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方经济学的两种经济思想_凯恩斯主义论文

浅析西方经济学的两种经济思想_凯恩斯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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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调节着社会的总生产过程,促进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同时,国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早期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到现代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所起的作用也愈益重要。市场和国家是两个具有一定联系但又互不相同的经济调节系统。西方经济学中,在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问题上,一直纷争不断,存在着两大经济思潮: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为依据,认为市场机制是有效率的,能够保证资源达到最佳配置,国家不应该干预经济生活;国家干预主义主要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依据,认为市场机制存在重大缺陷,依靠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国家干预能够弥补市场不足。两大经济思潮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占据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并走马灯式地兴衰交替。

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当属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经济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经济自由,即“自由放任”。他从“人性”即资产阶级的利己本性出发,论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即受“利己心”支配的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为避免别人伤害自己的利益,就不能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于是在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共同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他认为,满足利己心最好的途径是实现经济自由,主张让资产阶级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即由“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节,而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概括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核心,就是由于自由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也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市场经济能得以迅速发展,国家只能起“守夜人”的作用,不能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到了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又提出了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的所谓“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理论。萨伊认为,商品的买卖,实际只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货币只是在一瞬间起媒介作用,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需求,社会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是相等的,即使在某些时候个别部门会出现供求脱节的情况,但由于价格机制的调节,局部的、暂时的供求失衡会趋于消失。萨伊相信,只要政府当局对经济不横加干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就可以对生产起自动调节作用,克服市场上暂时出现的生产与销售、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局部不平衡。“萨伊定律”100多年来一直流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著作和教科书中,在凯恩斯革命之前,它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学家区别于一个白痴的主要检验标准。”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奥地利学派,英国的剑桥学派等都继承了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就是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市场调节可以保证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的作用应仅限于保持有利于自由竞争的条件。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经济自由主义的上述理论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而最终由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所代替。然而,本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滞胀”。“滞胀”的出现使众多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产生了失望情绪,并把当时的种种矛盾和困难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他们看到了国家干预的失败,就企图回到自由放任去寻找出路,寄希望于经济政策的自由化。在这一时期重新复兴的新自由主义,其最重要的就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和以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把失业存在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错误的,由此所得出国家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的经济政策也是错误的结论。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国家干预的政策,引起了50年代末的“滞胀”。因为在国家干预之下,市场无法正常传递信息,私人经济活动受到种种限制,私人投资与生产的积极性也受到挫伤,这使经济无法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由此产生了失业。而在失业存在的情况之下,再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结果会引起货币量增加,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进一步破坏了市场机制,加重了失业,以致形成了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从70年代末起,西方各国实行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对经济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国家干预主义思潮

早期的国家干预主义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16、17世纪法国的重商主义,它对资本主义初期的国家经济政策作了理论解释。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其来源是对外贸易的顺差,要保持顺差就得用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办法,而要通过对外贸易增加财富就必须由国家干预经济,并且把国家的一切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本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威克塞尔,以及同时期在美国广泛传播的制度经济学,也主张国家对经济的调节,而否定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后来,进一步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理论化、系统化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是凯恩斯主义。众所周知,本世纪30年代,在西方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从而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这种风雨飘摇、极端危急的情景,当时在西方经济学界居正统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既在理论上难以给予解释,在政策上也无法提出摆脱困境的措施,因而未能经受住大危机的考验。这场大危机不仅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且也宣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破产,“看不见的手”被打破了,经济自由主义失败了。在西方经济陷入难以自拔、极度危难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脱颖而出。1936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他的要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迎合了当时经济现实的需要,并引起了轰动世界的“凯恩斯革命”。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提出放弃自由放任,而由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他宣称: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作用不能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佳水平,以保证社会的充分就业。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解决失业等问题。他极力主张扩大政府职能,由国家鼓励投资和消费,甚至直接进行投资。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完全符合垄断资本的利益和需要,所以他也就博得了政府的青睐,并赢得了一批虔诚的追随者,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由“异端”变为“正统”,进而取代了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并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界的正统地位,登上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

战后,凯恩斯主义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战略与政策的主要依据,它对缓和经济危机,救治失业,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战后20多年的时期里,西方各国虽然仍是危机不断,但都比较温和,并未妨碍其经济的高速增长,西方国家进入一段相对繁荣的“凯恩斯时代”。

但是,凯恩斯主义毕竟不是医治资本主义一切疾患的灵丹妙药,而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案,副作用很大。它的推行,虽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各种内在矛盾,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这一“痼疾”,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从而在60年代以后,出现了长期困扰西方政府和凯恩斯主义的“滞胀”的顽症。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在其发源地的英国和典型实验场的美国,从长期占据的“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而由同它对立的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推动了经济增长。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走出危机从而东山再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在受新自由主义严重打击之后又显露复兴迹象,新凯恩斯主义有再度恢复其往昔主流正统地位的威风之势。

三、两种思潮的交替反映了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的要求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种经济思潮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也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相互交替,此消彼长,因具体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不同,一种思潮得势占上风,处于正统地位,而另一种思潮失势则处于从属地位。经济思潮的产生及其命运都是由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的,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它们的交替反映了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的要求。

重商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与确立时期,资本主义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需要借助国家力量来积累资本,发展经济。因此,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在当时的经济学中占据正统地位,也就反映了处于童年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这时国家干预主义的正统地位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状况是密切相关的。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进入自由竞争阶段,已经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外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时,经济的发展不仅无求于国家,相反,带有封建残余色彩的国家干预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羁绊,符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反映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自由主义就随亚当·斯密的出现应运而生。在以后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在强大的利润动机引导下,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着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运转正常,由此经济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相适应,长期在西方经济思潮中占据正统地位。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经济大危机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这就彻底打破了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行调节、完善运行的神话,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解释大危机原因的情况下,国家干预主义树立了权威的地位,以凯恩斯学说为标志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成为正统。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际状况,比较符合战后20多年,尤其是战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凯恩斯主义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又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带来众多的经济恶果。60年代后期出现的“滞胀”局面,被新自由主义认为主要是由国家干预造成的,他们由此主张恢复古典学派和30年代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然而,这些理论也非“济世良方”,主张国家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正开始复兴。其原因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总趋势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近期绝不会再退到18世纪的自由放任。国家干预主义在理论上适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实践上适合垄断资产阶级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它将会倍受青睐。

归根结蒂,两种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其自身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西方经济学家对各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现实作出的回答。从总体上看,两种思潮的对立,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国家在宏观上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实行国家干预,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企业为了追求个体利益,反对国家干预,要求经济自由,这一矛盾反映在西方经济学术上,就形成了两大思潮的对立。事实上,由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行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他们不可能追求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因而,即便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私有市场经济的调节,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在当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矛盾激化,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危机日益加深,这些问题,是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所不能解决的,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也好,坚持国家干预主义的也罢。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都只是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病症治标不治本的救治方案,因而对这些病症未能彻底地根治。若无视根本原因的存在,在承认现实经济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分析,则最终仍将是失败。WW何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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