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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2)04-0081-09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和其他形式相比，选本的影响力尤为强大。鲁迅对选本多有批评，但他同时也指出：“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1](P136)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也指出：“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各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称量出来。”[2](P5)这些都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不仅在中国文学中是如此，站在汉语文学圈的范围内来考察域外文学，也同样会看到选本的实际影响，远超过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专书。
宋代以后，选本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包容性最广、因而也最便于扩大影响的批评方式。如果我们把眼光扩大到整个汉语文学世界，就不难发现，在域外汉文学圈中，影响最大的也是选本。受到中国文学选本的启示，在这些国家中也出现了自身的文选。本文将以韩国和日本的汉文学为例，对此问题略作说明。需要补充的是，周边国家文学之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以汉文学的表现最为明显，这并不是说非汉语的文学就没有关系。以日本文学为例，如《万叶集》在分类及作品上，显然受到《文选》的影响。《万叶集》主要分作三类：杂歌、相闻、挽歌，皆出于《文选》。山上忆良、大伴家持等人的和歌中也化用《文选》的成句。又日本女性文学亦受到影响，如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中已提到《文选》。这些问题，前人已有论述，本文不再涉及。
一、选本与韩国汉文学
中国选本之流传韩国，以《文选》为最早。统一新罗时代，国学便以《文选》为教材。据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十八《杂志》第七载：
国学，属礼部。神文王二年(682)置，景德王（742-764在位）改为大学监，惠恭王（765-775在位）复故。……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3](P392)
又《旧唐书·东夷·高丽传》载：
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4](P5320)
由此可知，从初唐以后，《文选》在东国的传播已相当广泛。而且，作为集部的惟一之著，《文选》尤其受到重视。《新罗古记》记载当时文坛状况云：“文章则强首。”[3](P533)而强首幼时所读书就包括《文选》（注：参见《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强首传》。）。
崔滋《补闲集序》历数高丽朝光宗（950-975在位）至文宗（1047-1082在位）时贤俊“济济比肩”、“星月交辉”，以为“汉文唐诗，于斯为盛”。又引其前辈俞升旦语曰：
凡为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5](P107)
可见，《文选》所录诸文，在高丽朝具有典范意义。所以凡涉大制作，皆可以据为典要。《东文选》中有李仁老《和归去来辞》、崔滋《三都赋》，诗歌中使用《文选》之典亦屡见不鲜。如李仁老《竹醉日移竹》“何必登楼吟，信美非吾土”[6](P52)之用王粲《登楼赋》，李达衷《次益斋诗韵》“行歌沧浪水，耻憩恶木阴”，[6](P70)上句用《楚辞·渔父》，下句用陆机《猛虎行》。但高丽朝中期以后，文风转为学宋，尤其崇尚苏轼（注：如崔滋《补闲集》卷中指出：“近世尚东坡。”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云：“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这都是指高丽朝中叶以后。），《文选》的影响遂渐趋式微。
朝鲜时代在民间流传较广的是《文章轨范》、《联珠诗格》、《古文真宝》等选本。许筠《惺翁识小录》下指出：“国初诸公皆读《古文真宝》前后集以为文章，故至今人士初学，必以此为重。”[7](P347)金时习《得古文真宝》诗云：“此宝若能藏空洞，满腔浑是玉
琤。”[8](P145)洪暹《以古文真宝后集赠明仲弟》云：“少小论文思一读（按指读《真宝》），善本曾蒙静老惠，字样满纸璨银钩，匪懈遗迹骇瞻睇。”[9](P310)金隆有《古文真宝前集讲录》，据其五代孙金尚建附言，此讲录乃“先生之亲受师教，以诏后学者也”。[10](P541)其师即大儒李滉（退溪），他曾经以此书为教材授徒，故在朝鲜流传甚广。以现存韩国的《古文真宝》而言，仅据《诚庵文库目录》所载，便有朝鲜时代刊本五十三种（注：参见《韩国典籍综合目录》第四辑。汉城：国学资料保存会，1975年版。），其数量是惊人的。金锡胄《古文百选序》指出：“近世选文者，西山有《真宝》，谢氏有《轨范》，是二书最盛行于今。”（注：案：《古文真宝》非真德秀编，金氏误记。）[11](P243)这些书在当时都是文学启蒙读物。如柳希春《庭训·读书解文第四》云：“凡儿童，先学《字类》，次学《联珠诗格》，次读少微《通鉴》，以发其文理。”[12](P212)李植《示儿孙等·科文功夫》云：“韩、柳、苏文，《文选》，八大家文，《古文真宝》，《文章轨范》等中，从所好钞读一卷，限百番。此属先读。”[13](P514)《联珠诗格》和《文章轨范》在朝鲜也多有翻刻，并且流传到日本（注：日本山本信友《新刻唐宋联珠诗格序》中就提到“绿阴茶寮朝鲜本”以及“朝鲜版翻刻本”；昌平坂学问所于嘉永六年(1853)覆刻官版《文章轨范》，有松崎纯俭跋文云：“此书国学旧所刊者为重雕朝鲜本，相传为其遵谢氏之旧，毫无所改。”）。这些书，对于当时汉文学的启蒙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朝鲜宣祖朝(1568-1608)开始，诗坛风气转而学唐，宗明人之说，而影响最大的就是明代的唐诗选本。许筠《鹤山樵谈》云：
仲氏诗初学东坡，故典实稳熟，及选湖堂，熟读《唐诗品汇》，诗始清健。[14](P294)
仲氏论学文章须要熟读韩文……为诗则先读《唐音》。[14](P299)
李睟光《芝峰类说》卷七云：
《唐音》之选，世号精粹。然其诗仅一千三百四十一首，而律绝尤少，且不及李、杜、韩集，未免疏略。《鼓吹》所编只七言近体，而《三体》无古选长篇。其最优者惟《品汇》乎？
高棅撰《唐诗品汇》，以武德以后为初唐，开元以后为盛唐，大历以后为中唐，开成以后为晚唐。又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馀响。其以陈子昂、李白为正宗，杜甫为大家者最有斟酌。明人谓高廷礼《唐诗品汇》大有功于诗教，是矣。[15](P198)
对于朝鲜中期诗坛风气的转变，这些选本的作用是不应忽略的。
在中国选本的影响下，韩国文学史上也出现了不少选本。目前可以考知的最早的选本是崔瀣的《东人之文》，其全书已佚，仅存《东人之文四六》十五卷以及全书序文，后者见于其《拙稿千百》和徐居正《东文选》中。其编选缘起，一是由于东国自古以来仰慕华风，文章粲然可观，“然而俗尚惇庬，凡有家集，多自手写，少以板行，愈久愈失，难于传广”；二是由于在与中国文士相接时，“间有求见东人文字者，予直以未有成书对。退且耻焉，于是始有撰类书集之志。……起于新罗崔孤云，以至忠烈王时，凡名家者，得诗若干首，题曰《五七》；文若干首，题曰《千百》；骈俪之文若干首，题曰《四六》。总而题其目曰《东人之文》。……欲观东方作文体制，不可舍此而他求也”[16](P41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集成之书”，其编纂动机是为了保存并光大本民族的文学遗产。闵思平《送郑谏议之官金海得见字》云：“东人文数卷，拙翁手所撰。观其用意深，奚啻比骚选。所以欲刊行，要令华人见。”[17](P58)不难发现其“文章华国”的用心。后来的选本如《东文选》，也具备汇辑作品的功能。徐居正在《东文选序》中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秦而汉，汉而魏晋，魏晋而隋唐，隋唐而宋元，论其世，考其文，则以《文选》、《文粹》、《文鉴》、《文类》诸编，而亦概论后世文运之上下者矣。……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也哉？奈何金台铉作《文鉴》，失之疏略；崔瀣著《东人文》，散佚尚多，岂不为文献之一大慨也哉？[18](P163)
其序中提到的中国选本，正是其编选《东文选》的样板。高丽及朝鲜早期选本的编选初衷都有保存文献的目的，因此，它们也就成为研究新罗、高丽朝文学的基本资料。如赵云仡《三韩诗龟鉴》、徐居正《东文选》、金宗直《青丘风雅》、南龙翼《箕雅》等，未有文集留存下来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有赖这些选本流传至今。
《东文选》既然以多取胜，不免有失于滥。成伣《慵斋丛话》卷十讥之云：“是乃类聚，非选也。”于是后来有《东文粹》之编。权应仁《松溪漫录》卷下云：
佔毕斋（金宗直）先生以《东文选》徇私不公，择焉不精，淘沙拣金，更拔其尤。文曰《东文粹》，诗曰《青丘风雅》，可谓极精矣。[14](P400)
既然有所选择，就必然会有其审美标准，成伣《慵斋丛话》卷十指出：
成谨甫在时编东人之文，名曰《东人文宝》，未成而死。金季昷踵而成之，名曰《东文粹》。然季昷专恶文之繁华，只取醖藉之文，虽致意于规范，而萎
无气，不足观也。其所撰《青丘风雅》，虽诗不如文然，诗之稍涉豪放者，弃而不录，是何胶柱之偏。[19](PP258-259)
申从濩《东文粹跋》云：
夫文以理胜为主，不于其理而徒屑屑于文字之末，以雕缋组织为巧，以遹怪险涩为奇，则皆公所不取。惟切世用、明义理，然后取之。是书也，取舍合其公，繁简得其中，其永传于后世也决矣。[20](P23)
有标准就有好恶，也就会引起时人或后人的共鸣或反对，这便具备了文学批评的意义。
和中国选本一样，韩国选本中也往往带有评点和注释。现存最早的批点，见于《三韩诗龟鉴》。但其所录为崔瀣评点，可能出于崔氏所编之《东人之文五七》。这些评点极为简略，如评崔致远《蜀葵花》曰：“公自况。”评《江南女》曰：“若用谩字，尤妙。”[21](P4)《青丘风雅》的内容就丰富一些。卷首列《诸贤姓氏事略》，往往保存了一些诗人的传记资料，足以资考证。而在注释中，编者往往将本于中国诗人的诗句表出，从中可以窥见韩国汉诗与中国诗学的渊源。注释之外也有评论，如评俞承旦《宿保宁县》曰：“公之诗大抵工于锻炼而无斧凿痕。”[22](P245)又如评李崇仁《新晴》诗曰：
诗意谓灵运“春草”之句，渊明“采菊”之诗，俱是景与意会，偶然成文尔。岂区区乞灵于古人之陈语哉？此公自负之作。[22](P380)
此后许筠《国朝诗删》亦有批点注释，《韩国诗话丛编》将这两种选本收入，当着眼于此。
韩国时代的选本从入选对象看，可粗分作三类：即专选本国诗，专选中国诗，兼选中韩诗。朝鲜时代一些选本辑存文献的意识不浓，体现出一定的选编宗旨。如李珥编《精言妙选》，分作元、亨、利、贞、仁、义、礼、智八集，其《序》曰：
人声之精者为言，诗之于言，又其精者也。诗本性情，非矫伪而成，声音高下，出于自然。三百篇曲尽人情，旁通物理，优柔忠厚，要归于正，此诗之本源也。世代渐降，风气渐淆，其发为诗者，未能悉本于性情之正。……患诗源久塞，末流多歧，学者睢盱眩乱，莫寻其路，乃敢采其最精而可法者，集为八篇，加以圈点，名曰《精言妙选》。以冲淡者为首，使知源流之所自，以次渐降，至于美丽，则诗之络脉，殆近于失真矣。乃以明道韵语终焉，俾不流于矫伪，去取之间，有意存焉。[23](P271)
作为朝鲜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他的选编宗旨就是要通过阅读诗歌，以恢复性情之正。所以序文之外，又写了《总叙》，对每一集的选编宗旨再三言之，兹录其第一则如下：
元字集曰：此集所选，主于冲淡萧散，不事绘饰，自然之中，深有妙趣。古调古意，知者鲜矣。唐宋以下诸作，品格或不逮古，间有近体，而皆无雕琢之巧，自中声律，故并选焉。读此集，则味其淡泊，乐其希音，而三百之遗意，端不外此矣。[24](P533)
有些选本出于御旨，如《杜陆千选》；有些选本则流行于民间，如《百联抄》，从中都可以考察诗风的变化。《百联抄》是一部教授童蒙作诗的教材，从唐宋诗歌中选取一百联诗句，供儿童揣摩效仿。从可考的诗句来看，实以唐诗为主，宋诗中仅有苏轼、王安石、胡宿三人。这也正表明了诗坛风气由宋诗向唐诗的转变。
总之，选本一方面能够影响文风的变化，一方面又能够体现文风的转换。在域外汉文学的历史上，选本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选本与日本汉文学
中国选本影响及日本汉诗文的，首先也是《文选》。《文选》传入日本的时间早在推古帝时代(592-628)，圣德太子(574-622)《十七条宪法》中“有财者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之句，即出于李康《运命论》：“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文选》卷五十三）元正帝养老二年(718)刊行的《近江令》元：“凡进士试时务策二条，所帖读《文选》上帙七帖，《尔雅》三帖。”所以，当时的文学之士皆熟悉《文选》（注：参见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东京：共立社书店，1929年版，第270-286页。）。林鹅峰《本朝一人一首》卷一纪古麻吕《望雪》诗下指出：“《怀风藻》中，才子唯慕《文选》古诗，而未见唐诗格律之正。”[25](P351)《怀风藻》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诗集，其书多受《文选》影响（注：参见吉田幸一《怀风藻と文选》，载《国语と国文学》九卷十二号，1932年12月。）。而敕撰三诗集的编排方式，受《文选》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在编者的序文中已表现出来。如《凌云集序》云：“魏文帝有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信哉。’”这出于曹丕的《典论·论文》，见《文选》卷五十二。又如：“辱因编载，卷轴生光。犹川含珠而水清，渊流玉而岸润。”这又是模仿了陆机《文赋》中“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的句式，见《文选》卷十七。《文华秀丽集序》云：“或气骨弥高，谐风骚于声律，或轻清渐长，映绮靡于艳流。可谓辂变椎而增华，冰生水以加励。”这出于《文选序》中“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至于《经国集》，从书名上即可知其取意于《典论·论文》。除了吸收《文选序》，李善《上文选注表》的文字对这些选本也有影响。在分类方面，其摹仿的痕迹也十分明显。兹以《文华秀丽集》为例，与《文选》的诗歌分类略作对比，表列如下：
表1 《文选》《文华秀丽集》诗歌分类对照表
《文华秀丽集》
《文选》 《文华秀丽集》
《文选》
游览
游览艳情
宴集
公讌
乐府
乐府
饯别
祖饯梵门
赠答
赠答哀伤
哀伤
咏史
咏史杂咏
杂诗
述怀
咏怀
从以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其分类方式基本上是延续《文选》之旧。和《文选》略有不同的是，日本的选集在内容上并不排斥艳丽，所以在分类上，本书乃专立“艳情”一目。又因受到佛教影响，所以专立“梵门”类。《经国集》二十卷，现存六卷，诗四卷，其门类分别是“乐府”、“梵门”和“杂咏”，显然与《文华秀丽集》一脉相承。
王朝文学的崇拜对象是《文选》和白居易诗，五山文学则追求一种新的文学范式，效仿对象是杜甫、中晚唐诗和宋诗（特别是苏轼和黄庭坚），而取代《文选》地位的书就是《三体诗》和《古文真宝》。林鹅峰《题侄宪所藏文选后》云：
赋文以类分，选而取粹，古来以此为最。且李善援用之详，五臣注解之通，太便于博赡也。……故本朝菅、江诸家博士，成业扬名，藉此书之力者不为不多。近岁少年丛偶学诗文者，狭而《三体》、《真宝》，广而苏、黄集而已，至如《文选》则束阁而不读焉。[26](P407)
《三体诗》是南宋周弼编，约成书于淳祐十年(1250)，这是随着江湖诗人、市民诗人群的兴起而出现的有关诗学入门方面的教科书。先后出现的如魏庆之《诗人玉屑》（成于1244）、方回《瀛奎律髓》（成于1283）、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成于1300）等，这些书在五山时期都大受欢迎，其中以《三体诗》为最。
《三体诗》等书的风行，还可以在时人的其他记载中得到印证（注：在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集》中，就有他某日为二三子讲“三体”诗法，或者与门人有关《三体诗》问答的记录。参见应安二年九月二日、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康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永德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诸条。），最为明显的，则是各种翻版和注释本的出现。元朝末年，许多从事木版雕印的刻工，为了躲避战乱，纷纷东渡日本，在京都的五山寺院得到庇护，同时也就促进了日本印刷业的发达。其中除了和佛教相关的书之外，也有文学类的书，数量多达二百余种。关于《三体诗》的注解就有《三体诗抄》（义堂周信）、《三体诗抄》（村庵灵彦）、《三体诗抄》（雪心素隐）、《三体诗绝句抄》、《晓风集》，足见当时的诗学趋向（注：参见上村观光《五山诗僧传》总叙，见《五山文学全集》别卷，东京：思文阁，1973年版。山岸德平校注《五山文学集·江户汉诗集》“解说”，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版。）。林道春《三体诗古文真宝辩》就指出：“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学诗则专以《三体唐诗》，学文则专以《古文真宝》。”（《罗山文集》卷二十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中期，李攀龙的《唐诗选》大行于世，《三体诗》才失去其权威地位。
江户时代中期的诗风由沿袭宋调转为崇尚唐音，这与荻生双松（号徂徕）的倡导有着密切关系。他认为“六经”为中国圣人之学，而朱子的《四书》孕育着心学，实质上是老庄之学。所以他主张掌握古文辞，从而理解“六经”中记载的圣人之道。以他为代表的学派，也就称作“蘐园学派”或“古文辞学派”。这种复古的要求，也促使他极力推崇明代后七子领袖之一的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注：太宰纯《诗论附录》指出：“徂徕先生选明诗而名以《唐后诗》，中载李于麟七言绝句三百首，先生谓明诗以于麟为至，于麟七言绝句无一首不佳，故载之最多。”《日本诗话丛书》第四卷，东京：文会堂书店，大正九年(1920)版，第300-301页。）于是，托名李攀龙编的《唐诗选》（注：李攀龙曾编过《古今诗删》，所谓的《唐诗选》乃书商以其中唐诗部分为基础纂成。《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古今诗删》提要指出：“流俗所行，别有攀龙《唐诗选》。攀龙实无此书，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庸诗，加以评注，别立斯名。”当然，此书反映的基本观点还是李攀龙的诗论，这也是其书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江户时代就兴盛一时。徂徕的门人服部南郭曾为之校订，又作《唐诗选国字解》。其校订本《附言》云：“唐诗莫善于沧溟选，又莫精于沧溟选。”[27](P1)故此书重印次数多达二十，印数近十万部。与之相关的，还有《唐诗选画本》等书的问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书上还往往印有“不许翻刻，千里必究”或“至于沧海，不许翻刻”的字样，这种版权意识与此类书的有利可图是结合在一起的（注：参见村上哲见《唐诗选の话》，载其著《汉诗と日本人》，东京：讲谈社，1994年版，第190-236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诗风，以及汉诗创作民间化的趋向。在李樊龙的诗歌诸体中，以七律最为擅长。但格调辞意颇多重复（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载王承甫《与屠青浦书》评论李诗云：“七言律最称高华杰起，拔其选，则数篇可当千古；收其凡，则格调词意，不胜重复矣。海陵生尝借其语，为《漫兴》戏之曰：‘万里江湖迥，浮云处处新。论诗悲落日，把酒叹风尘。秋色眼前满，中原望里频。乾坤吾辈在，白雪误斯人’云云，大堪绝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受其影响，江户中期汉诗亦有此弊。俞樾指出：
东国自物徂徕提唱古学，一时言诗悉以沧溟为宗。高华典重，乍读之亦殊可喜。然其弊也，连篇累牍，无非天地、江湖、浮云、白日，又未始不取厌于人。
（《东瀛诗选》卷十）
此下诗风，又不得不变，人们开始集中于对李攀龙及其《唐诗选》的批评。如太宰纯（号春台）《诗论附录》指出：“于鳞诗用套语者多，所以不及唐人也。”[28](P314)天明朝(1781-1788)以后，痛斥“伪唐诗”，提倡宋诗的议论更多。菊池桐孙《五山堂诗话》卷一曰：
山本北山先生昌言排击世之伪唐诗，云雾一扫，荡涤殆尽。都鄙才子，翕然知向宋诗，其功伟矣。[29](P538)
山本北山之语，主要见于其《作诗志彀》和《孝经楼诗话》中，如后者卷上指出：
《唐诗选》伪书也，《唐诗正声》、《唐诗品汇》妄书也，《唐诗鼓吹》、《唐三体诗》谬书也，《唐音》庸书也，《唐诗贯珠》拙书也，《唐诗归》疏书也，其他《唐诗解》、《唐诗训解》等俗书，无足论也。特有宋义士蔡正孙编选之《联珠诗格》，正书也。（注：原文为日语，兹撮译其大意。）[30](P72)
此下诗风又转而学宋。特别是当时的作者层，已完全突破儒士的圈子，扩大到民间，所以在宋诗中，又特别学习晚宋江湖、四灵的精巧清新的作风。蔡正孙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又开始重新受到欢迎。
从日本汉诗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时期诗风的形成，皆有一种选本作为写作典范；而诗风的转变，也往往靠选本为之推波助澜。选本在日本汉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也同样是彰彰在人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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