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跨世纪的难题——访《经济纵横》编审胡显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世纪论文,难题论文,人口论文,经济论文,胡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展现了跨世纪的宏伟蓝图，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同时，我们应该充分地估计到实现《建议》所提出的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对此，我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请问，您看什么是最大的难题呢？
胡编审：我想最大的难题就是我国的人口问题。1995年2月15 日凌晨，在北京城里，一个姓赵的男婴呱呱坠地。新生儿清脆而响亮的啼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大陆人口已经达到了12亿。轰隆作响的人口列车正越过12亿的界碑向着本世纪末13亿新高峰呼啸驶去。面对着中国庞大的人口数字及不断增长的强劲势头，举世震惊，全球关注。而最应该感到不安的是我们自己。在我们所宣告的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下，必须迎接由于12亿人口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挑战。
记者：请问胡编审，在那一系列严重挑战中，最大、最直接的挑战是什么？
胡编审：是粮食问题和就业问题。正因为这样，江泽民在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人口基数大，今后15年还将增加近2亿人口， 这对农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整个经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增大了就业压力。
记者：请您先讲粮食问题好吗？
胡编审：好。早在上世纪末，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是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足食以养民，养民以立国，乃是孙中山的伟大抱负和毕生追求，也是这位伟人对后世、特别是对廿世纪中国执政者的政治遗嘱。如何解决这个超级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曾经是，今后仍然是严重困扰中国政府的一道十分棘手的难题。40年代末，在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论战的文章中，毛泽东以一个胜利者的乐观姿态慷慨地向全世纪保证：中国“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511页）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位27年，并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直到他去世的1976年，中国人均占有粮食始终停留在1956 年的水平（300公斤左右），更不必重提60年代初那段苦涩的历史。 在那三年中，因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导致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09页）
7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神州面貌大变。1978～1984年的6 年时间，全国粮食总产从6095亿斤跃升到8146亿斤，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均占有粮食量也大幅度提高到接近400公斤。 这是一个令中外人士倍感惊讶，更为钦佩的伟大进步。随后又用了9年时间使总产越过9000亿斤大关。但是由于人口增加势头强劲，人均占有粮食量始终未能突破400公斤。
最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李鹏总理的讲话提出：“按照‘八五’时期人均占有粮食水平计算，2000年粮食总产量必须达到9800亿斤，要努力争取达到10000亿斤。”
记者：从实际情况看，能否在1995～2000年的6 年时间里增产1000亿斤，实现总产1万亿斤的目标？在这方面有哪些制约因素？
胡编审：实事求是地回答应该是：很难。根据最近10年的纪录来看，每年平均增产74亿斤（《经济日报》1995.8.7），在刚刚过去的1995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抓农业，千方百计增产粮食，全方位地多管齐下，结果如何？据最新消息：内贸部负责官员公开定标，增产90亿斤。剩下还有5年时间，要增产900亿斤粮食，如果没有科技方面的重大突破、单产的大幅度提高，恐怕很难出现什么奇迹。
其次，即使实现了1万亿斤的目标，到那时的人口是13亿， 人均占有粮食还不过是400公斤的温饱水平。我们曾经许诺：到2000 年实现小康水平，按照国际上公认的小康水平，粮食保障线应该是500 公斤纯谷物（不包括豆类与薯类），而我国目前计算口径是包括豆类与薯类。如果要与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接轨，把豆类与薯类剔除在外，则我国粮食的人均占有水平距离国际通用的小康水平更远。
再次，还应该看到，除了人口总量增长之外，人民的消费水平普遍提高，消耗的口粮虽在缓慢下降，但耗粮率高的肉、酒、蛋类消费上升快。目前，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量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猪肉的消费量却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了（人均37.4公斤）。因此，粮食的供需缺口将会逐年扩大，乃是一个无法遏止、更无法否认的趋势。
记者：对未来5年乃至下世纪初我国粮食供求缺口的预测， 成为理论界一大热点，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大问题。
胡编审：的确是这样。对此，中外人士分岐较大：预测缺口最大的当然要算美国世界经济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先生。他曾断言，2030年中国将缺粮3.78亿吨。我们自己的科学家们也纷纷作了预测。据中科院国情研究小组专家们的意见，到2000年我国粮食供求缺口为4000万吨，2020年为5000万吨左右。又据内贸部，中国农科院和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共同研究预测，缺口最高限为7000万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黄季琨在国际水稻会议上所宣读的论文中也作了大致相近的估测。中国农科院农经研究所的集体研究结果则认为，如果按照小康水平500公斤人均粮食需求计算，到2000年，13亿人将需要粮食总量为6.5亿吨，即使实现了年产1万亿斤（5亿吨）的目标，缺口仍有1.5亿吨（3000亿斤），尽管中外专家的预测数字差距很大，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未来需求缺口将逐年扩大，中国的粮食净进口量将逐年迅速上升。正为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柯炳生教授所说：“布朗的预测结果可能夸大了，但问题确实严峻。”（《中国经济时报1995.10.17）
记者：问题严峻在哪里？
胡编审：首先是我国外汇支付能力问题。我国从60年代初为了免于挨饿，不得不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进口粮食。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说，1961年进口520多万吨，1962年还需要进口400万吨。此后一直未断。1979—1984年的6年间共进口8070万吨 （《经济纵横》1995年第10期）。1987—1991五年间年均为800万吨 （《经济纵横》1995年第2期）。在世界粮食市场上，我国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买主。 如果把目前的年均进口量扩大5—7倍，即从800万吨增加到4000—7000 万吨，对于我国有限的外汇资源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这不能不极大地影响我国现代化事业所急需的先进科技、关键设备的引进，从而延误我们迈向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步伐。
其次，即使外汇支付能力允许，我国港口运输能力也将难以承受。去年因为进口了几百万吨玉米，致使许多港口积压，要等一个多月才能卸货。这种局面引起国际上严重关注。美国《商业日报》曾就此现象作过专门报导。他们认为：“中国港口拥挤与进口粮食需求有关。”几百万吨玉米进口就产生如此大的压力，如果是几千万吨粮食进口，将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可想而知。
记者：国际市场上粮食也并非取之不尽的资源。
胡编审：这也是个大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粮食市场上可供应的出口量不足2亿吨。但是近年来世界粮食生产普遍滑坡、需求增加， 以致世界粮食储备在逐年减少：1993年为3.51亿吨，1994年降为3.02亿吨，分别等于全球人口76天和62天的消耗量。专家预言如果再降到不足60天的储备量，必将引起世界粮食市场的动荡。而1995年预计将下降到2.94亿吨，1996年将下降到2.58亿吨。与此相联系，许多传统出口粮食的国家先后改变决策：越南开始禁止大米出口，泰国严格控制大米出口。美国是全球玉米主要供应地，因国内减产也将逐年减少出口。这说明，世界粮食市场也是供需矛盾日趋紧张。随着全球人口增长趋势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供需矛盾必将加剧。面对日益严峻的世界粮食市场形势，我国即使愿意并能够支付足够的外汇代价，恐怕也难以找到如此庞大的粮食供应基地。何况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粮食从来都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外交武器，是国际纷争中一枚具有相当分量的筹码和一张极具威力的王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还要进口大量粮食来解决13—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必将面临难以接受的政治代价。
记者：粮食问题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必须十分重视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请您讲第二个问题好吗？
胡编审：现在就讲就业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我们在理论上根本不承认失业问题。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会产生失业现象的。为了维护这一“理论”的权威性，我们把众多劳动人口无工作的现象称之为“待业”。尤其可笑的是，当全世界都在实现城市化，不断增加城市人口比重时，我国却反其道而行这，把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强制分散到农村去，并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结果是把当时的失业问题推迟到未来去解决。果然，70年代后期大量知青返城，城镇“待业”人口骤然增加。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公开撰文抨击：“60—70年代中国政府在安排就业问题上是失败的。”（《经济学消息报》1995.5.27）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终于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如实地承认失业现象的存在并逐年公布失业率。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是我党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回归。但是，所公布的失业率显然不够完全，更无法反映我国由于人多造成就业压力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记者：据劳动部公布的失业率为2.8%。
胡编审：这个比例在当今世界无疑是很低的，低到微不足道，毋需介意。因为国际上通常认为：5%以下失业率为必要的、安全的， 不会影响社会安定、政局稳定。但是，2.8 %这个数字并未能反映我国失业现象的全貌。
首先，2.8%是指显性失业率，而不包括2000 万左右的隐性失业者和500万左右机关冗员在内。如果把这些都包括在内， 城镇失业率将高达16.7%。（《社会》上海出版，1995年第7期）如果再把视野放宽些，包括农村1.7亿剩余劳动力在内，全社会的综合失业率将是28%。 （《中国经济时报》1995.5.30 ）这在当今世界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高失业率了。
其次，再从动态上看，随着改革的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大批冗员必然被推向社会；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劳动力的需求必将逐年下降。正如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节夫的预言：“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必定会缩小。就像在农业生产中由于采用拖拉机，马的作用被缩小，后来又被淘汰一样。”因此，今后就业形势必将日益严峻。君不见：劳务市场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职业介绍所门前熙熙攘攘，万头攒动，交通沿线的民工队伍潮起潮落，历久不衰。还有那车间里，办公室里人浮于事，扎堆聊天，嬉笑打闹现象更是司空见惯。这一幕幕现实生活的场景，充分地说明，就业压力已成为困扰各级政府又一个严重课题。
记者：为解决这个失业问题，政府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胡编审：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国家劳动部不久前推出一项为期5 年的“再就业工程”。该工程拟在5年中解决800万人再就业问题，每年160万。这对于亿万失业大军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即使对于几千万城镇失业者来说，也是僧多粥少。那么，为什么不扩大一些受益面，比如说来一个8000万人再就业工程，岂不是更好？问题在于，一则国家财力有限，二则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看来，政府计划5年内帮助800万人再就业，已经是尽力而为，再要扩大受益面，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长期的，大量的失业大军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是一个可怕的隐患。失业，像一把高高悬在中国人头顶上的斯摩达克斯之剑。
记者：我们要实现小康目标是令人神往的，但是，在实现小康目标的道路上，正如胡编审所讲的，将有一系列难题在等待着我们去解决，这些难题将持续到下世纪初，这正是跨世纪的难题。千难万难人口太多是最大的难题。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胡编审：清醒地认识到问题，解决问题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