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论文,现代性论文,好恶论文,社会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旅游以及旅游业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是不言自明了。相应地，对旅游的学术研究也日趋繁荣。在国外，学者们对旅游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学术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国学者们在将重心主要放在对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同时，也从哲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审美的、地理的和社会的角度对旅游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其中包括社会学的研究。然而，就旅游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来说，还显得较薄弱。一些零星的研究也多是非专业社会学者所为；研究的范围也较狭窄，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的社会评论影响方面。
尤为奇怪的是，专业社会学者普遍对旅游现象采取学术漠视的态度，因而几乎没有专业社会学者从事旅游方面的研究。旅游被“天然合理”地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外。长久以来，社会学界有一种价值倾向，认为社会学只应研究“严肃的”、“有用的”、“重大的”问题，诸如贫困、犯罪或社会发展等等。像旅游这一类现象，则被认为太琐碎了、太肤浅了、太轻松了，不值得花费精力去研究。
可是，随着旅游在国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日趋突出， 以及“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 ）趋势向全球蔓延（Lanfant，1995），再将旅游划归“琐碎”、“肤浅”之列， 就不合时宜了。因此，继续以此为由对旅游持“无动于衷”的态度是站不住脚的。很显然，社会学界对旅游研究兴趣的缺乏，一方面在于过度束缚于传统的学科分工，认为旅游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也即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还未找到对旅游进行有效的社会学解释的视角和范畴。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现象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会学能够而且也可以对旅游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社会学理应在旅游论坛占有一席之地。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 2）指出，旅游决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无意义”的、“琐碎”的现象，相反，旅游是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其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可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因此，正如对“离轨”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正常社会”的有趣的、有意义的方面，对旅游的研究是开启“正常社会”秘密的钥匙之一。遵循这一思路，本文将尝试把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作为社会学切入旅游研究的路径之一。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旅游是理解现代性（modernity）的钥匙之一， 是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反映，是现代生存状况的“好恶交织”的指示器。“好恶交织”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Elias,1978,1982;Merton,1976 ）可以应用到对旅游的社会学研究。更具体地说，可以把旅游看作是现代性的结构性“好恶交织”的文化体现。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西方旅游社会学文献进行简要回顾和分析。第二部分阐述何以旅游同现代性有内在的联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怎样同现代性发生联系。
一
根据以色列国际知名旅游社会学家科恩（Cohen,1984）的考证，对旅游的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L.Von Wiese,1930）。但第一部旅游社会学著作则出现于60年代， 由德国学者凯乃拜尔（H. J.knebel,1960）所著。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学家并不重视对旅游的研究。随着二战后大众旅游热的兴起，社会学家们才开始对旅游以及旅游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学术反应。但是，只是从70年代开始，旅游社会学才开始奠定其学科地位，并取得了重要进展（Apostolopolus et al.,1996 ）。 美国的D.麦肯莱尔（MacCannell,1973、1976）、以色列的E.科恩（Cohen,1972、 1974 、 1979a、1979b）和英国的L.特勒和J.亚斯（Turner & Ash,1975 ）等人均在70年代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并被后来者奉为经典的著作和文章。之后，G.丹恩（Dann,1977、1981、1989 、 1996 ）、 J.克里朋多夫（Krippendorf,1987）、M.－F.兰芳特（Lanfant,1980、1993、1995）、E.柔杰克（Rojek,1993）、Z.鲍曼（Bauman,1994）、 J.洱瑞（ Urry,1990、1995）和J.博若克兹（Boroca,1996）等人均对推进旅游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无须一一列举所有名单）。90年代以来，由于旅游在西方“后工业化”社会中的作用愈显突出（Roche,1992），加入旅游社会学阵营的专业社会学家也逐渐增多。相应地，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的旅游社会学方面的文章也慢慢多了起来。1998年7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中，报名参加旅游社会学分会的人数颇多，名额很快爆满。
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根据科恩的总结（1984），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四个领域：（1）旅游者，即他的动机、 态度、反应和角色；（2）旅客和旅游地当地人的关系；（3）旅游系统的结构和运行；（4）旅游的社会经济后果和社会文化影响。不过， 就旅游社会学的文献现状来看，其着重点主要放在第一和第四领域。然而，由于旅游本质上是一门交叉社会科学，这四个领域同时也构成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研究对象。比如，第一领域同时也是旅游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二领域则主要为旅游人类学家所关注，第三领域则是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和旅游学的兴趣所在，第四领域可以说是旅游社会学的强项，但同时也是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关注点。可见，区分旅游社会学和其他旅游社会科学分支的标志主要还不在于其固有的、“自留”的研究对象，而在于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例如，同样是研究旅游动机，心理学和社会学就各有不同的角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的视角呢？有趣的是，在旅游社会学领域，并无统一的视角，而是多流派并存（Dann & Cohen,1991）。 社会学家对旅游现象从多角度进行了探讨。 这些流派包括：韦伯主义派（如Dann,1977、1981）、迪尔凯姆主义派（如Graburn,1989;MacCannell,1973、1976）、新马克思主义派（如G.Thurot & J.M.Thurot,1983 ）、结构—功能派（如Krippendorf,1987）、结构—冲突派（如Turner & Ash,1975）、符号互动论派（如Brown,1994; Greeblat & Gagnon,1983）、现象学派（如Cohen,1979b;Ryan,1997 ）、 女权主义派（如Kinnaird & Hall,1994）、后结构主义派（如Culler, 1981;
Dann,1996; Eco,1986; Lash & Urry,1994;）和后现代主义派（如Rojek &Urry,1997），等等。尽管如此， 各社会学流派之间仍有共同的特征和“认同”。也就是说，社会学是（1 ）从一个更为整体的（即社会整体性）和（2）更为一般和普遍的社会关系和互动的角度来分析旅游。 如果说，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把经济、政治、空间和心理作为各自的研究对象，并在方法论上假定这些对象是各自独立自主的领域，那么，社会学则把任一社会现象放在更广的社会背景（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趋势、文化传统和人口地理环境等等）和更为一般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过程中来加以考察。对旅游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社会学者对旅游的学科归类划分通常用三种方式。一是把旅游归并到休闲社会学中， 作为休闲的一个特殊种类（如Dumazedier,1967; Rojek,1993）。这种划分抓住了旅游的闲暇和享乐特征，却忽略了旅游的流动性和异地性。第二种是把旅游合并到迁移（migration ）社会学，把旅游看作是季节性的休闲迁移（Boroca,1996; Vukonic,1996）， 这种划分强调了旅游的流动性和空间上的位移，却不利于凸显旅游的非功利性、寻乐性和享受性。第三种是把旅游社会学当作一门单独的学科（Cohen,1972、1979a、1979b、1984;Dann,1977;MacCannell,1973、1976），既强调旅游的旅行和流动性质，又突出旅游的闲暇性、享乐性和游戏性，从而把旅游中的“游乐”和“旅行”双重属性统一起来了。因此，如今旅游社会学已逐渐从休闲和迁移社会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分支。
旅游社会学家发展了一系列特定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旅游者的动机（Dann,1977; MacCannell,1973）、旅游体验（Cohen,1979b;Ryan,1997）、主人和客人的互动关系（Smith,1977）、 旅游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Boroca,1996;Shields,1991;Urry,1991）、旅游的社会性质（Cohen,1972;MacCannell,1976;Urry,1990）、社会功能（Krippendorf,1987）和社会、文化后果（Britton,1982; MacCannell,1992; Mathieson & Wall,1982;Rojek & Urry,1997;Turner &Ash,1975;von don Abbeele,1980）等等。例如，就旅游的社会性质来说，可以把旅游看作“解脱”（escape,Cohen & Taylor,1992;Rojek,1993）、 “游戏”（play,Cohen, 1985;
Mergen, 1986 ）、“寻找本真”（authenticity—seeking,Cohen,1988; MacCannell,1973、 1976; Wang,1999 ）、 寻求“变化”和“新奇”（change and novelty,Cohen,1974）、寻求“意义”（meaning,Cohen,1979b; Graburn,1983）、寻求“自我攀升”（egoenhancement,Dann,1977 ）、 体验“异乎寻常”（the extraordinary,Urry, 1990 ）、 “准朝圣”（quasi—pilgrimage,MacCannell,1973、 1976 ）、 “神圣历程”（sacred passages,Graburn,1983、1989;Turner & Turner,1978）、充当“异乡客”（stranger,Breenblat & Gagnon,1983;
Boroca,1996）和“休闲迁移”（leisure migration,Borocz,1996）等等。 就旅游的社会、 文化性功能来说， 可以把旅游看作“社会治疗”（social therapy,Krippendorf,1987）、 “角色转换”或“社会补偿”（social compensation,Gottlied,1982; Graburn,1983; Lett,1983）、象征性消费（symbolic consumption,Brown,1994）、 “社会交流”（social communication,Moeran,1983; Wang,1997）和“文化保存”（cultural preservation,Wang,1997）等等。 就旅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后果来说，有人把发达工业强国周边的不发达的旅游目的地国家看作是充当了前者的“快乐边缘”（pleasure periphery），并依附和受制于前者；发达国家的出游者则是新“游牧部落”，他们对不发达目的地国家的文化“入侵”导致了后者社会和文化认同的丧失（Turner & Ash,1975）。来自富国的旅游者的消费示范效应，导致穷目的地居民在生活方式上对前者的不切实际的认同和模仿（ Mathieson& Wall,1982）。 伴随旅游业的发展而来的文化商品化则造成传统文化功能和意义的丧失（Greenwood,1989）。也有人把“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旅游称作“南北对话”的新形式之一（Burns & Holden,1995）。 还有人把旅游需求看作是资本主义“消费者文化”（consumerculture）和旅游生产系统操纵的结果（Britton, 1991;
Watson &kopachevsky,1994）。因此旅游是“伪事件”（pseudo—events ），旅游者不过是沉迷于由旅游工业所炮制出来的伪造景象中（Boorstin,1964）。但近来更多的学者则强调，不能把旅游的社会文化后果只看成是负面的， 也不能把目地居民看成是这种后果的单纯被动的接受者（Wood,1993）；旅游的社会文化后果是双重的，利弊并存，因此要从政策上去引导兴利除弊。
综观西方旅游社会学文献，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旅游与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关系。例如，波尔斯汀（Boorstin,1964）就把作为“伪事件”的大众旅游看作是现代性缺乏深度的体现。换言之，现代性所固有的普遍商品化原则的所向披靡，导致了文化生活的肤浅化和浮夸化以及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虚假化。表现在旅游中，就是过去那种英雄般的、独具特色的旅行（travel）与探险（adventure ）让位于现代毫无个性的大众旅游（mass tourism）。与波尔斯汀对大众旅游持否定态度相反，麦肯莱尔（MacCannell,1973、1976）则把旅游看作类似于宗教的、赋予人生以意义的神圣的活动。在他看来，现代化导致了宗教的衰落和世俗化，而旅游则取代宗教成为人们寻求“本真”（authenticity）和“意义”的新渠道，因而旅游是一种“准朝圣”；旅游还是现代人把握现代性的分化和整体的方式，因而它是现代人存在的最好模式之一。可以说，麦肯莱尔是第一个明确地从现代性社会学来解释旅游现象的学者。这一角度为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拓宽了视野。科恩也同样顺着现代性这一视角，把旅游看作是一种现代现象（Cohen,1972）， 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文化体现（Cohen,1988）。丹恩（Dann,1977 ）则从现代性的背景来说明旅游动机：一方面，人们从事旅游是缘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失范”（anomie），也即无规范、无意义、孤独等等，另一方面，西方人，尤其是中下阶层，还可借旅游体验第三世界目的地居民的伺候、羡慕和尊敬，从而“提升”自己的地位（ego－enhancement）。此后，洱瑞、柔杰克和波洛克兹等人均明确地把旅游放在现代性这一大背景中来考察。正如福科把医生的“凝视”看作由近代医疗制度所支持的、为医学实践所训练和建构的结果，洱瑞（Urry, 1990 ）把“旅游凝视”（tourist gaze）看作是同现代性相联系的、社会地组织和系统化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与文化实践“培训”和建构的产物。柔杰克（Rojek,1993 ）则把旅游看作是人们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解脱方式”（ways of escape）。波洛克兹（Borocz,1996）更进一步，把旅游看成是“旅行资本主义”（travel capitalism）的产物。
把旅游现象放在现代性背景来分析正是社会学所独有的视角之一。它为加深和拓宽对旅游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然而，迄今为止，围绕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所做的文章还不够充分。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也尚未解决，如：旅游是跨历史的普遍现象，还是一种现代现象？这一问题又涉及到另一问题：旅游是生理、心理现象，还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如果是后者，那么，是在何种意义上说的？根据是什么？如果旅游是现代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前现代的娱乐旅行又怎样解释？现代性为什么并以何种方式导致旅游现象的发生？旅游如何同现代性发生关系等等。下面，将就这些问题作一番深入探讨。
二
一种常识的观点是，旅游是一种存在于所有历史阶段和所有人类的普遍的现象，因为人生来具有娱乐旅行的需求。其根据是，旅游是源于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例如，缺少阳光的西欧和北欧的游客夏季到南欧或热带地区度假，主要为的就是享受那些地方的阳光和气候。既然如此，怎么能把旅游同现代性挂起勾来呢？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旅游的确是出于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但是，第一，旅游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需要，并不是天然如此、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是随着一定的社会条件而发生并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第二，即使就算旅游是一种天生的生理和心理欲望，它也未必能在任何条件下成为一种现实的需求。由潜在的欲望的需求的转变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规范、价值和机制，以调节、影响和支配人们的行为，包括人的欲望。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的本能冲动的约束、镇定、疏导和调节的历史（Freud,1963）。一些生理欲望和冲动会被社会地、 文化地抑制， 而另一些则被鼓励或疏导（Elias, 1978、1982; Elias & Dunning,1986）。就旅游来说， 它是否被接受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时代、社会和阶层有不同的规范和标准。因此，旅游之为一种现实的需求，是社会地、历史地和文化地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旅游就同现代性有了内在的联系：正是现代性提供了旅游（特别是大众旅游）得以发生的社会条件，包括结构性条件（如由生产力的提高而带来的生活标准的改进和家庭可任意支配收入的增加、交通技术的进步及其相应的产业化、带薪度假制度的形成等等）和文化条件（如享乐主义的文化、休闲公民权、崇尚自然、简朴和本真的浪漫主义的价值、怀旧和寻根情结、媒体文化的影响等等）。
然而，人们或许会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并非只有现代人才旅游，前现代（pre-modern）人也同样视旅游为乐。如以快乐为目的的旅行在古罗马就出现了（Turner & Ash,1975）。中国古代的风景旅游更是源远流长。因此，旅游人类学家纳思（Nash,1981,463 ）就声称：“我相信在所有层次的人类文化中存在某种形式的旅游。为使某些我们的批评者满意，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旅游’（prototourism），但它总归是旅游”。的确，从广义来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共同地具有旅游现象。把旅游同现代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认前现代也有旅游存在。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如果把旅游看作是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事实”，那么，它只能在现代性中才存在。即使假定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中的旅游的内在体验是一样的（即都是寻求快乐），二者仍有不同。旅游在传统社会中还只是零星的、偶发的事件，主要是贵族的特权，还不为大众所普遍接受；旅游所必需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也不具备，因此，前现代的旅游还不能构成“社会事实”。与之相反，旅游在现代性中则构成了“社会事实”（Lanfant,1993,77）， 具有普遍性（国民出游率同现代化程度成正比）、客观性（国民出游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强制性（国民旅游需求的不可逆转）。现代性条件不但使旅游的社会发生（socio-genesis）成为可能， 而且逐渐使旅游成为大众的必需，成为被普遍接受和实践的一种生活方式；旅游在现代性中日益“平民化”（democratization）了（Urry,1990）， 旅游产品也成为大众化了的消费品。根据迪尔凯姆的方法论原则（Durkheim,1982），旅游作为现代性条件下的一种“社会事实”，则只能从其他社会事实来加以解释。现代性所具有的结构性条件和文化条件正可以充当前者的解释项。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把旅游同现代性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原因所在。这同时也是旅游社会学区别于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等等其它学科的方法之一。
旅游同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可以进一步更具体地从前现代旅行（游）和现代旅游的区别来加以说明。首先，在关于旅游的态度、看法和价值方面，现代人截然不同于前现代人。在前现代社会，旅游还不是被社会和文化所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反，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晚期现代性，旅游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生活方式，并成为许多人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旅游在发达国家已构成公民的“社会权利”（social right），并构成社会福利的重要指标之一（Haukeland,1990,179）；公民有带薪度假的权利已写进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因此，在发达国家，除了身体等方面的原因外，没有度假或旅游机会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移动自由（旅行和旅游）已如同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一样，成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公民权。
其次，从旅游的生产、组织和供给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也区别于前现代社会。虽然在前现代社会，也存在客栈等招待业，却不存在系统的旅游产业，换言之，旅游没有产业化。在现代社会，则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旅游生产系统”（Britton,1991 ）和“旅行的社会组织”方式（Urry,1990）。作为资本主义商品化的扩充，旅游也被商品化了。旅游的商品化生产正是旅游的现代供给方式和组织方式。换言之，现代旅游隐含了旅游生产者和旅游消费者的社会关系。
再次，从旅游的制度化角度看，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也完全相异。在前现代社会，旅游活动尚未制度化，还只是偶发事件。唯一的例外是朝圣。虽然朝圣同旅游有类似的地方，但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因为旅游是自目的性的活动，而朝圣则是工具性的活动（即以宗教、而不是以自身为目的）。在现代社会，旅游则被制度化了，成为周期性的频发事件，主要表现为一年一度（或二度）的带薪度假。旅游的制度化不仅仅是在时间周期和频率上说的，而且也是在文化意义上说的。旅游如同宗教和民俗（如过年过节）一样，成为赋予生活以某种意义的制度（Graburn,1989,22），因而它是一种仪式，更准确地说， 一种“历程仪式”（the rite of passage,Graburn,1983、1989）。正如麦肯莱尔所说的，旅游成为现代大众的宗教替代品（MacCannell,1973）。旅游是一种现代新民俗。
三
在论述了旅游同现代性存在联系以后，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旅游是如何同现代性发生联系的。在这一点上，通常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旅游源于人们对现代性阴暗面的反应和抵抗，因此，旅游被当作是对现代性所造成的异化、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活节奏的程式化等等状况的暂时“解脱”（escape,Cohen & Taylor,1992; Rojek,1993 ）。旅游成了反映人们对现代性不满和怨恨的镜子。在这个意义上，旅游的社会发生是根据“现代性的推力”（the push of modernity ）来解释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旅游需求不过是现代旅游工业（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部门之一）基于现代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对人的欲望加以操纵、诱惑或控制的产物（Britton,1991; Watson & Kopachevsky,1994 ）。 在此意义上， 旅游是根据“现代性的拉力”（ the
pullof modernity）来解释的。这两种观点各自都包含部分的真理性。然而，如果它们各自排斥对方，它们就都是片面的了。因此，二者只能看作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实际上，旅游是现代性既“推”又“拉”的结果。
笔者认为，用更恰当的话说，旅游反映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既“爱”又“恨”的矛盾纠缠心理，是现代生存条件下“好恶交织”的产物。一方面，旅游体现了人体对现代性的“爱”、“好”或“喜”的一面，是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尤其是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随之而来可任意支配收入和时间的增加的“庆祝”。这既包括个人和家庭的消费“庆祝”（表现为随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来的文化休闲消费支出的增加），又表现为旅游产业的“喝彩”（表现为旅游产业中用于旅游广告等文化性诱惑的投入加大）。另一方面，旅游又反映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恨”、“恶”或“厌”的一面，是对现代性的某种无声的批评和不满，因此旅游是对现代生存条件下的异化、生活程式化、都市环境的劣质化等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负面后果的暂时性和周期性的逃避和解脱。可见，旅游是对现代性的存在条件的既“好”又“恶”的表现。人们对现代性的“好恶交织”是旅游同现代性发生联系的原因所在。
在这里，有必要对“好恶交织”一词的双重用法做一番解释。“好恶交织”译自英文ambivalence（又译“羡恨交织”、 “爱恨纠缠”）。它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由心理学家E.布流勒（Eugen Bleuler）在本世纪初提出。在心理学家那里，“好恶交织”指的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和情感，主要表现为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事的既爱又恨、既好又恶、既接受又拒绝、既肯定又否定的心理（Merton,1976,6）。这就是这一概念的心理学含义。但是，美国社会学家墨顿认为，“好恶交织”不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而且也可以在社会学意义上使用。心理学意义上的好恶交织侧重的是相互矛盾的人格、心理或情感的纠缠，而社会学的好恶交织指的是“好恶交织如何并在何种范围内建立在（built into）社会关系的结构之中”（Merton,1976,5）。可见，与心理学的好恶交织相反，社会学的好恶交织侧重的是矛盾性的社会结构，亦即“好恶交织”得以发生和存在的社会结构和条件。后者正是好恶交织心理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学方面的原因。用墨顿的话说，“社会学的好恶交织是心理学的好恶交织的一个重要来源”（Merton,1976,7）。
对社会学的好恶交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他揭示了人类文明何以在本质上是好恶交织的，并指出所有文化生活都烙上了文明的“好恶交织”的印记（Freud,1963）。在弗洛伊德的启发下， 艾利阿斯进一步从历史的经验事实来揭示“利益的好恶交织”在专制主义国家以及与其相联的文化（如礼貌和仪态）形成中的作用（Elias,1978、1982；王宁，1991、1992）。墨顿则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何以现代社会中角色的内在的，以及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会导致好恶交织（Merton,1976）。 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好恶交织”可以引申到对整个现代性生存条件的解释。在西方，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生存条件在本质上是好恶交织的，而旅游则是对这种好恶交织的具体的、文化的反应形式之一。
西方现代性是对传统社会的超越，是一种自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出现的崭新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形式。吉登斯认为西方现代性包括四个制度性层次：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行政监视机制和军事暴力的国家垄断制度（Giddens,1990）。除了这些实质性的制度性层次外， 现代性还应包括其时间秩序（如工作时间的程式化、日程化，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分离的制度化）、社会—空间秩序（地域人口的民族化和城市化、城市空间的抽象化、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和精神秩序（世俗化、工具理性化）等等。相对于前现代或传统社会来说，现代性的出现是历史的伟大事件（或跳跃）。它摆脱了封建束缚的铁链，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创造了繁荣的物质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大大地促进了个人的自由。而这些正是人们“好之”、“爱之”、“喜之”的结构性条件。然而，现代性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Giddens,1990）。 它在带给人们以丰裕的物质享受、消费文明和选择自由等等“好处”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与这些“好处”如影随形的种种不适、痛苦和怨恨。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异化、失范和产业工作的程式化和单调化、生态环境的劣质化、人际关系的疏远化等，均是人们对现代性的存在条件不满与怨恨的社会原因。因此，在现代社会，对生存条件截然分明的、单纯的“爱”和单纯的“恨”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人们对现代性生存条件的“爱”与“恨”、“好”与“恶”、“喜”与“厌”以不同比例的模糊组合，亦即“好恶交织”。而现代性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好恶交织的结构性根源。
为什么说旅游是现代性所固有的结构性的好恶交织的反应和体现呢？一方面，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来的可任意支配收入和时间的增加，随旅游产业化而来的旅游产品及其种类的增多，旅游条件的日益快捷、方便和舒适等等，构成了旅游发生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旅游正是人们对这些现代性条件“有所好”的反应。在此基础上，旅游消费文化又进一步推波助澜，“诱惑”潜在的游客出游。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副作用”或负面效应，诸如自然的消失、环境污染、生活节奏的加快、随技术分工而来的工作性质的程式化、大众社会中人情的淡漠以及矫饰和虚情假意的盛行等等，使人们对之“有所恨”，因而旅游成了寻求一时“解脱”的方式。在旅游中，人们寻求返璞归真，体验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自然、简朴和真我，以及异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旅游不但为现代人提供了暂时的“避难所”，而且为他们展示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被美化了的梦幻世界（dream world）。
就其社会功能来说，旅游并不是革命性的，而是保守的。麦肯莱尔认为，“旅游和革命构成了现代意识的两极—前者是对现存事物的接受、甚至尊敬的意愿，后者则是改变事物的欲望”（MacCannell,1976,3）。当然，旅游也涉及改变现存秩序， 但它是以暂时回避现状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出游是为了返回，而每一次出游都赋予“家”以新的意义。旅游使游人在短暂的“解脱”中释放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恨、消除日常生活中的不适，从而在返回后更好地适应和整合到日常秩序中去。因此，旅游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凡登阿比勒甚至套用马克思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而把旅游也看作是现代群众的鸦片（ vanden Abbeele,1980,5）。最后，有必要指出， 旅游固然是对现代性的好恶交织的反映和体现，可是，旅游本身也可能是好恶交织的。一方面，由于旅游商业化的内在矛盾，即人们寻求真实体验与旅游商品化所造成的旅游产品同质化、标准化和虚假化的矛盾，使得游客对旅游的关系可能呈现爱恨纠缠。另一方面，旅游产业的脆弱性、季节性等等特点使旅游目的地同旅游业和旅游者的关系也可能呈现好恶交加的特征。不过，这一点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故不赘述。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国外旅游社会学文献作了扼要介绍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构想。借助于墨顿所提出的“社会学的好恶交织”的概念，提出了可以把旅游看作是现代性所固有的、结构性的好恶交织的反应和表现的观点。本文认为，旅游是现代社会现象，是随现代性条件而出现的不容忽视的、客观的“社会事实”，必须从其它社会事实来加以解释（Durkheim,1982），而现代性及其生存条件的好恶交织，正是现代旅游发生的社会条件之一。对旅游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不仅有助于从更广的角度来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而且又有助于揭示现代性及其生存条件的“司空见惯”的、却又不甚明了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