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系统内部分化结构的生成机制探讨--基于学者职业生涯产出稳定性的分析_论文发表论文

学术系统内部分化结构生成机制探究——基于学术人职业生涯过程中产出稳定性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职业生涯论文,稳定性论文,过程中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5；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02-0013-09

      学术系统内部存在一个等级和地位差异的分化结构，这是一个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层面上都无可辩驳的事实。长期以来，在科学社会学以及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人们对该现象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分化结构特征的描述及其结构生成与形成的内在机制分析方面，却少有人把它纳入学术人职业生涯的全过程来分析该结构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在此，我们认为，从纵向职业生涯发展全程来观察学术系统内部分化结构特点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在群体意义上可以为我们把握学术人的成长规律提供些许认识，更重要的是，基于这种分化结构稳定性的探索与分析，可以为我们判断学术人的学术活力表现究竟是源自内部自我控制还是外部控制提供一个观察视角，并从中获得相关证据作为学术政策以及相关制度设计及其有效性评判的重要依据。

      一、关于学术系统内部的分化结构特征

      学术系统存在一个地位与等级分化的结构，或者说它是一个由精英主导的系统。关于这一结构的基本特征以及它的形成机制，在西方已经有过众多的研究。例如，默顿(R.Merton)、科尔兄弟(J.R.Cole and S.Cole)、克兰(D.Crane)、加斯顿(J.Gaston)、卡普洛(T.Caplow)、麦基(R.McGee)、哈金斯(L.L.Hargens)哈格斯托姆(W.Hagstrom)、普赖斯(D.Price)、朗(J.S.Long)、马尔凯(M.Mulkay)等学者都对此进行过经验层面的研究。笔者曾对该类主题的相关文献作过较为系统的梳理，故而这里不再赘述。[1]学术系统内部地位的分化结构往往表现为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包括各种实质性与象征性权力)分配格局，这种权力不平等的精英主导结构究竟在现实学术系统运作中发挥什么功能抑或是否存在各种潜功能，这并非本文的重点。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核心议题虽然也聚焦于学术人的地位获致或分化机制，但有别于上述所有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更期望从一个纵向的角度，观察学术系统内部分化结构在学者职业生涯展开过程中的稳定性。其背后的基本预设为：如果在学术职业生涯的早期，学术精英或者学术活力旺盛的群体与其他一般人群间的分化就已经发生，并且这种分化特征一直持续到职业的中后期，这很可能意味着，学术人的行为以及业绩表现更多地带有一种自我控制的特征，而诸如制度、政策以及组织环境等外部因素，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其影响作用，但相对而言它们是次要的或者是辅助性的。

      当然，这种主要源于个人资质和品质(如智力、兴趣、偏好、激情、个性、习惯和意志力等等)的内在控制过程，严格意义上并不排斥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埃森克(H.J.Eysenck)所认为的，创造性的成就与很多因素存在关联，包括如智力、获取知识能力、技术技能与特殊天赋等认知能力，如内在驱动、信心、不墨守成规和原创精神等个人品性，另外就是如家庭背景、宗教信仰、政治取向和教育背景等环境变量。[2]埃森克在此所谓的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变量，显然都具有某种相对的稳定性，他没有涉及其他如政策制度与组织环境因素可能对个人成就带来的影响。对此，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一个较为广泛的共识是，学术界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自身的运行机制如奖励回报与认可机制，对个体便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环境变量。正如默顿所认为的，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个建制化的过程，该建制运行的有效性便在于它能够给予少数原创性的研究以认可与奖励。而一旦获得认可，便意味着被认可者可以获得更为昂贵的设备资源、更多更优秀的研究助手、更多的论文发表等等优势，甚至形成一种多少有些负面，被哈格斯托姆称为“研究寡头垄断”(Research Oligopoly)的现象。[3]这一由原创性成就所带来的资源优势通常被称为优势累积效应(Accumulative Advantage)，而由获得认可到资源获得优势，再到地位与声誉的循环强化过程，则是学术界所熟知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

      在此，对于优势累积与马太效应的解释机制的合理性姑且不议，一个更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议题是：即使学术界内部的不平等格局的确与后期外部环境变量介入有关，那么，无论如何，学者生涯早期的原创性研究成就，尽管不能完全排斥学缘以及所在机构地位和声誉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但相对而言，它更多与个体的资质品质存在关联。换言之，假如在此我们能够通过实证数据证明，在学术人群中早期分化已经成为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那么它至少表明学者的内在资质、品质以及有关如出生背景和环境等先天与后天因素，很可能是决定其学术活力的初始性乃至关键性影响变量。

      关于学者群体内部的分化特征，早在1926年，洛特卡(A.J.Lotka)就研究发现，在化学科学家群体中存在一个规律，少数卓越者贡献了绝大部分学术产出，他对该规律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达：a(n)=C/n[2](n为单个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a(n)为发表n篇论文的人数，C为常数，表示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总数)。随后，在1963年，普赖斯认为，该规律同样适用于所有科学家群体，他通过多次重复统计表明，有6%的科学家贡献了超过50%的产出。[4]如果把洛特卡定律应用于所有学科，显然，它不可能是一个精确的数学模型，故而此后有众多学者先后从各个学科挖掘数据，尝试对其进行检验并加以修正。但是，该公式是否精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确实能够反映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趋势或者“在轮廓上所具有的一般性共识”[5]。而很多研究表明，不仅在学术发表数量上，甚至在成果引用次数上，洛特卡定律所反映的趋势都是一种不难确证的事实，即少数作者与少数成果往往贡献了更多的产出或引用。

      2014年，我们对我国56所传统研究生院高校教师展开了大范围的调查，通过对所有教师近三年的产出结果统计分析发现，在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学和医学)两大类学科教师中，教师的学术产出都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其中文科23%的高产出者贡献了67%的成果，理科22%的高产出者贡献了64%的成果，且这种分化存在于不同年龄阶段(见表1)。

      

      该结论表明，至少从学术发表的角度，我国高校教师群体内部也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化特征，大致上符合洛特卡定律所反映的趋势。不仅如此，不同年龄阶段都存在的分化格局表明，这种结构存在于教师职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只不过与上述国外研究情形相似，因为所获得的信息是截面数据，故而我们无法观察到这种分化结构是否在纵向上具有稳定性，即所谓早期低产出者在其职业中后期依旧是低产出者，高产出者在任何时期都是高产出者。我们认为，如果通过获得纵向数据，对特定群体职业生涯全过程不同时期的学术产出予以系统搜集和统计分析，其结论对理解学术系统内部的分化结构和洛特卡定律所具有的特殊意蕴或许更有意义，这也正是本文所聚焦的核心主题。

      二、纵向数据来源与分析

      为获得学者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的纵向数据，我们选择了五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学科，每个学科采集了100个45-65岁的教师样本。具体而言，先根据2013年教育部的学科排名选取各学科排名靠前的几所高校，登陆选定高校相关学科所在院系网站，随机选择满足上述年龄区间的教师，并搜集样本教师的基本信息。通过中国知网，搜索统计哲学、经济学两个学科选定教师的发表量和被引次数(仅计算CSSCI论文，第一作者)，登陆WOF(web of science)网站，搜索物理、土木工程、临床医学三个学科选定教师的发表量和被引次数(仅计算作者排序在前5的论文)。为考察学者职业生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表量的统计以五年为一个区间，统计出每位学者35岁之前以及35岁之后每隔五年的发表情况。搜集的相关样本的基本信息见表2：

      

      1.学术产出分化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所有样本发表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发现，无论是在45岁组(45-48岁)、50岁组(49-53岁)还是55岁组(54-58岁)，学术产出都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不到20%的高产出者贡献了50%以上的产出，而在理工科组中，这种分化特征更为突出。但是，低、中与高产出三组的分布结构并非呈严格的金字塔形态，低产出者与中等产出者比例大致相当，这当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低产出者样本比例偏高的现象(见表3、表4)。因此，就高、低产出差异与比例分配情况而言，大致上也符合洛特卡定律所反映的趋势。

      

      

      在不区分具体学科的情况下，就总体而言，目前年龄越是相对年轻者(45-53岁间)，其整个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学术产出都明显高于54岁以上者，年龄越大的组别，其整个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产出与引用都低于相对年轻者(见图1、图2)。这说明在整个学者群体中，世代效应(即出生与工作的年代差异)是造成学术产出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这种世代效应产生的根由，或许不排斥因入职年代不同而所受学术训练水平之间存在差异，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可能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引入SCI检索系统和建立CSSCI索引系统的关键性事件存在关联，正是这一关键性事件引发了我国重论文发表的学术评价制度全面改革。

      世代效应是不受个体控制的环境变量，它对群体中每一个体的影响基本上是等同的。在此，我们最为关注的现象是：在基本相似的大环境中，不同个体间是否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否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具有稳定性？统计表明，其实早在入职初期，学者间的学术产出与引用就存在很大差异。样本中，35岁之前零产出者达到48%；而发表超过5篇以上论文者为20%，在此我们权且称之为高产出者；1-4篇我们设定为低产出者，约为32%。通过对其此后发表数据跟踪分析发现：早期产出和引用与此后不同年龄阶段的产出和引用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见表5、表6)。

      

      图1 不同年龄组各年龄段论文产出分化情况

      注：45岁组：45-48岁；50岁组：49-53岁；55岁组：54-58岁；60岁组：59-63岁。

      

      图2 不同年龄组各年龄段学术发表被引次数分化情况

      注：45岁组：45-48岁；50岁组：49-53岁；55岁组：54-58岁；60岁组：59-63岁。

      

      从图3、图4中可以发现，通过对文理科不同产出水平组纵向发表均值的分析，35岁之前的文科高产出者(发表CSSCI论文5篇以上)与其他组别产出者发水平间的差异虽然具有不稳定性，但彼此间的差异始终存在。而理工科三组产出者间的分化(35岁之前发表4篇以上论文为高产出者)不仅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且在超过40岁之后，彼此间的分化甚至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2.学术产出分化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学者在职业生涯中后期的学术产出与早期学术能力以及其他变量间的关系，我们以46-50岁间的发表量作为因变量，把35岁之前的发表水平假定为早期学术潜质与能力，同时代入其他可能存在影响的自变量如性别、学历背景(海外与国内)、年龄与学科背景等。经回归分析后发现，年龄、性别与学历背影等变量没有进入回归模型，而35岁之前的学术产出对中后期的学术业绩表现有显著影响，学科间的差异也较为显著。这足以说明入职初期的学术产出是预测中后期学术业绩的重要变量，工科领域表现最为突出(见表7)。换言之，不同学者的早期产出差异与后期产出分化间存在相对一致性。这也表明，学者的内在个性与能力潜质等相对稳定的因素，很可能是影响其整个职业生涯过程的重要因素。

      

      图3 文科35岁之前不同产出组此后在各年龄段的发表量变化趋势

      

      图4 理工科35岁之前不同产出组此后在各年龄段的发表变化趋势

      

      三、研究结论及其理论与政策价值

      本研究通过小样本的探索性研究，不仅证实了我国学术界存在洛特卡定律所反映的分化趋势，更重要的是证实了学者早期学术表现与职业生涯中后期学术成就间存在的高度关联性，因而也间接地证实了作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个人品性、学术潜质与能力等素质在学者整个职业生涯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由此，它从基础层面为学术制度与政策方案设计提供了一个有重要价值的理论依据，即本研究虽然没有否定学术界中存在的优势累积与马太效应现象，也没有完全拒绝组织以及环境对个人成就的影响，但它至少表明，在控制组织与环境变量的前提下，诸如学术兴趣、抱负、激情、偏好、能力潜质以及意志力等学者个体的内在因素，对其学术业绩的表现更具有持续且相对稳定的影响。

      当然，即使存在组织与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源自个体对环境感知的不同，而这种自我感知也是个体差异的表现。布莱克本(R.T.Blackburn)等人通过对全美高校教师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真正构成高校教师产出驱动力的主要因素有三个：自我把控的能力、角色偏好以及对机构赋予角色期望的感知。[6]前两个显然为内在自我控制因素，而第三个因素虽然与环境有关，但它是通过个体对环境的感知而间接发生作用的。换言之，假定在特征环境(制度环境)或者特定组织(如研究型大学)中，相关环境变量诸如制度、政策与资源条件等，其对待所有个体应该至少在程序意义上(非实质意义上)是公正的，但个人的感受则未必一致，这显然关联到个体差异。

      总之，本研究揭示的学者个体的内在自我控制因素是学术系统内部分化的相对稳定变量的结论，或许能给予我们如下有关学术制度与政策方案设计的启示：

      第一，研究结论表明了学术人早期选拔与培养的特殊重要性。在学术新人的遴选诸如博士生选拔以及新任教师聘任过程中，应从严设置入职门槛，对个性与内在潜质的综合评价与判断或许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简言之，是否具备创造潜质和以学术为志业的抱负与精神气质，在今天依旧应该是考察学术新人的重要评判标准。

      第二，研究结论也证实了建立一个有效的“非升即走”制度的合理性。既然早期成就对学者整个职业生涯发展水平具有很高的预测性，确立一个6-7年的考察期，不仅有利于用人单位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更重要的是，对个体也提供了一个自省与重新矫正职业选择的机会，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新兴产业与行业不断涌现，就业与创业机遇越来越多，职业选择极为多样化的时代。当然，对高校而言，为保证过渡期中每一位新教师潜力的充分发挥，必要的生活、工作、时间等条件保障与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关键。

      第三，如果说学术系统内部结构分化是一种常态，而这种常态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术人的内在自我控制因素，显然，就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而言，在学术场域采用各种过多的外在强刺激手段，甚至引入企业经营策略来管理学术人群体，或者采取针对少数人的例外或特殊政策倾斜，其效果是值得存疑的。通常而言，学术不会是因为有过多的外在激励而卓越，而是因为学者有卓尔不群的内在潜质才繁荣，它取决于学者内在的学术追求、精神满足和良好的工作习惯。因此，在经过考察期后，维持组织良性运行的基本制度建设和有利于个人成长与发展的良好环境营造，相对于那些带有各种创新标识的非常态激进改革和功利驱动，或许对学人保持平和的心态及其健康成长更为重要。

      第四，学术系统内部从来不缺乏外在激励机制，如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制度、研究项目的竞争性制度、学术共同体内部所特有的学术发表与同行认可机制等。上述激励机制本身带有长期性，贯穿于学术人职业生涯全程，且由于学术成就的获得与认可过程相对漫长，物质回报菲薄，因此，没有沉稳的心态与极强的忍受力，一般人恐怕很难经受住持续的精神紧张与压力。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学术界普遍接纳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提出的在考察期结束后实行终身教职的主张，其出发点虽然是维护学者的学术自由，但它在有意无意之中以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保障了学术职业的稳定性，营造了一种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工作环境，从而使得并未真正缓解的外在压力转化为更为充盈的追求智识和新奇的内在动力。精神追求与学术(包括声誉)认可较之功利性的刺激更具有稳定性，而且它所带来的适度压力并不会引起心态的失衡。巴伯尔特(J.Berberet)的研究发现，即使对于已经无晋升与生计之虞的职业后期(50岁之后)高校教师而言，高达98%的人仍把智力意义的刺激视为职业满意度的主要源泉，而且他们的旨趣更加带有跨学科性，更愿意把精力转向有趣的领域，甚至76%的人认为这个时期是他们最具有创造力和高产的时期。[7]职业的稳定性赋予了优秀学者以冒险精神和探索新领域的志趣，因而也保护了他们持续拓展知识疆域的士气，规避了某些职业因为工作性质单调和重短期业绩考核所带来的焦虑以及职业倦怠感。

      第五，学术系统内部的分化是一种自然状态，即使抬高门槛和通过了考察期，学者群体的内部分化也依旧存在，甚至有可能因为存在的优势累积效应而更为明显。相对而言，研究型大学中精英荟萃的优势更为突出，但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人人都能成为精英。近年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往往采取适当压缩终身职规模，增加非终身轨和终身职教师比例的办法来分担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些已经获得终身教职而研究业绩不彰的教师，要么主动向其他机构流动，要么甘愿承担更多的教学或管理事务，从事其他更符合个人能力与资质的事务，既维护了个人的尊严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近年来，鉴于我国教师流动机制不畅与教师聘任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很多高校逐步建立了教师分类管理制度，尝试为教师按其自身的能力和兴趣开辟不同的分流路径。然而在现实运作过程中，因为不同路径的晋升与薪酬分配标准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分类更多地带有分等色彩，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一个基于自身能力与趣味的自我选择和自主流动的机制尚未形成，其最终结果是教学与科研并重的轨道几乎成为所有人的路径选择。更令人心忧的是，在急功近利政策主导的大环境中，院校之间的定位因为教师考核标准的同质性也愈加模糊，导致一种所有高校都争创“一流”、人人都要成为“精英”的态势。这种态势不仅有违自然规律，而且不利于每一个体按“各有所好”、“各尽所能”的方式自然发挥，也是引发目前学术功利化、泡沫化和虚假繁荣现象的主因。在此不妨再引申一下，学术界的这种景象与我国基础教育强调统一规范、个性化教育严重缺失，但在知识掌握与理解能力培养上甚至颇具国际优势的格局相互映衬和互为镜像，它其实反映了在一个看似重知识重教育的国度，国民整体原创精神和创造活力尚不尽如人意的深层社会心理根由、文化习性与制度惯性。

      最后，或许还有必要展开并特别重申的是，学术以思考为业，即使在学术工作越来越具有“稻粱谋”色彩、“学”越来越为“用”所挟持的今天，内在驱动而不是外部驱使与诱惑依旧是学术人成就卓越的精神根基，也是一个国家培养大批优秀学人最终走向学术繁荣的深层原因。学术创新仅仅是创新型国家的一个局部，有价值的创新活动可能存在贡献差异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可以表现为思想、理论、方法、技术、技能与技艺等各方面的创见与创意，覆盖社会所有行业、工作、工种与岗位，甚至也渗透于日常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唯有当社会成员的个人潜能都得到尽可能充分挖掘之时，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才会初具形态。就此意义而言，在学术领域，最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其价值取向或许并非是过多的外在强制、功利诱导与刺激，而依旧是如何营造一个呵护学术人自主探究、自主选择和自我发展的空间。就社会而言，则是如何创建一个让每一个体有尊严的公正和自由环境，这其实也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它不应该是一种抽象建构，而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常态。唯有在这样一种常态社会中，每一个体才有可能按其所能在各自工作与生活领域将其潜能最大程度地发挥。

      四、研究局限与有待进一步深究的议题

      本研究通过搜集特定学者按年龄阶段分布的纵向发表数据，探索其学术产出或研究活力在不同职业生涯时期的稳定性，限于资料搜集的困难，研究结论及相关理论解释难免存在如下局限：

      第一，关于学术活力与工作业绩的表现更多关注的是学术产出，没有也难以对其不同阶段其他如教学、管理与服务的表现予以客观分析，且没有充分考虑到学术发表的质量因素，因此，研究结论难免存在偏颇之处。第二，研究样本仅覆盖五个学科，且样本规模相对较小，故而可能存在漠视更多学科间所存在的差异问题。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大类中，专著以及其他类别的著作发表本身也是重要指标，但因为无法通过数据库采集而难以兼顾，故而可能出现产出低估的问题。第三，所选择的样本都来自带有研究取向的高校，并不能代表所有高校，因此样本特征多少带有特殊性。第四，为能够采集到学者职业生涯全程的纵向发表数据，特定的年龄设限(45岁以上)是必要的，如此存在的问题是有可能忽略学者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的世代效应问题，即使是所获取样本的出生与就职年代都存在差异，更遑论其他更多没有纳入样本采集的45岁以下群体了，来自职业成长环境的差异是否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以及理论解释的普遍性，这是本研究难以验证的。

      最后，还有必要交代的是本研究关于学术系统内部分化的理论解释，研究以不同年龄阶段人群产出在总样本中的地位稳定性来推断个体内在因素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但并没有也无法确认究竟是先赋性还是后天性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智商、性格、家庭背景、入职前教育背景等等。此外，因为样本来源机构在研究实力、声誉和地位上具有相对均质的属性，我们也无法推断因为机构类型与水平殊异，其相应的组织环境变量差异是否会对教师产出带来显著性的影响，在高产出入群身上是否存在优先效应(早期成就为个体所带来的心理暗示和强化)和优势累积效应(个体早期高产出强化了其后期的资源占有优势)也未可得知。这些问题既反映了实证研究本身难以摆脱的局限性，也预示了未来有待进一步获得证据和深究的方向。

      本论文为团队研究成果，阎光才负责研究整体设计与论文具体撰写，丁奇竹负责数据处理，刘倩伊、黄欢等研究生参与了大量数据采集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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