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发展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纳论文,中西论文,逻辑论文,古典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对个别的特殊事物的认识到对一般的普遍事物的认识，这是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它反映在思维形式上就是由个别的特殊性的判断上升到一般的普遍性的判断，这就是归纳法。纵观逻辑学发展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在古代就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认识和运用着这种方法，并逐渐把它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系统研究。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等不同，中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大的差异。笔者认为，从理论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能够更好地发展现代逻辑科学。
一、中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的相同点
（一）大约是在同一时间，中西方古人对归纳逻辑思想进行较自觉运用并加以初步总结。
约公元前5世纪中国逻辑思想的启蒙者孔子和墨子，就已经注意到了归纳方法并能较自觉地运用。孔子的“闻一知十”思想就初步体现了从一类的个别事物推知此类的其他事物的归纳类推的思想；墨子在其著作中大量地运用了归纳方法，在《墨经》100多个可解条目中，举有一个或多个实例以证明某个一般性论断的，就有35个条目，可见墨子对归纳法的运用已不是偶然的，而是较为自觉而熟练的。同一时代，西方的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意识到并已较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德谟克利特的重寻求因果关系的思想，苏格拉底运用归纳法得出较为普遍性的伦理定义的思想，以及柏拉图把归纳方法运用于对“理念”的认识等等都说明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西方先哲们已经能够较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墨家又对这一方法加以初步总结，得出“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而问之”[①]这样的“止”式推理，把中国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而此时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这种方法加以初步的总结，他认为“归纳是从个别到普遍，从已知到未知并且从比较熟悉的感觉对象到即使不是常为大多数人熟悉的东西的过渡。”[②]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局限，他们都没有能够对归纳作出精确的定义，更没有能够提出归纳方法的一般逻辑形式。尽管如此，他们对归纳逻辑思想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
中西方之所以会不约而同地对归纳方法自觉地运用并加以初步总结，是由早期人类思维发展及思维形式的特点决定的。当时正处在奴隶社会的中晚期，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初步的，他们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发现许多事物具有同和异，并据此把事物分为许多种类，进而概括出同类事物的一般属性，这是古代归纳逻辑的根源。同时，中西方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认识的同时间性，也体现了思维形式的全人类性。
（二）从发展过程上看，中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各自都经历了三
次发展高峰。
在中国，从孔子对归纳思想有初步的意识，到墨子大量运用这种思想方法，到后期墨家的“止”式推理，韩非提出观察、比较、验证的归纳思想，以及《吕氏春秋》中具有的通过“类”进行观察比较，强调探求事物原因的思想，直到王充把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发展到高峰。王充的逻辑思想的核心就是用事实去验证一个一般性的道理，“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其实质就是归纳论证。由于他的论证逻辑自成体系，他对归纳方法的运用也是空前的，从而使中国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发展到第一次高峰。朱熹继承了前人的归纳逻辑思想，并进一步对归纳方法进行了概括性的初步总结。他主张“即物穷理”，要认识“理”除“自上面做下来”外，还要“自下面做上去”，即“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③]也就是说从零零碎碎的个别事物逐渐上升到最高的一般概念。他又进而把归纳法分为“穷尽的”和“不穷尽的”，指出运用“不穷尽”的方法所得结论是“大概是如此”。[④]这在中国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史上有很大影响，为第二次发展高峰。到近代严复、梁启超等学者翻译了西方逻辑名著，并加上自己的旁注，反映了他们的逻辑思想，从而促进了中国古典归纳逻辑思想的发展。如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是英国近代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穆勒的著作，使国人耳目一新，“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侯官严氏允称巨子。”[⑤]梁启超不仅重视介绍国外的归纳逻辑思想，而且把它与中国古典归纳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他号召全民学习西方的归纳法认为，“演绎法只能推论其所已知之理，而归纳法专以研究其所未知之理。培根之所以独荷近世文明初视之名誉者，皆以此也。而数百年来全世界种种学术之进步亦罔不赖之。”[⑥]在严复和梁启超的号召和影响下，近代学者们大量借鉴国外归纳逻辑思想，对我国古典归纳逻辑思想进行研究，使其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对归纳方法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他把归纳分为证明的推理形式（相当于完全归纳）和辩证的推理形式（相当于不完全归纳），同时还研究了作为认识方法的归纳，是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到近代由于实验科学的发展，培根把归纳方法发展到更高阶段，他第一次比较具体而系统地阐述了归纳逻辑，明确地规定了归纳方法的目的和基本步骤，他把分析、观察、实验和比较等寻求因果联系的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较为科学地建立了归纳逻辑体系，是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高峰。穆勒继承并发展了培根、赫舍尔、惠威尔等人的归纳理论，总结出探求因果联系的五种方法（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完善了古典归纳逻辑体系，把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推向了第三次高峰。
中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的这种发展状况，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决定的。人类社会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规律发展的，尽管中西方社会形态的发展有时间长短的不同，但它们都基本遵循着这个规律，因而也就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维形式和科学方法。正象恩格斯所指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⑦]
（三）中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都未能形式化，是古典归纳逻辑思想的一大特点。
归纳和演绎是一对孪生姊妹，但演绎体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出现过运用符号的形式，斯多噶学派创造性地发明了命题逻辑，后经过中世纪逻辑学家们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形式化逻辑。而古典归纳逻辑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用自然语言来表达，而没有形式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古典归纳逻辑思想本身无法全部而系统地用人工语言来表述。
（四）中西方古代早期的归纳逻辑思想均带有很大的直观性，科学性成份较少。
在中国，无论是逻辑学的启蒙者孔子还是墨子都是运用大量具有直观性的例子，而没有使归纳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即使是后期墨家和王充也只是把这种方法进行简单地抽象和概括。在西方，早期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只是停留在对归纳方法的运用上，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初步从理论上研究了归纳方法，但这种研究与他的演绎理论比较起来要肤浅得多，也只是凭感觉从一些实例中总结出一般属性来。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不发达，因而逻辑学家们也就不可能从个别事实概括出一般的本质属性来，对归纳的前提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分析，在许多时候只能凭感觉来总结事物的一般性的东西，这种归纳当然带有很大的直观性，其所得结论也带有很大的或然性。
二、中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的不同点
（一）系统化程度不同
在中国，从墨家、王充到朱熹大多只是自觉而熟练地运用归纳方法，而很少从理论上进行系统地论述，即使有些理论阐述，也大多是初步的、零碎的，是对完全归纳法和不完全归纳法的初步概括，没有能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些归纳逻辑思想加以专门的阐述；并且这些简单的阐述大多是与政治、哲学、伦理等理论混杂在一起，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归纳逻辑体系。如墨家的“止”式推理虽道出了枚举归纳的本质，但没有列出枚举归纳的论式来；王充总结了前人“察故”“理类”的思想，提出了“引物事以验其言行”“验之以物”的归纳论证的逻辑思想，但他是为批判唯心主义和谶纬迷信思想，建立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服务的，而不是专门地为逻辑而论述。朱熹总结出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纳二种推理方法，但他也只是笼统而言，没有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也没有总结出这两种归纳方法的推理形式。
而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总结出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纳的具体论式。例如他在讲作为辩证的推理形式的归纳时，举了这样一例：
内行的舵手是最有效能的，内行的架车是最有效能的，所以，凡在自己专业上内行的人都是最有效能的。
这里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能够象现在的归纳逻辑那样完全用字母作为变项，但已经初步提出了不完全归纳推理的基本论式。又如他在表述证明的归纳时这样说：“如果对于A和C两个端词来说，其中词是B，并且通过C来证明A属于B，那么这就是在作归纳。”[⑧]亚氏这里给出了归纳的定义，并用符号作其个别变项。因此他的归纳逻辑思想已初步具有了一定的形式。中世纪的司各脱和奥肯发现了两种新的归纳问题（类似于后来的求同求异法），但没有能够在亚氏归纳思想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归纳逻辑，如前所述，直到培根明确地规定了归纳法的目的和基本步骤，初步建立了归纳逻辑体系。穆勒《逻辑学体系》一书中，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归纳逻辑，总结出了探求因果联系的五种方法，使古典归纳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造成中国与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的这一本质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任何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与完成，都有其客观基础，归纳逻辑思想也不例外。古典归纳逻辑体系的能否建立和完成与当时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事实上，正是由于近代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才直接促使归纳逻辑体系的建立与完成。当西方进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中国仍然处在封建社会，科学技术落后，尤其是当时的实验科学在中国尚未萌芽，因而不可能产生象西方那样的科学方法——科学归纳法。（2）从文化哲学角度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不同，仅就思维方式与归纳思想的关系来讲，中国人对对象的认识习惯于追求模糊的境界，对事物的反映也往往重视“质”而忽视“量”，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逻辑上就是不重视“量化”，而归纳逻辑正是在“量化”的基础上反映事物的本质。而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还有一大特点就是重视经验和直观，而忽视理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归纳逻辑思想的发展。因而，中国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始终没有系统化。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追求精确、严密，注重理论概括，这样就使其对归纳逻辑的研究逐步成熟而最终系统化。（3）中国长期处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自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长期统治着中国，先秦墨子等人的逻辑思想没有得到充分继承和发展。而西方封建专制制度存在时间较短，资本主义发展较早，民主气氛较浓，各种思想能并存发展，这样归纳逻辑也有了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发展速度深度不同
中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发展虽然都经历了三次高峰，但其具体的发展速度和深度不同。西方从亚氏开始对归纳逻辑思想进行初步的概括，经过中世纪之后，实验科学迅速发展，培根很快就建立了归纳逻辑体系，接着穆勒使其更加完善，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中国墨家虽然与亚氏几乎同时对归纳方法进行初步概括，但此后这一思想发展非常缓慢，其间虽有几次高峰，但其发展速度和研究深度不如西方。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中国逻辑学家们对归纳法的研究始终与伦理、政治、哲学、自然科学混杂在一起，为之服务并依附于它们。而西方从亚氏开始就已经把逻辑学从其它科学中抽出来加以专门研究，把归纳逻辑作为其逻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大大加速了归纳逻辑体系的建立和完成。
（三）中西方古典归纳逻辑思想的影响不同
中国古典归纳逻辑思想极其丰富，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科学和思维水平的发展等原因，没有能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大多只限于对归纳逻辑运用的水平上，因而不能运用于自然科学，只能用于一般的辩论和证明，对现代归纳逻辑影响较小。而西方古典归纳逻辑虽然带有经验主义色彩，但毕竟使古典归纳逻辑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虽然由于休谟提出的“归纳疑难”至今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正如著名的科学家希尔伯特所说：“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现代归纳逻辑正是在对这一疑难的纷纷讨论中发展起来的。
注释：
①《经说上》
②《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第281页。
③《语类》卷18
④《语录》卷18
⑤《逻辑指要》
⑥《墨子之论理学》第四部分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5—466页
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