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初期大西南的党风建设看邓小平对“西柏坡精神”的坚持与发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大西南论文,党风论文,精神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不断凯歌行进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我们党历来大力倡导和发扬的优良传统。因此，在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全党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奋力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的关键时刻，胡锦涛同志即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革命圣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牢记“两个务必”，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庄严使命，始终居安思危，戒骄戒躁，继续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胡锦涛同志的“西柏坡讲话”对于我们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回顾半个多世纪前，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我们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及时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响了警钟，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随后，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主政西南，他在高度重视大西南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同时，也高度重视西南党的建设，认真贯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践行“两个务必”，对加强和改进西南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下面，本文拟结合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西柏坡讲话”，对邓小平与建国初期西南党的作风建设问题略做概述，目的在于说明，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50多年来，尽管我们党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条件与工作重心几经变迁，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但是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同志，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始终不渝地倡导、践行“两个务必”的优良传统作风，坚持弘扬“西柏坡精神”，从而在领导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之先进性的同时，亦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辉风范。
一、从思想教育入手，纠正享乐主义作风
强调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以思想建设带动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党建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邓小平作为曾长期从事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与党务工作的领导人，对于加强思想教育以改进党的作风当然有着深刻认识。他曾经明确提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由党员组成的坚强统一整体，也就是因为全体党员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党在政治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作风上的进步，都必须要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可靠的根本的保证。而要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也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改造我们的党员，同党内各种封建的、小生产者的、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之，也就是要通过对全体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党风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增强党员端正党风的自觉性与责任感，使党风建设在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推动下健康发展。因此，1949年11月，在湖南常德，邓小平即根据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对进军大西南的部队和地方团以上干部先打预防针，上了入城之前的思想教育第一课。他明确告诫同志们：进城后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纪律严明，爱护群众，要万分警惕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绝不可居功自傲，认为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只能自己来坐，李白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进入西南后，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领导同志一道，多次联名发出指示，要求西南党和军队的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注意克服享乐思想，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然而，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乘胜前进，大西南各省区迅速得到解放。在胜利的形势面前，西南党内还是有少数同志经不起进城的考验，产生了贪图享乐，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出现了追求个人享受而闹等级待遇、闹离婚、比阔气、讲排场等现象。对于西南党内出现的享乐主义思想与不正之风，邓小平从思想教育入手，进行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他指出，由于贪图享乐的蜕化腐朽之思想倾向的发展，不但造成经济工作上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存在，而且使一些干部在婚姻上很不严肃，“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1]。
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二野总部机关进驻山城重庆，由于西南、川东和重庆三级党政机关集中在重庆，机关用房、用车特别紧缺，出现了少数党员干部为本单位和个人争房子、争汽车的现象。他们说“重庆城山高坡陡，爬坡上坎，走不上五里腿就走痛了，不配备小车怎行呢”！得知这一情况后，邓小平在1950年2月召开的西南局和重庆市机关县团级以上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五里腿”问题。他指出，进城后，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生产尚未恢复，大批工人失业，群众生活贫苦，这些困难都有待我们艰苦奋斗去战胜。可是，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争房子，要车子。房子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五里腿就痛了，进了重庆腿也变得娇贵，变成了“五里腿”了。进城才几天，变得这么快！过去在山沟里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了城腿就痛了，非坐车不行。我看这是享乐腐化思想在作怪。“五里腿”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一刹，对各种不良倾向，必须做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以保持党的纯洁性。邓小平还在会上宣布，西南局决定成立一个机关用房清理委员会，由他来担任主任，用房用车由委员会根据现有房屋和工作需要统一调整分配。多占用的房子和汽车限期退出，逾期不退的将给以党纪政纪处分。邓小平的讲话传达下去后，抢占房屋和争要小汽车的歪风很快就被刹住了。
在针锋相对、有的放矢地严厉批评的同时，邓小平还对进城后党员干部队伍中滋生的居功自傲、追求名利、贪图享受等不良作风的思想根源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产生这些不良作风和不良倾向的原因，“是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2]。这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他指出，党内也有另外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入党的动机不是干革命，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贪污腐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对于如何纠正和克服这些不良作风、错误的思想倾向，邓小平提出：办法就是向前看，提新任务，即帮助大家认清形势，看到尽管“从革命战争来说，我们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敌人还很多。……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困难还很多，有哪一点值得骄傲呢”[3]？因此，邓小平要求同志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要弄清楚，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的生活水准”[4]。还要继续地坚持与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二、戒骄戒躁，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坚决地走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历来是我们党大力提倡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也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如果对于官僚主义，我们不能坚决改正而任其发展，不仅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而且会丧失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因此，在建国之初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非常重视反对西南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当时重庆某厂军代表，因为其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到工人的主人翁精神的发扬，导致出现车间生产秩序混乱，工人上班磨洋工、坐厕所、松马达、关纱车等现象，坏人乘机破坏机器，严重影响了生产。邓小平抓住这一典型的官僚主义事例，指示西南局工业部和重庆市委、西南工会办事处要严肃追究，一查到底，使西南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中受到教育。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西南工业部副部长万里和西南工会办事处主任蔡树藩等人到厂发动工人，工人群众提了一百多条意见，批评了军代表，也作了自我教育。军代表在厂里的临时职工代表会上作了两次深刻检查，使工人们深受感触，说：“过去是当牛做马，没有说话的权利，现在才当家作主人。”当宣布给予军代表撤职处分时，许多工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挽留军代表，并主动检讨自己的缺点和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对这一事件的严肃处理，不但提高了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主人翁意识，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而且也给西南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敲响了警钟。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还结合整党整风、“三反”等运动，积极开展党员思想教育，以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纠正、反对官僚主义的自觉性与责任感。1950年6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更名为《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时，在对西南地区整风运动的紧迫性、目的和意义进行了精辟论述，对西南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邓小平说，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进行一次整风。中央指出目前我们党内主要错误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命令主义，首先表现在征粮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有的部门为着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打。又比如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个别地区在接管国民党政府公粮时，部分干部工作中粗枝大叶，不认真核对粮仓中的库存，只加上一张封条，就算接管了，造成许多“空仓”，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对于为什么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邓小平一针见血地透彻分析道，有的是产生于执行任务的急躁性；有的是不懂得进行工作的方法；有的是由于反动分子的破坏和地主恶霸的抵赖和刺激；有的是历来工作作风就有毛病，只相信自己的狭隘经验，不学习党的政策和法令，只相信个人的本事，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有的甚至还保留有封建思想的遗毒；也有个别人品质不好，好以胜利者统治者自居，喜欢坐在人民头上拉屎。不管来源如何，其结果总是一样的，就是必然大大地脱离了群众，损害了党的信誉，违反了党的政策和人民政府的法令，完成不了工作任务。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克服官僚主义，首先必须要紧密联系群众，坚决地走群众路线。他说，进入西南以来，西南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他分析说，目前西南党内在工作上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不成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走群众路线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邓小平又以川东地区征粮工作的进展为例说，川东征粮工作，有些县完成得很好，有些县则完成得很差，而同志们都是很努力的。检查一下，完成任务的往往比未完成任务的在执行政策上偏差要小一些，工作做得人情人理一些，在方法上又善于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善于依靠农民群众，善于团结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善于运用保甲长并使他们在农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少一些。这就说明，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邓小平还着重强调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到西南的干部很少，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执行政策上和思想作风上有没有问题，而是埋怨上级给的任务重，干部少，群众条件不好。[5]
其次，邓小平提出，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关键是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他批评道，我们的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的，一切要服从我们，在工作中，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别人特别是党外人士服从自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做，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就将会陷入孤立和困难的窘境。他还指出，老同志之所以可贵，不只在于他们有功劳有经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自满不骄傲，能够同群众一块，不疲倦地继续前进。如果骄傲自满起来，不前进，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就会前功尽弃，变成妨碍别人前进、妨碍事业发展的庸人，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6]
其三，邓小平还要求西南党的同志要自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反对官僚主义。他认为，官僚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与不良作风的发生，说明了我们党的组织生活太差，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他指出，有的同志一遇到困难或者问题，就怪到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身上，而对于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却漠然不知或采取自我原谅的态度，这是不应该的。由军队和老区来的三万干部，到新区做地方工作，是新干部的老师，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而且学会了之后很难改变。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所以，要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整风的对象将主要放在这三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以帮助同志们认识到，当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工作，并经常准备吃亏和遇到麻烦，工作做坏了，还要受批评，而且终生都应该如此。[7]
三、坚持“两个务必”，端正党风的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邓小平一贯主张，坚持与发扬“两个务必”，端正党风，关键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主政西南期间，他多次强调，纠正享乐思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非常重要，“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进入大西南之初，1949年12月11日，邓小平就在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南局常委第一次办公会议上决定：高级干部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上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1950年1月8日，他又在《二野前委关于克服享乐思想，迎接新任务给杜义德并川南区党委的信》中，根据部队入城后，在重庆有一些团以上干部，不愿意驻乡村，不愿意到小城市，不愿意住没有电灯的房间等种种现象，指出：根据在重庆了解，部队现在正发展着享乐思想，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并且提出，要克服享乐主义等不良之风，各高级首长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尤大。此后，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又多次发出指示，要求西南区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在纠正享乐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拒腐蚀，防蜕变，加强思想作风建设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严格要求下级干部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同时，邓小平自己也是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以谦逊朴实、艰苦奋斗的作风形象，感染和教育着西南区的广大党员干部。
综上可见，建国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时狠抓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到1950年5至9月的西南地区党内的集中整风，使西南党内一度滋生的享乐思想、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迅速得到了纠正，更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党员对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认识，增强了践行“两个务必”，坚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的自觉性与政治责任感，为建国初期大西南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工作作风基础。
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把共产党执政形象地比喻成“进京赶考”，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了自己的执政党地位之后，怎样经受拒腐防变的考验，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忧虑的问题。在过去的50多年里，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始终居安思危，把党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历史的考验，向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但是也要看到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异常复杂。就这样，一些同志、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骄侈之风，这不仅仅表现为腐化堕落、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也表现为刻意显现的歌舞升平与盲目乐观情绪的增长。新的形势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新的历史考验，怎样经受新时期的历史考验交出一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优异答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实现“三个代表”这个根本目的，就务必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强调“两个务必”，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弘扬“西柏坡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也就是“西柏坡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为我们提供的富有裨益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