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的视野与局限_文学批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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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阿尔都塞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从阶级斗争视角来审视和研究艺术问题。在应用这一理论视角来分析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性质和意义时,必然碰到这样一个问题:除了美学抵抗以外,东西方的批评理论有没有共同性?对不同批评理论共同性的探索是否会动摇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基础?首先,应该把阿尔都塞的理论与阿尔都塞学派的简单化倾向区分开来;其次,从阿尔都塞理论本身来看,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结构原则忽视了艺术作品与艺术生产方式之间的历史关系,由于没有深入研究对立关系之间的中间性存在,较容易导致简单化的推论。阿尔都塞本人在他的论文中已经注意到这个理论缺陷,提出应开展对个别意识形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建立一种更为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关键词 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实践;批评理论的共同性

艺术是什么?在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有什么功能和作用?艺术的意义究竟是唯一的还是多重的?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艺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在古典美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中都曾经得到系统而明晰的解释。然而,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并未得到真正的说明和科学的解释。阿尔都塞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发展和社会作用都必须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理解和说明,才能真正得到科学的解释[①]。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理论视角就是一个基本的前提。阿尔都塞认为“如果不采取阶级斗争观点的话,谈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整个实现过程就仍然会是一种空想,因此要采取再生产观点,就要最终采取阶级斗争观点”[②]。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艺术问题,那么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审美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等理论问题就成为绕不开的问题,不在理论上作出明晰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就没有权力声称自己在理论上的彻底性。

一、由“东方情调”讨论所提出的理论问题

关于以“东方情调”为特征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意义的讨论是近年来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话题,由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后殖民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本土艺术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用理论语言来表达,也就是第三世界文学艺术的可能性和特殊性问题,以及这种特殊性在理论上的意义。近年来,国内一些批评家从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的原则出发,对“东方情调”的文学艺术持强烈批评态度,事实上把问题推向不可解决。在先锋派批评家的理论文本中,体制、符号系统、意识形态(神话)、主体地位、他者、文化霸权、边缘化等在西方激进批评理论中也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概念,已经成为基本的理论工具。在这种理论背景中,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乃至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因此,对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作出冷静的分析,就成为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对阿尔都塞学派的研究逐渐引起关注。阿尔都塞本人是一个理性精神和批评精神都很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意识形态问题作了深刻系统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哲学基础。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理论主要由一批受阿尔都塞思想和理论方法影响的批评家所建立和发展。由于西方批评理论的复杂社会背景,也由于许多批评家理论素质方面的原因,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激和理论上的简单化倾向。本文着重探讨这种偏激和简单化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以便对在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中,人文科学,特别是批评理论的共同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应。

个体在现实的社会和文化关系中获得解放的条件和可能性问题是阿尔都塞学派所提出并极力解决的理论问题。从学理上说,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对主体的再生产方式作出批评性分析;其次,对主体启蒙的可能性作出论证。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正好处在这两个方面的联结点上。阿尔都塞的基本思路,不是通过张扬审美乌托邦而强调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以便达到对现实的批判,而是努力分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转化的机制,通过分析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共同基础及其差异,说明主体的再生产与主体审美启蒙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深入地探讨通过改造主体而改造社会的条件和可能性。在后现代文化条件下,审美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形式,阿尔都塞的思考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著名论文中,阿尔都塞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通过意识形态这个中介把个体询唤为主体的有关问题。关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提出了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命题:

(一)意识形态表现了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

(二)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

(三)没有不利用某种意识形态和不在某种意识形态之内的实践;

(四)没有不利用特定主体支配和排除个别主体的意识形态。[③]

在这里,“想象关系”和“实践”是最为关键也最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想象性是阿尔都塞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引进的概念,指个体的欲望对象必然伴随着想象性变形。意识形态作为个体与社会交流的媒介,或者说个体的社会性对象,也是以想象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发展着的有机体,充满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以及这种要求暂时不可能解决的深刻矛盾,意识形态对这些矛盾作出想象性的解决,使不同的个体相互联系并得到交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想象关系,但不是自由的和任意的想象性,而是由一定的阶级利益和现实利益所支配和制约的想象性。通过在视点(立场)、距离、媒介等方面的强有力的规定,意识形态有效地完成并保障了主体的再生产。由于意识形态以想象为其基本机制,因此表面上具有非决定性的形态和特征。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理论分析把握审美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力量,从而为主体的启蒙和意识的解放提供理论支持。

问题在于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形式,阿尔都塞也指出,可以区分出伦理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美学的等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都以想象性为特点,服从于再生产的要求,那么,艺术与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就成为阿尔都塞学派理论视野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对此,阿尔都塞曾经作过不同的解答,在《一封论艺术的信》中,他明确指出艺术不是意识形态:

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问题。然而,我能告诉你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些方向。我并不把真正的艺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虽然艺术的确与意识形态有很特殊的关系。[④]

在《抽象画家克勒莫尼尼》一文中,他进一步写道: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由一种既是美学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意图产生出来的。……一件艺术作品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成分,就是说,它能够被放到构成意识形态、以想象的关系反映“人们”(在我们的阶级社会中,即社会阶级的成员)同构成他们“生存条件”的结构关系保持关系的关系体系中去。也许人们甚至可以提出下述这样一个命题,由于艺术作品的特殊职能是通过它同现存意识形态(不论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实在所保持的距离,使人看这种实在,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物体都远为密切,不考虑到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艺术效果,就不可能按它的特殊美学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⑤]

阿尔都塞从一个角度表达了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他的基本思路在于通过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来把握问题的实质,从理论上说并不彻底,因为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物质基础还没有得到说明。只有对日常生活经验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作出理论分析,纠缠着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乱麻才可能完全解开,而这一方面正是阿尔都塞学派的薄弱点。

阿尔都塞思考的中心凝结在“现实生活关系”这个焦点上,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利益影响和制约着不同意识形态。基本意识形态与艺术的区别在于,前者用某一阶级利益和视点来规定并且部分掩盖现实生活关系,而艺术则通过审美手段让人们正视现实生活关系。阿尔都塞认为,人们只有正视现实生活关系,彼此之间才能打破社会的划分而实现深层的沟通。这个要求在哲学和理论学科方面是合理的,对于艺术这种形象性的存在来说,形象本身与现实生活关系就隔了一层,而且由于感觉和情感的个体性和差异性,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就是一个有待说明的问题。

二、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实践及其理论

阿尔都塞是一个严谨的学院化哲学家,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思考,他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和阐发,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贡献。在美学方面,除了《一封论艺术的信》和两篇评论文章以外,没有更进一步的阐发。把意识形态理论在美学和文学批评方面加以拓展和发挥的工作,主要由一批深受阿尔都塞思想影响的文学批评家所承担。由于阿尔都塞学派主要活跃在政治理论和哲学领域,也由于阿尔都塞学派是一个松散的理论流派,作为一个学派的统一性主要是理论基础和方法的一致性。然而,80年代以来,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人文科学领域影响十分广泛,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性理论,对不同的文学批评影响的程度与方式又很不相同,因此,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在外延上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简单明确。这个学派的主要批评家有法国的马歇雷、让—路易·博德里、Etiemne·柏利巴、克丽斯托娃,美国的保罗·德·曼、詹姆逊和英国的伊格尔顿等。

马歇雷是与阿尔都塞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名著《文学生产的理论》和著名论文《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on Literatune as an ideoleal form)都是在阿尔都塞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与阿尔都塞一样,马歇雷的文学批评理论以1968年“5月风暴”为界线,划分出前后有别的两阶段,后期撰写的《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马歇雷认为,他在《文学生产的理论》中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仍然是形式主义的,因而还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马歇雷认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决不是一种超越社会存在的现象,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并且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再生产出来,严格的说,文学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在19世纪创造出来的,服务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体的再生产这个目的。马歇雷指出文学事实上受语言、教学、虚构(想象)三种机制所决定。因此,关于文学现象的理解与阐释,应该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加以系统的把握:(一)文学形式的特殊性在于通过语言的冲突体现出意识形态的矛盾;(二)虚构和反映是文学在形式上达到妥协一致的具体机制;(三)文学的审美效果是支配性意识形态效果的体现,这种特定的审美效果通过学院化的教育机制而得到具体落实。[⑥]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马歇雷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吸取了语言学研究有关成果而展开的。在《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一文中马歇雷主要吸取了柏利巴划分职业性语言实践和更高一级语言实践的理论。马歇雷指出,文学作为更高一级语言实践,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是通过“想象的”机制来加以协调和解决的,这种想象性和精神性的语言通过系统的文学教育而得到连贯性的表达,或者说,获得自己的实践基础。文学既是多种语言矛盾的统一体,又是这种矛盾的产物,文学作品通过把矛盾冲突统一起来从而超越了单一语言视角的局限,以便呈出现实生活的矛盾。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不仅需要良好的文学修养,而且需要科学的态度和能力,即通过分析这种语言的冲突而把握现实生活关系的能力。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大众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过高的、充满学院气的要求,因为现实的日常生活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理论,因此,一般大众的意识启蒙以及更新生活的愿意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成为马歇雷理论的一个盲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了想象性关系的物质基础,从再生产角度,研究了主体与意识形态以及现实生活关系的复杂联系,或者说多元决定关系。在分析浪漫主义文化的社会作用方面,阿尔都塞的观点和方法较卢卡契和法兰克福学派要彻底而深刻,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要真正回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特殊性,以及它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有待说明,马歇雷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詹姆逊的理论较好地深化和丰富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但是,他的理论仍然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压抑机制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关系,简单地说,也就是泛阶级的斗争的视角。这一理论视角在研究和阐发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和后现代文化现象时,无疑有其深刻之处,但是,在用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这样的理论对象时,其理论视野的某种局限就呈现出来了。[⑦]主要的原因,在于对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问题,没有作出理论分析。其实阿尔都塞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70年4月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所写的补遗中就提到这一点,他写道:

……如果此说不谬,那么个别意识形态就不是“出生”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而是来自阶级斗争搏斗的社会各阶级存在状况,比如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斗争经历等等。[⑧]

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精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分析,然而严格地说这种理论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在给魏特曼的信中马克思曾经说过,阶级的发现并不是他的功劳,在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与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并且找到了分析这种内在联系的方法。[⑨]简单地强调对抗事实上只停留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水平,并不能达到对问题的真正解决。理论的任务就在于对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分析,在这里,现实的经验就成为最重要的东西。作为阿尔都塞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家,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等论文中探讨了文学与生产方式的联系方式,把它概括为过去的生产方式(文学所体现的)与现在的生产方式的关系,这无疑是理论的重要发展,但是仍然忽视了个体的经验性的日常生活所包含的丰富潜能,以及不同的价值含义,由此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因此,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美学意义问题,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其价值含义是不相同的。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解释着重于它的特殊性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抵抗,其理论根据主要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是从西方文化的危机,从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接受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因为文学与现实的严重断裂正是西方文化的深刻危机的表征,因而詹姆逊思考的中心是文学与现实的联系。东方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讨论有两个基本点与詹姆逊是不同的:首先是现实的问题不同,其次是阐释现象的视点和立场不同。从中国的现实以及被压迫者的视角来看,“民族寓言”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民族性,而在于它是民族命运的形象化表达以及价值重建的象征(他者),表征着关于未来的信念和可能性。也许正是那种在历史的巨大压力下不屈不挠的精神,那种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成为既不同于西方既定价值规范,又对全人类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审美对象。

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从艺术经验角度看,问题也是清楚的:东方风格的艺术并不等于自我臣服于西方的文化霸权。理论上的问题就是,东方风格的艺术在物质基础以及表达机制方面的二重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反思关于“东方情调”艺术的美学讨论,以及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学批评的局限,我认为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情况,一是当代中国某些批评理论对阿尔都塞学派文学理论的某种误读,二是阿尔都塞学派理论自身的某种局限。本文暂不讨论第一方面,着重分析阿尔都塞学派批评理论自身的不足。

三、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的局限及评价

系统分析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视野显然不是在一篇论文中能够完成的工作。这项工作大体上包括阿尔都塞与马克思的关系,阿尔都塞与拉康的关系,再生产视角在美学上的适用性和特殊性,以及从再生产角度看人文科学和文学批评的共同性及其基础等问题,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中,后一个问题具有中心性的地位。

关于文学批评和人文科学的共同性问题,在传统的人文科学看来,是一个自明性的前提,它建立在一个基本信念的基础上:科学的对象就是绝对真理,而绝对真理是唯一的和普遍性的。这种观念自存在主义和维特根斯坦以来,就受到了严肃的质疑。20世纪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潮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逐渐把哲学和美学的基础转移到个体真实性这样一个基础上来,由此产生了十分棘手的主体间性问题。阿尔都塞的重要性在于,他在20世纪主体性哲学流行的理论背景上,着重思考了个体与社会相互联系的中介,特别是这个中介对于主体再生产的关键作用。阿尔都塞强调,主体再生产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关系就成为现代人文科学的基本前提,由此决定着其理论的视野及其价值指向。

虽然阿尔都塞曾经明确地否认他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是他从事理论工作的基本方法主要是一种结构研究。在《阅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理论方法表述为一种结构分析的方法:分析“决定一种结构的因素,以及与这些因素的结构性关系,以及由这种结构所影响的这些关系的所有效果。”[⑩]在这里,阿尔都塞用结构的概念代替了生产关系的概念。虽然在后期的论文中阿尔都塞改变了这种表述,但是,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仍然是其内在的基础。在把阿尔都塞的思想方法具体运用于第三世界文学研究时,结构关系的概念也就表述为“民族寓言”的概念。对于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民族寓言”是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它表征着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国际关系以及现代文化背景中的悲剧性境遇、抗争的努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民族寓言”作为第三世界民族的文学艺术,的确与后殖民主义文化倾向构成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结构关系,并且在作品的主题、题材、语言风格等形式特征方面表现出来。阿尔都塞学派文学批评理论的特长,就在于能够较好地分析这种关系。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古希腊艺术时说的,困难并不在于说明这种形式与一定的社会形式相联系,困难在于说明为什么它们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1),这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难以作出直接分析的。关于“民族寓言”的特殊审美魅力,詹姆逊是这样解释的:“他们的日常生活现实是建立在团体相互依赖的原则之上的。”这是一个正确的思路,但在理论上仍然是较为初步的。根据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阐释,这样一种“日常生活现实”属于非现代化的“过去”。因此,在对待第三世界民族的日常生活的态度方面,应该说詹姆逊的价值尺度是分裂的:肯定其团体性原则而否定它在历史进步维度上的“落后”,我认为,这种价值分裂根源于阿尔都塞理论的结构性原则。

事实上,用结构性原则来解释历史,只能是理论分析的一部分。在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中,时间性的维度被暂时悬置起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并不进入意识形态的结构关系中。由于忽视了时间性和历史性这个维度,对于意识形态冲突双方的统一性就难以作出分析,没有联系的环节和某种统一性,那么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就是不可能的。具体在美学的方面,阿尔都塞学派把批评的中心转向本文,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理论分析的基本目标是作为本文基础的社会关系,这是阿尔都塞理论分析的盲点之一。我以为,本杰明对“韵”的理论分析虽然没有系统解决审美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但他的理论对阿尔都塞学派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此外,阿尔都塞文学批评的这种结构原则,还导致了对扩大再生产问题的忽视,虽然阿尔都塞已经注意到结构之外的个体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基本忽视了审美意识形态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因而对想象和虚构主要作出消极的解释和评价。(12)事实上,想象和虚构是人类“提升”自己,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按美的规律来建造”事实上也就是主体的扩大再生产,它的实现必须依赖想象和虚构这个中介。

由于阿尔都塞学派以结构关系为基本视点,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就不可避免地遗失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之外。

注释: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2页。

②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代电影》1989年第4期。

③ 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3、4期。

④ ⑤ 陆梅林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520页。

⑥ Robert Young:"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Routlege and kean paul出版公司1981版,第79~99页。

⑦ 后殖民主义是近年来在阿尔都塞学派影响下兴起的批评理论,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这种理论能够较好地剖析、渗透在中国文学艺术表征中的西方主流文化阴影,阐发美学抵抗的重要性,但是人文科学的共同性,审美交流的共同基础等问题却无法回答。

⑧ 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4期。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32页。

⑩ 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英文版),第18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页。

(12) 也就是艺术超越审美意识形态的作用,我倾向于把这种作用界定为“审美变形”,参阅《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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