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国共“统一战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国共论文,美国论文,战线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4-0144-08
21世纪以来，俄罗斯出版了《二十世纪的俄中关系》丛书[第四卷(上、下)，莫斯科，2000年]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丛书(第五卷，2007年)，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西方国家公布的文献资料，这个时期的档案文献的公布迎来了一个新时期。这为我们详细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发生的，以及围绕中国发生的错综复杂的事件和国际关系提供了条件。
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总计长达15年之久。新的史料特别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文献，使我们充分体会到在战争岁月里作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所处的艰难境地：他面对的是国内经济实力薄弱、领导层中亲日的反对派大力活动、管理体制不完善、地方派系势力一直为权势而角逐、国共争斗起起伏伏，最后还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长期以来遗留的制度等。这些情况可解释蒋介石在抗日军事行动上一度采取消极政策，希望对日作战成为持久战争，甚至有时还会趋向于投降的原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战争正式开始。战争初，国际社会出于各种考虑隔岸观火，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国家期待日本对苏联宣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国卷入1939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41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倾向于积极援助蒋介石的立场，以防止中华民国政府向日本投降。
说到这一点，我们会想到一个情况：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为了救国急需西方国家的物质和财政援助却没有得到，在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37至1938年间，美英两国对蒋介石的援助要求同样置若罔闻。美国和英国在中国拥有最大的利益范围，却没有阻止日军攻占上海、南京等大城市。
据塔斯社1937年8月21日发自纽约的报道，对战争爆发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任教于中国空军院校的美国教官，他们在同美国领事官员进行会谈之后随即拒绝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1]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包括同各国首脑直接通信获得了国际援助。然而实际上，在战争初期，美国和英国除了对日军在中国的行动表示反对和道义上的谴责外，并没有给予中国其他形式的支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战争前期，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相比，中华民国同美国的关系都要更加紧密和友睦。在蒋介石1937年12月24日和1938年1月30日先后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寻求帮助的信中洋溢着对美国政府自1901年以来在远东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的敬意，信中感谢美国政府向中国青年提供在美国的各类大学就读的机会，特别强调了美国以棉麦借款向中华民国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以及其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改造”计划中的作用。蒋介石写道，美国是第一个放弃向中国索要1901年战争赔款的国家，尤其要感激的是，美国政府不仅首先签署条约，恢复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同时还倡导其他国家仿效之。因此，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蒋介石评价美国在逐渐废除对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一原则性问题上的态度是积极的。此处我们不拟深入讨论美国为什么在中日战争初期没有给予中国有效帮助，美国当时的立场可以概括为不积极援助中国，而继续同日本进行战略物资贸易。[2]
历史证明，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然而在中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国真正的盟友并且防止了中国认输投降的正是苏联。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深入地分析各国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这些原因有很多。而决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有效支援的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日本可能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实际威胁，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明显。因而，尽管各大国援助中国的意愿有差异，但它们真正的意图相同，即不想激化对日关系。
苏联对华外交活动有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同国际主义立场相结合，其表现便是力保苏联和苏共意识形态上的盟友——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帮助其在同国民党内战后站住脚跟，保证其为制定救国方针所需的发展条件，正是有丰富的组织和宣传群众工作经验的中共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统一战线被视为是对蒋介石及其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以稳固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必要力量。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转变态度，转而确立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主战线①的方针，乃是采纳共产国际的倡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后者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共合作最初的原则，[3]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终也同意了这一政策，乃是受到苏联的压力。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中苏的“互助条约”，它的签订对于国民政府来说，生命攸关，十分重要，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改变。苏联没有同意把政治军事结盟合作纳入条约，既没有直接载明也没有明确否定苏联帮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义务。因此，条约各款并没有给日本出兵侵略苏联留下口实，同时，随着条约的签订，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巩固。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优惠的贷款用以装备20个师。1938年，两国签署了两份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总额1亿(每笔5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以购买技术装备。在新疆，苏联的专家们帮助中方技术人员组装歼击机等军事装备。从1937年9月到1941年6月，发往中国的飞机总数达到了1235架。1939年初，苏联对中国最重要的援助是派遣了包括志愿飞行员在内的5000名军事专家赴华。1939年6月13日，《中苏关于使用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之条约》签订。同年6月16日，《中苏通商条约》签署。需要强调的是，事实上每一个条约的签订，马上就激起日本侵略军在中苏边境寻衅。[4]可以肯定，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是积极有效的，尽管其规模并不能满足中华民国政府加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的极大需求。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论述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要想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就是“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他同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会谈时说：“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取得独立。”关于另一个条件，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应该利用这次战争之机实现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不应该再有像阎锡山、韩复榘这样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军阀存在了。”[5]斯大林这里所说的统一当然也包括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他的这一观点在其与蒋介石的通信中以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的外交活动中都有所体现。苏联为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实力和调整国共两党合作所作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还需要来自其他大国的支持。国内的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共两党相互关系的发展。但即便在国共两党正式宣布合作之后，这一问题还不时激化。国民参政会作为一个咨议性的机关，其成员除了国民党籍代表之外，还有包括7名共产党员在内的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它的成立加固了国共两党的合作。
就苏联专家在新疆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问题，苏联同中央政府发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这里我们不谈1942年新疆局势紧张的详细情形，只强调苏方对此事的处理：单方面停止空军工厂、石油加工联合工厂的运作，快速地拆卸和运走属于苏联的机械设备以及从新疆撤走所有军民两领域的专家。
这里要强调一点，即苏联的外交官及其他部门的人员密切关注减弱国共关系的事件，莫斯科高层也经常讨论。这是尤为必要的，因为在战争年代，中共和帮助其制定了统一战线战略的共产国际之间无法进行便捷的和经常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中共派驻代表的制度不复存在，1941年以后中共也没有再派遣驻共产国际代表。从1940年开始，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共代表的职能转到了苏联情报总局人员的身上(1942年2月，弗拉季米洛夫，H.H.里马尔，A.Я.奥尔洛夫医生来到延安)。[6]实质上，后者的工作成绩与早先存在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制度所取得的成效不可同日而语。
从1939年开始，国共之间出现武装冲突，到1940年达到了高峰。这个情况成为此后中苏人士会谈时讨论的议题：如苏联驻华大使A.C.潘友新在1940年1月25日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长张冲的会谈、1940年2月3日同立法院长孙科的会谈，以及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C.A.洛佐夫斯基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贺耀祖将军的会谈。[7]1940年苏联削减了对国民政府武器装备的供给，与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有直接关系。苏联希望以此消除国共破裂之虞，防止国民党掉转枪口，把苏联提供的原应抗击日本的资金用来同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但是，为了避免由于苏联减少军事援助而引发中国溃败的危险，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于1940年春致电中央，建议向中国增补供应。[8]与此同时，应该指出，苏联一直坚持支持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虽然双方存在争执，但苏联的顾问们仍继续在中国工作，8个空军作战单位执行着中国城市防卫的任务。从1940年11月25日至1941年6月1日期间，苏联向急需战斗机的中华民国共派遣了250多架轰炸机和歼击机。[9]
根据1940年10月18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同蒋介石的会谈纪录和詹森自己所作的注解，蒋介石对于国内政治问题的立场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怕中共壮大，担心莫斯科转变态度将大部分财物援助送给共产党。同时，詹森也怀疑国共关系当时会真正破裂，他认为双方都希望赶走日本侵略者。他还认为，美英两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决定是合乎时宜的，否则，共产党会在中国掌权。[10]
这一因素与其他国际因素交织，再加上中国由于获得军事物资途径受阻，力量被减弱(1940年6月20日起，法国维希政府根据和日本达成的协议，停止通过中缅边境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英国也应日本的要求，关闭中缅公路三个月，暂停为中国运送武器)，美国遂从1940年开始实行支持中国对日作战的政策。1941年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争之后，这一政策取得了发展并呈现出一些特点。我们注意到，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即1941-1945年，中华民国同美国的关系要好于同苏联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必须在太平洋战场上共同行动，中国军队的成败对美国的利害关系越加密切，如果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取得胜利，那么美国军队将是会极易受到打击的。
还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美国、英国和法国就向中国提供了总数为两亿六千三百五十万美元的贷款用来修建铁路，其中美国提供的贷款高达一亿七千万美元。1941年，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再次提供了两千六百万美元的贷款。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无权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获得的这些贷款用于购买武器装备。1942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高达五亿美元的贷款，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始以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到援助中国的行列中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其他盟国成了中国军队最主要的资助者。[11]苏联则因在欧洲第二战场迟迟未开(1944年方才开辟)的条件下苦战法西斯德国，1941-1943年间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同中华民国领导联系的等级和频率，以避免继续面临中方要求其出兵对日作战的压力，避免讨论新疆局势问题和一系列国共之间存在分歧等事。苏方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1940年起，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渐趋频繁，苏联军事顾问，尤其是处于国共两党军事行动相邻范围内的那些人，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他们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使其不被歼灭。但是，在国共合作形式并不完全明确的复杂条件下，判定孰是孰非是十分困难的。中国政府不满苏联的这种“包庇”态度，决定将这些军事顾问撤出与共军毗邻的军事区，到军事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对此，苏联政府的回应则是：在1943年中期决定单方面从中国撤回所有苏联军事专家。不过，官方的说法则是要将这些军事专家派往苏德战场。虽然中国政府极力要求苏方撤销这一决定，但到1943年底，所有的苏联顾问还是都撤离了中国。[12]苏联人走后，军事顾问的位子很快被美国人所替代，中华民国至此失去了一批非常专业的出色的军事专家，他们在军队的组织培养和作战训练等方面给中国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这些曾在中国军队里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主要有：苏联军事将领、司令员K.M.科恰诺夫，M.И.德拉特温，A.И.契列潘诺夫，以及后来的苏军元帅B.И.崔可夫和H.C.雷巴尔科等等。1937-1941年间，一共有3656位苏联顾问在中国工作过，此外在军事活动区还有5000名苏联士兵。[13]通过苏联这样或那样的努力，国民党和共产党保持了相对平衡的状态，成功地阻止了两党之间爆发新的内战，也就避免了削弱中国抗战力量。
与此同时，1943年对于中华民国来说在外交方面是极其成功的一年。从1942年开始，美英两国开始在外交层面进行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谈判。结果在1943年签署了相应的关于取消治外法权的文件。这是中国争取民族主权事业中前进的一大步，对于民族认同感的增强有很重要的意义。苏联完全赞同中国的“大国”身份得到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盟国的承认。
随着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争以及中华民国对日本和德国的宣战，抗日成为国际外交和远东各大国实际政策的主要方向。因此，中日战争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意义也急剧攀升。所有大国，尤其是苏联和美国，都承认中国政府继续同日军作战的必要性，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中国战场上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力量，是反法西斯盟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中国战场上挫败日本的军事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夺取胜利，国际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外交领域都采取了大量的和多方面的努力。我们仅举出一例，那就是雅尔塔会议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之后出兵对日作战，随后的事件发展表明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
1943年至1944年，内政外交因素的互相作用凸现，这一点明显地见于列强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的关切程度。通过研究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的合作情况对于国际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43-1945年间，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政府坚持抗击日本侵略斗争的保障，因此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的问题不仅成为苏联外交工作的重点，也居于美国外交活动的首要地位。我们认为，以往的史学研究没有充分揭示这一点。各国外交官们尤其是美国对国共关系的高度关注恰恰证明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坚定国民政府的抗日立场、防止其向侵略者投降的重要意义。
美国参与国共关系斡旋的过程引出了苏、美共同讨论中国内部政治事件的局面。双方在分析中国局势时的合作使各国评价国民政府和中共时的立场趋同，有利于制定促进国民党政府和陕甘宁边区关系发展的具体计划以及深入研究国共两党建立密切联系的条件。
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多地引起美国政府的不安，美国越来越怀疑中国政府将美国经济援助用于进行党派间的内部斗争。[14]在中国工作过的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对国民党并非没有微词，他们批评蒋介石的社会、经济和军事政策，指责他在与中共冲突中的一系列举动，尤其是其下令将国民党军队从抗日前线撒下来部署到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做法。总的来说，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局势，他们提出要与共产党人建立直接联系。美国和苏联外交官员互通有关统一战线活动情况的信息，可以看作是美国在接触中共的态度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据文献记载，双方最早的一次接触是在1943年7月14日，苏联驻中华民国参赞A.A.彼得罗夫和美国驻中华民国代办乔治·艾奇逊会面并讨论了中国国内局势问题。1943年6月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始于1943年初，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南部边界集结了大量部队，这一事实集中体现了这场危机的实质。就像各方评价所述，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一触即发。在历史文献中，1943年上半年的这场中国内政危机被称为“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7月，苏联外交人员经莫斯科许可，同其他国家外交官举行了会晤，专门讨论当前的形势和国共问题。或许，苏联领导层此举也还有一种考虑，即共产国际的解散降低了莫斯科掌控中共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的能力。彼得罗夫和艾奇逊掌握的关于国民党政府向陕甘宁边区集结部队的消息基本上是一致的。根据艾奇逊带来的更为详尽的消息，国民党的7个师，其中包括国民政府最好的部队，被调遣到陕甘宁边区周围，并发生了几次迫击炮袭击共产党前沿哨所的事件。对此，艾奇逊的基本观点是：目前还不存在双方转向军事对抗的实际危险，国民政府此举不过是向中国共产党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蒋介石希望借此掌控局面，消除陕甘宁边区的行政独立以及使共产党的军队归顺于国民党。艾奇逊强调，其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也是考虑到了另一个事实：蒋介石很清楚，美国政府和社会，反对在中国国内制造不稳定的局势，因此他不会挑起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此外，彼得罗夫和艾奇逊都表示了对当前复杂局势的担忧，以及期望此后能够继续交换信息和意见。[15]关于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的有效措施，艾奇逊在1943年7月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报告中是这样建议的：“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空中支援和其他军事援助……但同时要使其明白，美国提供这些援助，乃强烈期望中国政府开动自己的军队和资源，坚决抗日”。[16]艾奇逊认为，苏联政府第一次公开地表示出在详细分析中国国内事件包括国共统一战线状况一事上的兴趣。他强调了美苏外交官们这种合作的有效性以及双方在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问题的立场上的一致性。[17]
苏联和美国的外交人员开始建设性地讨论国共关系问题，这一进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拉近了美苏在防止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发生内战一事上的距离，也使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关心变得名正言顺。
1944年日本加紧了在中国的军事活动，中华民国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1、2月间国共关系又出现新一轮危机，这些都促使美国加强了解决中国内部冲突的工作。1944年，美国尤为积极地参与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实质上扮演了居间调解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矛盾冲突的中间人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要少得多。在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就中国国内局势写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B.M.莫洛托夫的信中提到，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边集结了22个军，实际上对其形成了包围。外国记者们也对国民政府的行为做出了同样的评价，他们要求到陕甘宁边区去查明情况。1944年5月，在一批中外记者和大维·巴莱特上校率领的美国军事观察组出发去延安的前夕，国共谈判开始了。[18]蒋介石之所以同意记者和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是因获得了美国总统一系列的包括出面调停、和平解决国共之间纠纷的保证。此次谈判中，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有：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合法化、释放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确认共产党军队的编制(一开始为12个师，7月份修改为16个师)等等。国共谈判最终毫无成果，于1944年8月破裂。
毛泽东1944年11月11日给Г.M.季米特洛夫的信(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信由苏联外交部官员И.И.伊利乔夫于1944年11月16日寄出)，反映出美国行使调停使命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在信中提到，实际上，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居间调停前曾向蒋介石发出过最后通牒，11月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了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两套方案，供蒋介石选择：与日军对峙(美国将只进行海上行动并从中国撤军)，要么改变在民主化进程方面的政策并继续同中共进行谈判。[19]从伊利乔夫1944年11月11日给季米特洛夫的函电[20]以及毛泽东的这封信中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在中国负责调解国共关系的最关键的人物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前美国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他于1944年9月6日到达重庆，10月29日蒋介石接见了他。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初步同意在国家管理民主化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应蒋介石的请求和毛泽东的邀请，11月7日，赫尔利来到延安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人进行谈判。谈判最终形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草案》，主要内容有：国共合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建立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代表参加的国民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国民联合政府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则；由国外得来的装备、物资按比例公平地分配给所有抗日队伍；国民联合政府应保护人身自由、民主、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权利；国民联合政府应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11月10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对工作成果表示满意，同时请求毛泽东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私人信件。应赫尔利的建议，毛泽东在1944年11月10日致函罗斯福总统，感谢后者在中国民主事业、抗日战争以及统一中国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并对未来充满希望，信称：“击溃日本之后，美中两伟大国家的人民将沿着在全世界新建和平的道路携手前进。”[21]1944年11月10日，赫尔利、巴莱特上校以及周恩来等人回到重庆，但其带回的“协议草案”却被蒋介石拒绝了。
苏联驻中华民国代办T.Ф.斯高磋同赫尔利的谈话中显现了美国对华问题宗旨的变化。如果说1943年最主要的任务是防止国共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严重的军事对抗，那么到了1944年，这一任务内容更为广泛了，已经提到国民党政府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大规模的改革，以及致力于迫使国共军队都把枪口对准日本，另外还有对中国战后的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考虑。至于赫尔利当初的使命，他在1944年11月26日承认说，是不可能取得什么实质上的结果的。他正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想建立联合政府，而蒋介石肯做的只不过是在政府成员当中接纳几个共产党员而已。”[22]赫尔利未能完成使命，美国人转而希望苏联参与调停，希望利用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使其向国民党做出一些妥协，对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则由美国集中精力继续去做。[23]
伊利乔夫1944年12月20日致函季米特洛夫，称毛泽东认为，从12月初起美国人开始实行旨在说服中共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向国民党让步的政策。12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中止同国民党的谈判，此后在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长巴莱特上校要求毛泽东放弃一部分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条件，并以美国将停止对中共的援助转而只支持国民党相威胁。作为回应，毛泽东强调，陕甘宁边区实际上没有从美国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并以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国民党政府平行的新政府作为回敬。显然，在分析美国人注重同陕甘宁边区发展关系的原因时，毛泽东抓住了这样几个关键点：美国希望利用中共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想帮助蒋介石将陕甘宁边区收归国民政府管理，不希望陕甘宁边区同苏联走得太近。[24]而最后“不希望中共和苏联走得太近”这一点更多地决定了美国在调解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中的态度。1944-1945年，苏联同纳粹德国的战斗捷报频传，美国益加担心战后中共可能靠拢苏联，而后者会帮助中共同国民党争夺政权。故此，美国在调解国共纠纷的过程中越发明显地代表国民党政府的利益。然而，中国国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正在兴起，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不断提高。
虽然1945年1-2月间的谈判取得了一点点进展，但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中共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和建立联合政府。此外，共产党人也拒绝国民党多次提出的将共产党的军队交由国民政府监管和指挥的要求。如果说1943年和1944年的大半年，中共内部还有人对美国向陕甘宁边区及其部队提供实际援助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到了1945年初，共产党人对于美国政策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变化。周恩来(他自始至终参加了由美国促成的同国民党的谈判)在194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美国在国共谈判过程中的立场主要是想利用共产党军队对抗日本。[25]1944年底在美国代表赫尔利(开始是以罗斯福总统驻中国私人代表的身份，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直接参与下形成的一边倒偏向蒋介石的政策，遭到了以临时代办艾奇逊为首的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员们的反对。后者认为，蒋介石的内政方针和思想主张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广泛拥护，因此在调停中国最主要的两大党之间矛盾的问题上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同时他们还警告说，美国对蒋介石政府不加批判的纵容态度将“把中共推向俄罗斯的怀抱”。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不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支持蒋介石关于按照他提出的条件(即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是国民党在1936年选出的那些代表)召开国民大会的提议。[26]赫尔利的这一言论使中共完全丧失了对美国的信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宣布天皇决定下令陆海空三军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向盟国军队投降。②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的谈判和斗争完全处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了。虽然中国爆发内战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同远东的国际局势紧密相连。在抗日战争年代，苏联、美国和其他国家尤其希望国民政府军队去抗击日本，而不是同共产党作战。而现在，中国的内战无论如何都不会明显地威胁到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1945年国共谈判的中心是战后中国的内政和国家体制问题。1945年10月10日签署的《双十协定》初步形成了一个统一中国和实现民主化的可行方案，其各个组成部分主要是在美国代表的参与下，国共两党于1943-1944年间的谈判过程中达成的。
至于苏联，由于一系列原因，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到1943-1945年的国共谈判中来。我们认为，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苏联已经没有多余的力量和手段去积极调停国共关系。此外，莫斯科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的立场是美国、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很清楚的，因此苏联也对国共谈判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苏联的对华政策，不论其关涉国民政府在统一战线中的作为，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都始终取决于一个因素即不愿激化与日本的关系，莫斯科当局对华政策稍有不慎，对苏联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坚持东西两线作战对于已经陷于同德国苦战的俄罗斯来说是不可能的。苏联以国家利益为至上，对中华民国政府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因为后者坚持抗日便可以将日军力量牵制在中国战场，从而给了苏联只需在西部一线作战的机会。战后苏联继续了自己这一战时的国际政策。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体现出苏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立场。[27]该条约规定，在处理一切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时，苏联有义务只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接触。蒋介石政府将这一条约的签订看作苏联拒绝帮助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信号。莫斯科方面在国共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可以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接到的来自斯大林的电报作为明显的例证。这个时候，由于苏联军队对日本关东军作战的出色成绩，对日作战已经稳操胜券，胜利指日可待。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表明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并建议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和谈。而这场和谈的最终成果就是上面所提到的1945年10月10日签署的《双十协定》。[28]
综上所述，在注意到中日战争时期苏联和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共同方针和一些要点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围绕着中国问题的国际关系对于中国内部因素，即国共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国共关系对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则在史料研究中被一定程度地忽略了。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直至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这一段时间里，随着中华民国外交事业和远东地区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势力出现了新秩序和格局，而内部因素(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外部因素之间也形成了新的相互关系。
注释：
①在历史文献中，中国共产党的“在同国民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主战线”的方针可以简称为“建立国共统一战线”方针，我们在下文中也将采用这一简称。
②8月14日以后，中国东北的战事仍在继续。9月2日，日本代表当着中、美、英、苏代表的面，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南京签署向中国政府的投降书。P.A.Mиpовицкая.Кumaǔcκa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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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mвeннocmь u совemcкая nолumuкa в Кumae.Mocквa：1999，C.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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