：《中国的对外战略》，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
(29)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标签：毛泽东选集论文; 个人崇拜论文; 文献论文; 政治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毛主席语录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王明论文; 毛泽东论文; 实践论论文; 胡乔木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