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与文化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市场论文,主旋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文化市场便应运而兴隆。文化的商品化倾向也日益明显。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直接伸向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自然会带来一系列强烈的冲击与分化，它的正效应与负效应几乎同时并存。文化市场不可能“纯而又纯”，有多种色彩，甚至有“噪音”，也不可怕。这里的关键是加强综合管理，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弘扬主旋律，不能让损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噪音”淹没我们时代的主题。
文化市场的作用与矛盾特殊性
文化市场是沟通文化产品与读者观众的一条重要渠道。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文化产品的流通和消费，增强企业型文化单位的生机和活力，合理配置某些文化资源，改变国家统包统揽文化的旧格局，形成了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文化以及部分文化事业与企业“联姻”的新格局。
文化市场确实使文化变得活跃而热闹了，但活跃之余也使文化变得更为复杂了，有相当大一部分文化活动及其产品染上了市侩气和铜臭味。文化产品在今天市场上是否畅销，不再单纯取决于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标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销者、经营者的利润和消费者、接受者的爱好及收入状况。因此，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仅不能保持经常性的平衡与一致，甚至常常发生对立与错位，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关注和认真对待。
两种效益的矛盾是与两种属性的矛盾密切相关的。作为精神产品，不论是理论作品，还是艺术作品，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这是区别于物质产品的本质属性；而作为物化载体，需要经过市场渠道得到传播，进行货币结算，就必然带有商品属性。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也有文化市场，但范围较小，控制较严，在理论上许多教科书只承认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而避开或干脆不承认其商品属性。现在，由于文化市场范围迅速扩大，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有些文艺评论者一直使劲在宣称“淡化意识形态”，甚至有人就断然否认文化产品属于意识形态而只承认其商品属性。其目的是要文化远离政治、逃避政治，完成一种所谓“从政治化心理向商业化心理的转换”。意识形态与政治是有联系，但不是一码事，想使文化完全离开意识形态领域，恰如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文化远离政治而依附于商业，也未必见得就圣洁、光亮了。
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与商品化原则本来也不是一码事。但由于现在的国民经济开始迅速向市场经济转轨，文化领域的“买方市场”、“卖方市场”以及作为中间经纪人的文化掮客日渐增多，商品化原则便日益显露。有知名度的作家手稿，过去在中国都是非卖品，而今，却可以拿到市场上拍卖。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都是传播文化知识的圣洁场所，而今却也乱收费，也搞商业经营。严肃的报刊、电台、电视台都纷纷成立“广告部”，都在用大量人力、时间、版面大登商业广告、见缝插针地发挥“广告文化”的优势，以强化其经济效益，这就等于给“喉舌”形象涂上一层浓厚的商品化色彩。至于非法的书号买卖和“有偿新闻”，虽有明令禁止，却屡禁不绝，从地上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依然在悄悄进行。简言之，文化领域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越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严肃性、规范化程度就越弱。强弱反差之大，令人瞠目，岂可等闲视之？
在文化市场上，还应进一步看到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它构成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消费中的某种背离现象。这种矛盾在经济市场中是不存在的。因为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是生产过程中，它不可能象物质产品那样精确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化劳动尺度来衡量劳动成果。二是在流通过程中，物质产品总可以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精神产品则难以实行真正的等价交换原则。一些品位低下的东西往往被“炒”得火爆而得暴利，一些靠毕生心血写成的学术著作却往往滞销，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有的甚至无报酬，还要倒贴，还要作者自己去推销。三是因为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审美趣味的不同，对精神产品的判断和选择也迥然不同，在市场上也就很难公平竞争。
有一位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外国专家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特邀报告会上说：“市场是没有头脑和心肠的。”这个说法和“市场是天生的公平派”这一断语截然相反，孰是孰非，尚可讨论，更有待于实践证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市场如战场，激烈竞争具有天生的排他性。“大鱼吃小鱼，小鱼欺虾米”的现象在外国市场早已司空见惯。市场学犹如军事学，外国企业家忽然对中国古老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大感兴趣，无非是想从中寻求韬略与战术的奥秘而已。
热闹的文化市场乃是市场经济的派生物，但它在本质上不属于经济范畴，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这在经济领域是应该如此（当然要有宏观调控，以避免盲目性），但在文化领域就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因为社会的文化心态与情趣有高低、美丑、雅俗之分，文化市场不能解决文化素质和鉴赏能力的提高。市场竞争有助于物质产品的优胜劣汰，但在目前还不能保证精神产品的优胜劣汰。“在意识形态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说过的这句名言仍然适用于现在的文化领域。前几年文化失衡、精神滑坡就是明证。错误思潮掀起之时，市场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市场中“黄”祸泛滥更令人担忧，“扫黄打非”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今，媚俗与色情长驱直入，使不少严肃文艺刊物变得很不严肃，某些小说以“侃、玩、油、俗”为时髦，以性描写为诱饵，对人的道德情操具有无形的杀伤力。“个性解放”在某些人的笔下，已失去了个性，只剩下“性解放”。以炮制色情、庸俗的伪劣产品作为争名夺利的手段，实在是文坛的悲哀，也是对文明的亵渎。它的背后是“金本位”在支配。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势必造成“塌方”和文化危机。
文化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不能过分强调娱乐、消遣作用，不能满足于市场的表面繁华。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说，文化体现为一种群体人格，要尽心尽力发挥文化的教育、启蒙、认识的功能，鼓舞人民积极向上，不断造就出一代代的“四有”新人。经济体制的转轨，必然会使人们的追求目标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发生变化，一方面将使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则容易诱发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倾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人们的生活卷进商品交换的激流，商品的价值规律就要对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作用，各个阶层概莫能外。所以，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贯彻党中央所号召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四条，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任何时候，发展物质文明如果以降低人的精神素质为代价，必将是得不偿失，后悔莫及。
主旋律不等于“统治思想”
作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它的基本内涵是指代表时代发展方向、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进步力量的意识形态。它和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两个概念，不可划等号。
然而，有的评论家在讲到主旋律的地位、作用时，喜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论断。很显然，引用者的用意是想把旋律等同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进而可将主旋律作品推到文化市场“占统治地位”的制高点。其主观愿望或许不坏，而客观效果却是糟糕透顶。
把主旋律说成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岂不等于说今天社会主义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岂不是人为地在思想上划分阶级、制造对立、妨碍主旋律的共振共鸣么？
刻意追求“统治地位”，岂不等于把主旋律产品的作者、宣传者、组织者统统视为站在“统治地位”上说话的“统治”工具？难怪有那么多的文化人不愿与主旋律沾边，原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避“统治”之嫌！
“统治”之说，既吓跑了、疏远了不少文化人，也严重脱离了人民大众。主旋律作品的教育作用本来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可是一旦把它说成为“统治思想”，那岂不倒了读者观众的胃口，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总之，“统治”之说破坏了主旋律与接受者之间的融洽关系，蒙上了一层不该发生的阴影、错觉和恐惧心理。
只要读通《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就可知道两位导师在这里论述的是剥削阶级统治时期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并未涉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社会意识形态该是何种模式。这篇名著举例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马恩选集》卷一，53页）幻想带有自欺欺人之意。作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不是幻想，而是来自实践，指导实践，体现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意志和理想。
“统治”与指导，不是同义语；“幻想”与理想也不具有同等含义，岂可混为一谈？历史上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不一定就是进步思想，有时恰恰是为了压制、禁锢人民的进步思想。具有指导意义的主旋律并不是为了“统治”人们思想，而是为了追求精神解放和生产力解放。
把主旋律混同于“统治思想”，既不利于今天的文化建设，也有悖于历史事实。不妨在此简略回顾一下历史。
欧洲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热不可挡的人文主义思潮。它以人权与个性解放为旗号，目标是要打破封建贵族的神权统治，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文化条件。至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便出现了启蒙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潮，直接为法国大革命作思想准备。从人文主义到人道主义，是近代欧洲文化的主旋律，长达四百年的断断续续的意识形态启蒙，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欧洲资本主义突飞猛进、向外扩张之时，封闭的中国还在封建故道上徘徊。从鸦片战争起，与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势力屡战屡败，最后竞败在向来为国人所轻视的“小东瀛”手里。甲午战争的惨败，迫使一些仁人志士得出“要救中国，只有维新”的结论。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就是从如何“救中国”写起的。维新运动的寿命虽很短促，却为辛亥革命作了某些准备；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则引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出场，是“五四”进步人士的普遍呼声。直至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才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自己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的主旋律就是启蒙——救亡——求解放，亦即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主题，使那一时期的文化获得生命力。
主旋律的具体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那么，我们今天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呢？九十年代最初的提法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1994年元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主旋律，就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四方面“大力倡导”的思想和精神。这个概括通过对历史主旋律的总结，为今天主旋律作了完整而科学的界定。
爱国主义历来是每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但在不同时代则有各自的涵义，近代以来的爱国与宋辽金之交、明清之交的爱国不可混淆。而今天的爱国，与近代的爱国，具体涵义又有所不同。那时爱国是为了抵御外国入侵、维护国家主权，却不可能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经过近百年斗争实践，大多数爱国者终于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所以，今天的爱国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息息相通的，广大人民爱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不是“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经济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思想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在复杂的思想成分中，只能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规范，不能以资本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为圭臬，否则，整个国家的思想状态就会变成一盘散沙。集体主义过去曾经排斥个性解放，但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尊重个性解放，文艺的繁荣与多样化，都与此相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从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创造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当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我们国家性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决定的。
精神生产是以主旋律为引导 还是听任市场利润支配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回答。
有些论者公然把主旋律视为“严重束缚作家艺术家手脚”的“清规戒律”。他们非常热衷于提倡“多元化”，断言“市场化的结果”使“传统的经典性的价值观念业已消解，统一的规范被多元的价值取向所替代”。此言颇有煽动性，但并非没有这种危险性。
“多元化”很迷惑了不少人，几乎一时间成为文化圈内的一支流行曲。它唱的是与主旋律相反的调子。“多元”者，多中心之谓也。中心无限多，也就“化”为无中心、无规范。这也就是考茨基曾在1902年提倡的“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用“多元的价值取向”来“消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性的价值观念，实际上也就是要让市场的商业价值来“替代”今天时代精神的价值取向，这样做，必将引发文化秩序的紊乱和不正之风的蔓延，且将构成严重的社会威胁，从而阻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精神生产从来有时代的规范性。用一位老诗人的比喻来说：茶叶和咖啡可以并存，吗啡和鸦片必须严禁。文化市场的开放，决不意味着无边无度无规范。让文化投入一场以利润为支配的商品大战，只能让商业性文化、低俗性文化压倒严肃文化、高雅文化，只能使膺品驱逐精品，以致整个文化事业发生“内出血”、“脑震荡”而难以自救。市场机制只能在文化领域的某些范围内起作用，超出一定的范围，把文化统统推向市场自生自灭，那就谈不上文化体制的改革，而是文化放任自流、自我毁灭。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事业也不完全以市场利润为导向，对严肃文化、高雅文化特别是公益性文化也很重视，国家每年都拨巨款予以扶持。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优秀民族文化，抵御美国商业性“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都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鼎力推行“文化保护主义”。有文化远见的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在保护本国的优秀文化，何况我们是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文化市场上，通俗文化覆盖面很广，难免鱼龙混杂，其中一些好作品也为民族文化带来了民间气息，与市场供求关系非常紧密；而严肃文化的覆盖面相对来说并不很广，但它毕竟是属于主流文化，它的使命是为人生、为社会作精神向导。这就要求它在文化品位超越市俗情趣，在价值取向上摆脱市场利润的束缚。当代著名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在谈到文化价值时说，严肃文艺“在一定意义上是写时代的社论”。诚哉斯言。其实，早在索尔·贝娄之前，鲁迅就有一句更精辟的名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既然，严肃文艺的主旨是“写时代的社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那么，弘扬时代主旋律就不是什么“左”的清规戒律，也不是行政命令强加于作家、艺术家的额外负担，恰恰是严肃文艺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文化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现代文艺史表明，凡是大作家、大艺术家的杰作都不是在市场利润刺激下诞生的。《阿Q正传》最初在广州开印只有一百册，鲁迅并没有为此而气馁。鲁迅以““改造国民性”、“引导国民精神”为己任，毕其一生精力开创了一代新文学，作为一笔文化珍品必将流芳百世。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振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心，它在1949年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决非偶然，因为它永远闪耀着民族魂的光辉，蕴含着居安思危的哲理。伟大作品的创造，主要来自与时代前进方向的默契配合，发自于同人民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最强音，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
反对以市场利润支配精神生产，是一个原则问题。坚持这个原则，是为了把文化市场纳入既要繁荣、又要净化的社会主义轨道。江泽民同志指出：“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要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精益求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文化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要让主旋律作品赢得优势，就是要高度重视作品的思想品位和艺术品位，从战略上引导、影响精神生产，给予文化市场以正确导向。这不仅关系到文化领域本身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和未来。
弘扬主旋律，使我们的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进步，激发社会正气，这是把亿万人民引向崇高优美的精神境界的关键所在。人民需要精神的美，性格的美，人际关系的美。人民希望主旋律作品“寓教于美”、“寓教于乐”、“寓教于情”，而不是干巴巴的说教。主旋律作品是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有如杜甫诗《春雨》所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然，这只是一种形态。人民迫切希望有大气磅礴、威武雄壮、震撼人心的大作品问世。
弘扬主旋律，只要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经过文化市场的广泛传播，就可以在人民群众中间促成一种潜在的“文化力”。所谓“文化力”，就是精神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之总和。“文化力”既表现为精神动力资源，又体现为一种思想推进器。这种深层的底蕴作用，便是经济发展中的很重要的推动力。经济可以在市场调节下高速增长，但“文化力”不可能在市场调节下自然增长。以为经济发达后“文化力”自然就会跟上去的想法是十分天真的。物质最富的国家不一定是精神文明良好、“文化力”最充沛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就是缺乏“文化力”支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力竞争，实质上就是教育、科技和国民素质的竞争。“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邓小平同志在十年前所强调的教育，不光是指学校教育，更是指全社会的思想教育、文明教育。两种文明建设不可偏废，凭单翼则无法高翔，以跛足则不能长征。
弘扬主旋律，也是鼓舞群众斗志、抵制腐朽思想的关键所在。市场化当然不是私有化，但在商品交换法则的支配下，一切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具有转化为商品的内在冲动，诱发着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权钱交易。我们不可能要求市场化只留下其积极面而完全除掉其消极面之后再加以推行。越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越有可能出现精神上的“沼泽地”，越容易被腐败、邪恶现象所干扰，因此，也就更应该增强时代主旋律的力度和深度，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反腐败、反邪恶的措施不外两条：一是德治，二是法治。市场经济号称：“法制经济”，与之相配套的法制建设确实非常重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起步阶段，法制建设还很不完备，即使以后逐步完备了，是否一定能根除腐败、消灭邪恶呢？不一定。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皆以“法制之邦”自诩，各种法规多如牛毛，而至今犯罪率居高不下，犯罪者日显年轻化，而官场、商场贪污腐败也屡见不鲜，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因为法制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根治精神危机和道德衰退的问题。“徒法不能以自行”，中国这一古训是说，光靠法规还不行，还必须有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只是把人的行为限制在法定“允许”与“不允许”的范围内，道德规范则把人的品德、行为升华到理想程度上。法律具有强制性，道德具有理想性。唯其法治与德治并重，才能治标又治本。我国推行市场化改革尚缺少经验，自然会有曲折，但决不把西方市场化过程中的出现的异化之路重走一遍。
弘扬主旋律，不止具有现实意义，还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仅有资金、设备，未必就有美好的明天，唯有多数人具备高文化、高素质才有希望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最终胜利。资金、设备、技术可以从外部引进，高素质无法从外部引进，需要从内部精心培育，高文化也需要长期积累。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人。文化对素质的濡染，既是潜在的，又是代代相传的。因而，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引导人、塑造人，至关重要。美英实行的是“个人资本主义”，鼓吹个人价值至上；日德实行的“社团资本主义”，强调社团价值第一；我们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不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在未来的世界赛场上，如果把经济比作高速运行的列车，那么，文化和教育就是引车头，贯穿于文化和教育之中的主旋律就要发挥其精神牵引力的作用。我们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促使“文化力”增长的精神因素。这种重视，既来自本世纪的经验教训，也来自跨世纪的国际视野，又来自下世纪的无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