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常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6)07-0049-08 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来又针对性地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迅猛，经济增长总量连年递增，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在2007年达到14.2%的峰值后连年下降，2014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下降到7.3%，2015年下降到6.9%，平均每年下降0.95个百分点[1]；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同期相比，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一、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参见表1)。其中原因，从宏观来看，欧美日等经济体仍然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对国际商品需求不旺。从微观来看，我国企业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价格偏高，缺乏竞争力；市场机制运行不畅，致使经济总量过快增长掩盖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产品供需错配，“求而未供，供非所求”现象严重。一方面，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高端高档物品，例如2014年我国进口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等423亿美元，进口机器、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等设备达到6037亿美元，进口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1209亿美元，进口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等1097亿美元；而另一方面，我国近几年在能源、建材、白色家电等领域供大于求，产能过剩，因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持续扩大，居民消费升级呈现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态势。在当前国内传统需求收缩和外部需求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供求矛盾转变为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数量过剩与品质不高并存，传统、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多，新型、中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而且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供给侧，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消除这些障碍。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因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一)供给侧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2]。供给意指企业产品生产过程，涵盖中间产品、最终成品的供应环节，是资本、土地、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优化组合[3]，也是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利用[4]。供给管理指的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于生产领域，达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系统内部的平衡；需求管理是相对供给管理而言，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干预需求，预防经济过冷过热发展[5]。人力资源供给、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等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供给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能否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实质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这些方面的改革来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经济发展[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效率驱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7]，以供给侧为改革突破口，在机制、制度、技术等多个层面共同促进结构性改革[8]。 (二)供给侧改革的起源 凯恩斯之前，主导经济理论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信奉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其核心思想是“自动均衡”理论，建立在“自由调节、自由经营、自动均衡、自由市场、自由竞争”五大原则基础上，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价格波动促使供求均衡，经济发展通过结构机制达到供求均衡，任何政府的人为干预都是没有必要而且是多余的，政府的干预经济政策只能破坏自动调节机制，导致经济失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入大量战备物资，导致战后相对战前物资匮乏，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些恰好为凯恩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是以就业问题为切入点，以有效需求为逻辑起点，把就业和需求二者联系起来，认为就业量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有效需求，特别指出有效需求是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企业会扩大生产，增加雇用工人；反之，企业会减少雇用工人数量，缩减供给产品数量。就业量取决于总需求，并且与总供给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共同构成的，流动偏好、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三个基础因素共同作用并决定消费需求的大小。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流动偏好性、资本边际效率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具有递减性的三大规律导致社会发展必然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包括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在内的政府支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赤字预算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进而增加就业。战后30年里，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采用凯恩斯的指导理论，经济迅速发展，但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英美两国再次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状态，采用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继续加重经济萎缩，在里根执政后采用了以拉弗和蒙代尔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14世纪的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认为一个王朝在灭亡前会出现高税率、低收入的现象，降低税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便于统治，其中已经蕴含着供给学派早期的理论雏形。思想上，19世纪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定律奠定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阿以战争导致原油价格暴涨，引起美国商品原材料价格上升，产品价格随之上涨，销售不畅，失业剧增。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赤字政策犹如火上浇油，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与凯恩斯通货膨胀和失业不兼容的核心理论相背离，所有这些现实都为供给学派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后，供给学派的理论经过施蒂格(Steiger)、拉弗、万尼斯蒂(Wanniski)等经济学家和支持减税的国会议员坎普(Kemp)、罗斯(Roth)大力宣传后，渐渐深入人心，并被相对保守的里根政府所接受，且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供给学派认为：提供生产要素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利润是经营主体经济行为的源泉，消除生产要素供给障碍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对实际工资、储蓄和报酬的刺激，从而将影响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与利用；政府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就是利用财政政策不断产生刺激因素；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最关心的是减去纳税后的报酬或净利润，税率是影响经济主体收入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税收是税率和税收基础的乘积。拉弗首次把税率和税收关系以模型的形式展现在直角坐标图上，并命名为拉弗曲线；主张重视智力资本，认为过多的社会福利排挤了私人生产性支出，不利于生产增长和消除赤字，必须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降低边际税率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生产增长，高税率挫伤了生产者的劳动热情，致使生产率增长缓慢，供给不足，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减免税率，刺激个人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里根政府采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后，美国经济慢慢好转。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供给学派对世界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英国也实行旨在国企改革的“撒切尔主义”改革；在印度，拉吉夫·甘地也制定了全面系统的减税政策；新加坡、阿根廷、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巴西、秘鲁、墨西哥等部分发展中国家也都注重货币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9]。 应该说，供给学派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供给学派理论又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结合我国当前供给过剩的情况，部分地借鉴供给学派理论，例如简政放权、减免税收等是扭转供需不相匹配的正确措施，但是供给学派提倡的减少社会福利的做法又不适合当前我国的国情，这是因为我国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社会福利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而实际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扩大社会福利，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果实，让更多的人受益，如关注社会低收入群体，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等等。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的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并不是尖锐对立的，恰恰相反，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两种客观体现，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二者的强调重点也不一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对需求端管理的批判，二者的机理是相互作用的，高质量的供给侧能够创造消费需求，挑剔的需求也能倒逼供给改革，使供给侧适应需求端的需要，通过创新来满足更高的需求，任何经济的良性发展都是二者的平衡互动[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排斥需求端管理，而是供给侧和需求端同时发力时更关注供给侧的改革。以往的需求端管理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框架下，更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对应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使政府支出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产生“乘数效应”，促进消费，扩大需求，在一系列的“乘数效应”后，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需求端管理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供需相对平衡或者供不应求，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政府增加有效支出，扩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社会福利。随着政府投资的增加，企业同样扩大投资，产品一部分用于内需，另一部分出口换取外汇，再进口本国所需商品和技术，从而使企业再次扩大投资，政府税收增加，通过宏观调控、采取积极稳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增加社会福利，促使经济向前发展。 从短期需求侧调控来看，经济运行十年左右会出现周期性调整，尽管不影响经济潜在水平的变化，但仍然需要充分考虑潜在需求水平的浮动，对潜在水平的错误理解会导致宏观调控职能的僭越，延滞市场对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经济稳定效果并不明显，过度供给转化为无效产能，供给方资源配置扭曲最终会导致经济出现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性波动[10]。当供需出现不平衡时，供给大于需求，抑或中低端的供给和高端的需求不相匹配的时候，出现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状况，原来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失去调控作用，这时就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思路，从供给侧要效益。从我国以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都应同时进行，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给侧，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型的深层次矛盾。例如，去除僵尸企业，把资源从技术落后的企业里释放出来，转移到具有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中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从需求侧来说，是短期扩大投资，是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改善需求具有重大意义。 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二者并不是严格对立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扩大内需[11]。理论上，供给和需求力求达到双向均衡，经济才能健康良性发展，需求能倒逼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不同层级的需求[12]。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原因 化解当前的矛盾，必须深入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有针对性地精准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失误导致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宏观调控下政府监管失误产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率的投资融资模式。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到2020年，按既定目标要建成小康社会，目前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按全面小康目标计算，我国GDP增速必须高于年均6.5%，而刚刚过去的2015年我国的GDP增速是6.9%，仅仅高出0.4个百分点。现阶段，我国产能过剩，供求之间的矛盾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全面实现，因此，供给侧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出现当前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供需角度来看，就是商品供不应求，处于卖方市场，为解决供需矛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尤其优先发展工业体系。随着几十年的发展，粮食、生活必需品短缺问题基本上得到妥善解决。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论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确认。我国实现自给自足后，出口国外的商品增加，使经济增长迅猛，这些成绩大多是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下运行取得的，也就是“投资、消费、出口”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工业门类的逐渐齐全，以往那种依靠国家大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渐失去效力。因为伴随着投资的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也同步增加，促使资本品价格上涨，重置价格上升，也就是资本边际效率随企业投资增加而减少；同类产品供给增加促使产品价格下降，导致企业利润降低，企业预期收益减少，在重置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只能是资本边际效率降低，资本边际效率随资本品供给增加而减少，也就是资本边际报酬逐渐递减。 (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按照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规律，当人们在收入增加时，提高现有生活质量的欲望随之发生变化，消费也随着收入的增加不断进行调整，在满足生活必需的消费后，消费增加的比例没有收入增加的比例大，一部分剩余消费收入用于储蓄；在收入减少的时候，也按比例减少消费，基于原来的生活习惯、生活质量等各种原因，消费虽有减少但也不会像收入减少得那么显著；同时，低收入者的消费往往是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日常支出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基本生活资料消费占很大比例，而高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最基本保障的需求，生活必需品消费比例很小，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见，消费水平的高低一般会随着收入多少的浮动而浮动，收入增加，消费同样相应增加；随着人们收入和消费数量的增加，支出数额少于收入增加的数额。当收入在不断增加的时候，额外增加的收入并没有全部用于消费，而增加的消费只占收入中的一小部分。由公式MPC=ΔC/ΔY，增加的收入用ΔY表示，增加的消费用ΔC表示，MPC是边际消费倾向，是家庭收入增加量中增加消费的量。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消费者收入的不断增加，MPC值会越来越小。另外，基尼系数是反映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综合指标，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通常在0.24～0.36区间内变动。我国2000年的基尼系数是0.412，2003年到2008年则在0.479～0.491区间不断变动，从2009年后逐渐回落，2015年降到0.462(参见表2)，但是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贫富差距扩大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降低，有效消费不足，不能拉动经济增长[7]。
(三)流动性偏好 凯恩斯在货币流动性偏好论述中强调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预防动机和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无直接关系，与收入成函数性正比；而投机动机引致货币需求与利率成反比，部分原因是货币持有人的机会成本随之升高。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会随着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与利息率是减函数的关系，利率越低，投机货币需求量越大；反之，利率越高，投机货币需求量越小，当利率降低到某一阈值时，货币的投机需求将扩大，并趋于无穷大，恰在这时债券价格达到顶值，利率微小的回升都会致使债券价格下跌，购买债券面临亏损风险。即使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量再大，人们都表现出货币持有偏好，不买债券，导致债券价格下降，这时银行为吸收存款而提高利率。可见，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就业以及投资没有影响。我国自2014年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渐加大货币供应量，M2余额到2015年10月已经高达136.1万亿元，比2014年增长13.49%，是GDP增速的2.08倍。但是增量货币没有通过投资和消费的方式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了经济体系中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银行等几大流动性蓄水池，致使资产价格普遍上涨，这些恰恰彰显了货币性通胀风险的现实存在，加剧了投资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停滞[13]。 (四)制造业投资过大，产能过剩 制造业是指按照市场要求，把资源转化为可供人们使用的生活消费产品、大型工具、工业品的行业，是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标志，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根据在生产中使用的物质形态可划分为离散和流程两种制造业。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制造业投资的平均占比在45%以上，随着工业门类逐渐齐全，90年代这一比例降至20%左右，21世纪初制造业投资又开始上升，2010年占比上升至35.21%，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还多[14]。2013年制造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7705亿元，全年总投资446294.1亿元，制造业占比为33%；2014年制造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7025.3亿元，全年总投资512020.7亿元，制造业占比为32.6%。连续多年超额投资在制造业，使固定资产产量和数量连续大规模增加，为现在的过剩产能埋下伏笔。表3是这几年我国制造业和能源生产的情况，从中可见我国在煤炭、水泥、钢材、平板玻璃、白色家电、轿车等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从需求角度研究发现，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遗留的历史问题之一就是投资比例过高。其中，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46.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大手笔的投资在刺激制造业的同时也刺激了需求，但粗放式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只关注产品生产数量和企业生产规模，而忽视产品最本质的质量，忽视企业的灵魂——品牌文化建设，忽视创新，忽视新产品的研发，导致企业不能很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我国居民每年大量去国外采购高端器材及日常消费品，如马桶盖、电饭煲、奶粉等，而国内产品却产能过剩，供大于求，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的“供非所求，求而不供”，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产品创新、品牌建设，“把品牌留在国外，把顾客留在国内”。
(五)劳动力供给不足，生产成本上升 我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很多资本生产要素的获取并没有完全遵循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模式，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地方政府的扶持。土地等生产要素低价或无偿获取，对矿产等资源乱采滥挖，并没有按照科斯定理所说的把对社会的外部性影响内部化，使企业担负对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成本，因而产品成本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企业在生产的同时也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出现雾霾和沙尘暴天气，土地与河流被污染，等等。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渐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同步提升，人们已经不能承受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无限消耗，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利用超过合理限度[15]。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把对社会负的外部性影响内部化，但这无疑会增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由于我国采取计划生育政策，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一般是进入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社会慢慢进入老龄化，而我国因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出现劳动力供需关系的转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2012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比2011年开始净减少，到2014年累计减少约960万人，从劳动力转移情况看，我国新增农民工数量从2010年的1245万下降到2014年的501万[16]。也应该看到，我国供给侧体系处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末端，主要依靠劳动力低成本要素的大量投入和世界市场强劲需求的拉动维持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工薪家庭的收入随着经济的高增长有了明显提升，但收入水平大大低于产业链分工高端国家工薪家庭的实际收入[17]。一方面是劳动力数量下降，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价格上升，2008-2014年，中国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13.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仅为10%左右。工资上涨提升了制造业等的物流成本，201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6.6%，高于同年日本8.5%以及美国8.3%的水平，与世界11.7%的平均水平相对比，仍然较高[18]。年轻劳动力在数量上出现负增长，相对于“父一代”对劳动的意愿发生根本性转变，新生代准劳动力对休闲旅游的偏好大大增加，再加上未富先老的现象严重制约我国生产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开始弱化，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低成本传统比较优势慢慢丧失。 (六)体制机制僵化，产业政策决策失误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投资采取无偿划拨的形式，养成企业对投资的“等、靠、要”心理，在企业获得资金后缺少必要的监管机制，很少把划拨资金用在企业自主创新、产品更新改造上，大多是扩大生产、扩大产能，企业多半考虑规模效益，通过产能、数量占领市场，很少把产品的质量和品牌作为企业的生存之道，缺少核心竞争力。加上体制监管滞后和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唯GDP是从，使本来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很难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造成行业的恶性竞争，僵尸企业大量存在，结果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度、投资效益较差问题难以得到市场机制的自我矫正，从而使由投资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得以凸显和放大[14]。另外，各省市区在规划并给予重点扶持的“主导产业”大多是钢铁、化工、机械、汽车等产业关联较大和生产率上升较弱的传统制造业，“主导产业”趋同致使投资效益下降和投资结构失衡。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优化 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部分，也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的现状，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良性发展。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需要区分供给改革、政策调整、转型升级和更新换代之间的差异，有甄别地加以改革。需求侧存在很多问题，供给侧同样存在很多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给侧。粮食、农产品连续十几年增长，工业品普遍产能过剩，供给侧的问题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结构性质量的问题。 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革，用改革的方法来消除供给侧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从而增强供给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并进行调整。具体来说，就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解为“企业+供给侧+存量”改革和“企业+供给侧+增量”改革，以及“政府-机制”改革和“市场+配置”改革两部分。 存量改革是针对企业现存供给体系的改革，用来化解和预防产能过剩，对现有企业过剩产能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对低于行业平均发展水平、没有发展前景且污染环境的过剩产能破产清算，例如局部的煤炭、有色金属开采等；第二，对有发展前景且具有战略地位的过剩产能，充分利用建设“一带一路”的契机，紧密结合中亚、西亚等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慢、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现状，做到内需和出口相结合，如钢材、白色家电、平板玻璃等；第三，对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转化为有效供给的产能，政府应该“扶上路，推一把”，提供改造的资金，在财税和融资等方面予以扶持，如轿车等行业。 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技术原始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发展的引领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长期依赖于“跟随创新+人口(智力)红利+规模优势”模式发展经济，在技术上形成依赖路径的局面，从储蓄率和劳动力数量在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单纯依靠资本投入规模和劳动力数量增加的增长模式无法维持目前的中高速增长态势，而在未来要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立足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而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利用当前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泥淖不能自拔的大好良机进行技术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为此，必须进行供给侧“增量”改革。增量改革是指企业通过产业和技术创新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就是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去改造生产结构[20]。而这种技术创新具有外溢性，企业为保持长期的技术领先优势，获取更多利润，促使企业长期不断投入资金进行技术研发，从而保持行业领导地位，如我国的核电、高铁等产业。 供给学派强调政府在改革中弱化政府权力，也就是“政府-机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必须向社会、企业和市场放权。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多做减法，减少税收，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减少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整体而言要为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经营环境，不能把国企当“嫡系”，而把民企当“庶出”，造成某些领域和部门垄断国企一支独大的局面，如全国性自然垄断产业(像电信、电力、民航、邮政、铁路、石油等)，以及区域性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如供水、热力、燃气、公共交通、港口、垃圾处理等)，还有本应属于企业化经营但采取了事业单位体制的行政垄断行业(如有线电视、医院等)，等等。这种垄断无疑会拉高产品成本，降低行业的竞争力；导致有效投资不足，缺乏活力，就业下降；滋生腐败毒瘤，影响经济发展，降低政府信用，失信于经营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有保有压的选择性决策，对那些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要保证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对传统上依靠要素密集投入、投资驱动的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以及部分国企要实行压制措施，适当淘汰、重组、兼并等。 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减少管制，另一方面也要自我“瘦身”，也就是要减少政府开支，精简部门，结构性压缩财政开支。供给学派强调降低社会福利，中国目前的具体国情则恰恰相反，应该增加社会福利。第一，重视教育。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普及高中义务教育，逐渐扩大试点范围；强化职业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化解人口红利消失的不利因素，通过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质量来弥补数量短板。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渐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以前的生育政策确实降低了人口数量，但是现在看来有些矫枉过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避免过快的人口负增长，应在放开二胎政策的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后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人口的适量增加可以去房地产库存，拉动相关消费。第二，理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在鼓励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交通通信、邮政储蓄、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便利。第三，扩大社会福利范围，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增加廉租房数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额度，使民众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只有“老有所依”，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真正扩大消费，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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