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现代世界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化与论文,地区论文,工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根译）
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惊人成就，可以说连经济学也未曾预见到。发展经济学没有估计到新兴工业化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殖民地民族解放和独立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第三世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残余问题上。依附理论则从高度抽象历史经验的角度，强调第三世界的依附性质。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例子出乎预料，可以说是先有实践然后才出现理论阐述的一个典型。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之所以能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既有现实中猛烈的出口攻势的因素，也有不受预测分析的认识框框所限的因素。
如何理解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正如本文所认为的，争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于对国家作用的评价。但要真正认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就要有基于更广泛政治经济学历史认识的综合性认识框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向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出口工业品，实现高速经济增长，是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不过引起对这些地区的真正关注，则是在亚洲、拉美和欧洲的部分边缘地区大量出口工业品，引起欧美工业发达地区不安，经合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把这些地区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时开始的。
1988年在多伦多首脑会议上，新兴工业化国家被改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因为80年代后只有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维持其经济的增长，而参加世界首脑会议的各国首脑考虑到将构成这一地区的台湾和香港称为“国家”会引起国际政治问题。此后，发达国家的研究焦点越来越集中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80年代后半期，继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之后，东盟和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东亚地区被看作是世界的高增长经济圈。体现了新古典派理论而引人注目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的奇迹》指出，作为高速增长的东亚经济，除了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外，还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若排除所有制结构、企业、政治形态和市场的依赖程度等不同因素，则还包括中国），并探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原因。本文的结论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增长结构，是现代世界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是在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能找到相同结构的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发展模式。
一、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和发展理论——新古典主义的解释
以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成长为契机，新古典派被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正统派别。在此之前，50至60年代的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市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未能正常发挥作用，因而主张工业化必需依赖国家的介入。但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却被看作是与这一理论相反的、更具优势的出口主导型的典范，从而使它的影响不断削弱。
以早期新古典派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之一、世界银行的巴拉沙，将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发展模式视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在他看来，由私营企业倡导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化，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道路。国家干预结果被视为向出口企业作为保证自由贸易体制的条件。国家的干预被抑制在最低限度，因而才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和比较优势的工业化。
针对这样的观点，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国家政策的批判性观点。其主要观点正如后面将要看到的，指出即使在典型的韩国，其进口替代政策也一贯与促进出口的政策并存。而且，巴拉沙自己也承认，韩国摆脱了70年代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政策，实行“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口替代的转换”，韩国因此陷入了制造业资本生产率低下的困境，而80年代后再度转变为外向型的政策。但这只不过是加深了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自由贸易模式的疑虑。
在认识日本产业政策的同时，对这种国家政策的研究，使新古典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论重新承认了国家的作用。世界银行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应把东亚的发展模式看作是“市场适应型”的方法和手段。1993年的《东亚的奇迹》，则指出东亚经济的成功尽管是“通过优秀的人才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基本正确的发展政策是促成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对过去实行的政策作了评价。
有趣的是这样实现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结果仅被片面理解为新工业发达国家的诞生，即经合发组织报告所提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条件是，通过出口工业品实现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和收入水平上迅速接近发达国家。今天的工业化并不具有比过去工业化经验更多的意义。
二、非新古典派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理解
1、依附理论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看法
70年代以弗兰克和阿明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现象。但在他们看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边缘地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它不过是加强了对发达资本主义的依附性，是以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为前提的工业化。这样的工业化是缺乏与国内经济有机联系的“关节脱臼式”的发展，被纳入了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结构，通常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没有广泛的意义和可能性。真正的发展，唯有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
德国弗勒贝尔等人的“新国际分工”论，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使之更加完善。其理论依据是世界体系论，认为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为了寻求廉价的劳动力，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最典型的就是“出口加工区。”并认为这样的工业化之所以在第三世界出现，有三方面的背景：一是存在着潜在劳动力的世界性联系；二是由于技术和劳动管理的科学发达而产生的生产工艺的分段化生产；三是由于运输、通讯技术的发达，产业配置和生产管理从地理制约中得以解放出来。
利用弗勒贝尔等人提出的条件，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第三世界，尤其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转移的背景，应该以世界性市场竞争的激化为前提。总之，这种工业化理论强调了为发达工业化经济因而是外部原因所制约的一面，有类似于依附理论的感觉。而这一理论却无法说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在70年代后半期以来，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而且在重化工业以及相当的高新技术领域所取得成功的事实。
不过，拉美的依附理论却将研究的重点移向国家、外资和跨国公司联合下的依附性工业化，开始关注80年代国家主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理论。
2、国家主义（干预）的手段
试图用外部原因说明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增长的依附理论失败后，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国家主体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在判断新古典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论正确与否的范围内，就更加突出了对国家作用的研究。争论的焦点从“依附还是自立”，发展到“国家还是市场”，也就是转移到国家对经济增长是否起到根本作用问题上。
实际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如同不得不使新古典派逐步承认国家所起的一定作用那样，政策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韦德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增长是在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私营企业的合作与竞争体制共同发挥作用而实现的。在阿姆斯丹看来，韩国正是因为有国家的价格倾斜而获得成功的。哈格德在认为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给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带来比较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转换的经济、法律和制度条件。
在这种非新古典派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背景中，不能忽视日本的产业政策经验。对步日本经验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近年出现了观点明确的理论立场，即新古典派对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用短期静态的观念分析比较优势，并以此作为前提研究产业配置的。而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干预的发展模式，则是从更长期的动态展望角度推进产业政策的。在这里，比较优势是作为结果而非前提出现的。它以市场经济作为基本框架，通过产业政策的展开，振兴费用递减产业，结果创造出比较优势的结构。村上泰亮称此理论为“发展主义。”
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理论，可以说是通过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工业化的相关研究，开始作为产业政策、发展主义模式来理解的。新古典派的国家观依然与之相去甚远，但在新古典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理论内部，产生了要求修正的压力却是确定无疑的。
3、调整派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理解
“调整”本身是一种与新古典派的一般均衡理论相对抗的概念。这一学派反对将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这种现象理解为一种非概念的新潮理论，而将它视作是“泰勒主义经济”的出现。调整派认为60年代后半期，中心地区（发达国家）积累体制的福特主义（低价格高工资）面临危机，其结果推进了生产的国际化，尤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向边缘地区（外围发展中国家）强制转移部分产业的生产。但这一工业化同时也反映了接受国乘机发展工业化的意志。正是这个原因，“泰勒主义经济”才被限于特定的国家范围。
这是一种新的理论用语。工业化理论与新国际分工论所讲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理论极为相近。但其新意就在于更加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主体性，更加显示出技术高度产业化的可能性。因而，调整派对新国际分工论进行了严厉批判。然而，在强调国民工业化意志这一点上，有力地显示了一国产业化和国民的性格。
奥米奈密认为，“关键在于跨国公司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和原因。”他指出，它是“资本主义质的变化的先兆”，换言之“即出现了超国籍的，亦即世界范围或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这一变化是以往并行发展的三种倾向合流的结果”，但对此他却并未展开理论分析。
在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中，这一观点尤为重要。但在我看来，调整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论在论争过程中，仍然同国家主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论殊途同归。
三、世代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论和现代世界经济
1、20世纪的发展经验和世界市场
虽然新古典派和非新古典派在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认识上存在着鸿沟，但仍能看到两者都包含着承认国家作用和产业政策模式的倾向。但“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作为认识这一现象的线索，有必要对20世纪的发展经验作一探讨。
20世纪的发展经验有三种类型：一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战略；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独立国家所采用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三是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战略，即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模式。
第一与第二类发展战略，都是摆脱帝国主义掠夺的基本战略，只不过程度上存在差异，使国内经济和国内市场同世界市场脱钩、切断联系，试图建设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的一种战略尝试。我认为上述两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步19世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是近代化理论所假设的工业化、产业化形式。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理应能通过保护主义，振兴国民经济，建设国民国家。但回顾现代社会，可以说上述两种发展模式在20世纪失败了。与此相对，60年代后半期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所采用的是出口主导型工业化发展战略。这是积极参与世界市场为前提的工业化的成功例子。
如何区分成功与失败，明确地说它与世界市场相关。由于采用出口导向型战略，因此必须纠正对资源分配的计划控制，并摆脱现有理论的束缚。
2、历史地看待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
在日本，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深有研究的渡边利夫，曾对后发性利益论有一解释。他认为，后发达国家之所以后起发达，是因为在引进发达工业国家所创造的资本和技术的同时，带来了自身发展的有利条件。
然而，后发达工业化具有并非单纯重现以往国民经济形成的制度的特征。渡边的后发性利益假说，是对格申克龙的后发达工业化的积极解释。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不同，格申克龙是从另一角度提出发展阶段论的。他将地区的发展分为发达地区、中间（中等发达）地区和后进地区三个工业化阶段，注重于各个阶段不同的资本供给结构。强调第一阶段是企业，第二阶段银行与企业，第三阶段则国家、银行和企业，分别成为推进主体而实现工业化的。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家是作为工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制度而出现的。
阿姆斯丹沿用这一观点，解释了韩国的工业化。他在重视工业化技术分析的同时，区分了不同世纪的工业化方式，指出英国是通过发明，接着，德国和美国是通过革新，而当代日本和韩国则是通过引进技术和学习消化而实现工业化的。在工业化的各个阶段中，国家的作用依次从自由放任转向保护弱小产业，进而形成扶植体制。与新古典派模式不同，正是通过制定政策倾斜的价格体制，使韩国获得出口的竞争力，最终实现工业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受格申克龙和赫希曼等人的阶段论影响，金泳镐也将韩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看作是第四代工业化类型。认为工业化的推进主体，第一代是私营企业；第二代是银行与私营企业；第三代是国家和私营大企业；第四代是国家、外资和私营大企业。而在担负第四代工业化的三者中，国家和外资（跨国公司）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金泳镐的观点是以康德拉捷夫的长波和技术革新周期循环为重要条件的，同时试图解释后发达国家技术发展轨迹与结构的分析方法，与阿姆斯丹相比更具动态性质。有趣的是他们一致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外部因素不可缺少，同时国家的作用颇为显著。发达工业国家同后发达工业国家间的差距一代比一代大，它是“后发达性的无利益”的扩大。为了克服资本和技术日益扩大的差距，国家的作用不可缺少，同时外部因素也是相应的条件。就两者工业化发展的内容而言，在管窥一国“国民经济”所形成方式上，必须深入探讨外部因素内部化的基本内容。总之，国家和作用是重要的。它是使“后发达性的无利益”转化为“利益”的条件。同时，在当代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地区中，至今未发现与世界市场经济相违背而实现工业化的先例。这是在历史地分析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发展模式时首先要确认的事实。
四、现代世界经济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模式
1、“国民经济”概念淡化和反方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模式
围绕新古典派理论正确与否展开的争论，有休战的趋势。如果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则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发展模式不能忽视国家的作用，以及同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关系。
它提出了一种典型的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新观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典型历来是韩国和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宁可说是例外。为什么将后者视为例外呢？却没有有力的说明。也许后者都是中转贸易港口，是城市国家（或地区），因此缺少构成一国规模“国民经济”的可能性。
新古典派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最初是从香港和新加坡入手的，但当很快转向对国家作用和产业政策的研究时，韩国、台湾典型说占了上风。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被作为是发展的条件。然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工业化的本质特征在逻辑上是世界经济的内部化，它在香港、新加坡表现得更为突出。跨国公司向中转贸易港和城市国家（地区）蜂涌而至，与此有联系的是当地资本的增长。我认为，正是那些地方转变为工业品出口基地，应被视为是今天后发达工业化的本质。可以说，它是突破“国民经济”理论框架的束缚，最先获得成功的工业化，是支撑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工业化的根本。
2、东亚工业化的理论
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是同市场、资本、技术和金融等世界经济结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从日本引进资本和原料，组装加工后再向美国市场出口这种结构中，实现了工业化和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中，日美的跨国公司和中坚企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实现工业化，从直接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直接投资建立企业，推动产业发展；在间接方面，则是跨国公司、商社、中小企业、百货商店、超级市场要求与当地资本合作，进行国际加工生产。今天，引人注目的OME（由对方提供商品的生产）供给方式，是这种有机联系的典型。
产生这种生产关系的契机，同日美之间主要是在美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两国产业结构的变换密切相关。它产生出种种国际加工的生产形态和技术转移形式。此外，工业化资金的筹措由70年代石油危机后石油货币的回流而维持着，重化工业成套设备的引进，与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在石油危机后的萧条和产业结构变换有密切联系。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产业资本紧紧地抓住了增长的机会。
60年代后出现的新国际环境是产生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条件，8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东盟和中国的工业化，也是由相同的经济结构在起作用。以1985年日元升值为转机正展开的日本企业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促进了东盟和中国的出口主导型成长。目前业已形成一定基础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则进一步加快了它们的增长。渡边利夫将东亚工业化理论理解为“结构转换连锁反应，”笔者斗胆称之为“多米诺骨牌式连锁增长”，是想超越“国民经济”理论范畴，探讨实现高速工业化的道路。
然而，有必要阐明，为什么经济增长局限于亚洲地区而不是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80年代拉美和欧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脱离了增长的轨道？60年代后，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出现在三大资本主义中心的边缘地区，但保持持续增长活力的中心仅仅是亚洲的日本，边缘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它的制约。
据说，世界银行最近在引人注目的非洲采用自由贸易型或产业政策型的发展政策，因此这意味着不可能出现第三种类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仅仅依靠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政策和发展体制，决不可能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万能的药方。
显然，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发展经验，是在世界经济基础上展开产业政策，最初实现了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超越单一国家的“国民经济”集合的现代世界经济，达到了现代经济历史发展的顶点。应该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前提，探讨其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摘自日本《经济研究》199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