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纪念中共七大召开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中共论文,周年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于革命圣地延安胜利召开，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是它的一个伟大贡献。从此，毛泽东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第一步。笔者就毛泽东思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谈点看法，望得斧正。
回顾过去，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视野拓宽了，闹革命、求生存的路子越走越广了。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近代社会经济的产物，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从西欧来到亚洲，怎样在中国这样因几千年封建统治而极端落后和封闭的国家里，得到传播和发展，必然有一个反复碰撞、不断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是中国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成功的领导者。在五四运动前夕，他支持进步青年到国外学习，同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根本方向上而不是从枝节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性文献。他的《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1](P111) 这充分表明我们党第一次自觉地提出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他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更加鲜明的语言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P534)。
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七大，及时地代表全党意志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明确规定为全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刘少奇在大会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3](P335—33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明确地告诉我们：“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4](P300、34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至今已67年了，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冯蕙撰文介绍，关于这个命题内涵的规范表述，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之所以没有正面批评党内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的错误，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说，那时采用调和态度是正确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没有正面批评王明的错误，但对于教条主义，毛泽东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这就是他在六中全会报告中所说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2](P534)。
历史事实还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它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围绕着救国救民之道、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展开着热烈的论战；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围绕着中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进行着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到了中央根据地，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把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志称之为“土包子”，打击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直至红军遭到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失败，来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并不是由于有了两个《历史决议》（即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得到了全部解决。除了内部有种种不同认识之外，还有极少数人主张完全否定毛泽东思想，如严家其之流在海外提出“邓小平的政策是有限非毛化，而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非毛化”。康生等人则从极“左”方面宣扬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
至于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更是各抒己见，参差不一。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便发生过四次大论战。第一次论战发生于60年代初，论战的焦点是所谓“毛主义”是否存在，即是否承认毛泽东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独创性的问题。第二次论战是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背景下展开的，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论战双方都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等同于毛泽东思想。第三次论战发生在80年代初，前苏联学者单方面针对欧美学者用“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得失，发表了一系列看法。论战双方都把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当作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来研究。第四次论战发生在80年代中期，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世，对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因此，这场论战的主题，是围绕分析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问题展开的，带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即所谓“重新评价”。①
总之，回顾毛泽东思想诞生以来的史实，是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和创新的曲折过程。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的，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确认，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活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在中国具体环境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过程，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日益紧密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这个活动过程的结果，那就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成熟了的毛泽东思想，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成熟了的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立足现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是中国人民的行为准则
一代伟人毛泽东离开我们快30年了，中国人民没有把他忘记。广大百姓逐步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科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与实践，现在仍要下功夫学习，坚持不懈，付诸实践，以取得更多更高水平的成果。
毛泽东思想灵不灵，还能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吗？这是目前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来自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真理。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4](P298)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和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4](P173) 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回答，这是因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从党的七大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已经过去60年了。现在我们接触的问题和谈到的东西，能够直接从毛泽东的教诲中得到的结论越来越少了，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精神永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是人们言行举止的准则。今举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关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目标和自强不息精神，永远激励中国人像愚公那样搬山不止，艰苦奋斗，牢记“两个务必”，勤俭建国，使我们的国家早日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强大富裕的现代化国家。今天要求我们更要认清国情和时代特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走自己的道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是，毛泽东改造中国传统“实事求是”的命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党的思想路线。从此，这条思想路线深入人心，指导中国人民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祖国大地上吹起改革、开放、发展、创新的新风，阵阵扑面而来。
三是，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和衡量判断一个政党作用的好坏、大小，最根本的是看政党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的论断，提醒人们在夺取政权以后，要向大自然开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摆在首位。
四是，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民军队、政府团体的宗旨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座右铭。从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是完全为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到今天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切实做到对人民和历史负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五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建党学说，诸如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正确处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关系，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强调思想入党的原则，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扩大党内民主，建立民主集中制，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发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传统，至今仍是我们党加强组织建设不可忽视的传统作法。
六是，毛泽东主张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指挥枪”，军队实现“三化”（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已成为全军官兵的共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永久和平而战”、“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这一切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没仍然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
七是，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对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经典性表述，今天列为中国先进文化内容之中。毛泽东提倡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然是我国繁荣和发展文化、艺术、科学事业的正确方针。
八是，毛泽东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之父。20世纪30年代，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开创调查研究理论先河；60年代初，他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迈出克服困难的关键一步。从此，从中央到各级领导干部，十分重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共同把调查研究作为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作为了解国情、地情、人情的基本方法，作为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科学性、民主性、正确性的基本依据。
九是，毛泽东是一贯主张对外开放的。1956年他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说：“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5](P285、287)。“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6](P742) 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方针，也是后人实行改革开放的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了对外全方位大开放的战略决策，达到了“四面开放，八方来风，取天下之长，补我之短，用五州之力，兴我中华”的目的。
十是，毛泽东一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普及哲学的理论和实践。1955年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5](P145) 1957年他指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5](P498) 1963年他又发出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当前情况表明，广大人民与社会群体十分需要用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头脑，指导自己的言行，既不把哲学当作政治的附庸，搞繁琐哲学或哲学的庸俗化，又要务求实效，注意克服形式主义的作法，努力探索一条新世纪实现哲学普及化的科学途径。
总之，作为革命导师的毛泽东和全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方方面面都有我们学习继承的东西。延安时代从“斯诺旋风”掀起的“毛泽东热”开始，历经50年代的第二次“毛泽东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三次“毛泽东热”、80年代末以来的第四次“毛泽东热”，尽管情况不尽相同，出现过个人崇拜的严重偏差，但从总体上来看，否定了那种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的观点，显示了一种大势所趋、民心党心所向。笔者深信，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会历久弥新，永放光芒！
面向未来，把毛泽东思想的当代化、民族化继续向前推进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了过去，显示了现在，也指明了未来。英国丘吉尔有句名言：“如果我们一直为现在与过去纠缠不清，很可能就会失去未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有光芒四射的过去，高举旗帜的现在，更有严峻挑战的未来。
最近，笔者阅读了著名党史学者龚育之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问题答记者问》和《在刘少奇〈论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的文章，很受教益。② 他分析了整个历史过程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的历程，概括为“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相应地，在第一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第二段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期里，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这期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失误，为我们提供了正反面经验。在第三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党的十六大把它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写进了党章。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正如龚文中讲的，“不是单纯地回归七大，而是同七大的提法有所变化。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结合起来，讲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规范的提法的由来”。“这既要体现历史的连续性，又要体现历史的超越性。”
（一）全球化时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世界，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一贯主张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理想信念，决不能有所动摇。
毛泽东思想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30年代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40年代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毛泽东在七大上说过：“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7](P1059)。长期以来，有些同志提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有的人建议中国共产党改个名称，似能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些人出国转了几天，回来便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同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思想诞生的年代，正处在人类历史上动荡剧变，又是发展进步的20世纪。18、19世纪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作为产业革命发起国的英国占了先机之利，它在工业、政治和帝国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世纪。20世纪是金融寡头和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美国在欧洲列强的争斗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坐收渔人之利，跃上了世界的巅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桥梁。这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形成了两个大体上平行的两方，即一方是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是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以来，冷战的一端，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呈现分散现象；而冷战的另一端在强化，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非但没有瓦解，反而吸纳了原华约中的欧洲国家和原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现在的美国依然是一手挥舞着超强的武力大棒，一手打着美式自由民主的大旗，推行美国所谓的“新帝国主义政策”。人类社会开始由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据专家学者撰文指出，这个全球化时代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一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三是“9·11”事件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全球化的政治进程。从此，增加了“全球治理”新课题，“和平、发展、治理”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
面对全球化时代，怎样发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实现毛泽东思想当代化、民族化？笔者认为，在认同时代特征上，首先要看到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这个后兴大国发展的作用。事实表明，它为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平等机遇，可以通过全球化的物流交换方式和平地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供给；并且全球化时代还造就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开辟了各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和可能。长期以来，毛泽东思想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起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这将在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挑战和实际锤炼中越来越坚定，目标越来越远大，追求越来越执著。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它们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无法抗拒的，人民群众的意愿是无法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更替的理论，揭示社会经济发展三大阶段（即以人的依赖性为纽带的自然经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商品经济，以人的个性全面、人们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本身的财富的共产主义）的学说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及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过程，进入中华民族日夜盼求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和谐社会。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这两个扩张深入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全球化时代的最大的阴暗面，就是无休止地追逐利润及其引发的追逐控制权，而展开的无休止争斗，连科技的进步也只是为这种争斗提供先进手段、锻练未来的“黑客帝国”而已。如今我们看到，美国的霸权威胁过去是区域性的，现在是全球化的，它的战略重心已经由欧洲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不断地扩大。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的一半，武器装备数量居世界领先地位。除拥有装备精良的海陆空部队之外，美国还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00多处海外军事设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至今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和打压。它们不仅鼓吹“中国威胁论”，还以人权为借口攻击中国。远的不说，美国极力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的禁令，同日本在安保会议上首次将台湾海峡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推行所谓的“新帝国主义政策”。
毛泽东曾经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自从全球化时代以来，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全球化时代中，随着世界整体化的加强，国家主权原则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这其中包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职能变革；全球政治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全球公民社会在国家内外的兴起；国家组织对国家权力的超越和替代，等等，导致了国家主权原则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出现了一股趁势否定国家主权原则的潮流。为此，中国要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原则，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于人者，己之所欲”。
（二）结构调整社会转型是我们面临的国情，必须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我们的言行和各项事业的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积极推进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整个社会处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期，对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党员队伍的数量和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干部队伍进行整体性新老交替，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某些党政机关内腐败现象有所滋长，腐败分子由单个向群体、由一窝向一串线的演变。江泽民曾多次严肃地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并把它们归纳为三个“相当不少”，即“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少”[8](P3)。有关部门在2000年对一个省的县一级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不记名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项是“你是否相信马列主义”，竟然有20％的人填“说不清楚”，有10％的人填“不一定非要相信马列主义”。有的党员甚至说，现在的社会是多元化，再也不要搞指导思想一元化那种“左”的东西了。有的党员认为，共产主义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空洞说教，说什么现阶段要人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是超越了历史阶段等。这就告诉我们，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从严治党，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和未来，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之中，长期指导人们的言行举止。就这点来说，毛泽东思想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今年6月13日是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的百年华诞。1月9日， 我们《一代伟人陈云》编写组，访问了陈云大儿子陈元，他是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当我们请教他对他父亲的经济思想有什么看法时，他沉思片刻后笑着说：“现在我们接触的问题和谈到的东西，能够直接从我父亲的经济思想中得到的结论越来越少了，因为已经隔得很远了，但是父亲的经济思想并没有过时，特别是贯穿其经济思想始终的思想方法，仍是我们从事理论工作的指导原则。我们学习运用父亲讲的十五字诀（即‘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不停地比较研究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过程，从中概括一些共性的东西”。陈元还告诉我们：“父亲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非常推崇的，特别是《矛盾论》中讲的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转化条件是什么，他记得深刻，运用自如。因此，在处理问题时，他都要对照实际一样一样地找到答案，如果其中哪一问题没有看清楚，也就不能下决心实行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如今我之所以在工作中能够分析问题，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是因为学习了父亲的这个思想方法。哲学这门学问是个法宝，干部都要普遍学习。可是现在许多人讲问题时，不愿意采用毛主席的矛盾的分析、矛盾的转化等方法原则。事实表明，你要没有这些方法，你就永远看不到世界变化的趋势，找不出应对的办法。”已过“耳顺”之年的陈元现身说法，讲的非常实在，回答了前面提到的种种疑惑。毛泽东思想是个宝。尽管时空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特别属于它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仍是我们精确掌握取胜的关键，为后人提供独到的判断力，成为汲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三）发展繁荣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必须坚持真理，解放思想，为新世纪哲学社会科学作出应有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思想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科学的思想体系。邓小平有句名言：“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4](P39) 这是他于1977年4月10日，针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的错误，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的。我们必须珍视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面对未来，我们怎样把毛泽东思想向前推进？除前面阐述的看法外，笔者认为当前还要重视对以下问题探讨。
1.关于资本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提出和阐述了向资产阶级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且批判过“左派共产主义者”把凡是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1944年8月23日， 毛泽东同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又向谢伟思再次表示：“中国战后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还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9](P434) 毛泽东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经济的主张，他在世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以后，邓小平才把毛泽东的扩大国际交流，实行对外交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我国经济的愿望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实践，并逐步形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目前，不少干部群众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视为共产党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着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其总趋势是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认识不足；遇事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常常是共产党人心灵上抹不去的问号。
2.关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19世纪末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民粹主义者非常反对资本主义，热心于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在当今世界里，民粹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概念，社会党国际的声明说“社会党人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已经和其它几种主义并列为欧洲左派的巨大威胁。有人认为，民粹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狭义的曾经在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现象，不能把它泛化。
1998年12月在湖南召开的毛泽东诞辰105周年理论研讨会上， 著名学者胡绳作了题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发言，从此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关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激烈争论。争论双方一致认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比如，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报告中对民粹主义作了严厉批判，他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国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10](P323) 再如，1948年上半年在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反对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当时新华社解释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于是，在学术理论界产生着对立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党在这个问题上沾染了一些民粹主义气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一穷二白”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当然不能把“一穷二白”看成为一张纯洁的白纸，在上面可以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说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因此，不同意说毛泽东曾经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反对把毛泽东讲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个论断，说成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的说法”。现在这场争论没有进行下去，人们仍拭目以待。
3.关于以人为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人提问，毛泽东思想讲不讲“以人为本”？回答是肯定的。“以人为本”是个历史范畴。毛泽东虽然没有用过“以人为本”术语，但他作为共产党人，既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又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将二者融合为独有的“以人为本”思想，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宝库的一块宝石。
毛泽东的“以人为本”思想有哪些？笔者认为，它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二是，毛泽东提倡“自觉的能动性”，指出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一切事情都要人做。三是，毛泽东身教重于言教，留下富有深刻寓意的做人之道，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由于时代条件和认识局限所致，笔者在研究中初步感到，毛泽东一生中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一是只注重加快现代化发展速度，忽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消费品的生产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导致人民收入增长很慢，生活水平没有很大改善。二是过分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忽视了尊重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在50、60年代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超赶美英的群众运动，造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虚假现象，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三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看重人的阶级性，忽视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探索，没有把人作为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来要求，以致“文化大革命”中到处用“斗争哲学”，伤害了好人，败坏了社会风气。
结束语：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科学体系。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源头，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是毛泽东思想的宝藏，读破万卷书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历史大潮中的毛泽东思想，今天将会继续沿着老祖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方向，一脉相承，实事求是，走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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