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与要素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要素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1979年到1994年，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6%， 种植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也接近5%。毫无疑问，始于农村的改革是这一增长的基本前提， 也是农业增长的最初推动力。但改革政策毕竟不是80年代农业增长的唯一源泉，特别是80年代后期农村改革进展缓慢，农业增长仍然要依赖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由技术进步等导致的生产率的提高。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察各种要素投入的增长及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衡量技术进步在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和种植业生产中的状况和作用。这也是确定未来我国农业发展政策重点和取向的基本依据。
一、前人的研究
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利用不同方法对农业和种植业的增长进行了分解分析，其中又有不少研究利用生产函数估算了中国农业和种植业的增长。在此，先回顾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80年代中期，张风波（1987年）曾利用中国各省市横断面数据分析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他选择了农业总产值为产出指标，农业劳动力、农机总动力、农作物总种植面积、化肥施用量为投入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农业生产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劳动力弹性值最大（0.324 ），土地弹性值最小（0.12），化肥、机械居中（弹性值分别为0.295 和0.171）。他据此认为，我国农业生产处于较低水平上， 产值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化肥和机械等，而土地对产值增长贡献很小。
冯海发（1992年）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过，他的投入指标中取消了农业机械和化肥，转而利用了农业物质消耗作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投入的替代指标。这种作法为不少人所利用，如朱希刚（1994年）、顾焕章（1994年）等。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物质消耗对产出增长的弹性值最大，而土地和劳动力的弹性值较小。其中，朱和顾的结论相似，物耗弹性值约0.55—0.66，土地弹性值约0.20—0.25，劳动弹性值约0.15。
舒元（1993年）和农业部财务司（1991年）的研究中考虑了农业中所使用的固定资产，但他们对固定资产的推算似乎存在一些问题（用一段时间里历年投资累加作为存量）。 如农财司估计出的农业固定资本1983—1988年分别为1722、1847、1963、2026、2103、2195亿元，而同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大约为1043、1167、1179 、 1258、1300、1310亿元（原值，当年价），前者比后者高出60%。而且，舒元没有考虑中间投入，农财司用农业贷款余额与财政支农事业费之和来近似代表农业流动资金占用的作法似乎也不够精确。
林毅夫（1992年）也曾考察过中国农业增长的决定因素。不过，考察的重点是家庭责任制这项改革对1984年前农业增长的贡献。他的研究结论认为，责任制这一制度变革因素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曾高达46%以上；同时，在常规投入中，化肥的作用最为明显，资本（以拖拉机和耕畜合计的动力指标代替）次之。
总的来讲，这些研究各有侧重，结论差异也较大。我们注意到，许多类似的研究没有全面和直接考虑生产性固定资产和中间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和作用。而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这两项因素与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投入物相比，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至于有些研究未使用不变价数值进行分析，更是明显的不足。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图考虑综合性的资产和中间投入因素，并将分析尽量延长至最近的生产年度，根据从统计年报可得到的资料，对农业和种植业生产的增长及其各要素的贡献进行重新评估。
二、农业的投入与产出
我们选取农业总产值作为农业生产函数的产出指标，种植业产值作为种植业生产函数的产出指标。这与大多数人的作法一致，这两个产值也是我国现行统计资料中较为系统全面和可靠的一套指标。按可比价格计算，扣除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之后，农业产出增长情况见表1。 为简化分析，种植业产出将直接取不变价产值。
投入指标的确定并没有产出指标来得方便。由于能够获得的资料有限，我们无法使农业与种植业的投入指标完全一致。农业的投入指标有固定资产、中间投入、劳动力和播种面积，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农业生产中所必不可少的资本、劳动和土地。此外，我们还将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考虑自然灾害、生产结构等重大影响因素的作用。这里的固定资产是按原值计算的，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的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统计。统计中的生产性用房和建筑物的价值没有划分为农业的或非农产业的。我们按农业总产值占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份额对其进行分割，其中的一部分划分为农业生产性用房和建筑物，再加上役畜及产品畜、农林牧渔机械的价值，使其合成了历年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数据。尽管这组数据不能以净值衡量资产存量，但毕竟比忽略它或用流量性的投资累加额来代替要准确些。遗憾的是，这组数据只能得到1983年以来的，此前的情况统计局没有公布。分省截面数据中，这套资料甚至只有近四、五年的数据，恐怕这也是其它研究很少使用它的原因之一。
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编制，采用加权平均。以固定资产自身构成（机械、房建和役畜）为权重，用机械工业、建材工业出厂价和畜禽产品收购价指数合成一套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假定基年（1983年）以前价格影响很小，不予考虑（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特别是工业品价格在1983年之前变动不大）。以此为基础，将历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用该年价格指数缩减后，再加回到上一年已缩减的固定资产存量中，便得到缩减后的一组固定资产数据。
中间投入的估算与固定资产相似。我们用现价农业总产值减去现价附加值，可以得到一组现价农业中间投入数。农业中间投入的构成基本上可分为两大块，即农业用生产资料和部分农产品（如种子、饲料）。根据历年农业物质消耗构成情况，农业中间投入的构成中，农产品部分（种子和饲料）占46%，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占54%。以此为权重，用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加权平均，构成一套农业中间投入价格指数。用这套指数去缩减现价中间投入，得到不变价计算的农业中间投入增长数据。
另外两项投入，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劳动力数据可直接取自有关的统计资料。
表1 农业投入与产出
农业总产值 农业农作物 农业固定资产农业中间投入
年度
(不变价) 劳动力
总播面
(不变价)(不变价)
(亿元)
(万人)
(千公顷) (亿元) (亿元)
19781397.00
28373150104
378.60
19791390.05
28692148477
397.40
19801469.67
29181146379
490.03
19811573.93
29836145157
531.83
19821753.93
30917144755
592.11
19831860.72
312091439931043.74624.06
19842090.82
309271442211145.71683.66
19852168.30
311871436261175.28751.05
19862259.59
313111442041230.67837.31
19872350.83
317201449571282.50898.70
19882397.27
323081448691304.50
1035.33
19892322.46
332841465541361.52
1006.29
19902795.80
341771483621500.52
1143.23
19913037.06
350161495861647.35
1236.79
19923270.98
348551490071816.25
1391.22
19933491.09
332581477412042.84
1505.74
19943577.26
326901482412115.77
1755.3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历年。1993、1994年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是据抽样数据中农户资料推算的，由于缺集体企业用房等，房产数较前些年低，但农户数据中多计了大中型农具（已列入农机项中），因此，与往年相比，误差不会很大。
对于种植业，我们无法得到有关的、专门分出的固定资产等数据，只好象其它研究者那样，采用农机总动力与役畜动力之和作为资产的替代投入指标，同时用化肥来大致代替中间投入物。这样，种植业的投入要素基本上是以实物单位计算的，反倒省去了用不变价缩减现价值的麻烦。种植业的投入与产出数据见表2。
三、生产函数的回归分析
在进行生产函数分析时，为了满足较多观察值的要求，我们采用了全国各省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混合数据。指标选用和数据的处理方法与上述内容相同，只是有关价格指数和权重各省统一采用了全国总体数据。各省农业中间投入的推算因资料所限采用了变通方法，即在物耗中按一定比率扣除了折旧等因素后的余值。
表2 种植业投入与产出
产值
化肥
农机总动力 役畜 役畜动力 农用动力 种植业劳力 种植业劳力
年度 指数
用量(万千瓦)
(%)(万吨)(万头) (万千瓦) (万千瓦)
占农劳比 (万人)
1987 100.0
884.0
11750 50232637 14387 0.950 26954
1979 106.7 1086.3
13379 50292640 16019 0.945 27114
1980 106.4 1269.4
14746 50882671 17417 0.940 27430
1981 113.7 1334.9
15680 54712872 18552 0.935 27897
1982 126.1 1513.4
16614 58333062 19676 0.930 28753
1983 136.8 1659.8
18022 61253216 21238 0.925 28868
1984 152.5 1739.8
19497 64033362 22858 0.920 28453
1985 152.2 1775.8
20913 66463489 24402 0.915 28536
1986 156.4 1930.6
22950 69053625 26575 0.910 28493
1987 166.4 1999.7
24836 71133734 28570 0.905 28707
1988 168.7 2141.5
26575 72913790 30365 0.900 29077
1989 172.7 2357.1
28067 74323902 31969 0.895 29789
1990 186.5 2590.3
28708 76063993 32701 0.890 30418
1991 188.2 2805.1
29389 76824033 33422 0.885 30989
1992 196.2 2930.2
30308 77604074 34382 0.880 30672
1993 206.5 3151.9
31817 80634233 36050 0.875 29101
1994 213.1 3317.9
33803 84554439 38242 0.870 2844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历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同表1。
除了主要投入因素之外，列入回归函数的变量还有灾害因素、生产结构、地区差异和时间因素。其中灾害因素用如下公式衡量：受灾率＝[成灾面积×0.5+（受灾面积－成灾面积）×0.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式中权数含义为假定成灾面积平均减产五成（统计上减产三成以上为成灾），受灾但未成灾面积平均减产两成（统计上减产一成以上为受灾）。生产结构有两层，其一是种植业和农业都采用的，即播种面积中粮食作物所占比例；其二只是农业生产函数使用的，即农业产出中种植业所占比例。地区差异使用高、中、低三类发展程度衡量，具体来说，一类地区有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二类地区有河北、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三类地区有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三种类型地区分别取值1，0，-1进行回归。时间因素取基年为0，第二年为1，第三年为2，依此类推。 根据资料可得性，回归只取了1989—1992年的各省数据。1989年以前的分省农业资产数据无法得到。
我们所使用的生产函数基本上仍为C—D型。用于农业生产的函数形式为：
式中OP为种植业总产值。F和P分别为化肥使用量和农用动力。其它变量含义同上。
表3 农业和种植业生产函数回归结果
注：中间投入M和固定资产G在种植业函数中分别为化肥F和动力P；农业（2）为农业（1）中去掉最不显著的变量D之后再回归的结果； 农业（3）为农业（2）中去掉最不显著的变量S[,2]之后再回归的结果。
回归结果见表3。从中可看出， 劳动力投入对农业和种植业产出增长的弹性值都很低，不过，这可能与我们使用的劳动力指标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有关。播种面积对农业产值增长的弹性值也很低，但对种植业增长却成为弹性值最高的一个要素，而中间投入则是农业函数中弹性值最高的因素。地区差异对种植业比对广义农业而言更重要些。农业结构对于农业生产和播种结构对于种植业生产的影响几乎同样重要。不过，在所有投入要素之外的其它因素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自然灾害。对广义农业生产如此，对种植业生产更是如此。
四、农业的增长与要素贡献
取上述回归结果中各种要素投入所隐含的职能分配份额，即农业投入中中间投入为68.32%，劳动力为9.90%，播种面积为4.95%， 固定资产为16.83%；种植业投入中化肥为23.40%，动力为12.77%， 播种面积为56.38%，劳动力为7.45%，对农业和种植业产出增长进行分解，可以进一步衡量各种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1979年到1984年期间，因缺乏可用的农业固定资产数据，故农业增长的分解从1985年开始。如果我们将余值作为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作用，那么，可以看出，在1979—1984年期间，种植业因各种投入所带来的增长占48%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占到了近52%，这与林毅夫的研究结论相似（林认为这期间常规投入对农作物产出增长的贡献为45.8%，见林，1992年）。这一时期种植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高达3.80%，是改革以来最高的一段时期。它表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等制度变迁确实为80年代初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对种植业增长贡献较大的依次为化肥投入和动力投入，其中化肥的作用占到39%左右，动力的贡献为14%左右。劳动力的贡献不到1个百分点，而播种面积因本身就是负增长，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是负值。概括地讲，制度变革和现代投入物增长是1979年至1984年种植业增长的基本源泉。
1985年至198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种植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急剧下降，它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降到11%左右。化肥和动力仍然是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劳动力和播种面积的作用在这个时期有所提高，但总的贡献份额仍不到5%。对广义农业而言，情况与种植业类似。 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一，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到这时已有所减低，改革政策的激励效应似乎不象初期那样有效和强劲；其二，农村非农产业自1984年后增长速度加快，一定程度上吸引农村资源更多地投向了非农产业，我们看到，与上一时期相比，种植业和农业中化肥、动力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期都下降了。更重要的是，其他方面如价格和比较利益等因素在这一时期也明显地不利于种植业和农业的发展。甚至理论界和中央政府都曾认为农业和粮食似乎已经过关，从而放松了对农业的重视。
1989年虽然有大量劳动力回流，播种面积增加也较多，但农业产出还是减少了，种植业的增长速度也较低。这一年，以余值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农业和种植业中都是负增长。
进入90年代后，农业生产形势重新好转。与1985年到1988年相比，1990年以来，产出的增长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增长速度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各种现代投入物仍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甚至连播种面积也都在稳步增加。投入物的增加为农业和种植业的增长提供了一定保障，它们对农业和种植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05%和51%。 更令人欣慰的是，以余值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种植业生产中呈现出较高的增长态势，年增长率在2%以上， 它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在种植业中高达49%。对广义农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仍为负值，但已接近于零，是改革以来各时期中最好的。从趋势上看，广义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已有相当的提高，有望成为农业增长中的积极贡献因素。
表5 要素投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 %
年度 产出 中间投入劳动力 播种面积 固定资产 投入小计 全要素
生产率
年 1985—1988
3.487.49 0.11 0.01 0.56 8.16-4.68
增 1989 -3.12
-1.92 0.30 0.06 0.74 -0.82-2.30
率 1990—1994
9.188.07 -0.03 0.01 1.56 9.61-0.43
1985—1994
5.676.84 0.06 0.01 1.08 7.99-2.32
贡 1985—1988 100.00 215.21 3.13 0.16 15.97234.47 -134.47
献 1989 100.00
61.41-9.58
- 1.84-23.57 26.4173.59
份 1990—1994 100.00
87.93-0.35 0.13 16.97104.67-4.67
额 1985—1994 100.00 120.64 1.01 0.24 18.96140.86
-40.86
表6 要素投入对种植业产出增长的贡献 %
年度产出 中间投入 劳动力 播种面积 固定资产 投入小计 全要素
生产率
1979—1984 7.36 2.84 1.03
-0.37 0.07 3.56 3.80
年 1985—1988 2.58 1.26 0.940.06 0.04 2.30 0.29
增 19892.37 2.36 0.670.66 0.18 3.87 -1.50
率 1990—1994 4.32 1.66 0.470.13-0.07 2.19 2.13
1979—1994 4.90 2.04 0.81
-0.04 0.03 2.84 2.07
贡 1979—1984
100.00 38.57 13.95
-5.08 0.93 48.36 51.64
献 1985—1988
100.00 48.56 36.372.46 1.57 88.97 11.03
份 1989 100.00 99.36 28.45
27.66 7.69163.16-63.16
额 1990—1994
100.00 38.44 10.823.03-1.53 50.76 49.24
1979—1994
100.00 41.69 16.48
-0.86-0.54 57.84 42.16
总的来说，改革以来对产出增长贡献最大的还是现代投入物，在农业中以中间投入和固定资产为代表，在种植业中以化肥和农用动力为代表。相比而言，传统投入要素如劳动力和土地的作用要小得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产出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表明，我国农业已脱离了纯粹传统农业的发展格局，正在步入现代农业的增长阶段。支撑未来农业增长的立足点应是技术进步和各种现代投入物的增长。
政策变动的激励和压抑效应在改革以来的实践中已有正反两方面的验证，它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绝对不可轻视。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重点应该在保证现代投入要素供给的同时，加强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与推广普及，配合组织制度的完善和规模效率的提高，还要特别重视产业政策对农业比较利益的影响，保持农民务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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