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管理的研究

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管理的研究

陈阳子[1]2008年在《D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文中认为解决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现实的问题和将来隐患的办法之一是尽快推行资产证券化。D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是指:D资产管理公司将其从商业银行收购的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未来稳定现金流的不良资产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由该载体对所受让的不良资产进行一定的结构安排和信用增级,并转化为以该资产支持的可流通证券,从而销售给证券投资者的过程。D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是D公司不良资产最有效的处置方式,有利于D资产管理公司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提高不良资产的现金回收率。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国有商业银行运用多种方式、多种手段、多种工具加快处置不良资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进金融改革有着积极意义。不良资产证券化通过一系列合同安排构建一定的法律关系,并确定众多主体的权利义务,既是一个经济过程,又是一个复杂的法律过程。本文根据D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处置速度缓慢,处置手段相对单一的特点,从资产证券化的概念、法律主体、客体及运作程序着手,通过对D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深入分析,提出了D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工作目标。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和我国银行优良资产实行证券化试点办法的基础上,利用资产证券化和信托的基本原理,借鉴了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风险隔离机制、现金流包装技术、以特定资产为支撑的投资合同、表外处理、优先级/次级交易信用增级模式等资产证券化思路,提出了D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的交易结构和信托分层处置模式下实施证券化的具体实施方案。本文共五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资产证券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资产证券化的有关概念、主要理论基础和资产证券化实施过程的交易结构设计;第叁章是D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主要分析了D资产管理公司的现状,不良资产证券化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障碍,例如:基础资产质量问题、银行不良资产的“真实出售”问题、信用增级和信用评级的实现问题、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体制性和制度性障碍等等;第四章是D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方案,主要分析了在中国的现有法律体系下,D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如何实施证券化,并提出信托分层处置具体实施方案;最后为总结前面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朱乾宇[2]2005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化解及信贷风险防范》文中认为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的最大隐患。基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业中的主体地位,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何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经验,结合银行外部配套改革和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及风险控制,一方面化解和处置当前巨额的存量不良贷款,另一方面控制和防范新的增量不良贷款的产生,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遵循“理论分析——经验验证——政策建议”的基本研究思路,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转轨时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和银行信贷风险的防范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笔者认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国际先进银行在不良贷款、竞争力方面的差距的根源在于技术、制度和机制叁个要素。正是基于这一重要认识,本文提出在利用资产管理公司化解不良贷款“存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整套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体系,运用先进的金融技术、工具和先进的信贷风险测量方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加强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及市场约束,从根本上有效防范银行“增量”不良贷款的生成。2)在借鉴国外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的主要运作方式进行了评析,指出由于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目前的主要运作方式处置力度有限; 而资产证券化不乏为一种快速有效的处置方式,但必须以完善的金融市场为支撑。在对外汇注资补充资本金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后,本文指出,应该寻求注资之外的多元化资金补充渠道。3)在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生成机理的研究中,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基于提升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竞争力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不良贷款与银行竞争力的代表性评价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此寻求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最显着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份占银行总股份比重对银行不良贷款率具有最显着影响,其次为资本充足率、呆帐准备金率和银行职工人数。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得

陈暮紫[3]2010年在《我国不良贷款违约损失率计量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不良资产的清收、管理和处置一直是经济、金融问题的重中之重。最近十五年内爆发的两次大规模金融危机—亚洲金融风暴和次贷金融海啸都与银行业不良资产紧密相连,最直接的原因即为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过度累积。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载体,截至2008年叁季度,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仍高达12654.3万亿,贷款占比5.49%,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高达11173.8万亿,贷款占比7.35%,是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当前我国银行业正面临后次贷危机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2012在国有银行全面实施的双重压力,总结过去不良贷款的历史经验、管理次贷危机影响下导致的不良贷款、防止宽松信贷政策特别是上万亿的刺激经济贷款发放后可能产生的不良贷款,是我国银行业需解决的严峻问题。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其对全球金融和经济的不良影响在2008-2009年达到顶峰,许多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和国家被卷入其中,银行不良贷款率和坏帐大幅上升,贷款信用风险急剧增加,银行资本充足率明显不足,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风险。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统计的数据显示,仅2009年破产的银行就高达百家,而预计为破产银行善后的费用就需上千亿美金。目前虽然经济、金融环境有企稳好转的趋势,但仍存在很大风险,诸如冰岛、希腊等面临的国家破产危机、在未来几年可能会破产的数百家银行、依然脆弱的国际金融市场等等。而这其中,急需处置、转让和管理的银行业不良贷款是核心问题之一在外部金融环境的重重压力下,2010年我国的部分国有大银行已初步开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而2012年将有更多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将全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指出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中,信用风险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全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高级法,既给予了银行更多的资本金管理宽度和自由度,也对信用风险量化模型计量精度和准确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内部评级法的高级法要求银行能够建立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四个关键因素:违约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暴露(EAD)和期限(M)的量化模型。其中LGD的估量,作为与PD密切相关的二维信用评级体系中的一环显得至关重要。正确估计和预测不良贷款的LGD,对我国银行业更好的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针对不良贷款的信用风险监管已经纳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只有总结过去不良贷款回收和处置的经验,才能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更好的监管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核心部分—银行业贷款的风险管理中,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不良贷款回收率对整个贷款风险管理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国银行业现状是大量的违约不良贷款在2000年前后划拨给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而银行在剔除掉划拨或者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后而估计出来的整体贷款LGD水平,无疑会低估贷款的LGD,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的最低监管资本要求会被全面低估,监管当局对贷款债务人评级水平等也会造成偏差。因此,准确考量现阶段我国银行业LGD的真实水平,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贷款的LGD估计和处置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综上可知在当前国内外形势的要求下,总结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过去近十年在不良贷款回收和处置方面的经验,建立不良贷款LGD的量化模型迫在眉睫。与长期被银行业、学术界和各信用评级机构所关注违约率(PD)的研究相比,由于数据缺乏、影响因素众多和形成原因多样等问题,对违约损失率(LGD)国外学者也是从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关注,而国内的研究起步更晚,大部分还处于定性的描述,定量模型几乎一片空白。而且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LGD与国外有明显差别,独具中国特色,在分析和建模上都与国外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我国不良贷款形成原因的特殊性;我国不良贷款违约损失率分布的特殊性;影响我国不良贷款违约损失率因素的特殊性;我国不良贷款违约损失率预测估计模型的特殊性四个方面。本文基于国内最大的违约损失率数据库LossMetricsTM,分析了来自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包含十七个省市二十一个行业共20000余笔的不良贷款数据,围绕“由判别分类模型到广义线性预测模型”、“先回收率单点预测模型到分布估计模型”和“从静态因素模型到加入动态宏观因素模型”的主线,系统构建了不良贷款回收率(1-违约损失率)的量化估计与预测框架,给出了多个量化实证模型,其中由于违约损失率和回收率加和为1的特殊相关性,本文在研究问题时将交互使用这两个概念,具体结构如下:第二章探讨了我国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处置现状,以及其违约损失率分布特征等,与国际上不良贷款的处置情况进行对比并根据其违约损失率分布特征给出本文分析不良贷款违约损失率的量化模型框架;第叁章从债务人、贷款自身、宏观经济和处置效应等多角度详细分析了影响我国不良贷款违约损失率的关键因素,重点分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影响因素;第四章利用多项logistic方法,构建了中小型企业不良贷款回收率(1-违约损失率)的分类判别模型,分析了完全回收(recovery rate=1),完全无回收(recovery rate=0),部分回收中较低(recovery rate∈(0,0.5)),部分回收较高(recovery rate∈(0.5,1))四类不同回收率的债务人的特点,给出不良贷款资质判别的基本参考;第五章基于前文的分类判别基础,首次对非极端回收(0<recovery rate<1)的我国不良贷款回收率建立了变换后的线性模型;第六章利用广义beta回归方法,把我国的不良贷款的回收率点预测模型推广到不良贷款分布估计上,并分析了回收率分布均值、方差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此外还在模型中引入了GDP增长率,把模型从静态推广到动态情况;第七章利用广义logistic模型族,首次从GDP增长率和资产处置时间效应的二维角度,分析了零回收强度随时间波动的规律和影响其波动的原因;第八章总结了不良贷款LGD量化模型建立的实际意义,根据模型和数据需求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通过统计图表详尽分析了影响我国不良贷款显着因素,重点分析了包括处置方法、转让方式等中国特色的因素;(2)结合我国不良贷款分布的双峰以0,1为峰值的特征,给出了“先判别—后回归”的建模思路,这与国外的回收率模型都是直接回归有明显区别;(3)针对我国不良贷款按户回收的特点和判别后所得到的非极端回收贷款,创新的提出了由单笔到多笔、由简单到复杂的建模思想,并在模型构建中,对比了beta-正态变换和logit变换在拟合优度和变量显着性的差异;(4)首次引入广义beta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不良贷款回收率分布特点,把过去对不良贷款回收率的研究从点预测推广到分布估计上;(5)首次结合处置效应和宏观经济的二维度,以处置延续时间为划分变量,按处置时间的长短把全样本分为四个子样本,分别考虑了子样本中的宏观经济因素对回收率波动造成的影响。

毛雯彦[4]2015年在《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收购非金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99年,为处置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国家对口组建了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历经不到十年的时间于2006年底,共累计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12102.82亿元,累计回收现金2110亿元,比国家核定目标超收286亿元。在完成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任务之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面临商业化转型与业务创新。2012年10月下旬,银监会向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下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资产公司资产经营管理主业范围将从传统的收购和处置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拓展到企业等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中,从以往单一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转向兼顾处置商业性不良资产,从处置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到兼顾处置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扩大经营范围和业务。目前这一转型的目标是将收购方式创新为组建合作经营资产管理公司的收购方式。这种收购方式不仅意味着资产公司资产经营管理主业范围将从传统的收购和处置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拓展到企业等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中。在第一家完成改制的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收购工作试水之后,这一创新之举不仅扩大了其他叁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有利于资产公司挖掘新的客户群,拓展资产收购业务链,给企业提供短期资金,盘活企业,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其中就包含非金融债券的安全性很低,对不良资产的认定较为困难,资产公司也可能借助这一渠道从事变相融资活动,自身积累流动性风险。本文首先从不良资产的相关理论入手,以N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为案例为研究对象,主要介绍了案例的收购背景、收购模式、收购流程、原债权债务企业的基本情况等。然后,从定性及定量以及风控叁大方面认真深入的分析了N资产管理公司这一个收购非金债案例。定性方面,有行业分析、宏观环境、抵押物足值分析、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认定的合规性分析;定量分析债务人、保证人的财务指标以及项目的还款来源分析;风控方面,对项目的可行性、流程的合规性等进行分析。再次,从非金债案例中发现问题,从问题中获得启示。最后,根据以上叁个方面的分析以及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对资产管理公司非金债创新业务的五个对策建议。分别是完善非金融机构的财务审核制度、构建非金融机构信用评级体系、完善收购和处置非金债的工作流程、加强创新业务的监管体系和金融法律的配套改革。从这五个方面推动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创新的发展。最后,根据以上叁个方面的分析以及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对资产管理公司非金债创新业务的五个对策建议。分别是完善非金融机构的财务审核制度、构建非金融机构信用评级体系、完善收购和处置非金债的工作流程、加强创新业务的监管体系和金融法律的配套改革。从这五个方面推动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创新的发展。

石锐[5]2007年在《国有资产管理重庆YF运营模式研究》文中指出重庆YF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由重庆市国资委通过市场化运作组建成立的地方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公司除担当重庆国企不良债务的处置平台外,今后公司还将作为重庆国有企业债务重组、关闭破产、“退二进叁”、环保搬迁的资金周转平台以及重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辅助手段。由于我国AMC运营模式表现为政策与市场并重的特点,要求以政策为导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因此,在YF公司的具体运营中存在着公司性质界定不清,影响公司运营效率、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经营政策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盈利手段单一、公司自身的融资能力还比较薄弱等问题。为了探索一条使公司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选择了“重庆YF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运营模式研究”为题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论文首先通过对重庆YF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现有运营模式的优劣势进行分析,然后结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理论,参照借鉴国内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对YF公司新的运营模式进行了设计,主要是将原有的国有独资渐进地转变为股份制运营模式,基于新的模式,本文对YF公司原有的组织结构、资产处置手段、经营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性构建。最后对新模式的实施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考虑了充分利用“官办民营”的经营方式解决公司融资瓶颈,利用信托分层处置方式解决处置中的定价难题,开展金融租赁提高公司自身效益等。在其他文献中,对于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模式通常是综述性的研究或者就是集中研究政府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所有权关系,而很少对运营模式的各方面提出具体详尽的构想,而本文,针对YF公司的现状提出了详尽的新的运营模式的具体构想和实施建议。论文研究能对重庆YF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模式创新提供借鉴与指导。

吴海峰[6]2003年在《资产证券化理论和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产证券化是金融创新浪潮中新崛起的一种主流融资技术,已成为近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快的金融创新工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应充分利用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这不仅有利于降低我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提高它们自身的竞争能力,而且有利于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夯实我国的金融基础,完善金融体系。 本文通过对资产证券化的研究,不但可以充实我国的现代经济理论,而且还可以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推动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两大部分,共分九章: 第一章介绍了选题的依据,研究现状,分析了研究框架,指出了论文的创新点和论文最后的简单的结论。 第二章是资产证券化概述,对资产证券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资产证券化的历史和发展的一般过程。本章内容的阐述目的是为了分析出资产证券化产生和发展所要求的环境,为后续章节的研究作铺垫。 第叁章是资产证券化的一般流程和理论分析。本章为论文的核心部分之一。首先介绍了资产证券化的特点,适合资产证券化理想资产的特征,以及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主体和其在相应的基本技术环节中的作用;其次分析了资产证券化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最后分析了资产证券化对资本结构理论的挑战。 第四章是资产证券化信用理论的研究。本章的内容包括资产证券化的信用级别对资产证券化的作用,信用升级的目的和形式,信用评级的程序等。在对现有的资产证券化信用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之后,对适合中国现状的资产证券化的信用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 第五章是资产证券化的收益和风险的分析。内容包括资产证券化的宏观收益、微观收益、各参与方收益的分析以及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资产证券化的宏观收益主要指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微观收益是指资产证券化融资具有的比较优势。各参与方的收益分析主要对原始权益人、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的收益进行分析。风险分析是指资产证券化对金融系统风险的影响。 第六章是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和会计研究。在介绍了美国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定及相关的监管后,指出目前我国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存在的法律缺陷,如在《公司法》、《担保法》、《税法》、银行、证券的分业经营、会计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并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七章是对我国实行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思考。本章和第八章的内容是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实践部分的分析,并尝试性提出发行开放式不良资产投资基金和信用分级债券,以实现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并提出了具体操作框架。该章指出我国应当实现不良信贷资产证券化,但是资产证券化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仅可以起到有限的作用,可以用来盘活流动差的资产,但不是用来盘活质量低劣的资产,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资产选择和证券化的方式及信用担保方式。 第八章是我国推行住房抵押货款证券化的思考。本章首先对住房抵押货款证券化进行研究,设计了住房抵钾货款证券化的操作框架;接着分析了住房抵押货款证券化的操作流程;然后介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其他运作领域,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提出了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九章是案例分析。对已有的国内外资产证券化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这样可使得操作实务的介绍和理论部分的研究内容形成互动,从而可使本论文更加有深度。

胥蓓蕾[7]2008年在《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退出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新生事物。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经营风险日益加剧,在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企业运营中,企业的经营风险最终都会以银行不良资产的形式表现为金融风险,国际实践经验证明,资产管理公司在化解此类金融风险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所以,股权退出对推进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提高我国企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所以深入研究影响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的关键性环节——股权退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概述了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然后结合具体的案例,运用产权理论和软预算约束理论对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股权退出现状、股权退出方式和股权退出陷入困境的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分析和论证;在此基础之上,分别对美国、马来西亚和波兰叁国股权退出的实践进行了介绍,并通过对比分析获得经验启示;最后,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完善我国股权退出机制的对策:明晰产权和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引进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转股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加大政府财政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赋予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债权、股权必要的司法权;积极创新,探索股权退出的新渠道等。

吴景然[8]2004年在《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银行业作为一个资金融通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业的良好运行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保障。然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危害。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是产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已经成为危害金融安全的重要隐患。解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是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世界各国为了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特设的专门机构,它是一种有效的处置不良资产的模式。我国在1999年设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从四大国有银行接收不良资产,进行处置。经过几年的运行,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只是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存量的方式,要使国有商业银行正常运转,必须防止新增不良资产的产生,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未涉及防止银行新增不良资产问题。 本文的写作框架如下:第一章分析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及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的优势。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及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特殊性。同时通过比较,指出资产管理公司模式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优势。第二章介绍了国际上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从中得出一些启示。第叁章分析了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现状,阐述了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制度安排及组建目的,目前取得的效果,并指出我国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风险、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分析了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常用的主要方法,并对各种方法进行比较,指出我国应该选择的方法。第五章针对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并指出,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向商业化转型,而不是在完成任务后关闭。

董雁斌[9]2008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文中指出为妥善处理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己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极大的影响了金融业的发展。资产证券化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手段不能很好地满足快速、批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的要求。利用证券化手段化解不良资产,对我国金融业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分散和降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不良资产证券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不良资产无法带来稳定的现金流,这导致不良资产的定价非常复杂,不确定性相当大。加上我国资本市场不够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不良资产如何证券化对资产管理公司、证券中介机构以及金融研究人员而言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首先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入手,介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相关概念与基本原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特点。其次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剖析国外发达国家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与我国实际操作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最新实例——“东元2006-1重整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发现我国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特点以及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针对我国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情况,提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模式与交易结构改进设计方案,以及相应得生态环境建设。现阶段受制于目前的法律环境, SPV采取信托模式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现实选择,但是在交易结构的细节方面需进行改进,主要表现在以风险分散理念构建资产池;加强内部增级,扩展外部增级,扩大信用评级的时间范围与空间范围;放宽申购利率区间等方面。另外,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环境建设、资本市场建设等生态环境建设。因此,对资产证券化理论研究分析和我国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实际案例的经验总结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王东[10]2018年在《M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非金不良资产风险防控研究》文中认为上个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的银行业积聚了很多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在1999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应对这些不良资产,对这些不良资产进行集中处置,目的是为了降低不良资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先后成立。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任务重大,它们的成立对于我国银行业等国有企业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随着现在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模式更加丰富,种类也更多。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利润来源途径也更宽广,不再只是收购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也开始了对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逐渐向商业化的方向转型。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金融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非金融企业的发展也同样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使得非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不断积聚,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对于我国非金融机构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威胁,非金融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使得身处财务困境的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它们渴望借助外力摆脱困境,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就是非常专业的机构,它们不仅可以使得非金融企业渡过资金周转的困难,同时也可以对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置,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消除了阻碍,有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稳定运行。2012年10月下旬,银监会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下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此后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始走向商业化处置的道路,同时也开始涉足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本文不仅对不良资产的相关理论做了详尽的介绍,还加入了具体的研究案例,在该案例中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也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案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从中得出经验总结。然后,总结出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风险防控的对策建议。这些建议是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加以完善,进而促进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D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D]. 陈阳子. 中南大学. 2008

[2].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化解及信贷风险防范[D]. 朱乾宇.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3]. 我国不良贷款违约损失率计量模型研究[D]. 陈暮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0

[4]. 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收购非金债问题研究[D]. 毛雯彦. 云南财经大学. 2015

[5]. 国有资产管理重庆YF运营模式研究[D]. 石锐. 重庆大学. 2007

[6]. 资产证券化理论和实践研究[D]. 吴海峰. 南京农业大学. 2003

[7].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退出问题研究[D]. 胥蓓蕾. 南昌大学. 2008

[8]. 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研究[D]. 吴景然.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9].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D]. 董雁斌.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10]. M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非金不良资产风险防控研究[D]. 王东. 云南财经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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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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