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与欠发达地区耕地保护行为中的利益机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耕地论文,欠发达地区论文,机制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缺乏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动因分析
（一）发达与欠发达地区承担食物安全社会成本的激励机制不足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耕地趋于短缺的12亿人口大国来说，耕地保护的首要动因就是保证食物安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 ）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这里所指的食物安全就是通常人们说的粮食安全。众所周知，食物生产要受自然灾害、价格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正是由于自然灾害在空间上分布欠均，区域间食物生产机会成本不一及由其产生的价格信号刺激不同，食物产量波动程度在范围大小不等的区域，往往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从经济分析的动态角度来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资本和技术存量相对土地和人口有不断快速增加之势，结果导致一国或地区的资源由土地和劳动力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从而，在整体上，食物生产所需土地和劳动力的稀缺性或机会成本随之大幅度提高；对于不同工业化水平地区，食物生产的机会成本与工业化水平成正比。为了给工业化、城市化稳步推进提供供给稳定且价格适宜的食物，工业化、城市化发达地区理应责无旁贷地保护一定数量的耕地，在最大可能地分散不利食物安全的自然灾害和贸易风险的同时，保证全国资源配置效率最佳。尽管这样，无论从国家还是从发达、欠发达地区来看，都必须牺牲一部分区域专业化生产的效率。
当前，中央为从城市居民粮食涨价补贴的财政重负中摆脱出来，从财权与事权对称出发，将粮食稳定供给的责任下放到省级，以扩大省级政府在食物安全上的贡献率，增加省级政府承担食物安全成本的积极性。但是，粮食省长负责制对发达、欠发达地区承担上述部分效率牺牲并不能产生充分激励。从发达地区来看，由于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较高，人均粮食支出占其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已处在较低水平，并根据恩格尔定律，可预见有进一步下降之势。即使粮食价格正常上涨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决策不构成重要影响。因而，发达地区势必只想享受他人保护耕地的好处，而不愿随担耕地保护的责任。再来看欠发达地区，面对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日趋拉大，以及发展替代发达地区产品的工业效益显著高于农业，它绝不会计较发达地区耕地保护给其造成的食物生产比较优势的潜在损失，而是高度关注如何运用手上的粮食这一影响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砝码，去最大可能地赢得发展非农业的资金与机会，而将保护耕地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地区身上。
虽然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从各自利益最大化出发的耕地保护行为的危害性并不是一下就能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个问题一旦表现出来，其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
（二）发达与欠发达地区承担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社会成本的激励机制不足
当前，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大规模流动为特点的“民工潮”，虽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一面，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追求地方利益，依靠牺牲耕地、以地生财吸引外资，过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却不应有地加剧了“民工潮”的负面效应。首先，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过度流失到发达地区。一般地，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剩余劳动力，都是有能力、敢冒险、急于寻找发展机会的年青人。他们的快速流出不仅可能让落后地区失去最有能力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人才，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削弱落后地区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从整个国家的层次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快的向发达地区流动降低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其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候鸟式”流动，使城市和全国性的公共服务系统、基础设施处于周期性的超负荷和规模不经济状态。再次，发达地区和城市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赶不上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就业的新增需求，从而，社会的稳定受到了不应有的影响。
可是，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府政绩首要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发达地区不是根据当地生产要素的稀缺性，积极引导外来人员流动，有步骤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而是试图凭依欠发达地区极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充分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它在这一过程中也承担了外来劳动力给本地基础、公共设施带来的拥挤成本和社会秩序欠稳的社会成本，但是，在让外来劳动力承担各种超强度或对身体有危害性的劳动时，却又不给其应有的社会劳动保障，而是力图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欠发达地区。而欠发达地区面对与发达地区进行外出劳动力社会保障谈判成本过高，投资环境改善乏力，以及急需大量投资扩大其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不仅不愿协助中央，积极引导外出劳动力有序流动，而且还大张旗鼓宣传外出打工的种种好处。
二、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利益矛盾驱动的耕地保护“零和博弈”
（一）期初国内食物市场的暂时均衡
期初t[,0]时，发达地区因非农产业发达， 现有耕地生产的食物不足以自给，需要从欠发达地区进口食物D[,0] （此时发达地区从世界市场进口的食物I为0）。欠发达地区存在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现有耕地生产的食物除自给外，全部输出到发达地区，其量为S[,0]。 由于从国外进口的食物数量I为零，国内食物市场处在S[,0]＝D[,0] 的均衡状态。均衡的食物市场价格为P[,0]， 正好等于欠发达地区单位食物生产成本C[,0]和食物从欠发达地区运输到发达地区的单位成本C之和， 即P[,0]＝C[,0]+C。
（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下的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暂时均衡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存在着无限供给，从而其劳动的边际产品几近于零。发达地区由于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劳动力出现了短缺，导致工资持续上升。因此， 劳动工资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设其初始值为W[2][,0]）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这吸引着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增加了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由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较低，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本地劳动力迅速为外地劳动力替代，并相应形成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起因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差异。（1）本地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为W[1][,0]；（2）外地劳动力市场。后者的均衡工资W[1]由外地劳动力的供给与本地对其的需求决定，其形成过程可描述如下：外地劳动力流入发达地区，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和相应地提高了其利润率，从而极大地刺激了该类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张。然而，这不仅扩大了对外地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也进一步拉动了比预期需求更多的外地劳动力的流入，致使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推动劳动力工资继续下降。可以预见，劳动成本下降→生产规模扩大→劳动力需求增加→外地劳动力流入规模超过需求→劳动成本进一步下降的不断交替出现，最终将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停止于外地劳动力的工资等于外地劳动力到发达地区谋职的最低边际机会成本。此时，外地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均衡状态。这一边际机会成本等于外地劳动力到发达地区谋职的交通成本、寻找工作成本、最低生活成本与其将上述三部分作为一种投资的报酬的总和，可将其表示为C[,t]。
（三）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下的食物市场暂时均衡
由于欠发达地区存在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输出一般不会导致农村劳动投入的减少，进而影响食物生产（黄守宏，1996）。故可认为食物产量不受流出劳动力的影响，依然为S[,0]。 虽然外来劳动力在发达地区的收入要高于其流出地，但在上述外地劳动力市场均衡状态下，因发达地区食物价格高于欠发达地区，可认为，新增收入对外来劳动力的食物需求弹性影响很小以至可以忽视不计。所以，可近似地认为，外来劳动力在发达地区消费的食物量与他们在原地一样多，不同的是，发达地区为满足他们的消费，需从欠发达地区再输入相当于他们在原地消费数量的食物。
在外来劳动力市场趋向均衡的过程中，发达地区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耕地也大量被占，导致食物产量大幅度下滑。由于自然灾害因素对世界市场上食物产量波动的影响要远小于国内食物市场，因而，发达地区将其作为食物稳定供给的来源。开始食物产量下降数额还非常容易地从世界食物市场以P[,0]的到岸价买到， 但是随着从国外进口数量的逐步增大，要保持以国内相同的价格进口更多的食物也日益困难。如以高于国内的价格进口食物，则会抬高本地的劳动成本，从而必将影响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因此，可以断定，当外地劳动力市场达于均衡状态时，发达地区已将世界食物市场的上述好处最大化地加以利用了，亦即世界市场不再有助于平抑国内食物价格波动的重要作用。
（四）区域间竞争驱动的“零和博弈”
欠发达地区期初劳动力存在着无限供给，后来虽有大量的劳动力流入发达地区，但仍未能根本改变其劳动力剩余状况。从而，当发达地区的外地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时，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工资依然维持W[2][,0]，并且小于上述均衡工资，即W[2][,0]〈W[1]＝C[,t]。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其资本便开始流向欠发达地区，以追逐较发达地区更低的劳动成本。于是，欠发达地区获得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在此之前，如图2所示，欠发达地区有土地A[,2]B[,2]， 其中，A[,2]C[0][,2]为非农业用地，C[0][,2]B[,2]为农业用地，用地分配处于均衡状态。 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流入及其土地的边际产品（MPI[1][,2]）高于农业（MPA[1][,2]）， 欠发达地区量为C[0][,2]C[1][,2]的耕地开始向非农用途转换，从而， 可输出到发达地区的食物量下降了Q[1][,2]。 供给减少导致发达地区食物价格上涨至P[,1]（P[,1]〉P[,0]。 因开始时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规模不大，Q[1][,2]量也不多，P[,1]较P[,0]上涨幅度不大。可是， 发达地区在外地劳动力市场处于W[1]＝C[,t]的均衡时， 已将世界食物市场平抑物价的好处加以最大利用了，所以，国内价格基本能保持P[,1]， 而不受世界市场的供求影响。
图1 发达地区土地边际产品曲线
图注：MPI[1][,1]、MPI[2][,1]、MPI[3][,1]为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土地边际产品曲线；MPA[1][,1]、MPA[2][,1]、MPA[3][,1]为发达地区农业的土地边际产品曲线。
图2 欠发达地区土地边际产品曲线
图注：MPI[1][,2]、MPI[2][,2]、MPI[3][,2]为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土地边际产品曲线；MPA[1][,2]为欠发达地区农业的土地边际产品曲线
在发达地区，当外地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如图1示，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土地边际产品为MPI[1][,1]， 农业的土地边际产品为MPA[1][,1]，上述两条曲线将土地总面积A[,1]B[,1] 分为非农产业用地A[,1]C[1][,1]和农业用地C[1][,1]B[,1]。但是，食物价格上涨，一方面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增加， 结果其土地边际产品下降至MPI[2][,1]；另一方面推动农业的比较优势提高， 结果不仅导致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增加，也迫使土地用途发生工业向农业的逆转换，耕地面积扩大C[1][,1]C[2][,1]。
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势，欠发达地区强制性地将食物价格压低在C[,0]上。 随着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下降（MPI[1][,1]→MPI[2][,1]），欠发达地区该类产业的比较优势因劳动成本相对降低（当构成前者劳动成本因素的食物价格为P[,1] 时，后者的价格仅为C[,0]）而提高至MPI[2][,2]， 进一步诱致资本更大量的流入。于是，耕地数量再次减少C[1][,2]C[2][,2]，食物产量随之下降Q[2][,2]（此时Q[2][,2]远大于Q[1][,2]）。当国内贸易粮的大量减少和世界市场输入我国的粮食难以增加，再次推动发达地区的食物价格上涨至P[,2]（P[,2]〉P[,1]）。进而，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再次增加，土地边际产品进一步下降至MPI[3][,1]；农业比较优势再次提高至MPA[3][,1]，进一步推动单位耕地面积上的投入增加，工业用地C[2][,1]C[3][,1]向农业用途转换。只要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产生的优势还不能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成本优势相抗衡，上述循环还将进一步持续下去。
食物价格上涨导致劳动密集产业资本流入欠发达地区，是两地区及其之间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是因为，随着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率也持续下降，上述产业的资本为追逐更高的利润，便大量流向有利可图的欠发达地区，从而，有相当多的外来劳动力面临着失业。为避免失业，他们中除极少数转移到发达地区农业中就业，终因农业单位土地面积上可吸纳的劳动力远少于非农产业，大多数将随同上述资本流向，回到本地新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去谋职。外来劳动力的流出，一方面导致发达地区廉价劳动力的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市场可能处于以下三种状态：（1）供给大于需求。 外来劳动力预料到失业将会扩大，便想尽早返回家乡，寻找新的就业机会。（2）供给小于需求。劳动工资的快速上涨， 将更强烈地刺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流向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将势必出现供过于求。（3）供给与需求处于暂时均衡。 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对食物价格持续上涨，会预期劳动成本将不断上升，从而促使其资本流入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市场在上述过程的常态是供大于求。因此，越来越多的外来劳动力流回原地。
当耕地减少过猛，世界市场输入的食物不足以满足发达地区的食物需求时，外来劳动力的减少虽有缓解发达地区食物供求紧张之局面，但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其食物供求紧张。这一方面，即使外来劳动力全部返回欠发达地区，只要欠发达地区压缩对发达地区的食物贸易量，就有可能保证以较低成本供给他们食物，另一方面是因为，外来劳动力回流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不仅推动了耕地的大量减少，而且也提高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这就迫使欠发达地区减少输出到发达地区的贸易粮。不难预见，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规模越大，可输出食物就越少，发达地区的吃粮问题就要更多地依靠自己来解决。所以，发达地区食物价格上涨的最有力推动因素是欠发达地区供给其居民的食物减少。为了应付上述局面，发达地区最好的办法只有不惜成本地扩大耕地面积，高成本地生产食物来养活自己。这样势必使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运行处在难以降低的高劳动成本之上。可是，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从事非农业产机会成本却为发达地区当前C[ ,t]扣除他们原来到发达地区打工的交通成本、寻找工作成本的剩余， 工资水平显然低于C[,t]。所以， 当全国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需求保持基本不变时，发达地区曾经依靠外来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对上述两地区悬殊的劳动成本，从追逐利润出发，最终会做出其资本全部流向欠发达地区的决策。当资本流动基本趋于静止，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必然与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规模最大时即W[1]＝C[,t]相等，因此， 上述过程倍受人们注目的特点是，发达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MPI[1][,1]－MPI[2][,1]）+（MPA[2][,1]－MPA[1][,1]）]×C[1][,1]C[2][,1]] 或（[MPI[2][,1]－MPI[3][,1]）+ （MPA[3][,1]－MPA[2][,1]）× C[2][,1]C[3][,1]]恰好为欠发达地区的新增资源配置效率（[MPI[1][,2]－MPI[0][,2] ×C[0][,2]C[1][,2]]或[（MPI[2][,2]－MPI[1][,2]） ×C[1][,2]C[2][,2]]。可见， 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争先恐后地采取牺牲耕地资源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从暂时来看，是有比较高的速度，但是，从长期来看，上述行为只是“零和博弈”。也就是说，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将会出现经济福利一地之失为一地之得的转移现象，除非发达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改进技术和提升产业结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化，否则，最终将导致全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几近于零的局面。
为消除耕地保护上零和博弈的长期效应，我们认为应采取如下政策性对策：
一是将耕地保护纳入地区间均衡发展中去，并建立中央与省政府之间具有相对稳定预期的财政制度安排：将耕地保护的贡献纳入到中央与欠发达省份财政转移支付的决策中去，以强化对欠发达省份耕地保护的激励；运用国税返还等激励手段，引导发达地区将不符合其产业结构升级的工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强化对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保护耕地的双向激励。
二是改革导致只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的数量冲动型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即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方式。经济指标上的数量冲动是当前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不惜牺牲耕地的根源。但这种增长方式是没有前途的，增长速度最终将趋近于零。因此，尽快建立包括资源与环境帐户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去，以其作为考核政绩的参照系，才能根本扭转只有数量冲动没有或很少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
三是重视政策性金融手段。建立土地银行，建立健全包括耕地开发、流转和土地复垦等方面的资金融通体系，运用低利率政策引导影响资源利用、开发决策的个人贴现率趋近社会贴现率，从而降低耕地向非农用途转换的速度，以使其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
收稿日期：1997—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