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研究的学科与路径问题——以英美的青年文化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论文,为例论文,英美论文,路径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识码：A
青年研究是否为一个学科严格说来不是问题，因为至今尚无普遍接受的核心理论与方法，而在我国的学术建制中也没有青年学科。青年研究需要建立比较融贯的理论系统和运用规范而科学的方法，这是青年研究的基础工作，因而也不是问题。但是，青年研究是否应当或能够成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形成有一定自主性的专业空间，却是自我国的青年研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来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近30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断。在我国的社会文化迅速变化的时代，青年研究如何回应青年发展和青年问题，并保持其创造性活力，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而学科和研究路径问题也相应的需要重思。
我国青年研究所遇到的学科与路径问题与欧美的文化研究极其相似，不同的是我国的青年研究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就表现出强烈的学科意识，学科建设是研究者努力的重点所在，而西方的文化研究自觉强调自身是反学科的，既没有固定的研究领域，也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甚至也不存在作为基础的基础理论。因此，考察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学科问题，对我们重思青年研究的相关问题不无裨益。在此，我们从英美的青年文化研究入手，探讨青年研究学科化及研究路径选择问题。
一、从学科内的研究到反学科的研究
英美青年文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美国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最早将青年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英国的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在60年代崛起，青年文化研究达到一个高峰。伯明翰学派是由聚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周围的学者们组成，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研究也可称为CCCS时期。①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CCCS影响力的逐渐衰微，青年文化研究进入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post-CCCS)。②
芝加哥学派的青年文化研究，属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研究的重点是越轨青年亚文化，基本的方法是口述史(Oral history)，范式是社会生态学。③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为芝加哥学派的青少年亚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将人的基本需要区分为新的体验、安全、反应、承认四种，而在其有关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中，特别强调流氓团伙中的冒险成分，即新的体验和承认。特拉歇(Thrasher)在《流氓团伙》(The Gang,1927)中也强调男孩们在团伙生活中获得了新的体验，而最终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充满想象与浪漫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在他人看来是“罪恶”世界。美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基本上是在这条路上。鲁伊特(Reuter)在《青少年的世界》、《青少年社会学》(1936、1937)中提醒美国社会学界关注青少年生活在与成人不同的世界中，创造了一个与成人社会分离的“包含社会秩序”的世界。1942年，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提出青年人具有不同于成人的区分性的文化范式，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美国社会中的年龄与性别角色》(Age and sex roles in the United States)创造性地提出了与青年人年龄和性别相关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概念。
伯明翰学派的约翰·克拉克、斯图尔特·霍尔等人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同年龄、性别、种族、阶级、地域的都可能形成特殊的团体，这些或松散或紧密的小团体为了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自己的、可辨识的、有别于占统治地位文化的亚文化，以反抗霸权文化。当这些小团体文化是青年结成的，就可以说是“青年亚文化”。④青年亚文化有其特殊的仪式(Ritual)或风格（Style，或方式／样式），如摇滚、毒品、狂欢、奇装异服，这是青年文化区别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或父辈文化（母体文化）所在，也是反抗性（抵抗性）、反叛性的体现。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包括特迪男孩(Teddy Boys)、摩特族(Mods)、光头党、嬉皮士等等。这样的研究难以划入传统的学科，《工人阶级文化》、《仪式抵抗》、《学习劳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等重要著作都不在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学科范围之内。这其实是自觉的反学科研究实践的结果。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霍加特就坚称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继任者霍尔则宣称文化研究拒绝成为新的学科，拒绝为其他学科所收编。
在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post-CCCS)，青年文化研究者仍然警惕让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安迪·本内特(Andy Bennett)和凯思·卡恩—哈瑞斯(Keith Kahn-Harris)主编的《后亚文化：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性研究》一书中，作者们对CCCS的亚文化分析理论和模式有诸多的批评，包括女孩在青年亚文化中的角色、青年消费主义的作用、青年亚文化的娱乐目的、忽视了媒体在制造亚文化和亚文化认同中的作用以及对青年的界定过于狭隘等，但在学科问题上与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立场基本一致。
二、反学科的突破与限度
英美的青年文化研究在坚持反学科立场的CCCS时期成就卓越。安迪·本内特在《后亚文化》一书的致谢词中坦承，我们应当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致以特别的敬意，正是他们在青年文化研究方面的基础性突破工作激发了全球的青年研究者持续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伯明翰学派在青年文化研究上的突破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反学科的立场，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立场，青年文化研究显然无法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因为“文化研究以其坚定的反学科立场使自身获得了整体的社会视角和介入实际社会政治运动的能力”⑤。
伯明翰学派在包括青年文化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上坚持反学科立场，既因文化研究是从“独立的工人教育运动的余烬”中出现的凤凰，更在于自觉地视文化研究为“一个智性的自我反省的活动”，而“在现有的知识界限的范围内，这种形式不能轻易地适应，或者不被包含”⑥。换言之，如果文化研究是干预现实的知识（政治）实践，而不是学院的知识积累，就必然是反学科的。这种观点，在秉持反学科立场的文化研究者那里不断被强化。亨利·吉罗等人集体呼吁文化研究要成为“一种反学科的实践”，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目标是创造“抵抗的知识分子”，“它必须揭露构成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学科形式与内容再生及使主流文化合法化的历史的特殊利益。这是文化研究的中心任务”。因而，“文化研究的话语必须抵抗学术学科及院系中已确立的利益。它必须捍卫各类学科与院系的学术现状的知识要求与理智性模式常出现的围绕着在不同学术学科领域内提出的问题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必须谴责学科未提出的问题中包含的利益”⑦。这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的抵制，无疑带有政治浪漫化或泛政治化的色彩。
伯明翰学派主张的文化研究反学科化立场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学术实践，一方面得到众多文化研究的支持与肯定，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与批评。由于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是现实社会文化问题，而采用的方法是反社会学的，因而被某些社会学家指责为“肤浅而无用的工作”；由于文化研究建立在折中的和多学科的基础之上，因而缺乏知识的深度和复杂的论辩，没有发展出一组具有宽阔视野和道德严肃性的概念。同时，主张文化研究要成为学科的也大有人在，约翰·斯道雷认为：“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体制空间中的一种学术实践。这并不意味着其诞生不受大学外面的社会及政治力量的引诱。但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纯粹的政治文化研究，它随心所欲地外在于一种教育空间的形势之外……因而它必须继续把自己看作和组织为一个学术科目，尽管是一个‘政治的’科目。”⑧
伯明翰学派强调反学科，包括对现存学科制度的抵制、拒绝赋予任何方法论以特权、尝试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关注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的问题、认为参与性的社会政治分析和行动更加重要，但是在学院的内部和外部运行的文化研究，事实上诞生在“学院生活这个贝壳中”。因而，文化研究反对学科化，除吉罗等人之外，一般并不反对在高等院校内建立文化研究的实体。这种情况或许表明西方的文化研究者们并没有将反学科立场坚持到底，也或许如霍尔所宣称的，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只是当作一个便利的庇护所，一个在公开世界的对话无法进行时可以退回的处所。
文化研究强调反学科而又附着于学科体制之中，这种“尴尬”的关系，或者说悖论性的事实，却对文化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文化研究在学术体制之内发挥了反学科和自我批判的功能，才经受住了多次的研究范式危机，使其在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中脱颖而出，并保持了独树一帜的实践品格和批判精神。”⑨体制内实体的存在，又使其能够拥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并源源不断地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授。因而，虽然持强烈反学科立场的吉罗等人主张“文化研究必须反学科，意味着它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固定在大学里，因此就需要反学院”，但文化研究或青年文化研究依然在学院内进行，或者说从事（青年）文化研究的人依然身处高校之内。这既可以说是反学科实践的不得已，也可以说是反学科实践的限度。
伯明翰学派拒绝接受任何学科“规范”的束缚，特别是在青年文化研究方面，但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是无原则的知识生产和社会批判的游戏。霍尔强调：“通过在学者的思考和批判的分析中强行注入对这个迅速变化、不和谐、混乱、骚动的世界的关注，通过强调学院应该经常关注日常生活——日常的社会变迁就存在于那里——文化研究试图在它的道路上坚持我称为智性生活的职责的东西。这就是说，通过我们可以达到的最严格的智性方式，文化研究坚持提出一个社会和文化的核心的、紧迫的和困扰的问题的必要性。”⑩换言之，就是“献身于客观阐释、严格分析、理解，献身于发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和用冷静的眼神关注困扰这个世界的问题二者的结合。诚然，这里带有论题选择比研究方法和程序更重要的倾向，而在方法论方面很可能会是机会主义的，但无疑也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设置了界限，就是“最严格的智性方式”和“问题意识”。
三、青年研究的学科问题
英美文化研究坚持反学科立场而又能生存发展于学术建制之内，与其学科和知识传统以及学术建制密切相关，并不能完全移植。我国的学术建制与英美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我国的学术建制是刚性框架，而英美的学术建制具有一定的弹性，而且在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渗透与控制上两者也相距甚远。同时，我国青年研究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西方青年文化研究在学术领域兴起的背景和条件截然相异。简言之，前者是因现实的工作需要并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之下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后者则是为学者参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意愿所驱动。因而，文化研究反学科的立论依据和研究实践，都不能拿来作为反对我国青年研究学科化的理由。但是，正如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与青年学》激发了我国青年研究工作者建立青年学的兴趣和勇气一样，伯明翰学派及其后青年文化研究的反学科立场和研究实践可以作为探讨我国青年研究学科化问题的他山之石。
从芝加哥学派到伯明翰学派的青年文化研究，并不存在着前后相继的理论关联。伯明翰学派在青年问题的选择上似与芝加哥学派相近，所关注的都是带有越轨倾向的青年亚文化；而在回顾青年研究的方法时，《仪式抵抗》的作者们也经常谈到芝加哥学派。但是，伯明翰学派视青年为社会变革的象征，而青年亚文化越轨性的风格是对资产阶级霸权文化的抵抗，并且由关注工人阶级文化而进入到关注青年亚文化。在方法论方面，则是以芝加哥学派为其否定的对象之一。因而，伯明翰学派在青年文化研究上的反学科立场，不是因为看到了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学科范围内研究青年文化的局限，而是出于对自身研究的设定。因此，探讨青年研究的学科问题，无论是赞成学科化还是反对学科化，都必须先考虑研究定位。
我国的青年研究，无论是将其归为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还是将其视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它都是实践性的或者至少带有实践的品格。换言之，将青年研究纳入学院知识生产的流水线中，而将其作为纯粹知识性的研究工作并不是青年研究的合理定位。青年研究固然需要前后相继的知识积累，但知识积累并不是其目标所在，而是研究得以不断推进的知识学基础。既然青年研究是实践性的，那么将其组织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有血有肉的青年、现实而鲜活的青年问题和青年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能通过研究而得以再现出来并为社会所重视，由此而能有引导青年发展、处理青年问题的新思路、新方式、新政策，这就比学科化更重要。“如果我们人文科学研究者，我们知识分子不是首先想着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的激动的问题，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学科边界，甚至自己的饭碗，难道不是有点儿不正常吗？”(11)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青年研究。因此，青年研究是否应当组织成为独立的学科如果不是伪问题，那么可以说至少不是青年研究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或基本问题。
青年研究是否需要被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是否需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规范，除了研究定位之外，需要考虑的就是研究对象问题。伯明翰学派及其后青年文化研究之所以采取反学科立场，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认为青年（亚）文化的复杂性并不是某单一学科所能掌握的，而僵化的学科分界会将某些重要的问题或现象及其背后的意义排除在研究的范围和视界之外。这就像吉罗等人在谈到文化研究必须反学科时所说的，“作为学科的一部分，意味着追问某些特定的问题，采取某类特定的术语和研究相对狭隘的某一系列事物”(12)。因而，就青年研究而言，我们不能不重谈这样的老调，即青年本身就是复杂的、跨学科的。复杂的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并不能被容纳在单一的学科范围内，而分析和理解青年现象与青年问题并不是哪个单一学科的特权。同时，建立青年学科或学科群，只会将青年研究限制在狭隘的范围之内。青年研究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难以成为独立的学科。现有的“青年学”，从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与青年学》到国内的十多部《青年学》，无一例外都没有能够成为“具有统一对象的统一科学”，可能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青年研究，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并不比其他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更甚。经济学等并不因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不能成为学科，同样也不能因青年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主张青年研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理论、专门的方法和技术，才需要组织为学科。相同的逻辑也适用于研究定位方面，青年研究并不比经济学等更具有实践性。如果抽象地从研究定位的实践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着眼，而强调青年研究不应当组织成为学科或反对其学科化，那么就难免带有自大的倾向。
事实上，伯明翰学派的反学科立场，真正原因是基于霍尔所言的“在学者的思考和批判的分析中强行注入对这个迅速变化、不和谐、混乱、骚动的世界的关注”，“强调学院应该经常关注实际生活”，“用批判的、分析的关注，去探索这个剧烈转变的、五花八门的文化地形图”。青年研究作为实践性的研究，更应当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中变动不居、千变万化的青年，而不是被所谓的“学科”所局囿。青年研究专门化的范畴、理论、方法与规范，既不存在也没必要构建，自主自觉而严格地描述、分析、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中重要的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才是青年研究赢得学术地位和社会承认的基础。
青年研究无须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可以说成为独立的学科乃是对青年研究的制约，并不等于青年研究不需要任何的学科基础。其实，文化研究强调反学科，也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尽管文化研究的倡导者经常声称拥有一个多重的，否则就是交互的学科基础，吸收了历史学、政治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等学科理论，但实际上正是社会学为大多数研究提供了主要的元概念架构。事实上，许多在‘文化研究’领域作研究的人是在社会学系内部进行的，或者是以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社会学通常出现在前面）教授的身份来做的。”(13)无论是多重的或交互的学科基础，还是以社会学为学科基础，没有学科基础的文化研究只能是肤浅而空洞的货色。青年研究也是如此。我国青年研究的有些成果之所以粗糙低劣，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而在学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四、青年研究的路径选择
青年研究的学科问题，内在包含着研究路径问题。学科不仅是知识的分门分科，而且是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规范的高度专门化。不同的学科，通常赋予特定的方法论以优先地位。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分别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内的各个学科也是这样。学科规训制度的重要内容，就是保持相对统一的概念、方法和标准。因而，问题选择、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研究路径方面的问题乃是学科问题的重要内容。
英美青年文化的研究路径，在芝加哥学派时期是社会学的，而在CCCS时期和postCCCS时期则难以归并到任何学科之中，这与伯明翰学派和其他青年文化研究者所坚持的反学科立场一致。因为突破了学科的限制，在问题选择方面，传统学科模式中几无立足之地的青年文化才进入研究的范围；而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方面伯明翰学派更有其独到之处。伯明翰学派一方面从阿诺德、利维斯那里继承过来的“文化主义”批判改造为自己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则借助阿尔都塞、葛兰西的理论而发展出“结构主义”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伯明翰研究中心的学者从文化人类学中汲取资养，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并承接文学研究的传统，而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伯明翰学派的这种研究路径，批判吸纳了多种理论资源，更超越了学科的限制。
伯明翰学派在研究实践上有自己独特的路径，而民族志是其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哪种研究路径是最适宜的，借用霍尔的话来说，就是不应在方法论上有所偏爱。开放而多元的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不仅是伯明翰学派而且是大多数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文集之一《文化研究》的编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人就强调：“文化研究丝毫没有保证在各种既定语境内所追问之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保证如何回答那些问题；因此，没有任何方法论可以被赋予特权，甚至也不可能完全可靠地和有把握地暂时加以运用，然而，也没有哪种方法论可以被立刻排除在外。”(14)因而，在英美的文化研究领域或具体到青年文化研究方面，研究路径都是多种多样的，而没有定于一种方法论和研究方式。即使是伯明翰学派的结构主义和民族志方法，也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如：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安吉拉·麦克罗比批评威利斯在《学习劳动》中所用的民族志方法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男孩与母亲、姐妹和女友的关系都被忽略了；澳大利亚的格雷姆·特纳认为英国的文化研究是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的，不加反思地接纳英国的文化研究模式具有内在危险性。
我国的青年研究还没有主导性的研究路径，也不需要有这样的研究路径。如果说青年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在研究路径上同样也应当保持开放性。虽然这样的现状和结果，如文化研究一样在方法上和程序上难以保持连贯性，但是青年研究的枝繁叶茂可能有赖于此。青年研究不需要支配性的研究路径，并不等于主张青年研究可以不重视方法和规范。青年研究有些成果中出现的问题，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重视方法和规范。青年研究无论运用什么样的方法，都需要严格按照所用方法的要求来做，都需要遵守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这是不用多加论述的基础性问题。
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研究路径，都有其优长也都有其缺陷。因而，青年研究无论取何种路径，都需要对其保持批判性的自省。就青年文化的研究路径而言，从社会学的口述史、社会调查而转到民族志、文本解读使青年文化研究保持了理论的灵活性，而避免陷入客观化的文化理论之中，但是前者所具有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却无法保证。青年文化研究也由此局限于社会学无法充分分析的日常生活、少数青年的行为和嗜好、边际性的语言和意义之中。青年研究虽然不应拒绝任何研究路径，但不能无视青年的生存境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如果青年自身的经验和诉求被忽略或不被重视，而青年弱势群体也在研究者的视野中部分消失，那么所谓的青年研究就将淹没在社会关于青年的话语之中。因而，青年研究的真正问题就出现了，既不是学科也不是路径，而是在研究中如何再现青年现实。在这方面，伯明翰学派的青年文化研究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伯明翰学派把青年当成一个群体，但不把“青年”当作一个本质论范畴。他们认为在年轻人当中存在着由年龄因素所决定的共同经历，因而可以将青年视为一个群体；但不同的阶级、种族等背景使青年面临着不同的生活机会和不同的问题，因而是“不同的青年主体”，而没有共通性的、决定性的“青年本质”。他们超越“撒切尔的孩子们”、“狂欢的一代”、“民间恶魔”之类的“新闻学名词”，而“去深入探究那些似乎触到年轻人的潜意识因素，以及那些因素又如何在社会中得到再现”(15)。换言之，就是超越本质论论述、公众感知和媒体认识，而探究“不同的青年主体”的生活体验及其背后的阶级、种族、性、社会政策与实践等因素。在这种探究中所采用的民族志方法，也不是为青年代言，而是力求让青年能够真实地呈现或再现。这种超越公众感知和媒体认识以及学科架构而力求真实再现研究对象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至于他们的研究是否完全而可靠地再现了特定的青年群体，以及他们对这些青年群体的文化的解读是否正确合理，则是见仁见智之事。
青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类别，无疑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而所谓青年“本质”并不存在，而是理论的虚构。现实社会中的青年千差万别，虽然存在着一些由年龄决定的共同经历和共同问题，但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中的青年视为具有共同本质的群体则是无视青年现实的生存境况。青年研究的个人化理论存在着诸多问题，而在我国的青年研究中也鲜有使用，但不同青年主体的历程选择却堪可重视。青年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在研究对象方面毋庸讳言是一种重构。无论选择何种研究路径，研究话语中的青年都与现实的青年有一定的差别。但是，青年研究总应努力克服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障碍，而将青年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出来。因而，青年研究就不能从关于青年的权威论断、公众感知和媒体报道着眼来看待青年，也不能以代言人、引导者的眼光去设定和探究青年问题，而是立足于研究对象去设定研究路径。
青年研究的学科和路径问题，事实上关系到青年研究的最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研究青年。不同的学者和学派，研究青年都有不同的理由。芝加哥学派对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是因为青少年犯罪和偏差行为是城市的一道景观，而伯明翰学派则是看到青年在亚文化生产方面生机勃勃。我国的青年研究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也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如果我们超越研究者的兴趣和需要，那么就能够发现中外的青年研究都是与青年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问题相关。无论是因为青年对秩序构成了挑战而引发了社会性和政治性焦虑，还是因为看到青年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强大基础”，抑或是认识到处理好青年问题对未来大有裨益，或者今天的青少年是明天的成年人和老年人这最基础的一点，但都并非是基于知识生产的缘由。因而，我们就不能从知识生产、消费和流通来考虑青年研究问题，至少不能将这个方面置于优先地位，而倾听青年、真实地再现青年是青年研究的优先事项。
青年研究要真实地再现青年，就需要深入到青年的生活与思想世界。借用伯明翰学派的女性主义者麦克罗比的话说：“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回到年轻人的生活范围，看看他们如何体验变化中的世界。如果我们作为社会学家或者文化理论家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辜负了我们的研究领域，也辜负了这些领域里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著作的政治性。”(16)我不赞成她的女性主义立场，这里的“社会学家或者文化理论家”也要换成“青年研究者”，但是毫无保留地赞成“回到年轻人的生活范围”。这就需要有从青年出发、以青年为本位的问题意识，而超越权威论断等等去直面、梳理和解析现实的青年问题。这样的研究如果要做到尽可能真实、可靠，不仅需要研究者坚持“智性生活的职责”和采取“最严格的智性方式”，而且需要相应的学理基础和选择恰当的研究路径。如果我们的青年研究能够摆脱众所周知的某些因素的束缚，而真正进入到青年的生活和思想世界并在研究中将其再现出来，那么至少有助于增进对青年的了解和认识，至少会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至少不是在翻腾的知识泡沫中无益地搅动。
注释：
①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成立了CCCS，主要培养研究生。1972年脱离英文系，后又与社会学系合并成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并开始培养本科生。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本科所授学位为传媒、文化与社会、社会学。2002年6月，伯明翰大学关闭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
②Jonathon S.Epstein将西方的青年文化研究划分为美国芝加哥学派、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和以Henry Giroux,Douglas Kellner,Deena Weinstein为代表的美国文化批评研究三个时期。Jonathon S.Epstein(ed.)，Youth Culture: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d.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p.3.这里的划分与其略有不同.
③Michael Brake,Comparative Youth Culture:the sociology of youth cultures and youth subcultures in America,Britain,and Canad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paul,1985,p.34.
④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Hutchinson Publishing Group.1976,pp.10-16.
⑤⑨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J].文艺研究，2002(4).
⑥⑩斯图亚特·霍尔.种族、文化和传播：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M].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09.
⑦(12)亨利·吉罗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M].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8-91.
⑧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一种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M].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4-95.
(11)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导论[M].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
(13)本·卡林顿.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M].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
(14)转引自保罗.史密斯.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15)(16)安吉拉·麦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3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