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列宁民主建设思想初探_苏维埃论文

转型期列宁民主建设思想初探_苏维埃论文

列宁过渡时期民主建设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民主论文,思想论文,过渡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的民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为发掘研究这一思想宝库,我国理论界作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我们认为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见的,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着一种偏向,即往往着眼于列宁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认识,局限于分析、归纳列宁对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论述,而对列宁民主思想的丰富性,特别是列宁在领导苏俄民主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提出的大量的过渡时期民主建设思想没有予以注意。这一研究和认识上的片面性影响了人们对列宁民主思想的正确把握,影响了列宁民主思想在现实中指导作用的发挥。人们通常不加区别地将列宁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实践,结果发现两者对不上号。由于理论与实践的“错位”,而导致了理论的“搁置”。另一方面这种错位又助长了人们对民主不切实际的高要求,盲目地认为现实发展程度低的社会主义也必须有高度民主,并由此而在民主建设上产生急躁情绪和冒进思想。我们认为,导致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脱离了具体时代和具体国情,犯了列宁常批评的“抽象谈论民主”的错误。

为了全面、准确地理解列宁的民主思想,为了将列宁的民主建设思想正确地应用于指导我国的实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以下简称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提出的过渡时期民主建设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列宁过渡时期民主建设思想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的内容。

一、承认当时的民主发展的局限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制度得以建立,劳动人民摆脱了昔日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人,苏俄宪法赋予了人民以高度的民主权利。然而,列宁并不简单地认为实行高度民主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并不认为劳动群众就已能普遍、完全地享有各项民主权利。列宁认为,在现实中的苏维埃俄国,民主的实际发展程度还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他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按规定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但实际上民主参与的程度仍较低,“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国家的管理。〔1〕

苏俄民主的实际发展程度并不高,从列宁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表现。即:(一)劳动群众并未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列宁指出,“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实行管理的机关”,“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2〕。(二)工农之间存在着权利上的不平等。 苏俄宪法明确规定工人有优于农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列宁还对此进行了论证,认为“一个无产者要比200个农民更有力量”〔3〕,因而应承认这一客观事实,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4〕。民主意味着平等, 但列宁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即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平等仍是“不可避免的”〔5 〕。 (三)干部任用上普遍实行着委派制。 十月革命至1922年初,俄共(布)的各组织部门通过委派制总共为20万至40万党员和更多的非党人员安排了工作。列宁认为实行选举制的条件远未具备,因而“我们既不放弃委派制,也不放弃独裁制”〔6 〕。(四)强制仍在普遍推行。无论是余粮收集制、义务劳动制,还是同志纪律审判委员会制,均带有强制性。列宁称,“我们并不隐瞒使用暴力,因为我们意识到,不对无产阶级中的落后部分实行强制,我们就不能摆脱旧社会”。〔7〕“在一个小农国家里, 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8〕。(五)官僚主义阻碍了民主的落实。 列宁把苏俄称作“带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9〕。 官僚主义的泛滥严重阻碍了苏俄无产阶级民主的落实,而要迅速摆脱官僚主义却还不具有可能。

列宁认为,苏俄民主发扬不够的状况是人所共知、客观存在的事实。针对当时党内外不少人发出的责难,列宁于1921年在俄共(布)十上指出,“有人说我们这里没有充分贯彻民主制,我们说,这话绝对正确。的确,我们这里民主制贯彻得不充分”。〔10〕承认苏俄还不能充分贯彻民主制。在其它不同的场合,列宁还先后从不同方面提到了苏俄在推行无产阶级民主制中存在的问题。在俄共(布)七大上,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民主制“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还是一种“有很多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新型民主制”〔11〕。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列宁又强调:“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12〕。

尽管苏俄民主发展的程度并不高,与残暴的封建专制与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苏俄民主仍有着其巨大的先进性。在对现实苏俄民主发展状况的评价上,列宁坚持了客观公正的态度,既没有简单地称苏俄实行了高度民主,也没有把苏俄民主的现状说得一无是处。在1922年召开的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实事求是地指出,对劳动人民来说“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13〕。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也就是列宁对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民主作出的基本结论。

二、强调无产阶级民主的渐进性

列宁认为苏俄民主发展程度并不高,并强调过渡时期民主发展的渐进性是由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决定的。

首先,无产阶级民主的主客观条件的完善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民主推进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为前提,然而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素质的提高,还是思想与传统的改变均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列宁认为,创造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14〕。正如列宁竭力倡导的电气化计划,在付诸实施中,即遇到大得“难以置信”的困难,进展十分缓慢,“慢得令人难受”〔15〕。列宁承认,包括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内的“文化革命的任务”对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他指出,“在这里,特别是在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中,急于求成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6〕,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其二、就民主的推进而言,也需经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制度,它还处在前进的探索之中,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17〕。列宁承认,苏俄在摸索中也走过弯路,也做过了一些“愚蠢荒唐的事情”〔18〕。在诸如企业工人民主管理问题上,工农检查院的组建原则问题上,均有过失误。苏俄颁布的第一批关于工人监督工业的法令和决定,就具有盲目性和偶然性〔19〕;甚至工农检查院的组建是否正确,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都有争论〔20〕。列宁指出,“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21〕。无产阶级民主建设是一个宏大的、前所未有的、十分复杂艰巨的事业,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误往往是难免的。“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该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22〕。上述一切,显然均证明了民主渐进性所具有的必然性。

如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能直线发展一样,无产阶级民主也不可能高速推进。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的开创工作方面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绩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生力量的成长缓慢得多的时期”。党和人民面临的任务是“把这项需要更缓慢、更谨慎、更坚定和更顽强地进行的工作担负起来”。〔23〕无产阶级民主的推进因而必须是缓慢的。

基于民主发展长期性、渐进性的认识,列宁提出了间接民主的思想,即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劳动群众进行国家事务的管理。他宣称,“让学究们或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或议会制偏见的人们在谈到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时候去摇头耸肩表示不解吧”。“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的民主相结合,……这样的结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列宁认为,这“毫不奇怪,这个世界不会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缺”〔24〕。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专制落后的国家,要达到全体劳动者都能参加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目标,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必然会产生许多摸索性的步骤和一些小的发展阶段。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民主才能得以健康地向前推进。

基于民主发展长期性、渐进性的认识,列宁还是提出了人民群众参加管理的若干具体原则。从列宁大量著述中归纳出来的这些原则包括:先学习管理后参加管理的原则;先工人后农民,分层次逐步参与管理的原则;先基层管理后国家管理的原则;先经济社会事务管理后政治事务管理的原则,等等。列宁指出:管理必须懂行,不懂行,没有充分的知识,不懂管理这门科学,就不可能搞好管理〔25〕。而“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凭空就有的,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26〕。针对当时激烈进行的所谓“工会国家化”(即由工人通过工会直接管理国家)的争论,列宁严肃指出,工会不能成为工人管理国家的机关,只能是党管理国家的助手,只能是工人学习管理的学校。“工会要自觉地坚决地放弃对管理工作进行没有准备的、外行的、不负责任的、危害不浅的直接干预,而去进行顽强的、切实的、预计需要许多年的工作:实地训练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管理全国的国民经济”〔27〕。

列宁还把他的民主渐进性思想进行了具体化。指出不但不同的阶级、阶层参与管理应该分步、分层次;同一阶级、阶层在参与管理中也应该有层次性区分。1920年1月, 列宁在“对〈工农检查院条例〉草案的意见和补充》一文中写道,工农群众“参加的方式应该依照参加者的水平而异:不识字的、水平极低的工农可以充当‘目击者’、证人、见证人或者见习者,经过一定考验的、识字的和水平高的工农可以享有全权(或几乎全部权利)”。〔28〕在《论工会的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工人参加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必须循序渐进”。从基础的、简单的工作做起。应该采取的办法是“让他们担任委员、参加流动检查小组等等。吸收仆役先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参加向居民供应食物的工作,参加对食物生产的监督等等,然后再参加比较重要而不那么‘狭窄的’工作”,〔29〕等等。

三、反对空谈民主

列宁总是实事求是地看待民主,将民主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大力宣扬、倡导民主,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将民主绝对化。列宁认为,不考虑客观条件和实际的可行性而空谈民主是极为有害的,“必须抛弃一切温情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关于民主的空谈。”〔30〕在指出苏维埃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的同时,他承认现实中苏维埃民主的发展程度并不理想,认为在这方面“需要的是切实贯彻,而不是一味空谈”〔31〕。“当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候,光是靠空谈,民主制是贯彻不了的”〔32〕。他指出,客观的现实是,“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是现在还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大谈什么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只能是无用的高调。针对党内“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提出的立即放弃委派制,无条件地实行选举制,实行工会国家化,让“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管理国家经济的主张,列宁指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民主的空谈”〔33〕,认为这些主张实际上具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苏维埃事业是极为有害的。对于十月革命后在苏俄广泛出现的群众大会这种民主形式,列宁对之的评价也是客观的,他指出,“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我国的代表大会之多,超过了世界上一切国家”;然而严重存在着的问题却是“大多数代表大会离务实很远”〔34〕。列宁反复强调,“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是实干”,“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35〕,对不切实际的民主高调进行了批评、批判。

列宁力图树立一种求实的民主精神,并将它贯彻于政治生活之中。基于过渡时期民主条件不具备的实际,针对党内外普遍存在的民主期望值过高与作风不踏实的问题,并在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进行批判、揭露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少讲空话,多做实事”。〔36〕的著名原则。指出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的重点不在于民主形式上的追求,而在于民主内容的真正落实,在于为民主内容的真正落实创造条件。如为保障工农大众的言论自由,列宁就主张为他们提供最好的会议场地,提供最好的纸张、出版条件。列宁还对普通工农群众所特有的立足于本职工作的主人翁态度予以了充分肯定。一个普通工人在一次演讲中宣称,他们对如何需要总统并不关心,关心的是生产如何运转。列宁得知后,对之进行了高度评价,称“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纲领”〔37〕。这一事例充分显示了列宁对求实的民主态度和朴实的主人翁精神的赞赏。

在反对空谈民主的同时,列宁还对民主价值进行了客观评价。列宁指出,民主归根结底是为生产服务的,“民主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范畴”,“生产是永远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需要的”〔38〕;发展生产力比民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更具有紧迫性。列宁还提出了“对革命的适宜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的观点〔39〕,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比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强调民主的推进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事业整体这一大局,不可片面强调民主,为了民主而民主,过份追求形式上的民主。

四、注重民主条件的创造

列宁认为,进行民主建设应该首先从基础抓起,致力于从根本上为民主发展创造条件。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突出强调了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两个根本任务。

首先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对民主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列宁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40〕。在苏维埃八大的报告提纲中,列宁又提出了“电气化是‘民主’的基础”〔41〕这一著名论断。该论述的含义是:只有现代化的大生产才是高度民主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其它不同场合,列宁还对发展生产力与推进民主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强调。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列宁指出:“什么时候全国普遍实现电气化呢?如果经过20年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已是惊人的速度了。这是不能急于求成的。那时再谈把权力交给工会的问题,在此以前说这话是对工人的欺骗”〔42〕。这里,列宁不但强调了电气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并强调了这一进程的长期性。在俄共十大上,列宁对当时党内频繁进行的辩论和争论作了否定的判断,指出这是同“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不相称的一种“奢侈行为”〔43〕。由上可见,列宁是革命导师中“不搞争论”的最早提出者。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又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44〕,强调生产力发展与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同步。这里应指出的是,列宁并没有就此把生产力对民主的决定作用局限在奠定客观物质条件上。他还认为,大工业是工人阶级的基础,发展大工业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壮大工人阶级队伍,塑造工人阶级特性的过程;因而发展生产力实际上也就是在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推行准备条件。从这一角度对列宁“电气化是民主的基础”的论断进行理解,显然是成立的。

鉴于经济建设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反复强调道:“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45〕。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认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削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解决,必须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强调必须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46〕;并亲自主持制定了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个工业化计划——电气化计划。为强调电气化这一经济发展计划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甚至将之称为“俄共(布)的第二个党纲”。战胜国外干涉与国内叛乱后,列宁又进而在苏俄推行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允许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和货币流通,实行商品经济;推行租赁制、租让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的措施与主张。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为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落实提供了物质的与经济制度的前提。

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列宁对文化建设的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是在文化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俄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先于文化革命〔47〕,革命成功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民主制与人民文化素质不相适应的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大量文盲的存在不但严重阻碍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而且滋长了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败坏了苏维埃民主制。列宁指出“文盲现象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同破坏旧国家机器的需要是可以相容的”〔48〕,但它同建设新社会的任务却是根本不相容的。因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劳动群众要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担当起管理国家、社会与生产的重任,就必须首先消除文盲。工农群众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要掌握知识这一“争取解放的武器”。因而列宁十分强调在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后,重心应向文化建设方面转移。为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深刻性,列宁使用了“文化革命”这个概念,并将“文化革命”与改造国家机关并列作为苏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俄国就可以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49〕

这里应指出的是,列宁虽然用“革命”一词来表达文化变革的迫切性和彻底性,但他并不认为这一变革可以一蹴而就。列宁始终认为,提高广大民众基本素质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必须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进行。

以上,本文就列宁过渡时期民主建设思想中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了粗略的阐述和探讨。笔者认为,承认民主发展的局限性,强调民主的渐进性,反对空谈民主和注重民主条件的创造是列宁民主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对认识过渡时期苏俄民主实践意义重大,对于认识、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实践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注释:

〔1〕〔2〕〔4〕〔19〕《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6卷,第150页、第155页、第155页、第127页。

〔3〕〔38〕〔39〕〔40〕〔41〕〔42〕《列宁全集》第二版, 第40卷,第249页、206—207页、第245页、第276页、第393页、第252页。

〔5〕《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1卷,第90页。

〔6〕〔8〕〔45〕《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0卷,第249页、第145页、第154页。

〔7〕〔17〕〔25〕〔26〕〔28〕《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8卷,第226页、第283页、第246页、第282页、第72—73页。

〔9〕《列宁文选》第3卷,第392页。

〔10〕〔31〕〔32〕〔43〕《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1卷,第31页、第31页、第37页、第2—3页。

〔11〕〔36〕〔46〕《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4卷,第47—48页、第49页、第122页。

〔12〕〔15〕〔22〕〔23〕〔27〕〔33〕〔34〕〔44〕《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2卷,第172—173页、第159页、第51页、第114—116页、第370—371页、第112—114页、第191页、第247页。

〔13〕〔16〕〔18〕〔20〕〔21〕〔47〕〔49〕《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3卷,第107页、第378页、第107页、第432页、第380页、第368页、第367—368页。

〔14〕《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7卷,第18页。

〔24〕〔29〕《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5卷,第61页、第399页。

〔30〕〔35〕《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9卷,第138页。

〔37〕《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9卷,第356页。

〔48〕转引自《回忆列宁》,第5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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