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尊严和学者的自尊——“百家争鸣”40年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家争鸣论文,尊严论文,学者论文,学术论文,年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至今已整整40年，不但历史记录不堪回首，学术研究和讨论的现状也与各方的期望相差很远，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繁荣活跃的景象仍未出现，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应该如何改变现状，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为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繁荣和正常发展，有几个思想认识是应该弄清楚的。
第一，承认和尊重学术的独立地位
学术活动既要继承和传播文明的已有成就，更要探索未知世界。学术成果可以为政府或政党所采纳和利用，但学术本身毕竟与政治活动有别。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在当代中国，由于沿袭至今的仍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学术管理体制，反复解释这个道理就很有必要了。
学术的独立地位是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有的本来就是远离政治的。金文、甲骨文的考释，古代文献的整理、莎士比亚研究……诸如此类硬要扯上那一阶级的政治，不过是牵强附会的笑话。即使是那些与政治或政策的制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学科，学术研究作为探索未知的活动，其独立性质也不容侵犯，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最雄辩的事例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粗暴批判。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人口理论的客观研究被迫中断，从而使人口政策的制订失去客观依据，没有及时控制人口的增长，我国不能不承受多生几亿人的沉重负担。目前仍以10年增加1亿以上的速度递增；非到下个世纪中，无法实现零增长；而要适度降至合理水平，更是下个世纪末的事了。由此招致的对社会发展的阻滞，不堪人口重负的环境破坏等严峻现实，真是触目惊心。
一个健全的社会，政府政策的制订必须有学术的自由探索为先导，施政的结果也应有人们从多个视角进行的分析、总结、评估。如果能因而形成不同的理论、观点或对策，更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开明的政治家可以从中汲取智慧，避免重大失误或重蹈覆辙。可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以现行政策为学术探讨不能逾越的界限，鼠目寸光地把学术视作现行政治或政策的工具。后者认识混淆了学术和宣传的功能。政党和政府都要作大量的宣传工作，争取公民认同其政策和行政措施。宣传工作必须以既定的原则、方针、政策为依归，必须严格遵守各自的领导规定的纪律，不允许自由发挥。而由于社会功能不同，学术研究的自由则是其正常生存的必要条件，受到一切文明国家坚决保护。
第二，尊重不同学派，正确处理学派关系
百家争鸣必须以各家各派的存在为前提，但历尽劫难的中国学界却讳言学派。其实，与政治党派不同，学术流派是可以没有组织的，但有重大成就的学者，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必有人追随和发展，在学术领域形成大小不等的影响，并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小不同的流派。而人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学术又总要推陈出新，不同流派的争鸣是不可避免的。说哪一国家或地区没有学派，等于嘲笑那里学术凋零。
中国有没有不同学派？当然有。以近代中国的研究来说，从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几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不同学术观点的重大分歧。在这些分歧背后则蕴含着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取向。以解释这段历史的理论框架来说，已经公开提出的有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派，亦有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基本线索的流派，如此等等。研究方法上则有以论带史派和以史料为基础的流派……。
由于我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不同流派的发展亦处在较低的层次上，还没出现在世界学术界领一代风骚的大学者、大流派。都说要振兴中华文化，窃以为万众企盼的这个振兴的标志就是出现这样的大学者、大流派。譬如，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人，世界各地华人普遍感到与有荣焉。有一天，在中国本土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的有关科学大约就真正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样，只有我们出现了罗素、萨特、胡塞尔之类的影响世界学术进程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出现了新时代的孔孟老庄，我们才可以无愧地对世界说，中国文化已经重现辉煌。
40年的经验证明，不尊重不媚俗谄上的学者和学术流派，不为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合适的社会环境，是阻碍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中国学界本来基础薄弱，创见不多，可怕的是有人拿着固定的尺码去量度一切，凡不若合符节的就视为异端，甚至戴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爱国主义”……等政治帽子。于是，知识分子的创造锋芒销磨殆尽，震古烁今的大学者、大学派又怎能脱颖而出？！
其实，这些以涤荡学术生机为己任的人物的言行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强力迫使别人尊崇自己的理论，他们是以对事物全面、系统、深刻的研究赢得人们信服的。恩格斯早就指出，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40年的惨痛教训表明，对学术发展最不利的是来自行政力量的不恰当干预，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不幸，这个正确主张却一再受到践踏。
历史的记录固然不堪回首，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学术研究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不知道这是我国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
至今仍有人企图用行政权力去判定某一学术观点或学术论著是有害的“毒草”，然后花很大力气去组织所谓“学术批判”。他们不知道一旦进入学术领域，任何人的观点都只能自由地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讨论，让广大读者、实践和时间去判断其是非。正常的学术领域只承认一种交往方式：自由讨论。
与其他国家（如德国）的学术批判（那是需要另外诠释的概念）不同，苏联与中国的所谓“学术批判”有两大恶果。一是扼杀了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致使本国的学术文化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令本国的现代化事业失去学术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支撑，二是败坏了学者和学术文化领域的道德。
第三，确立学者的自尊
社会环境无疑是学术盛衰的决定因素。但同样身处逆境，有人沉沦，亦有人奋起，用张载的话来说是：“贫贱忧戚，庸玉女（汝）于成也。”（《西铭》）近半个世纪的最大损伤之一是相当多的学者失去了自信和自尊。如果不治愈这个内伤，所谓学术的争鸣与繁荣不过是镜花水月。
学术是继承，更是发展，其真谛在推陈出新，标新立异。“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陈寅恪：《文章》）此类恒河沙数的“论著”，在学术编年史上如果能留下什么印记的话，那就是思想停步，学术受难。历史的经验已经一再证明，学术上缺乏足够的自信而又冀图以学名世之士必然另找捷径，其下焉者往往以付出尊严套取现实的名利。
学术的尊严来自对本身价值清醒的认识。
学术研究是对未知世界寂寞的探索。任何学科的每一进展，都是思想文化前进或重或轻的足音，除了后来者以诚实的劳动和智慧取得的新进展外，任何力量都无法抹煞或取代它的存在。人生价值从中得到实现，这就是学者的尊严所在。
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有的关乎现实世界的利益。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是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矛盾之际，要不要按照权力的意志修改学术？学术有尊严，它只能率直地告诉世人，它自身的结论是什么。学者有祖国，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统一的现代化国家是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在。学者为现代化事业服务的途径是诚实地研究和传播学术。40多年来，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过令人痛心的失误。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人口失控外，诸如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否定市场经济、不重视教育等等，无一不与没有听取正直学者的直率忠告有关。“毋曲学阿世”，汉代学者的这句箴言，至今仍熠熠生辉。
另一是当外力在学术领域掀起风浪之际，潜心学术之士应该持什么态度？本是学术观点分歧，突然成了政治斗争；本是学术探索，被人扣上“政治错误”乃至“反动”的帽子……无风三尺浪，雨天两脚泥。面对这些屡见不鲜的现象，学人何以自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学者的本色。随声附和，识者不为。
“科教兴国”。学界内外都期望学术的兴旺发达，早日出现大师辈出、百家鼎立的春天。回顾40年的历史经验，一是学者要把目光紧紧盯在书本和有关的实际上，虚静守一，专心致志；二是朝野关注祖国命运的人们共同努力，尊重学术的尊严，让百家争鸣扭曲为阶级斗争的噩梦彻底消逝，并为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让有志学术之士无后顾之忧。不过，后者能否实现有许多捉摸不定的因素，不是书生的善良愿望所能左右的，学术的尊严归根到底要由学者自己去维护。在同样的客观环境下。人们可以作出多种不同的选择。做人的尊严是治学尊严的前提。因此，在中国真正要维护学术的尊严必先在学者中力倡传统的美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让人格和睿智的尊严不断注入你的笔端，在学术创新中实现你的人生。
1996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