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战略定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城市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城市群结构优化是地域生产力构成优化的前提之一。没有一个结构合理的并由城市群构成的地域生产力关系，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能够有较快和较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一地区的城市群结构正在形成。但通过分析比较可以看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还存在着明显的传统、自然发展的痕迹，特别是因其属于三个省级行政区管辖下的经济区，某些政治地缘关系还制约着城市群经济的发展。面临21世纪亚太经济圈的市场竞争，研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中国及太平洋经济圈发展中的地位与战略，对于推动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分析
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城市作为经济区核心构成要素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模式的认识亦日益深入，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城市群关系的新概念，如集合城市、城市绵延区或称“城市组群”、大城市连统区、城市经济共同体及“城市地域生产综合体”等。对城市形态演变的新认识，正是对城市在区域经济中功能变化的客观解释与应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技术和交通的发展，使城市（镇）之间形成高密度、高城市化和高互动结构关系——城镇化地区。这类地区有着强大的聚合力，并存在着某种特定内化结构系统、开放系统及系统结构巨大的特征（注：世界目前公认的高密度和高城市化群：1.美国东北部，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美国五大湖地区；2.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和京都——大阪——神户；3.英国中部城市带，包括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等；4.欧洲中西北部莱茵河下游城市有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布鲁塞尔等；5.德国中部城市带，包括柏林——汉堡——不莱梅——慕尼黑和汉诺威地区。另外，西方学者坎尔曼早在本世纪60年代就曾预测长江三角洲可能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现在也有中国学者把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香港、深圳、广州、珠海及相关城市称为世界第七大城市群。）。正是这样一种大型区域城市系统，构成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和能力。因此，面临世界范围的区域经济关系的竞争与整合，构建有系统的城市群区域经济已经成为国家间经济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创建新型区域经济结构和新型的地域生产力构成关系，不仅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21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比较国际上城市群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有着如下比较优势：
1.部分地区多层次城市镇体系整体构成关系正在形成。在国内现阶段具有最佳城市群效应的沿海城市群之一就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面积约占全国1%，人口约占6.3%，生产总值占全国20%左右。其结构形式是以上海为区域经济“发展极”，以铁路、公路、海路、江运、航空为区域交通框架结构，以多种功能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为结点，构成了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网络。长江三角洲，每1万平方公里分布市镇70座以上，比全国市镇分布密度高10倍多，也远高于京津唐地区（7.6座）和辽宁中部（7.8座）。长江三角洲占地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人口8000多万，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带和沿长江产业密集带所组成的"T"字型产业布局的结合部，是我国最具实力的核心区域。包括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辖区的核心层次，以苏锡常和杭嘉湖宁绍的中间层次及江苏、浙江、安徽等其他外部层次。从总格局上看，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分布合理，均衡程度强，大中小城市尤以沪宁线和沪杭线上居多。从整体关系上可以看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较合理的梯度发展状态。城市结构已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地域生产力构成关系，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出现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
2.区域经济“发展极”和“中心城市经济区”功能突出。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极”，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区域最新成果的创新发展区，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观念创新等，都有着某种示范作用。上海这一“发展极”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主体部分，不断地向长江三角洲及全国市场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观念，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市场、新的组织、新的管理体制及新的生活方式等，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引导区”和创新区。
上海最突出的作用是其强大的辐射功能与其他中心城市辐射功能的重叠与冲撞，表现形式是上海经济辐射区在一定范围内与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和杭州等城市的辐射区重叠，进而形成经济与文化“辐射振荡”，转化成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动力因”，这恰恰是城市群互相依赖的特定功能和城市群经济文化的整合功能的体现。这种功能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充满活力，使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互动中更加协调。事实证明，城市群中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互动运行，通过“发展极”的特殊功能可向周围地区扩散，而在这种传播与扩散中，所有的信息、物质流等都处在一个增值的循环之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上海这一“发展极”的影响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距离上海越近的城市，也是受益越大的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发展的某种梯度关系，就反映了上海这一“发展极”的集聚与扩散功能。
3.浦东开发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太平洋西岸的有影响的国际化都市，有地理位置重要、科技实力雄厚、人才荟萃和对外联系广泛等综合优势和特点。地域生产力构成相对合理，产业网络构成相对完善。从世界范围来看，整个长江三角洲处在两种或多种政治与文化的交汇点上，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混合性、综合性和动态整合性。从现代城市结构来认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城市正在朝着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关系转型。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即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2%以上。上海浦东的开发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发展条件，既表明中国控制大城市发展战略的终结，也预示着上海跨江发展战略的开始。这一举措创造了新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素，使上海的区域“发展极”功能更加强化。
4.新型交通体系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新的推力。21世纪初叶，以长江三角洲为整体的大交通即将形成。从传统的区位关系上看，长江三角洲集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于一身。该区水能资源丰富，水运潜力巨大，丰富的岸线资源为港口建设和沿江的工业布局创造了条件，特大组合港和中国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正在强化。而其两翼的宁波港、南京港等都是全国一流的江海直达港口。在下个世纪初，整个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通过沪宁高速公路、沪杭高速公路与铁路、宁杭高速交通体系、京沪高速铁路及沿海、沿江公路与铁路运输系统联成一体，将使长江三角洲的交通成为区域一体化拉动力量。这一结构的形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交通格局与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相关联，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人才群优势正出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马太效应”。这一地区的科研机构比较多，研究所和其他科研机构达1000余家，高等院校有150多所，有300多所中等专科学校，150多万人的科研技术队伍，总体科研水平居全国前列。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的科技产业群、产业链相对发展比较完整，对高新产业的发展有较直接的影响力。
6.在极化效应促进下，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正在形成，并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在发展要素上，长江三角洲的高技术产业、新型城市农业的区域性增长都有明显表现。如江阴地区的纺织产业群及具有高科技涵量的乡村企业群的发展等，使一些地区具备了区域经济发展“核”的功能。
7.金融国际化正在促进城市群开放体系的深化。在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方面，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是为跨国资本的成长提供发展条件；二是通过金融活动把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连结在一起。这主要表现为城市本身能够容纳跨国公司、吸纳国际资金。随着相关人才的增加，基础设施的改善，上海在这方面正表现出成熟，从而使长江三角洲有着明显的持续发展能力。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发展，与长江三角洲的外贸、世界航运一起，正在形成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
8.城市社会正处在加速变迁过程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城市社会变迁最快的城市群。城市社会的变迁包括人口构成、职业构成、产业构成、社区生活方式和类型、城市社会人际关系、城市面积扩张、城市平面布局结构、城市内部的建筑要素构成及城市郊区化等。面对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管理机制和经验的涌入，现代城市社会变迁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呈现多种类型，总体特点之一是，与上海距离较近的城市，城市社会变迁快，相反，城市社会变迁则相对比较慢。私有经济关系的深化，加速了城市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与地位的变化，相当多的人从“单位所有关系下的人”，演化成“市场经济关系中的独立人”，处在“五种转型关系”之中。（注：张鸿雁：《论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城市社会管理机制正朝着适应市场经济的社区管理模式转型，一种新的城市管理与运行机制正在形成。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结构有了较大改变。这一地区城市群中的城市，正在以其特有的区位特色、历史特色、功能特色、结构特色和文化特色，展现着各自的风姿。在这个结构调整中，传统产业在扩散，新兴产业在集聚，并以居民生活方式提升、消费方式扩展刺激和推动生产为其表现形式。同时，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资本、物资、信息、人才、技术等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线，使区域经济在竞争中逐渐朝着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也存在其比较劣势，包括：
1.区域经济整体关系下的城市群经济运行体制尚未形成。由于长江三角洲处在三个省级行政体系管理下，“诸侯经济”在某些方面还明显存在，理论上认识到的长江三角洲内的货币流、信息流、人才流及物资流，并没有真正形成合理、有效、高速的运行机制，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还制约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正因为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整体的对外开放和管理模式没有形成，导致城市群缺乏整体效应，城市与城市、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经济发展与外贸经营竞争削弱了城市群对外发展和对外经济贸易的整体功能，如苏南地区的丝织业和纺织品业的无序竞争，就明显地影响着长江三角洲整体上的经济发展，进而导致处向型经济发展畸型，速度偏低。
2.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整体布局规划及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滞后。制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规划，是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和战略内容之一。中国到目前为止，对长江三角洲的区域规划，包括应该有的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群发展限制规划，都未能列入整体发展规划之中。在没有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的情况下，城市群关系中的产业构成，自然就会出现非平衡的发展状况。
3.中小城镇的发展缺乏现代化引导。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体系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从经济效益比，到其封闭性，都不适应以大区域经济关系发展为主的世界经济潮流，因此，不能把“建立小城镇独立体系”作为长江三角洲发展的目标之一。以小城镇为主的经济结构只适应初期城市化和农业社会经济关系向工业社会经济关系转型的发展阶段。只有把小城镇纳入城市群经济关系之中，使小城镇成为大城市群的有机构成部分，才有可能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经济健康发展。
4.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整体关系中，存在市场屏障。在长江三角洲内，各城市间市场关联度较低，很多要素市场没有以长江三角洲为整个载体来运行，抑或说长江三角洲还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市场体系。如就长江三角洲人才配置机制而言，无论是人才结构和人才流动都存在较多问题。虽然国内内陆省份的人才大量流向沿海，但是由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结构性变化比较快，人才的缺乏也体现在人才结构上，有的专业人才大量积压，有的专业人才奇缺。与此同时，人才的真正意义上流通还有很多制约因素，如在长江三角洲内没有统一的人才流动制度，各城市各出其章，各城市间的人事制度有相互抵牾之处。有的企业人才成为“企业私有财产”，以及现存的户口与档案制度等，也都制约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内的人才流动。
5.城市群与城市文明普及率发展不均衡。就长江三角洲整个地区来讲，还没有真正进入完全城市化的整体进程，有些地区的城市人口比率还很低。因而在很多中小城镇中，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方式，其社会分工和城市生活还具有较强的农业社会的痕迹，“二元经济结构”关系在长江三角洲还有明显表现。
综上所述，目前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群发展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完全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整体构成关系尚未建立，与国际上发达国家五大城市群比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还有很多需要重新构建的地方。因此，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努力改变长江三角洲经济非一体化局面的过程，也就是创造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新支点的过程。
二、长江三角洲经济共同体构建的理论认识
（一）长江三角洲存在着城市聚合功能与一体化整合的社会需求
在确立长江三角洲整体意义的原则下，在长江三角洲整体大交通即将构成的同时，长江三角洲整体集聚效应不同于远距离松散城市关系，将产生合理而强大的内在集聚与扩散功能。
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区域衍化会出现某种规律，即集聚—→中心化—→离散—→侵入和繁衍—→重新集聚—→扩散—→城市群（镇）依赖关系形成这样一个全过程。长江三角洲在上海这一区域发展极和南京、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的相互作用下，使各城市间正处在城市区域发展的“重新集聚和组合”阶段，而长江三角洲内交通条件的改善，给这种“集聚与组合”注入了新的活力。从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产业发展与产业竞争关系、岸线利用、国际贸易和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考察，上海、浙江和江苏都有资源与地理空间重组的需要。特别是这种地理空间上的重组既可以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区域整体参与世界经济竞争拓展道路与空间，同时还可以为沪苏浙经济要素的相互影响、渗透带来深层次的互动，并有可能使长江三角洲整体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区。
增强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城市间聚合力，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思考：(1)上海的极化效应使市域内外交通对周边城市的吸引力和拉动力越来越大，城市内部产生创新需求，以上海为轴心，周围产生城市群经济与文化向心力；(2)城市向综合功能转化，长江三角洲内次一级中心城市展示其区域性中心功能，特别是产业结构优化和第三产业扩展需求增大，城市经济辐射半径扩张，经济关系形成某种互补和相互依赖性需求；(3)城市人口增多，人口流动与市场动态关系相适应，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成长与发展有摆脱行政区划和自然条件限制的要求；(4)上海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接轨，形成经济发展的梯度经济关系，城市经济区有克服“回波效应”的需求，进而产生城市群发展的整体张力；(5)长江三角洲内城市（镇）体系向高一层次的演进速度正在加快，城市化有加速度发展和超常规发展的趋势；(6)区域发达地区对土地提出新的要求，城市与城市郊区包括远郊区之间正在出现新型的整合关系，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郊区化发展趋势；(7)城市、乡镇工业发展，人口出现机械性增长，城市内寻求充分就业，包括乡村工业和城镇工业对高学历人才有强大的吸引力，并形成新的高层次就业群体；(8)随着城市内交通的改善和新型交通体系的出现，对能源供给配置、生产生活设施配套和环境及城市设施产生新的需求；(9)由于城市辐射范围扩大，对交通范围的扩大有直接需求；(10)各中心城市在上海发展极的影响下，区域协调极的功能地位越来越突出，各城市间处于区域“发展极”和“协调极”整合的需求过程中。
（二）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模式构建
在以往的发展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育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自然的历史过程”的特点，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影响着未来的城市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新的因素的生长，表现出强烈的对行政属性自我调节和适应的功能。但是，在现代社会，城市群和城市带的成长在某些方面可以通过人为的力量去影响、驾驭和创造，并通过运用经济规律杠杆和改变自然条件等方式，促进城市群的发育和加速发展，如通过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加强城市与城市间的联系等。城市群运行过程不是适应行政体系，而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律。
有效地利用独有资源是每一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各中心城市的优势，可以创造出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源”，并使各地区城市的独有资源和地理空间要素形成“地理空间的场效应”。有关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各区位主体在资本、生产、利润和技术竞争之外，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空间竞争，“空间既是社会生产而成，但它同时亦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注：李明坤、黄绍伦主编：《社会学新论》，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第3版，第271页。）空间是有价值的。从城市社会学角度认识，空间竞争过程所形成的“场效应”引出一个地理上的实际“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构成动态的矛盾与需求、集聚与扩散的空间场，反过来必然对社会群体的生活、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注：参见牛文元编著《理论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16、820页。）。在这一区域空间的群体活动中，人们的空间选择成为一种社会趋动和“本能”，深层次地融合在宏观决策与社会管理当中。因此，在整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结构过程中，改变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的政治地缘格局，构建新的生长点，对长江三角洲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重大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创建长江三角洲的良好的经济运行关系，应该注意解决这样三个问题：首先，明确认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关系”和“层次系统”，这个“整体关系”和“层次系统”中的城市是以城市间的经济关系来运作的，而不是依据区域内的行政隶属关系来运作的。其次，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上，构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结构系统”。这个“整体结构系统”必须是一个由职能组合、地区空间、等级规模和网络结构等几个部分组成的结构关系，在功能、空间和数量上处于有序的状态，在保持整体性的原则下使不同区域具有不同功能。特别是要预防结构同化、特点同化和功能同化的情况出现，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其整体功能参与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其三，创建与国际经济发展同步的整体运行机制与系统。为了适应国际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在长江三角洲应该生成3～5个具有不同功能属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使其在国际大经济区域中真正起到核心区的作用。在统一管理的层面上，可建立“沪苏浙经济区高层领导联席会议”制度，或“沪苏浙经济整体发展战略高层会议”制度，或“长江三角洲省区级年度经济发展协调会议”制度等。
（三）管理体制与原则构建
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应该注意这样几方面的原则：
1.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区位原则”。“中心区位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在政策与理论上明确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极”，并通过发展极特殊属性的带动，创造区域经济的结构性优势，进而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在形成城市群的过程中，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上海作为其发展极显示了强大功能。江浙两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海城市功能辐射，目前已经形成一个结构互补性根强的经济体系。承认这一事实，对促进经济整体运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人曾提出把南京建成某种意义上的金融中心，但通过多年实践已经认识到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再造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承认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发展极，实质上是承认长江三角洲整体的社会意义。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极”，是地区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一个区域性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协调发展是否合理，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区域经济社会与区域“发展极”之间能否建立合理关系。
2.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与社会“整体性平衡发展原则”。如果一个区域形成严重的非平衡性的区域经济关系，就会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滞后因素，在这一点上江苏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江苏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省份，区域经济取得了重大发展，苏南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同时也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和经验。从江苏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考察，苏南苏北的经济差距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其差距也是由来已久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苏南苏北的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客观事实是，两地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在总体上说苏南已全面实现了小康，正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而苏北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没有进入小康。这一差距告诉我们，区域经济研究是社会整体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是社会整体意义上的不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注：根据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经济理论，地区不平衡发展可造成“回波效应”，即劳动力、资本、技术和资源等要素受地区收益差异的影响，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现象。相反，经济腹地的不发达使发达地区的消费品与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相对减弱，反过来会影响发达的地区发展速度，对发达地区产生某种滞后力。）。
3.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协调发展原则”。这种协调性是指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开发目标、方式与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和资源的合理与协同性配置等，从理论上讲协同是指系统各部分、各子系统的非线性协调过程，因此，除了区域经济目标与“区情”一致外，还要有区域间的组织上协同关系。如长江三角洲各区域中心城市间应共同创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或相应的有效机构，来协调长江三角洲整体经济发展。
4.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与社会“整体开放性原则”。整体开放，是省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区域经济与社会系统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对外部环境的开放，封闭的区域经济开发只会停留在小而全的自然状态。市场经济深化的过程也是国际经济关系深化的过程。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开放，就是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使整个中国的经济处在整体发展的系统关系之中，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到整个中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区的区域结构及未来发展模式选择
（一）构建长江三角洲经济共同体新型模式
模式一：进行制度投入，减少行政壁垒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创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共同体”。
区域间的非平衡性构成区域间的某种互补性。当人口与产业过度集中在少数特定区域时，单靠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本身很难实现空间资源的有序配置。实现跨区域的经济开发，需要国家行政与政策干预与管理，区域经济重组一般只有在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下，才能有效进行，如日本在60年代后四次制定国土规划，以求得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充分的条件下，通过制度投入的方式来发展区域经济，是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的。
在这里有一个理论前提，这就是沪宁杭三省市的行政地域小于其经济辐射与吸引范围，或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沪宁杭的经济辐射和吸引区已经超过行政区域，这是对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区位——空间重组的前提和科学理论依据。
其可行的制度投入可作如下设想：第一，建立三省市领导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规划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第二，把长江三角洲经济共同体视为一种区域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以区域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为思考点：“其一，以一定的经济区域或行政区划为依托点：其二，以有限资源的空间合理配置和产业间的合理配置为基本内容；其三，以各种资源要素间和产业间的、地域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市场供求联系为纽带。”（注：陈鸿宇：《论区域经济运行基本矛盾和发展战略选择》，《岭南学刊》1997年第2期。）第三，按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做法，亦可称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在这个统一经济区内，由三省市统一制定发展规划，如岸线统一规划、开发区统一规划、旅游统一规划等。这种方式在区域模式上也可称为“区域经济城市群”模式。这是美国格里克曼教授(N.J.Glickman)通过对日本的城市体系研究提出的立论。其实质就是“城市经济区—城镇体系”，一般是指75%以上的职工从事非农业，同级中心城市之间一般在20公里以内。虽然长江三角洲从事非农业人口比例还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但在中远期规划中，有些地区完全可能达到。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因此，区域经济规划与管理委员会多种多样，如大纽约（都市圈）经济区有相关区域管理规划机构630多个。尽管这种复杂性不可取，但是说明区域经济的规划与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竞争的要求。
模式选择二：建立统一优惠政策区——理论上的“准特区”。
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优先发展战略，对特定的发展区域或新的增长点给予优惠政策，使其短期内形成高速、平衡发展区，并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发挥区域整合作用。城市地域结构指城市各种职能活动及其设施在城市中的空间组合，合理的地域结构有利城市的发展。
西方学者认为，同传统城市功能认识观相比，现代城市功能应该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认识。“城市功能体现三种类型的结合：实行生产体系领导与执行结合（后泰勒主义命题），生产与市场结合（中介作用），当地与国际结合（全球）。”（注：（法）皮埃尔·卑库什：《城市功能再探讨》，杨松荫译：《城市问题》1995年第6期。）对长江三角洲来说，应该是“有中心发展极的城市群联统区”。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有先例的，如洛杉矶市在354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180多个城镇，被称为“区域组合城市”。因此，完全可以建立以长江三角洲为整体的特区政策区。
（二）构建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体系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本世纪60年代就论证了法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与乡村差异缩小的发展事实。他说：“在很多地区，工人—农民越来越多。那儿的工厂派客车到方圆50公里开外的地方‘收集’农民，接送他们上下班。”到本世纪80年代他又对自己的这一论证做了说明，他指出本世纪80年代的法国因“通讯和交通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社会规模：中等规模的标准从方圆1～3平方公里过渡到10～30平方公里。与此相随的还有结构的变化：构造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不再是地界和辖区，而是通讯和影响网络，作为这些网络中心的城镇和小城市被并入乡村系统。”（注：（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国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300、301页。）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20～25年翻一番的经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按照后工业社会发展城镇模式构建城市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创造先行一步的后工业社会的城市群布局。早期“田园城市”概念的内涵主要是指环境质量和城市形态规划，特别是强调功能性分区和城市镇群的低密度发展。所渭功能分区，就是把土地按不同的使用性质，使每一区位都有一定独特功能。西方的田园城市理论家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以3万人左右为宜，并且是农作物带包围城市。在我国苏南某些区域已经体现了这一种发展趋势，可以因势利导使之与西欧的区域城市相媲美。
在这个理论前提下，城镇是大城市的有机构成部分。今后的10年中，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带群或城市圈的人口增长将是人口增长的最主要部分。日本于50年代开始注重区域的整体开发，并于1962年制定了“国地综合开发计划”的政策，它将工业向东京湾、尹势湾、大阪湾和濑户内海所谓“三湾一海”扩展，围绕东京、名古屋、大阪、北九洲四个中心城市，形成了首都、近畿、中部、北九洲四个经济圈，面积虽然只占整个国土的24%，却拥有日本人口的60%和工业总产值的75%。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将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进行城市内各要素的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基础上，搞好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间的平衡，以大中城市为轴心，以周围的中小城市和农村为依托，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圈，迅速发展经济。
（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统一大市场体系
在明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构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下，各主要城市要加强商品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建立长江三角洲的统一大市场，其主要内容有：(1)各市不仅互设批发市场、零售网点，还在要素市场方面统一规划思考。(2)创建区域投资和金融中心体系，创立三省市统一的货币流通运行关系。加强区内金融保险市场的相互渗透，形成统一的长江三角洲的金融与保险市场。(3)建立长江三角洲范围意义上的成片、成线的产业开发与商业服务发展体系和一条龙服务方式。(4)各城市间在房地产方面可以相互进行房地产的买卖和土地批租，为互相的经济业务渗透创造条件。(5)构建长江三角洲产学研和科技开发联合体，创建以高科技发展为主的长江三角洲产学研配套科技与信息服务体系。(6)形成长江三角洲内统一的通讯与信息交流体系。(7)构建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互补的人才流通体系和人才市场，在人才档案、户口等方面，形成长江三角洲统一政策。(8)构建长江三角洲统一共享的城市文化“硬件”和“软件”，如共享的大型文化体育场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设施和其他公用设施。(9)长江三角洲共享高等院校培育人才优势，进而降低长江三角洲共同体发展的基础投入成本。(10)统一重新规划跨江港口，构建与上海国际港口中心组合港长江三角洲统一的港口体系与特定功能。
（四）构建长江三角洲整体框架内的产业群和产业链
特大城市区域产业网络研究的内容是产业结构、分布、分工和协作问题。产业网络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如下相关问题值得注意：
1.整体协作开发高新技术领域，并形成某种区域性分工。目前长江三角洲内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过于分散，不合理的低水平运作时有发生，而有些高新区内既没高技术，也没有新技术。同样，在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与硅谷或欧洲工业园相抗衡的高新区，换言之，在长江三角洲应该有一个中国人的硅谷，这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是巨大的。
2.利用区域特色，即长江三角洲的港口与水路特点，利用沿海、沿江、港口和水运大动脉的优势，设置规划耗料大、用水量大和运输量大的工业，完善沿江城市带；利用沿海和深水海港，发展大长江三角洲沿海中小城市带。
3.利用交通优势，如沪宁高速公路建成和江阴长江大桥即将建在的机会，进行新经济区规划，创造深加工的城市经济模式。
4.积极发展主导型产业，如汽车工业、发电设备工业、电子通讯设备工业、精细化工工业、家用电器工业、微电子工业、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及家用电脑、新型化纤纺织工业和有高技术含量的新型纺织产业。以优质名牌为龙头，组建跨地区、行业的企业集团。此外，还有新型休闲产业、咨询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城市食品产业、新型材料产业及都市型农业，等等。
（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关系结构与模式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结构应该是一个发展极（上海）、三个支点——协调极（上海、南京、杭州）、一个核心地带（苏锡常）（注：参见张鸿雁《论江苏城市化发展的总体格局的理论认识及定位依据——江苏城市化可操作构想》，《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城市群多级中心区应该进行引导发展。一级中心区为上海；二级中心区为南京、杭州；三级中心区分为两个圈层：第一圈层有苏州、常州、无锡、江阴经济区、嘉兴、宁波、绍兴和湖州等；第二圈层有镇江、扬州、南通、金华、台州和温州等。这里要强调浙江城市群与苏北城市群的创新和高速发展。很明显，浙江中西部和江苏北部城市区域的网络功能不全，城市密度不够，相互辐射度较低，经济与文化功能的互动性小，经济整合关系薄弱，这是下一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重点补位区。
在中心城市经济与文化辐射重叠区内，城市创新和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可能，其中会有新的区域协调极产生，如以江阴大桥为连结带的江阴、张家港和靖江三市，在未来几年内国民经济总产值会接近武汉的规模，其区位正好在上海与南京的中心点上，这一地区新产业群正在形成，有可能构成新的中心经济区。江阴有着极特殊的区位优势，江阴大桥建成后，对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上海对苏北的直接经济辐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并可为构建苏南、苏中和苏北城市群的新型关系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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