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甲骨文的基础整理工作——着手于新世纪的甲骨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论文,甲骨文论文,基础论文,世纪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0238（2000）02—0001—06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先后撰文或著述，对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和甲骨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回顾。（这方面可主要参见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曹定云《殷墟甲骨文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 李学勤《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1期； 汪涛《甲骨学在欧美——1990—1950》，《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郑振香《甲骨文的发现与殷墟发掘世纪回眸》，《殷都学刊》1999年第2期；范毓周《甲骨文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史学月刊》1999年第1、2期；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各种学术纪念活动的成功举办，也使学术气氛空前高涨，甲骨学事业备受世人瞩目。经过海内外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如今的甲骨学不仅是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它已经交叉渗透在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及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之间，成为探讨华夏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渊源的前沿窗口。在新到来的21世纪里，甲骨学的研究还必将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再谱就新的篇章。
然而就甲骨学本身来说，它毕竟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工作还只是初步的，有志者还需要像前贤那样潜下心来，为此再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就学科建设来考虑，甲骨学尚有待进一步拓宽领域，健全体系，增加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并逐步向高层次和多学科交叉契入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其在中国古代文明领域的研究当中充分发挥出学科中砥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一境界，目前的甲骨学除了继续要依靠考古发掘工作的积极促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专业工作者对各种原始资料具体整理得是否到位。这也就是说，甲骨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眼下许多基础性工作的全面展开。基础整理工作的扎实与否，将事关未来的大局，不可忽视。可以欣慰的是，继近20年来《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等大型甲骨著录汇编和《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等大型摹释资料工具书的陆续出版之后，新近完成的《甲骨文合集补编》亦值甲骨文发现百年之际隆重问世。后者基本上囊括了近20年间海内外其他著录的甲骨资料和缀合成果以及《甲骨文合集》所选剩下的过去诸种著录书刊上的重要资料，另外加之近几十年来各种殷墟科学发掘报告的出版和百十年来有关甲骨学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这些都在客观上为今后奠定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方便和学术基础。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专业学者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把握时机，争取时间，深入从甲骨资料千头万绪的内在关系入手，全方位地展开各种基础性的整理工作。大体上说，专业工作者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大的环节方面着手实施。
一、深化文字释读工作，量化整理编纂新的字典、词典，全面构建各项语言文字数据库。甲骨文考释和相关语词的释读本是甲骨学的强项，亦是最具基础性的工作。该工作肇始于上世纪初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孙氏《契文举例》成稿于1904年，1917年作为吉石庵丛书本刊印于世）其后几十年来更有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唐兰、于省吾、孙海波、徐中舒、姚孝遂、裘锡圭等几代学者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诸家代表作可参见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1915年王国维手写影印，后于1927年由东方学会石印该书的增订本；王国维《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1917年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印行，又《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1931 年上海大东书局石印， 又于1933年、1937年分别著有《卜辞通纂·考释》和《殷契萃编·考释》；唐兰《殷墟文字记》，1934年据北京大学讲义本石印，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又《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据北京大学讲义本石印，1981年齐鲁书社影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1979年中华书局影印；孙海波《甲骨文编》，1934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石印，又1965年中华书局再版增订影印；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1989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影印；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1985年中华书局影印，又姚孝遂《甲骨文字诂林·按语》，1996年中华书局影印；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但这方面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是对以殷墟甲骨文为主体的商代语言文字的通盘整理工作似乎亦还相对不足；对于数十年积累起来的科学考释文字的理论、方法及考释成果的总结推广似乎不够；有关字书的编纂（如《甲骨文编》、《甲骨文字典》等）与当今的专业释字水平之间还有一定差距；另外在释字上还每每存在鱼目混珠、良莠不辨的情况。这些都需要专业学者加大文字整理的力度和工作量，并使其自身的工作尽可能地起到好的引导作用。据我们的统计， 迄今所见商代文字与后世字书中相对应的可释字形计约1220个， 加上正在同源分化的字形和主要的通假用字， 可释文字可达1430个左右。其他另有3000余个字头虽然后来被淘汰，但在当时的文字系统和实际文例中亦大都是有定位、可以被解释的。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和新资料的继续出土发现，今后必然还会再考释出一些难字，不过在数量上已不是大宗。故当前文字释读工作的重点，除了考字之外，还应该从下列几点来考虑。
建立不同专题的文字构形资料库。这方面依次应详尽分析出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符号和构字部件；根据辞例关系梳理文字间所存在的异文现象和同源现象；根据出现频率的高低，对现有字形尤其是常用文字进行量化排序统计；在字形分析和量化统计的基础上还应着重对可释字形进行历史的考察和分类排谱，最后全面揭示当时所客观存在着的种种文字构形特征和演化规律。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着手系联、摹聚出土所见结体明确、具有分类分期特征和量化统计指标齐备的各种字形，从而尝试编纂出具有断代性质的商代文字汇编。
在文字释读和综合分析辞例的基础上全面进行甲骨文语词汇释的工作，从而由此尝试编纂出相应的大型词典。
根据大量较为确凿的文字谐声、通假、一字双音和文字同源等现象，进一步发掘搜集语言素材，从而由此探索并尝试构建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的上古音、上古汉语和汉语语源学系统。
在通盘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可根据学科建设和推广普及的需要，再尝试编纂一批诸如甲骨文字形讲析、商代文字通论、系列的字表、字谱从及与之相配套的古文字学教程等基础读物，这样或许对社会上那些不够严肃的所谓“破译”甲骨文的种种炒作，起到相互消长的作用。
二、重视甲骨分期工作，严密、量化卜辞的分类整理。甲骨分期断代也是甲骨学上一项基础性很强的工作，这一工作的前提是要严格地将所有甲骨资料根据一定的标准先划分出若干组类，然后再根据断代的标准确定出每一类甲骨资料的期别和时代。分类和分期的可靠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甲骨文资料的有效利用乃至影响有关学术研究的质量，所以该工作的意义不容低估。分期断代工作发轫于30年代中期董作宾所提出的甲骨断代十项标准和五期说；（参见董作宾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文10余万言，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50年代初期陈梦家初步意识到简单把卜人集团、王世划分与甲骨期别相对应的办法是有缺陷的，同时他开始尝试以贞人组来区划卜辞的类型。（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5“断代”两章，科学出版社，1956年。在此之前自1951年始，陈氏先后在《燕京学报》第40期，《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 《考古学报》第6册、第8册上刊载《甲骨断代学》论文5篇）70 年代中期以后小屯南地甲骨的科学发掘与整理，进一步刺激了分期工作的深入讨论。（参见李学勤《关于
组卜辞的一些问题》，《古文字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80年；《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 期。肖楠《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三辑。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1981年。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陈炜湛《“历组卜辞”的讨论与甲骨文断代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李学勤、林沄等强调把考古学的方法充分运用于甲骨的分期研究中，李学勤更提出了殷墟王卜辞在演进上可以分为”两系”的新说，即认为小屯出土的王卜辞不是一系的，而是有村北和村中、南两系。为此近年来李学勤、彭裕商及黄天树等又分别出版有这方面的专著，都极富创获和启发性。（参见李学勤《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1986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刊于《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92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两系说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大大推进了自董作宾以来的甲骨分期学说。它有助于把众多同时和不同时的卜辞按照分类的标准（主要是字体和贞人）及断代标准（主要是地层关系和卜辞间的内在关系）有机联缀排比起来，因而使出土原材料的整理更加贴近殷墟文化的实际。不过，新的两系说目前只是理出了大致的头绪和框架，还不能算是十分确切具体，尚有待依靠新的考古学证据和进一步严密、量化整理各类资料，以逐步完善其分期的理论和实践。至于其具体的整理工作，大致可以依次从以下几个步骤着手考虑。
详实建立起历次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甲骨资料的数据库。这方面既包括对现已得到科学著录的25000 余片刻辞甲骨尽可能都再以原所出灰坑、探方、墓葬等地层单位分别统计建档；（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次殷墟发掘的有字甲骨共收入《殷虚文字甲编》3942号（片），扣除正反片和缀合片的叠号，实收3866片；13—15次发掘的有字甲骨共收入《殷虚文字乙编》9105号（片），加之1994年台湾史语所新编《殷虚文字乙编补遗》的7441 号（片）， 殷墟十五次发掘共著录刻辞甲骨20412片；198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小屯南地甲骨》， 共著录在小屯南地发掘的带字甲骨4589号（片），并附录1971年在小屯西地发掘的刻辞卜骨10片，故迄今经考古发掘而著录的刻辞甲骨计25011片1991 年花园庄东地发掘刻辞甲骨579片尚未全部刊布， 暂且不计）也包括详细考察各出土单位的地层关系如区域、层次、坑内堆积及甲骨共存关系等情况，从而使之与甲骨资料相为配套。（殷墟发掘出土甲骨的坑位情况，可参见石璋如1985所著《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丁编·甲骨坑层之一》（1986年刊发1—9次发掘出土甲骨坑层之附图）；1992年又出版《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丁编·甲骨坑层之二》。另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所著《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九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刘一曼《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现及主要收获》，《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
分别对不同出土单位的甲骨资料尤其是对过去集中出土甲骨的那些坑窖内涵再进行专门的整理，深入考察坑内的堆积、埋藏特点及原由，甲骨的整治使用情况，卜辞的组类及组类间的共出关系。
把各不同出土单位的甲骨资料再根据分类标准、地层关系及卜辞间的内在关系（如相关称谓、事类、人物）等因素，排谱统计出各相同组类和相关组类卜辞的数量和出土情况，同时亦由此考察各组类的时代和相互承继关系。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再把所有现已著录的非经科学发掘的甲骨资料都尽可能按既定分类、分期标准梳理到相应的组类和组类资料库中。
进一步对武丁时期各种非王卜辞的特性及其关系、对历组卜辞的分类断代、对各组类间的过渡关系，其中如宾组卜辞晚期与出组何组早期的交叉关系、部分何组、无名组与黄组早期卜辞的交叉关系以及对黄组卜辞的分类断代进行排比考察，由此尝试解决卜辞分期工作中的一些难点。
三、集中对甲骨刻辞的内容进行系列的排谱整理，多角度、多侧面地揭示其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内涵。殷墟文明是商代乃至三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高峰，这通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十余万片刻辞甲骨已经有了很好的说明。勿庸置疑，考古发现和甲骨刻辞告诉我们的都只是很有限的东西。甲骨上没有记载的不一定就是商代社会所没有的；王室的占卜活动不可能代表王室活动的全部；许多祭祀和神事活动亦不见得都占卜；甚至有不少刻写资料在当时就被处置掉了；而还有许多则可能尚未被我们所发现。即使如此，现在所见的这些甲骨刻辞的内容就已经相当丰富，但它们又纷繁错综，难以明辨。如今很需要在当今文字释读水平和分类分期工作的基础上，再下功夫对此进行各专题的整理。在这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已经着手进行了全面性的整理工作（参见第7—18章）， 只是那时候的资料和认识水平都还很有限。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又出版了像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这样具有典范意义的专题性成果。至90年代初，为了充实完备陈梦家的体系并促使甲骨文专题系列的整理工作推向深入，姚孝遂师新构拟申报了《甲骨学研究大系》的课题并列入国家“八五”社科重点学术规划。（《甲骨学研究大系》本拟从文字、语词、语法、卜法、宗教祭祀、断代、先公先王、亲属称谓、世系、方国地理、礼仪制度、职官、战争、农业、历法天象、田猎等专题分别做起，计划写作20分册约 200余万字）惜先生积劳成疾，过早去逝，其宏愿当还有待来者去承继。如上文所述，对于纷纭零散的原始资料，往往需要先用量化统计或排谱的方法来系联它们，对卜辞间所记录的各专项内容的考察亦应如此。过去学者在整理商王世系、周祭制度、商王田猎和征伐路线等专项工作中均已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另外这方面还应注意对众残片卜辞的缀合工作，也应留意和卜辞的分类、分期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去做。这样才能把大量散乱而有内在关系的资料相对爬梳集中进来，使之成套成系而具有史料价值和较强的历史感。关于这方面的工作，今大致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分别对早晚各类卜辞中所见国族名、地名和贵族首领称名按其出现序次进行排谱统计，这一工作可同时结合有关商代城邑聚落考古资料和青铜器族氏符号进行综合整理。据我们初步统计，这方面可以建档的甲骨文族地名资料计约1050种，商至周初金文族氏资料计约1100种，其中彼此约有230余种可相印合。 另外相当一部分族地名资料具有多重内在的关联线索，还有不少可以直接取证于传世文献资料，其整理工作繁重且有待深入。
在上述资料归纳取证工作和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可由此再选定一批在卜辞、铭文中史料突出，断代和地域关系较为明确的方国、世族作为整理的重点。然后再以点带面，进一步考察殷商时期的国家形态特征、国族史迹源流、区域分布及其民族关系等史学问题。
分别对早晚各类卜辞中所见王室宗族的称谓系统、王朝的职官系统以及各重要人物的活动线索进行诸项排比梳理。在此资料普查工作及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再结合有关商周考古和文献材料，尝试进一步多角度对殷商时期的王室结构、亲属和宗法制度、社会政体等内涵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分别对早晚甲骨文中所见、所卜诸典型事类做专门的排谱统计。这方面如军事征伐、农业生产、田猎擒获、使令贡纳、都邑邦鄙、天文气象、旬夕纪时、王妇生育、咎祸疾梦等等，可以立项的事类甚多。这些事类过去学者已多有述及，但还有待于俱细和从严把握资料，从而由此深入考察殷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现有对殷商贞人集团发展序列和卜辞组类划分的基础上，可尝试再分别对各个贞人和相关贞人的占卜内容、占卜习惯进行排谱系联，由此不仅可促使卜辞的分类分期工作趋于缜密，而且将有助于进一步考察卜人的职事分工以及卜官之间的相承和沿革关系。
分别对早晚各类卜辞中所见祭名祭法进行量化统计和排谱梳理。据我们的初步统计，殷卜辞所反映祭名祭法的用语约达160余种之多， 其内涵丰富而广泛，所见资料在殷卜辞全部贞卜内容中占的比重最高。对于这一部分资料，目前除在周祭制度方面有重大突破之外，其他方面的整理工作还有待强化。这首先需要在统计和排谱的基础上，注意分析考察各祭名祭法的实际功用、含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祭祀典礼内涵、致祭方法，有关占卜方式，祭享对象，行祭的原因、目的、场所、时间，入祭的牺牲种类、数量以及诸祭名祭法间的配套组合关系等内在线索规律。当然，这方面也须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进行必要的考证，最后通过系统地归纳整理，从而由此寻绎揭示出具有殷商时期典型特征的宗教环境、政教关系、各种祭祀制度、礼俗、礼制观念及其递嬗沿革。
四、集中对早晚各类卜辞文例及其相关的各种占卜遗物进行系列的类型学分析，深入考究殷商至西周初期卜法系统、卜筮制度的演进以及那个时代的数术文化内涵。在全面整理甲骨文字资料的同时，与其融合共存的种种占卜术语、文例以及大量的甲骨实物材料，亦都奥蕴着十分丰富的占卜文化信息，很需要专业工作者进一步与上述诸环节的工作有机配合起来，再系统地对当时的占卜过程和占卜背景进行综合的整理考察。我们知道，殷人频繁的占卜活动是商代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和外在表现形式之一，这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古代占卜体系中，甲骨占、筮占和星占对人世的影响都很大。也许是受地下发掘资料的限制，如今我们主要只能看到商代发达极致的甲骨占卜活动的那一面。殷人对占卜行为的重视程度、甲骨占卜程序之严密、卜法之讲究，在上古中国的其他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因此这也使商代能够涌现出象巫咸、箕子等这样一代代占卜经验丰富，且精通百科知识和治世之道的智者。（传世文献中记有巫咸创筮或善筮之说，其记载可参见《世本·作篇》、《周礼·春官·筮人》、《吕氏春秋·勿躬》和《史记》之《天官书》、《殷本纪》等典籍；箕子的事迹分别见于《史记》之《殷本纪》、《周本纪》等篇，其政论和卜筮稽疑学说可参见《尚书·洪范》、《史记·宋微子世家》等篇。又巫咸在殷卜辞中写作“咸戊”，为商王武丁时期的祭祀对象。有关箕子家族的史迹在殷墟时期的甲金文中亦有反映）巫咸、箕子的智慧在古代知识范畴中列属于数术之类，今所见大量的甲骨遗物即出自这些巫史之手。也正是经由一批批巫史神职人员长期不断的严守分工职掌和文化观念上的积淀浸透，才使形形色色的甲骨遗物都尽显出昔日占卜过程的繁文缛礼。实际上至少从殷墟时期直至西周立国以后，其占卜传统在主流上本是通贯的，但在卜法上则一直都有很多区别和变化，在甲骨占卜盛极的同时亦不乏筮数占卜的风气。关于卜法和卜制上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从董作宾、陈梦家、胡厚宣以来即不断有专家发凡其旨，收获极多。（董作宾早在1929年即著有《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系统对殷人的龟卜之法进行了探讨； 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的第一章中亦专节讨论了甲骨占卜问题；胡厚宣早年著有《卜辞杂例》、《卜辞同文例》、《卜辞记事文字史官签名例》（分别发表于《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的第八、第九、第十二本）等系列论文，专门讨论了占卜文例，占卜程序等问题；这方面的力作还有张秉权的《甲骨文的发现与骨卜习惯的考证》（见《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三十七本下册）；刘渊临的《卜用甲骨上攻制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许进雄的《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肖楠的《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见《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1983年）；宋镇豪的《殷代“习卜”和有关占卜制度的研究》（见《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见《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彭裕商的《殷代卜法初探》（见《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然而其中的堂奥之处仍有不少，故很值得再从以下几点入手，亦在资料的基础整理上多下功夫。
尽可能结合殷墟出土甲骨实物（包括有字和无字甲骨），参资一定的地层关系，分别对各类较为规整的龟甲、胛骨按其尺度、形制、整治方式、钻凿形态、兆枝走向、刻辞行款、序数变化、文字守兆情况、卜辞间和卜兆旁所示占卜术语等特征细划出型式。此工作的完成既便于为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提供依据，亦便于从卜法的角度考察殷人占卜过程中的基本套路和制度。
分别对不同组类甲骨的刻辞文例（主要指卜辞自身的结构）进行排比考察；同时亦应着意排比殷人一事多卜，对贞卜和选贞卜的各种成文格式、交叉关系及其格式、版式的变化情况；另外还应注意胪列各成套卜甲或卜骨之间、同版或同组之间、同版异组之间以及各占卜事类在龟甲或胛骨版面的位置、序次、省略等错综关系，这些其实也都是一定的卜法系统在文字记录上的具体表现。由此则有助于考察殷人在占卜过程中的另外一些套路，亦有助于归纳考察某一时期卜人或卜事上的特定联系。
以殷墟各类卜用甲骨型式为座标，进一步上下绳系、比较殷墟之前和西周早期所见各卜用甲骨类型的异同，同时结合有关考古依据和古书记载，从而系统揭示我国古代甲骨占卜文化的源流。
分别对殷商至西周时期卜辞、铭文及有关出土器类上所反映出来的筮占和筮数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对殷周筮占和筮数符号考释取得重大突破的是张政烺，请参见他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这方面还可参见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二十辑，1983年；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 年第7期；蔡运章《筮数易卦研究》， 中国第三届西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李零《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由此再结合文献记述和近些年出土所见战国秦汉简帛资料中的筮数实例，深入考察古人卜筮并用的传统以及“筮”与“易”的演进关系，进而使对在古代中国影响较大的数术文化的内涵，得到更为客观理性的认识。
上述四大环节计20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围绕甲骨资料本身所要深化展开的一些颇具基础性的工作，其实际做起来显然还不能单纯立足于甲骨文和殷商文化这一个层面，专业思想和知识结构当要交叉在多学科之间。这除了应综合运用传统治学方法和现代考古学的方法之外，许多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另辟蹊径。比如在数据库的建设和资料检索方面，势必要借助当代微机信息处理技术及其他高科技手段；在分期断代问题上，可借助碳14加速器质谱仪测年和加热释光测年等技术，亦可借助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推算有关天象、历法资料；利用科技手段所进行的环境及动植物考古、还有古人类基因关系研究等成果亦都可与有关卜辞资料相参比；另如关于殷商文明的各个方面，还很有必要把它放到世界古代文明的背景下去加以比较认识。总之，新世纪的甲骨学事业任重而道远，专业工作者尚需要耐得寂寞，切实从眼下的基础工作做起，这毕竟对学术史和民族文化都是有许多补益的。在此亦呼吁有关主管部门能够增加这方面学术课题的立项，争取早日创立有关甲骨学及古文字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刊物，努力营建良好的学术氛围，积极培养学术新人，使莘莘学子都能在今后的事业中尽其薄力。
〔收稿日期〕200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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