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因而带来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三个大的文化矛盾：来自市场经济的文化冲击；普遍的文化不适应；评价系统的不确定性。这种文化模式的震荡和冲击，导致了人文精神的追寻及文化建构的潮流。文化模式的转折，归根到底是人格模式的转折。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模式经历了由泛道德化、泛政治化到泛经济化人格的转变。泛经济化的人格模式不应成为今后中国的文化取向与人格取向。现代人应向前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模式。
【关键词】 社会转型 人文精神 文化建构
1.社会转型与文化震荡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转型被描述为“一种整体性发展”和“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从社会的基础性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社会的前导性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社会的生活方式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匮乏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从社会的经济类型结构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这种多重跨越，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特点。
文化（这里特指精神文化）是社会的精神存在方式，是社会成员之间整合互动为群体的纽带和粘合剂，也是社会成员普遍承传的精神特质。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转型，而且也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深刻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必然会引起文化传统的转向，价值观念的更新，人格模式的变换，从而导致整个文化体系、文化结构的总体转型。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迄今为止，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外来的工业文明冲击古老的农业文明，随着农业文明的衰落，引起了普遍的文化危机；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诞生，不断增长的工业文明确立了现代文化意识的权威（一方面是资产阶级选择的欧美文化，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从新中国诞生到改革开放，工业文明占了主导地位，反传统文化的文化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顶点（文化大革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信息文化来临而社会普遍进入市场经济，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从传统文化走出之后，经历了告别传统的震荡，进入了正待定型的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中国文化总体上处于一种传统文化衰微，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伴随工业社会滋生的新文化因素有待整理和调整的文化重建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重建方案。这种“东方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方式导致了文化重构中的二重化矛盾。五四运动中，鲁讯提倡“拿来主义”，突破了文化二重化模式，掀起了改造传统精神文明的热潮。但拿来以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如何建构的问题仍未解决。文化大革命提到了“彻底砸烂”的文化虚无主义口号，传统文化砸烂了，外来文化被拒斥了，只剩下一种反知识、反文化的精神狂热与躁动。我们是在一种传统文化被冲得七零八落，外来文化被完全拒斥，创造出的大多是反文化的状态下步入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句话，我们在当代的文化起点是不成体系的，因此需要对当代文化进行重新建构。
2.市场经济与文化矛盾
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社会面临三个大的文化矛盾：
第一，来自市场经济的文化冲击。
市场经济既是经济过程，也是文化过程。经济活动是人最基础的社会活动，经济模式是文化模式的基础。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经济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一种追求崇高、神圣的泛道德主义，鄙视物质生活，重视精神生活，轻看利益，重看意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威武不能淫，富贵不能屈”。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交换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基础，经济利益越来越突出，谋取财富越来越重要，重商主义，拜金主义等反文化思潮随之伴生。
二是精神文化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商品化趋势。精神文化本身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商品。精神文化的实质是人对意义世界的追求，是非实用、非交换性的。但进入市场，文化产品却是可交换的，有实用价值的，可能会商品化的。这就造成了文化实质意义的非商品性与文化产品、形式的商品化的矛盾，其结果是又一种反文化现象；文化精神越深刻、越有意义，可能流行越少，而那些浅薄的、意义淡化的文化产品越到处泛滥。
三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崛起，以其商品化、普及化、快节奏的特点，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专业化、永恒性、艺术追求对文化的垄断局面被打破，文化越来越世俗化。
四是市场经济本身提出了新的文化需要。一切社会都需要与其对应的文化，市场经济社会也不例外。但我国仍处在市场经济初期、市场经济还很不规范，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经济的冲动和致富的欲望，尚未充分体味到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所以，许多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停留在低文化意识的水平，从而导致了普遍的轻视文化的现象。
第二，普遍的文化不适应。
社会转型是一种过渡，原有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新的社会结构还未及成型，文化失去了统一性，人们被抛入杂乱的文化状态，由此导致了普遍的文化不适应。
一是现代文化大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源，是其生成的文化背景，是人的文化之根。但由于社会正迅速地走向现代化，个人已被现代文化所包围，电脑文化正取代书写文化，都市生活正同化着乡村生活，独生子女的一代已彻底告别了传统的大家庭生活，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切都使人越来越远离传统的文化氛围。
二是外来文化大于本土文化。现代信息技术已把中国社会纳入了全球信息一体化的轨道。外来文化随着电脑，电视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大量地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电视和旅游消除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陌生感和戒备心理；电脑和家用电器迫使人们接受英语作为普遍流行的指令性语言；现代生活方式的吸引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西式快餐、西式服装，甚至象愚人节、情人节、圣诞节这样的西式节日；大众文化的风靡使人们热衷于迪斯科、卡拉OK、流行歌曲；而那种朴实、深沉、凝重的传统文化，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远。
三是文化创新大于文化继承。文化是条河流，从源头流向大海，不断汇合支流，最终才汇流成浩荡江河。这些支流就是文化继承者们的文化创新。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而其基本精神和内容保持不变，主要是创新小于承传，每一代对所继承的文化添加的新因素少。所以，传统文化是相当稳定的文化。但是，由于当代社会的频繁变革和多重跨越，把原来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一生经历的变革浓缩到一代人身上，甚至同一代人一生又须经历多次变革。文化上新的变革尚未来得及被人们消化，更新的变革又已接踵而至。对传统文化来说，时间是相对凝固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其内容对人们来说，还是新鲜如初。但对现代文化来说，时间是瞬时性的，一种文化创新问世后，相隔几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年就已相当陌生，那种“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持久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评价系统的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文化的迅速融合与更新，使得社会的评价系统失去了原有的支撑点，陷入一种多重化的，极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的评价系统是调整社会行为的精神杠杆和标准，它要人们分清真善美和假恶丑，分清历史、现实和未来，通过在主观上的舆论鼓励与惩罚，来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保证社会行为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协调性。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天翻地覆的历史，延续了数千年的价值系统的权威在洋枪洋炮面前被打得威风扫地，又在五四运动中被打翻在地。辛亥革命的功臣们刚刚推翻了封建王朝，就被五四运动宣布落伍；国共刚刚携手合作，转瞬间杀得你死我活；新社会的试验尚未成功，文化大革命就把一切砸得稀烂；人们刚刚在废墟上收拾旧梦，市场经济大潮又滚滚而来。频繁的价值观念变更，造成了新旧交替、犬牙交错的局面。人们在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面前无所适从。
社会一旦缺乏相对稳定、协调一致的价值观念系统，就如同尼采所说的“杀死了上帝”，那么，恰如妥思陀也夫斯基所说的：“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价值观念是行为的精神准绳，准绳不存在了，不同的社会行为之间就很难协调。
作为社会行为的内心尺度和准绳，价值观念的作用不似法律准绳那样直接、明确，但它却是法律得以被遵守的主观条件。人们遵守法律，从客观上说是为了保障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主观上说，是受内心的价值判断驱使。法律是强制的法律，价值观念是自觉的自律。一个人如果仅仅为获取利益或惧怕惩罚而守法，那他很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罪犯。因为马克思说过，资本的利润一旦超过百分之百，资本家就会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一个人如果从内心的信念和价值尺度出发而守法，那他在内心的信念和价值尺度崩溃之前，无论有多大的诱惑和威胁，他都不会犯法。所以，评价系统不仅仅是个思想问题、文化问题，它的健全与否牵涉到为社会的法制奠定社会的内心基础，牵涉到整个社会能否健康、顺畅的发展。
3.人文精神与文化建构
学术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似已告一段落，但由此引发的问题和思考却并没有完结。围绕人文精神的学术思考，在理论层面体现了一种世纪转折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转型与人格模式的冲突。
人文精神是一种肯定人的价值，体现人的主体性，追求人的不断完善的精神。同宗教相比，人文精神是世俗的。同世俗生活相比，人文精神又是超世俗的、理想化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人文精神理解为一种介乎于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于人的理想追求。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刚刚告别了现代迷信笼罩下的泛政治化的生活，又被抛入追求物质利益的泛经济化的生活，恰如从宗教状态走入世俗状态。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方面不甘心沉沦于世俗精神之中，另一方面对不愿因此而返回宗教迷信状态，于是便打出了“重建”或“寻找”人文精神的旗帜。
人文精神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所掩饰的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模式的震荡和冲突。追寻人文精神的努力并非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清高，而是在寻求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新的文化模式。面对以物质利益为直接驱动力的市场经济，面对重商主义、拜金主义、泛市场经济化、泛经济化的世俗倾向，今后的中国文化是以此为基点还是超越它？
文化模式的核心是人格模式。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活动方式，人们创造什么样的文化，他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文化模式的转折，归根到底是人格模式的转折。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人格模式经历了从泛道德化人格、泛政治化人格到泛经济化人格的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模式是一种泛道德化的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出发点是人性善的假定，“人之初，性本善”，相信人有普遍的道德良心；其核心是约束个人遵守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的社会等级秩序；其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理想境界是个人的道德完善——成为至善至美的圣贤。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和中国古老乡村社会的瓦解宣告了这种道德化的文化人格理想的破灭，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化的人格模式，即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占主流地位的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出发点是善恶对立的阶级斗争理论，把人们划分为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他们之间的根本利益是相互冲突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其核心是爱憎分明的政治斗争原则；其理想境界是成为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
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始告别泛政治化的年代，迈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泛政治化的人格模式的废墟上，一种泛经济化的人格模式正异军突起。这种人格模式的出发点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际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是最优化原则，用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做为衡量成败的尺度；其理想境界是成为既勤奋创业，又富有享受的实干家。
从泛道德化到泛政治化，中国的人格理想发生了重大飞跃，但在气质上都是非世俗化的。首先，其出发点都肯定了以善为本，区别仅在于泛道德化主张人人皆善的普遍的善，泛政治化主张为富不仁的阶级的善；其次，其核心都肯定了非世俗化的人生准则——殉道精神；再次，其最高境界都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成圣贤或成英雄。因此，面对这两种人格模式的转折，知识分子不会感到人文精神的失落，充其量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阶级排斥的失落感，只要他愿意并且得到革命阶级的认同，他尽可以去追求至善至美，于殉道中成贤成雄。
真正的人文精神危机发生在市场经济大潮袭来之后。世俗生活是那么富有诱惑力，那么咄咄逼人，一时间大潮涌来，不仅那些商人，而且三教九流，工农兵学商大多随波逐浪，在获利的驱动下纷纷投到陶朱公的麾下。泛经济化的人格模式一不求至善，二不讲殉道，三不想当英雄，对世俗生活一再肯定而无超越，从而构成了对传统人文精神和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的尖锐挑战。
围绕人文精神的困惑与争论无非是知识分子们在寻求答案：泛经济化的人格模式，是否就是今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泛经济化的人格模式不应成为今后中国的文化取向与人格取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需要培养商业社会所需要的商业精神，的确需要肯定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必须唯经济和商业的马首是瞻。
首先，无论是泛道德化、泛政治化，还是泛经济化，凡是泛化了的人格模式，都是一种极片面的、极端主义文化。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为活动成果及其活动方式的综合体，片面突出了哪一面，甚至完全无视其他方面的存在，会使文化内部结构失调，个人单向度化。而人的单向度化，恰恰与人的全面丰富的发展潜能相悖，只能形成扭曲的人格和扭曲的文化。昔日的泛道德化的人格模式，曾经导致思想禁锢和道德保守主义；过去的泛政治化的人格模式，曾经导致政治狂热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样，那种泛经济化的人格模式，也会导致拜金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经济躁动，对健康的经济发展未必是件好事。
其次，应当肯定人文精神介于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合理性。世俗化解决的是日常生活问题，是人得以生存的手段、前提、基础，而非目的、归宿、意义。我们可以鼓励人们去大胆取财，鼓励富有了的人们去尽情消费与享乐，但这一切都无法升华为精神生活。人，一半是物质，还有一半是精神，而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不断升华为精神生活，从而赋予人物质方面奋斗的意义。所以，我们尽可以肯定世俗化倾向的合理性，人适应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停留在世俗化水平，无法建立进入意义世界的人格模式。人格概念的本身就是对物质状态的超越。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化的人格模式，但这种人格模式要为人灌溉经济理想，要对经济行为有升华功能，防止把人变成“经济动物”。停留在世俗化阶段，人仅仅知道如何赚钱，如何花钱，却不能合理地赚钱与花钱，更搞不清为什么要赚钱和花钱。太精神化了容易陷入宗教狂热，太世俗化了容易导致物欲横流，所以我们才要设置一种文化状态，设置这种人文精神做为文化的调控器。
再次，在经济大潮面前需要冷静的思考文化的功能。文化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仅仅是经济的配合装置。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节制发财欲望理性调节器。作为上层建筑，精神文化不仅要体现、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要做超前反映与超越性批判。作为精神活动，文化是对物质活动的调控过程，防止物质活动的偏差与失控，综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越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社会就越呼唤人文精神，有时甚至与经济增长的欲望唱反调。以处于发达资本主义状态的西方文化为例，从巴尔扎克、雨果、哈代、罗曼·罗兰时代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文艺，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人露骨地鼓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大亨阔佬们摇旗呐喊，树碑立传的似不多见（当然，对那些杰出的实业家除外）。孟德斯鸠说过，没有限制的权力是最大的犯罪，其实，何止权力，任何事物如无节制，包括经济行为，都会因泛滥而成灾，殃及社会。社会需要人文精神，并不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顾影自怜，主要是对人的净化与升华，经济行为可以增加财富，但不能增加一切。
又次，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调控人们行为的力量主要是法制，但法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过程。一方面，法的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制得以健全和完善的重要主观条件。法制不仅仅是健全条文的堆砌，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律令条文，恰恰由于缺乏普遍的法的精神，所以才未进入法制社会。另一方面，法制还需要道德作为普遍的社会支撑条件。法是他律，道德是自律，不把他律转化为自律，法制的完善根本没有心理基础。设想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有机会就会犯罪，即便用上严刑峻法，那么这个社会不是监狱，就是地狱！
越是经济的年代，世俗化的年代，越要多来点人文精神。
4.向前看的文化选择
关键在于建构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来支撑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的天空。
中国文化是不曾间断过的河流。欲文化创新，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文化的承传基础。文化创造不是凭空的过程，承传是创造的开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两个大的座标。
传统文化是我们建构新文化的主要承传对象，但构不成文化建构的主体。首先，传统文化毕竟产生于农业社会，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精神体现。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多重跨越之中，但农业文明毕竟是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超越的对象。其次，要分清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传统文化在现代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即保存在概念活动、知识活动中的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随着大家庭的解体，都市生活的兴起，现代科学技术的普及，传统文化的氛围已不占主导作用。其次，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不断弘扬和光大，但它是建构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之一，并非现代文化本身。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尽可以继承，但5000年前，抑或2000年前创立的思想，绝不可能充分满足当代人的各种需要。
外来文化是我们建构新文化所依赖的外部条件之一，但也不构成文化建构的主体。首先，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毕竟是西方社会初期发展的产物，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这块古老的文化土壤。其次，文化的同化并非完全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支撑点，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条件。社会的发展、全球的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把中国变成某个外国，任何民族都该以自身的特点去迎接当代文化融合的挑战。
文化建构既不能频频回眸，又不能见异思迁。传统文化无论曾如何灿烂过，毕意已是落日黄花；外面的世界再精采，充其量也是块他山之石。文化是不可重复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文化是人创造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传统文化是古人创造的，创造得相当成功，许多东西直至今天还能应用，但这也不成其为我们创造自己文化的理由。古人能创造出孔孟老庄的学说，我们今天又有何不能自己创造，一定要靠吃祖宗饭才能活下去呢？现代人的文化座标就在自己的脚下和头顶的天空，这个座标就是现代生活。
我们怎样生活，就有怎样的文化。
“这里是罗得斯岛 就在这里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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