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苏联高层政变与中共中央的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共中央论文,高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8—0079—08
1957年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多数成员发动推翻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政变失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了支持赫鲁晓夫并将政变组织发动者定性为“反党集团”的立场。那么，“倒赫政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主席为何支持反败为胜的赫鲁晓夫？这种支持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怎样的连锁反应？本文拟就这些国内学术界缺少全面系统研究的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期深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史的研究。
要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联政变的反应，首先必须了解一下“倒赫政变”的前因后果。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敢想敢干、颇具魄力的改革家。自从1953年他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便采取了若干涉及内政外交的重大改革举措。比如，1955年他力排众议，提出要恢复与南斯拉夫已经中断了7年之久的双边关系，结果遭到了直接卷入过1948年苏南冲突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等人的激烈反对。但是，在赫鲁晓夫的强烈要求下，莫洛托夫等人最后作出让步，苏南两党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① 又如，对于赫鲁晓夫提出要在1956年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主张，曾长期受到斯大林庇荫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诺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均表示过坚决反对的意见，但是赫鲁晓夫坚持以普通党员而非中央第一书记名义抨击斯大林，后者只好再一次被迫作出妥协。② 再比如，1957年春天，当赫鲁晓夫提出雄心勃勃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又遭到中央主席团“大多数委员的反对”。但是，对于他们的反对意见，赫鲁晓夫仍然置之不理，我行我素。③ 不仅如此，他在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的同时，还下令逮捕了1953年以前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马林科夫的主要助手，拿走了他们手头保存的一批档案资料，并且扬言要处分那些在斯大林时期“对滥杀无辜负有罪责的人”。④ 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的大多数人看来，赫鲁晓夫这位第一书记在改革方面走得太远了。他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在害怕受到（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运动责任追究）牵连的共同心理驱使下，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宗派小团体，马林科夫立即参与了进去。”⑤ 他们决定寻找机会，采取冒险的政变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
1957年6月5日—14日，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布尔加宁等对芬兰进行为期9天的国事访问。这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提供了串通、密谋罢免赫鲁晓夫领导职务的大好时机。所以，赫鲁晓夫回国后不久，他的政敌们便对他下手了。在6月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提出了种种批评：首先，指责赫鲁晓夫在经济上“唯意志论”一意孤行；其次，批评他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大搞新的“个人崇拜”；第三，认为赫鲁晓夫在非斯大林化方面走得太远，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以及“波匈事件”发生，严重削弱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⑥ 但是，赫鲁晓夫断然拒绝对他的所有这些指控，并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顽强的辩解。⑦ 当时在11名中央主席团委员中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诺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洛夫等7人反对赫鲁晓夫，支持他的有3名主席团委员即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于是，多数派利用这一优势通过了如下决议：（1）撤销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任命他为农业部长；（2）任命莫洛托夫担任新的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出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3）原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改任国防部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⑧。如果赫鲁晓夫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他才有可能担任农业部长；不肯认错又拒绝主席团多数委员意见的话，则不排除迅速将他逮捕入狱的可能性。⑨ 但是，赫鲁晓夫坚称：选举他为中央第一书记的是中央全会，而不是中央主席团。只有中央全会才能罢免其书记职务，中央主席团没有这个权利。因此，要求尽快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这一问题。⑩ 然而，这个要求却被多数派拒绝了。就在中央主席团内发生激烈争吵之际，亲赫鲁晓夫的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勃列日涅夫，同极有可能被褫夺军权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密切配合，他们动用了包括军用飞机在内的多种运输工具，以最快的速度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检查委员都接到了首都莫斯科(11)。由于得到军方以及“20大”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支持，在中央主席团随后被迫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一场原本针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斗争大会，戏剧性地转变成了“挺赫派”对“倒赫派”的揭发批判大会。本次中央全会从6月22日一直开到29日，并于29日经全体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12) 随后，这三人先是被清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后又被赶出莫斯科：莫洛托夫被贬出任苏联驻蒙古大使、卡冈诺维奇被贬到乌拉尔钾碱厂当厂长、马林科夫则被贬到阿尔泰山区任一水电站站长。(13) 这样，“反党集团”的三名核心成员“被永远地踢下了政治舞台。”其他骨干成员也都受到了相应组织处分，“丢掉了自己的政治前途。”(14)
这场未遂的“倒赫政变”前后持续短短十几天时间，曾经深受斯大林器重的“三驾马车”及其支持者一下子都被扳倒，不能不令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在苏联国内，相当一部分群众“喜欢马林科夫”，至少对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没有恶感，他们甚至“对官方（公报）的解释是不相信的”；在国外，除了西方国家反应“积极”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不是同斯大林分子较量的结束，而是开始。”这场“清洗”，也许将会席卷到他们自己的国家。(15)
为了让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了解“倒赫政变”内情以减少疑虑，7月3日，即上述《决议》通过后的第四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巴托里切夫奉命召见了当时驻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详细介绍了“倒赫政变”以及苏共中央全会的有关情况。(16) 当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苏联对外文委会主席茹可夫还分别找中国驻苏联使馆政务参赞陈楚和张映吾，向他们通报了苏共中央6月全会的情况。这三位苏联领导人一致指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进行非法的反党组织活动，反对党的总路线，企图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党。(17)
赫鲁晓夫虽然在这次政变中“反败为胜”，最终成为赢家，但是他对中共中央没有在苏方反复通报情况后随即作出反应感到纳闷。其实，他对于稍后中共中央会不会作出表态，以及作出何种表态都“很不摸底”。(18) 他当然十分在乎中国的积极反应。他甚至认为：“争取中共的支持在当时对他极为重要”。(19) 因此，7月4日，赫鲁晓夫又直接指示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要求他紧急约见毛泽东主席。事先，苏联驻华大使馆罗满宁打电话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说，临时代办有重要事情转告。因为当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养病，所以中央委托在京的刘少奇等接见。当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院官邸的客厅里接见了阿布拉希莫夫及苏联使馆其他客人。陪同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有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等。阿布拉希莫夫对刘少奇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要求他向毛泽东主席通报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阿布拉希莫夫向中方同志介绍了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活动情况。参加会见的中方领导表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都是老同志，对这样的一些老同志所犯的“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并且说中国党内有个王明，他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经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损失，但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召开时还是说服代表们选举他作中央委员。(20) 刘少奇等人毫不隐晦地讲，莫洛托夫等老革命家怎么可能搞什么“反党集团”呢？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搞这一套？刘少奇等当时的态度显得有些激烈。(21) 不过，刘少奇最后还是表示，他将把有关情况向毛泽东主席报告。(22)
刘少奇当时之所以没有当着苏联代办的面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是因为此前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等人对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打成“反党集团”持保留态度，不倾向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刘大使代表使馆党委其他成员向中央汇报过如下三点意见：
1.“反党集团”事件是苏共中央使用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的事件，就其政治实质来看是属于党内是非之争，从公布的材料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论证该事件有反党的性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以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为首的两部分领导人对一系列对内对外方针、政策上有分歧和争论。这次事件的爆发实际上是这种党内思想分歧和思想斗争的表面化。由于苏共中央决议缺少另外一方的论点，我们没有掌握多少双方分歧的具体材料，谁对谁错一时尚难断定。但是，看来在许多问题上是各有是非，不能把错误都归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2.莫洛托夫等人是苏共党内久经考验的同志，几十年为党工作，突然成为反党集团成员也难于使人相信，何况在中央主席团中形成过暂时多数是事实。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作了如此严重的组织处理是值得考虑的。这是继1956年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的第三起事件，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就斗争所表现出来的气势，看来难免有意气用事的现象和个人权位的争夺情况。
3.在苏共中央决议中公开地、大量地谴责了莫洛托夫等人在外交政策上的错误，有内外不分的现象，容易给敌人利用，并且使自己处于被动。另外，根据多方面的反映，苏联群众中大多数人是怀疑或者不支持苏共中央这个决议的。群众中过去和现在都对莫洛托夫等同志表示尊重，而对赫鲁晓夫和福尔采娃等人则表示不满。赫鲁晓夫的胜利，是以力服人多于以理服人。(23)
中国驻苏使馆党委成员发自莫斯科的这些客观性评论，对中共领导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不然，刘少奇等怎么会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提出上述疑问呢？在得知刘少奇等人的诧异与不解之后，赫鲁晓夫认为阿布拉希莫夫“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中国党的态度仍然是个变数。”(24) 于是，第二天即7月5日，他又指派在整个政变活动中“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秘密访问北京，以了解中共中央的真实政治立场，并且寻求中方的支持。(25)当天毛泽东主席仍在杭州养病，所以米高扬在阿布拉希莫夫陪同下直接飞赴杭州。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王稼祥等一起会见了米高扬一行。
米高扬向毛泽东等详细介绍了苏共6月中央全会的经过和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等人内外政策的分歧，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做法。(26)
在米高扬讲话开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偶尔插话或者提问一两句，比如当米高扬提及卡冈诺维奇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就插话说：“我看卡冈诺维奇是个不错的人嘛”。见到毛泽东疑惑的样子，客人提醒主人说：“主席，请让等我继续讲下去。”于是，接下来毛泽东就没有多说话，他静静地听着客人通报情况，但是其“表情显得十分沉重。”(27) 米高扬讲完情况后，表示恳切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支持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28) 毛泽东则表示：中方的立场，要等研究以后才能答复。随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召开了闭门磋商会，并于次日凌晨三点左右向米高扬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米高扬当面听到这一结果，“十分满意”，连声表示“感谢”。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来“有些激动，似乎心理的千斤重负一下子都卸了下来。”(29) 因为他圆满地完成了赫鲁晓夫交给的政治任务。
事实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联的支持不仅限于此。当米高扬回国时，中共中央还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30) 4个多月以后，即1957年11月上旬，当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又公开表示了“力挺”赫鲁晓夫的立场。11月6日，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如是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31)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毛泽东只提“反党集团”，并没有提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的名字。究其原因，早在访苏前夕的10月29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就曾为他访问苏联期间的大会发言问题作过如下说明：苏联出现“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莫洛托夫这样一个老党员，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事先让尤金转告苏共中央中方有关提法，其实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32) 然而，不提“反党集团”的名字，无论如何不可能令东道主赫鲁晓夫满意。所以，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体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了，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作错了。”(33)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对于渴望中国帮助的赫鲁晓夫来说，无疑是期待已久的。难怪他后来曾多次说过：“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中国的声音。”(34)
那么，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一再表明支持赫鲁晓夫的原因何在呢？笔者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受米高扬7月5日访问杭州时说辞影响。据米高扬介绍，赫鲁晓夫与“反党集团”的分歧至少有六方面：其一，“反党集团”坚持搞斯大林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反对政治生活民主化；其二，坚持旧的管理方法，反对在工业、农业、建筑等行业进行体制改革；其三，反对苏联从奥地利撤军以及改善同芬兰、日本、西德等国的关系；其四，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搞大国沙文主义，反对援助东欧的匈牙利、东德等国；其五，因为对肃反扩大化运动负有部分责任，所以“反党集团”反对为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其六，“反党集团”也反对赫鲁晓夫关于扩大中央主席团人数的动议。这番说辞使得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反党集团”产生了“不好”的印象。(35)
其次，毛泽东对于莫洛托夫个人特别没有好感。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三次点到“莫洛托夫”的大名绝不是偶然的。他在10月29日与尤金大使的谈话中对莫洛托夫的不满已经有所流露。毛泽东说，莫洛托夫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莫洛托夫在所有方面对待中国的态度都不比斯大林更好。毛泽东提到他1949年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的谈判经历。他说那时实际上更多地是与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而非斯大林打交道。而莫洛托夫总是同新中国讨价还价，他不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却更“像一个商人。”毛泽东还批评“莫洛托夫在中国搞情报工作”，说“中国人对莫洛托夫没有任何特别好感。”(36) 这也许就是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访问中国时，作为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没有随同访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中共“力挺”赫鲁晓夫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一，苏联高层发生政变毕竟是苏联的内部事务。既然苏共中央已经对“反党集团”成员作出了处分决定，那么中方也“没有理由反对。”(37) 其二，中共中央认为，“反党集团”成员尽管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也可能有对的地方，但是他们的一些政治主张，尤其是以突然袭击的政变方式推翻合法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做法“总的来说是错误的。”(38) 其三，是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39)。就在米高扬杭州之行后不久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苏联政变时说，莫洛托夫当权，不一定有利，首先是他喜欢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按政策比较起来，还是赫鲁晓夫的比较好。至于作风，他们彼此都是一样，半斤八两，差不多。支持赫鲁晓夫是希望苏联国内尽快稳定下来，“不稳定，不好办。”(40)
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力挺”赫鲁晓夫既有历史原因，更有现生考量。但是，根据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回忆，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又曾在私下里表示：“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等人这样处理（指贬谪—引者注）是不公正的。”(41) 所以，有一次在与赫鲁晓夫一起进餐时，毛泽东主动谈起莫洛托夫等人，他以中共“八大”保留王明为例，问赫鲁晓夫：“你们能不能把莫洛托夫选进中央委员会，以示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赫鲁晓夫回答说：“不能，这个人没有用，只能妨碍我们的事业。”(42) 不过，随后毛泽东还是找机会谈了关于团结问题的重要性。在11月18日举行的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说：“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43) 跟犯过错误的同志既作“斗争”，又讲“团结”，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44)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一方面强调的是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故意讲给与会的赫鲁晓夫听的，目的是希望后者不要只懂搞斗争而忽略讲团结。在毛泽东看来，苏共党内业已出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还“有出乱子的危险。”(45)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最终也没能听取这一忠告，与“反党集团”成员“讲妥协”。(46)
尽管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但是综观政变以后中国方面在多种场合的表现，赫鲁晓夫感觉到“中国党对他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主动提出增加对中国建设的援助项目，同时也答应了帮助中国建立一个试验性的核反应堆，还答应给中国一个小型的原子弹样品”，(47) 以便中国利用苏联的相关技术自己制造核武器。(48) 随后经过双方的谈判，1957年10月15日终于签署了《中苏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该协定中，苏联政府答应在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生产和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49) 不久，苏联即开始履行协议，向中国提供导弹设备和派遣专家。从现有的史料看，苏联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援助项目包括：重水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可发射核弹头的SS-1（8A11）和SS-2（8ZH38）型战术导弹、潜艇发射导弹、液体燃料火箭。另外，还提供了设计、生产、组装这些导弹和火箭的技术资料等。(50) 这表明，苏联对待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立场，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北京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年10月3日，中苏首脑会谈中，当赫鲁晓夫询问毛泽东在经济援助以外还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坦言：“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51) 赫鲁晓夫回答说：“你们要核武器干吗？只要我们有了，就可以根据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协定，随时用它来保护中国。”(52) 再说，“生产原子弹是非常昂贵的，要花很多钱，此外，它还会耗费掉你们国内的全部电力。”但是，毛泽东坚持说：“我们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保卫自己。如果你们不愿把这种武器分给我们，那么给我们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也行。”然而，当时“客方没有（就此作出）让步。”(53)
导致时隔3年以后赫鲁晓夫对华核援助等要求立场转变的原因，就是中国党在苏联高层斗争中对其大力支持。他把提供军事援助，看作是对中国党支持的“一个回报”(54)。但是，赫鲁晓夫向中国敞开一小部分核武库大门的建议在苏共中央内部，尤其是在苏联军队高层却引起了重大争议，反对的声音相当大。(55) 为了减轻军方的阻力，赫鲁晓夫“真诚地希望（两国间）礼尚往来”(56)，即通过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等，换取中国方面同意在军事领域与苏联进行苏联军方当时迫切需要的密切合作。1958年4月、7月，苏联政府先后向中国提议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就是赫鲁晓夫及苏联军方这一意图的具体表现。(57) 众所周知，苏联这两项动议都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两件事都是涉及到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而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和作交易的。(58) 根据这一历史事实，以往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苏联有意侵害中国主权而遭到抵制，导致中苏合作失败。”(59) 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更没有设想要通过建立“长波电台”或者“联合舰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问题在于，当时苏联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对付美帝国主义，而全然没有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对于苏联的军事合作建议，毛泽东一再作出激烈反应，虽然迫使赫鲁晓夫最终屈服了，但客观上也给中苏两国领导人进一步开展军事方面的合作，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障碍。”(60)
综上所述，1957年苏联“倒赫政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支持不是偶然的。这种支持加上苏联的“回报”（有限的军事技术援助），一度为中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但是，随后这种“回报”却又变成了苏联向中国谋取军事利益的交换条件。由于这些条件伤害了毛泽东和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所以对后来两党、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注释：
① 拙文：《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05—110页。
② 徐隆彬：《论苏共1957年“六月事件”与赫鲁晓夫集权的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4期，第76页。
③⑦⑨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王德树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129页、第130页。
④(21)(38)(40)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第413页、第414页、第414页。
⑤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六亲信》，王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第136页。
⑥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1957年巩固地位》，［苏］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Michael Lynch,Stalin and Khrushchev:the USSR 1924—1964,Hodder & Stoughton 1990,PP.97—98.
⑧⑩(17)(18)(19)(23)(25)(26)(28)(38)(41)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第47页、第49页、第49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第49页、第49页、第49页。
(11) Donald W.Treadgold,Twentieth century Russia,Westview press,1990,seventh edition,PP.451—452.
(12)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参见《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975—981页。
(13) Jonathan R.Adelman,Torrents of Spring:soviet and post-soviet politics,McGraw-Hill,Inc.1995,p.179.［苏］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六亲信》，王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第174页和第205页。
(14) ［俄］安德烈·马林科夫：《我的父亲马林科夫》，李惠生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15)(16) ［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75页、第367页。
(19)(34)(37)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第151页、第115页。
(20)(22) 阎明复《代序》，参见《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第2页。
(24)(27)(40) 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至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72页、第73页、第74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阎明复《代序》，参见《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30)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26页。
(31)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6年1月—1957年12月），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17页。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24—726页。
(33)(43)(44)(45)(46)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6年1月—1957年12月），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3页、第640—641页、第642页、第643页、第642页。
(35)(36) 徐晓天等：《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457页、第456页。
(3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42)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4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48)(54)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评论》（2001），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第207页；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83页、第82页。
(49)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英］彼得·琼斯、西安·凯维尔：《中苏关系内幕记实》（1949—1984），郭学德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J·K·Fairbank R·Macfarquha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The people's Republic Pt.I: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6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PP.483—484.
(50) ［美］马·克莱默：《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苏中关系的估计》，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06页；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参见John Lewis,Xue Litai,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PP.131—132.转引自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评论》（2001），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51) 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72页。
(52)(53) ［俄］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费德林回忆录》，周爱琦译，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第136页。
(55) 参见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李丁等译，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1页。
(56) ［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58)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等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3页；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
(59)(60) 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33页、第41页、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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