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显 著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由不足温饱，到迈进小康，而且还要使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直 至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践证明，我国所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 确的，能够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足。
今天，当我们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进行反思的时候，不禁要问：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的“中国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它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在今后实现现代化的长过程中， 应当怎样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面对这些重大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 甚至产生了某些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如果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存在着偏颇，必然会对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产生歪曲，甚至 成为新时期思想僵化、生搬硬套的借口。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 践 出发，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一
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要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特 色”是如何形成的，首先就应当回顾一下邓小平理论是如何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过程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邓小平在1982年党 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P2-3)这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出发点，“把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 和基本方法。找准了立足点，又掌握了基本方法，然后把它付诸实践，这个实践过程就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出这样的理论概括似乎很简单，而在实践中则经历了非常曲折 的过程。它一方面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宽阔眼光观察世界，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另一方面要求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还要求对我国的环境、资源、人 口等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然后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过 程，制定出正确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针和政策，再将这些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 在实践中检验、修正、补充，使之上升为理论，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以便更好地指导群众 工作。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样反复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正是这个实践过程形成了社会主义 建设的“中国特色”。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中间经历了长达14年的 时间，蕴涵了无数曲折和艰辛，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英雄气 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再次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 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 ，成功地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是共性，是处于最高层次上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武器，“中国实际”是个性 ，是具有中国性质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气派，共性和个性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生动丰富的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这里的“中国特色”是否就等于“中国实际”呢？笔者认为 不完全是，因为这里的“中国特色”已经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是已经凝 结 成了国家方针政策的“中国特色”。单纯的“中国实际”只是中国的现状、特征、特有、特 质，并不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也没有构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可见“ 中国特色”比“中国实际”的外延宽泛得多，它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还 包含了我国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就像列宁在 总结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时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 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 估 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2](P219)。
可见“中国特色”已经包含了丰富深刻的内涵，它立足于“中国实际”，又不等同于“中 国 实际”。如果说“中国实际”就是个性与共性统一之中的“个性”，那么这个“个性”就是 孤立的、僵硬的、静止的“个性”，是为了说理上的方便，特意地将它抽象出来进行分析 。实际上，“个性”是不能离开“共性”而存在的，“个性”是包含“共性”的“个性”， 是已经上升为思维中的“具体”，是具有丰富内容的多样性统一。
现在有些人一提起“中国特色”马上就说是“人口多、底子薄”。他们的这个观点出自邓 小平1979年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 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 成 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 十是农民。”[3](P163-164)这里邓小平强调的是中国的“特点”，或者是中国的“实际” ，是党制定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出发点，而不是“中国特色”。因为“人口多、底子薄”是 从众多的感性具体中概括出来的抽象，它只是认识的起点，就像邓小平所说的是两个必须看 到的“特点”，而“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从“特 点”到“特色”还要经历许多前后紧密相连的“中间环节”，且每一步都要同事实相对照， 不断由实践来检验。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由 “特点”到“特色”的飞跃。如果我们把“中国实际”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特色”，那么就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重要而艰苦的“中间环节”给抛弃了，这样在实践中就 会产生两种错误：一个是只谈马克思主义不谈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另一个是只 谈中国实际不谈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第一种错误属于“左”，第二种错误属 于“右”。“左”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但是“左”带有革命色 彩，好 像越“左”越革命，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当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 在各地区、各部门工作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给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危害。
二
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它要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可是每一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内容，包含若干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其 独特的个性，那么怎样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实际问题呢？实际上，解 决这些问题也像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样，需要从实际出发，做 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只是前者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阶层，而后者的主体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处于各个岗位的领导干部。由于它涉 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甚至各个单位，所以说它具有特别重要 的实际意义。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科技水平、经济状况、体制结构等等千 差万别，至于各个行业、各个部门乃至于各个单位的情况更是迥然不同。要用邓小平理论指 导我们的工作，必须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工作单位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样 就会形成各不相同的“地方特色”、“行业特色”、“部门特色”等等。在这里，我们看到 了一幅生动丰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图景。“中国特色”是其总的特征，好像是一 幅巨型图画的整体轮廓，至于画中的各个人物、各个景点则没有具体说明，而“地方特色” 、“行业特色”、“部门特色”等则恰当地表现了一个个具体场景。这些无数的“小特色” 就构成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特色”。“大特色”和“小特色”的关系也像共性和 个性的关系一样不可分离，个性包含着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把各种“小特色”内在的 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抽取出来，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特色”，即“中国特色”。“中国特 色”存在于这些“小特色”之中，如果撇开这些“小特色”去谈论“大特色”，就很容易滑 入空洞的教条主义。
现在有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具体内容就是十五大所概括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 最突出的是初级阶段论+主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的先富政策。诚然，这 些属于“中国特色”的内涵，但它是孤立的、静止的、僵化的，缺乏生动丰富的内容。因为 共性不能离开个性而存在，抛弃了个性，只谈论共性，这是所有教条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 如果用这种僵化的思想指导工作，只谈论邓小平理论，只谈论党的方针政策，不注重实际， 不注重调查研究，势必会造成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重口号轻行动、重场面轻效果、重数量轻 质量、重规模轻效益、重开头轻结尾、重眼前轻长远，只图虚名，不求实效，形式上热热闹 闹，实则劳民伤财。
现在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屡禁不止，例如：湖北省某些县市“把普九变成了普房子”，就 是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超标准建房，超实际需要建房，仅钟祥市近年来就闲置了120所 小学，同时欠下巨额债务，许多正在上课的学校被债主封了校门，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4 ]；另据报道：山西省绛县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建起一批高标准农业示范园，没有任何实用价 值，只是凭着所谓的“高标准”迎接一批又一批参观团，以表现当地干部的“政绩”[5]； 又据报道：西北某山区县在贯彻中央“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方针中，把不会造成水土流 失的平展展的耕地也划入了“种树、种草”的范围[6]。报纸、杂志揭露的这样的形式主义 数不胜数，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么？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的 行 为不是在增进社会主义事业，而是在损害社会主义事业。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没有把理论应 用于实践，没有把政策贯彻于实际，没有体现出任何“地方特色”，因而也就不属于“中国 特色”的有机成分。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口头上不惟书、不惟上，实际上又惟书、又惟上。虽 然他们不再喊“计划经济”，不再喊“一大二公”，但是他们在用同样的腔调喊中央的方针 政策，喊邓小平理论，这只不过是过去“左倾”思想的翻版。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必然会 产生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正像爱因斯坦所说的：“教条式信念”的顽固性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某一理论一旦形成“教条式信念”，此外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去推演或发展出来 。这就是说，这一种研究不关心事实的变化和发展，关注的是逻辑的推理及其精密程度。第 二种是，这种研究也注重新的事实和新的经验，但是却把这种新的经验事实“自觉”地用教 条式信念去解释，这种“自觉性”，包括给它附加某种条件，使之符合“教条式信念”。现 在把“中国特色”概括成某种条条框框，或者是生搬硬套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注重“ 地方特色”、“行业特色”、“部门特色”等实际工作，就是这种“教条式信念”的体现。
三
克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灵丹妙药仍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 思 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使思想和实 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运动 中就做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他说：“‘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 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 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7](P801)当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闹革命的时候，各革命根据地 的形式错综复杂，必须善于利用敌人的一切薄弱环节，随时随地寻找时机打击敌人、壮大自 己，因此，毛泽东号召革命同志，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适时 恰当的对策措施，开展对敌斗争，因而创建了各具特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小的“特色 ”逐步汇合成大的“特色”，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强 调：“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 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3]( P143)试想全国上下，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各个部分都“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结 果会怎么样呢？首先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将邓小平理论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本省、本自治 区、本直辖市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省、本自治区、本直辖市“特色”的发展战 略 ，而后各地区、各县市将省级的政策方略与本地区、本县市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具有 本地区、本县市“特色”的发展思路，然后各乡、各村又将本地区、本县市的发展思路与本 乡、本村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乡、本村“特色”的发展办法，再后各工厂、各 机关、各学校、各商店乃至各个村庄都将各自上级的文件精神应用于实际，构成了各具“特 色”的具体措施。“大特色”包含着“小特色”，“小特色”包含着“更小特色”，层层 相依，环环相扣，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就这样被应用到实际中去，变成了亿万人民群 众的实际行动，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蒸蒸日上。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像一个活的有机体，只有它的各个器官、各个组织、各 个细胞都充满活力，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生机勃勃。可是它的某些环节 、某些方面、某些部分出现了裂变，生长了毒瘤、痈疽，这些毒瘤、痈疽就是教条主义、官 僚主义、形式主义。“一些地方和单位，形式主义泛滥成灾，腐败现象滋长蔓延，失职渎职 屡屡发生”[8]。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由于领导干部工作目的不端正，或者是把开会、写文 章、下基层、评比表彰等手段当做工作目的；或者是私心作崇，盘算如何投机取巧、显示政 绩，如何升官发财、中饱私囊，诚如毛泽东所批评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江泽民 同志在考查广东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如何提高干部素质方面提出了“ 五项基本要求”，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要弘扬“五种精神”。所有这些对于端正 干部群众的工作目的，使之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仅仅端正工作目的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正确的工作方 法从哪里来？只能从实际中来，从调查研究中来，正如毛泽东所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 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 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9](P110)。“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就是把握那个问 题的“事实”，同时在调查那个问题的过程中“求是”，就能进而解决问题。邓小平也特别 注重调查研究，并指出应当进行典型调查，他说要“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 情况、经验和意见”[10](P223)。经验是群众创造的，典型存在于群众之中，对于实际情况 的调查，尤其要尊重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否则，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再说湖北省普及九年义务制，有关地、县、乡领导对于全区、全县、全乡有多少适龄儿童 ，需要建设多少校舍，难道心中就没数？如果下去调查一下，怎么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山 西省绛县有关领导对于“高标准农业示范园”“高”在哪里？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益处？难道 就一无所知？为什么不去调查一下，征求一下农民们的意见？西北某山区县有关领导对于什么 样的地适宜退耕还林、还草，什么样的地还适宜耕种，为什么不去田间地头查看一下？对于 坡度小于25度的山地，一般说来不会造成水土流失，还适于耕种，这样简单的常识难道就不 知道？“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的耻辱，岂有共产党而可以闭 着眼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9](P109)
毛泽东当年反对红军中教条主义的教诲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在每一方面、每一层次、每一部 分，都需要凝结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智慧。在2000年，三步走战略目标已完成两步，但第 三步目标更伟大，任务更艰巨，工作更艰苦。党的十五大对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事业，实现跨世纪发展，做出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按照这一规划和部 署，提出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以及我们党在新世纪必须抓好的 三大任务。在前进的征途上，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现在西方敌对势 力肆意歪曲和污蔑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把“中国特色”说成是既有资本主 义又有社会主义的杂炒、杂烩，甚至把一些落后的封建的以及资本主义的东西说成是“中国 特色”。而我们自己对于“中国特色”又存在着教条主义理解，由此产生了实际工作中的形 式主义，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担子重、任务大，究竟应该怎么办？就是自觉地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进一步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立足于本职工作，埋头苦干，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地推向前
进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