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理论建设提高创作水平——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文学理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作协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作协1998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文学理论研讨会引起了文学界普遍的重视和关注。中国作家协会精心编选的《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一书的出版，为这次“全国文学理论研讨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就《邓小平论文学艺术》的出版作了讲话，他指出，邓小平文艺理论是我们党领导文学艺术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文艺理论科学体系。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历史时刻，深入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评论工作的进展，努力运用邓小平理论认识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建设的规律，是繁荣文学创作、推进文艺理论建设，开展文艺批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一、深入把握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与理论体系
就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和指导意义，陆贵山、董学文、周政保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陆贵山认为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思想，是对历史上几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文艺观的辩证整合与发展，包含着几层意思：(1)尊重艺术的审美属性和特殊规律，但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2)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但这人生是社会—历史的健全的人生；(3)主张为社会—历史而艺术，但这社会—历史是人生的社会—历史。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受体、载体和创体，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社会历史活动双向互动，融为一体，共同激进，协调发展。这种文艺理论所蕴藏的思想内涵对深化文艺研究，对拓宽创作的视野，对提高评论的品位，都具有指导性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性的实践意义。董学文说，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突出地带有认识论方法论的价值。特别是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为揭橥文艺社会本性和审美本性相统一的艺术本质与规律的中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与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阐述。周政保就完整准确地理解与实践邓小平文艺思想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是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灵魂。这一主导性观念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艺方向，二是文艺创作实践以及实践过程所可能的方式与形态，三是社会效果。他强调只有卓越的创作才可能体现方向，才可能赢得社会的呼应。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晋、阎纲对此发表了看法。秦晋认为新时期文学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不仅仅反映在邓小平对文学问题的论述中，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与核心、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指导意义上。阎纲谈了《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一书出版的意义，他说《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以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所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基础，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文艺思想各方面的重要观点及其内在联系，这部书的出版大有助于文学艺术的理论建设。
结合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学习邓小平文艺思想，许多代表作了有针对性的发言。钱念孙强调我们的文艺理论也需要有时代性的建构、针对性的深入和突破性的发展。雍文华认为，既然文艺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界就应加强对意识形态问题本身的理论研究。针对有人提出的“淡化”意识形态和把意识形态都归入“虚假的意识”，他强调了意识形态和人的主体性生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艾斐指出：发展文学事业，务须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他就批判、借鉴西方文艺思想、美学思潮以及理论批评对于当代文学创新的评骘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黄力之以《当前文化艺术格局与党的文艺方针》为题，阐述了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后者对于前者的具体化展开的意义。另外，张捷的发言，梳理了前苏联文学的演变过程及其教训，颇给人启发。
文艺家自身建设问题，同样引起与会人士的关注。何西来指出，“我们应该重视自身的人格建议”。“灵魂工程师”的要求不仅针对作家、艺术家，也应包括理论批评家；我们负有培养“四有”新人的重要责任，因此，首先也有一个使自己成为“四有”新人的任务。刘润为、丁国成则分别从哲学与美学、创作论与历代诗论出发，论述了“文艺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诗人要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二、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批评
当代文艺评论作为“行动着的美学”，作为连接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桥梁和不断地注入理论建构的新的活力，成为这次研讨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不同的观照角度与多样化的观点，使对于当前批评状况的评价和认识出现了丰富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刘锡诚认为，大量引进的西方哲学、艺术思潮造成了目前存在着的众多先验观念，并拿来生搬硬套创作现象的“先验评论”。他提出文学评论应回到实际的创作本位上来。李星认为对于西方文学的借鉴，不可能剥离了精神、观念、价值层面的内涵而仅仅停留在艺术方法、形式与技巧层面上，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我们需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精神价值、形式方法统一的基础上予以分析、鉴别和批判的吸收。曾镇南概述了新文学史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历程、经验和发展成果，针对九十年代文学创作方面呈现的丰富、生动、复杂的局面和理论批评的发展相对缓滞、沉闷、乏力的现象，提出“我们需要明快有力的批评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
秦晋在《文学批评的现状和问题》的发言中，概括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变化的总的趋向和四个特点：凸现主体意识，思维结构多样化，从思辨到分析，和走向综合的主流批评。孟繁华不同意在肯定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对创作的影响力的同时，简单地贬低九十年代文学批评。认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不一定都需要或都能够发挥出其短期的功利作用；它作为一种知识，其积累过程对人的影响和浸润，可能比它的应用性更为重要。
市场经济影响下的文学批评的态势及其认识是与会代表探讨的又一个话题。顾骧、何镇邦的发言提出了要重视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对于文学批评工作的冲击及其负面效应，摆正艺术生产的市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顾骧认为，不能把商品交换的法则“泛化”与运用到精神生活的领域，目前存在着的某种“炒评论”和谁有钱谁就能开作品讨论会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何镇邦指出，那种以追求市场效益为目的的进行不平等竞争的“新闻炒作”，是造成书刊市场无序状态的一个原因，而且这种“新闻炒作”有取代正常的文学批评的趋势。所谓文学批评的“失语”状态，部分就与这种“新闻炒作”有关。王必胜对市场经济下文学界的浮躁心态，耐不住寂寞，重炒作，轻创作，少扛鼎之作，多媒体鼓噪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肤浅与庸俗常常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舆论和批评应当加强这方面的警示。朱晶也对文学批评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有分量、有深度的批评，未能坚决、妥善地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积极开展民主的说理的文艺批评的要求。对于文学来说，没有批评，也就没有进步和发展。
盛子潮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繁荣文学创作》为题发言。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打破了以往“我创作—你阅读”的艺术生产—消费模式，代之以“我需求—你创作”的新的模式。它在转变文学观念、艺术的多样化和文学产品的传播方面都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前景。但是，我们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化商品”的繁荣，艺术还肩负着“创造懂得美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的使命。突出精品意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才能造成艺术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严昭柱也认为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对文学的影响并非是完全消极的。文学本应参与影视、多媒体等等的艺术创作，而不是局囿于坚守“纯文学”的一角；形态的转换，不等于价值的丧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机遇，面对挑战。
三、探讨艺术规律，提高创作水准
对于当前的创作演变及其理论探讨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个重要的议题。中国新文学运动从赵树理开始便有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艺术养分的传统，随着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的到来，它又有了新的变化和扩展的形态，白烨把它概括为“文学的民间化趋向”：如创作中的民间文化视角，注重民间日常生活与民俗文化。雷达的发言认为，当前文学创作共同面临着一个开掘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的问题。但这种开掘不是纯粹的知识行为，而是必须涵养、转化，变成作家自身的血肉。大作家、重要作家的标识在于他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的精神生活有深刻的联系和体验。雷达认为感悟社会、人生的深度和精神视点的高度与艺术方法、技巧不同，是不可能模仿的。因此，作家只有立足于民族本土文化，深入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才可能写出大气盎然的作品。
与会人士还对当前的现实主义创作问题展开了讨论。刘锡诚、刘润为等认为新时期出现的能概括时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但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经验与成就探索不够；对于其中的某些新变如“新写实”的得失分析、艺术概括也不够科学。陶东风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社会现实的介入重在表现人的心态，人性的变化，社会变革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深刻震荡，这才是它的优势所在。它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视角。这才可能在互补中体现出文学独特的认识价值和人学价值。王干在发言中梳理了当代现实主义的不同形态：直接切入改革矛盾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家庭生活为本位的“新写实”和所谓“私人化写作”。认为它们都有一个自身或丰富、或拓展与提高的过程。
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常常也是决定创作发展与理论导向的重要问题。韩瑞亭提出诸如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生活、与读者的关系问题，反映论与表现论、民族性和人类性、形式和内容、题材和主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等等，都需要我们总经历史经验，深入实际，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回答。
四、绿色理论工程
虽然西谚有“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之说，但我们当前加强文学理论批评的努力却可以视为“绿色理论工程”。绿色理论工程需要浇水，也需要锄草。如果说我们以往在文学批评领域多的是“颂歌”，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批评，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也听到了有分析的与不乏尖锐的批评。如果说我们以往的言论、要求总是指向客体和对象，很少时代生活与历史检测中的反省和自省，那么这次会议上许多代表的发言，也已对理论工作者主体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二十世纪，随着文化行业的不断扩大，艺术生产的领域也随之扩展，与此相应，文学批评的一端又延伸到了文化批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需要重新对其功能进行文化评估与价值评估，这更加重了理论研究的责任。
鲁枢元以“文学艺术与精神生态”为题的发言指出，文学艺术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文学艺术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或说精神生产，它对于滋润、丰富人的心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内开发，从而在高科技与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同时，保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都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工作者需要从这样的战略意义上，从自己的工作出发，理解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意义，树立起信心和责任。王晓明的发言又承续了人文精神讨论的话题而更具体化。他指出在当前广告、传媒和艺术的形象生产中正大量出现一种“成功人士”（新富人阶层）的形象；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虽然它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多数人的生活实际有相当距离，却几乎成了现代化发展的标准形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晓明认为知识分子仍要保持一种文化批判的立场，从而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健康地发展。
文学理论批评要重在建设。陆贵山认为，学习和把握邓小平文艺思想，建构当代的文艺理论框架体系，应当从艺术精神同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上，从艺术规律同社会规律和人文规律的和谐统一上努力。徐俊西的发言也提出了要“建立新的历史—美学的社会学批评”。他认为只要文学本质上具有社会性，社会学批评就不会过时而仍具有生命力。“新的历史—美学的社会学批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以当前伟大变革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的、实践的、开放的美学体系。它不排斥其他批评流派，而是在互相补充、在吸收与综合中获得不断的发展。由于这种批评更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更能体现人文精神和实践意义，因而也就应该成为发挥更大影响的批评。
许明在发言中，着重阐发了马克思学说的现实意义，也进一步体会到邓小平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时代性、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也必然会呈现出富有生命活力的绿色。
全国文学理论研讨会结束时翟泰丰同志发表讲话，对当前文学批评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进入九十年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这对“孪生兄弟”共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呈现健康、繁荣、发展的好势头。同时谈到作协加强理论批评工作的几点措施，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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